我们的记忆和感念

　　口述者：张可范 吴顺德 伍平 杨永年 李萍娟 沈建人 张秀珠 王长春 丁秀娟 张子茵 徐惠琳 薛安珍 苗冬英

　　采访者：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罗英（上海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

　　王佩军（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主任）

　　刘世炎（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主任科员）

　　王文娟（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

　　时间：2016年3月11日

　　地点：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518 号 203 会议室

　　张可范，原虹口区第一医院外科医生，医疗队队长，党支部委员。

　　吴顺德，原吴淞路地段医院内科医生，区卫生监督所公共卫生主管医师，曾多次参加唐山救灾活动纪念会。

　　伍平，原四川北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公共卫生主管医师，原迁西医院第三大队第九中队公共卫生科医生。

　　杨永年，原虹口区中心医院药剂师，医疗队指导员。

　　李萍娟，原虹口区中心医院手术室麻醉医生。

　　沈建人，原虹口区中心医院外科骨科医生。

　　张秀珠，原虹口区中心医院五官科医生王长春，原虹口区中心医院内科医生。

　　丁秀娟，原长治地段医院护士。

　　张子茵，原横浜地段医院护士。

　　徐惠琳，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工农兵大学生。

　　薛安珍，原市第一人民医院外宾病房的护士。

　　苗冬英，原国际妇幼保健院第二批医疗队队员。

　　杨永年：

　　7月28日唐山地震那天，我下班回家，炒了个肉片，搞了一点啤酒，正准备吃晚饭时，突然接到医院（原虹口区中心医院，现上海市中西结合医院）打来的电话。那时候没有家庭电话，更没有手机，是弄堂里的传呼电话，说医院里面有紧急任务。我没顾得上吃饭，赶快骑车到医院，在会议室里组建了抗震救灾医疗队。我们医疗队共16人，队长是韩士章，当时是中心医院的外科医生，后来做过虹口区区长，现在已过世了，我担任指导员。医疗队中，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眼科、化验科、手术科和护士科各科都有，特点是比较精干且年轻，年纪最大的是妇产科主任商岭梅。当天晚上，我们都没有回家，住在医院的会议室里待命。第二天清晨，医院用救护车把我们直接送到上海北站。

　　北上的火车开得很慢，停停开开。我记得火车过了徐州，铁路边上就能看到简易的防震棚，30号上午到达了天津的杨村机场。这列车一起来的有二十多个上海各大医院的医疗队，大家都集中在机场待命。7月酷暑天，白天天气很热，我们的衣服很快就渗出了白白的盐花。好不容易挨到傍晚，轮到我们上飞机时，驾驶员说唐山机场也遭到地震破坏，只能飞飞看，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时也顾不得许多，大家一起把药品器械搬上飞机。飞上天后，发现飞机肚子上的舱门还开着，倾斜的箱子，像要倒下的样子，于是我和几个年轻人，一边用肩顶着箱子，一边望着舱门下飞过的土地。随着飞机的爬升，凉意袭来，越来越冷。到达唐山机场时，天已经黑了，我们全体队员只好露宿在机场的水泥跑道上。

　　北方天气，白天很热，晚上就冷得不得了。我们临时睡在机场的跑道上，没有被子，两个人合用一个医院里带来的被套，我跟韩士章钻在一起。睡到半夜冻得不行，韩士章比较胖，我说大块头你让我抱抱吧，我快冻死了，我就抱着韩士章相互取暖。一觉醒来，浑身被露水浸湿，喉咙里有异样的感觉。后来我在唐山的废墟里，找到了一部飞鸽牌自行车，这太管用了。我就骑这辆自行车到飞机场指挥部，把药品，还有蚊帐、毯子都搬过来，一人一顶蚊帐，一人一条毯子，这以后就不受凉了。

　　第二天7月31日，各医疗队做好准备进入唐山市。解放军开来二十几辆车，规定一个医疗队上一辆车。我当过兵有经验，所以我们的动作比较快，上了第四辆卡车。汽车从机场开往唐山市区，道路两旁有许多新坟叠起，一股腐臭扑鼻而来，且越来越烈，引人作呕，我们只能在口罩里放置酒精棉球，克服无法控制的呕吐。车队进入市区，满目疮痍，一片废墟，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唐山人，在残垣瓦砾上用各种材料搭起躲避风雨的防震棚，而靠在路边就有一具具用被褥裹着的尸体。

　　当时没有交警，我记得是38军的军人在那里指挥。车队的前11辆汽车被派往了路北区，是工矿企业集中的区，后面的车被派往了路南区，唐山的路北区情况比路南区的情况稍好。我们医疗队就选择了唐山市煤矿研究所的绿化草地安营扎寨，我记得那里有很多苹果树。虹口区的第四人民医院被派往路南区，那里条件非常艰苦，全是一片连一片的废墟。

　　我们在煤矿研究所的空地搭起了帐篷，冒着余震的风险，从附近的办公楼里抢出一些桌椅，把这里作为我们开展医疗救护工作的中心。煤矿研究所有一口水井，就是供应唐山市的水源，每天有洒水车来运输。使用这里的水是有限制的，但是对我们医疗队则敞开供应，水源有了，我们的救护和生活问题就解决了。

　　安顿之后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就听到枪声。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地有劫财的人。灾区有巡逻的，看见有人在废墟里扒东西，就叫站住，你不站住就开枪，枪声大概持续了一个礼拜。白天还看到有游街的，罪犯被押着站在卡车上，手上都是手表，脖子上挂的马蹄闹钟，这些人游街完后不知道会怎么处理。当时，我们医疗队为了安全，都穿着白大褂外出，这样比较醒目。

　　我们进去后的第一个礼拜是吃压缩饼干，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蛮好吃的，后来就像咽石灰粉一样。一个礼拜后生活就有了改善，当地人给我们医疗队送来了10袋面粉，我们就用上海带来的榨菜、压缩饼干和野菜来包饺子，味道挺不错的。记得还供应了肉，第一次供应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要，我们说“灾区人民没有吃，我们坚决不吃”，就把肉退回去了。第二次送来的时候，看到灾区的人民已经吃上饺子了，我们才把那个肉收下来。还有一次，解放军给我们医疗队的女同志送了豆油，我们就做油饼改善生活。当时虽然环境艰苦，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蛮有趣的。

　　吃的问题解决了，方便的问题怎么办？我们就在帐篷外面挖一个坑，四周弄几个树桩，从废墟找来棉被固定在树桩上遮着。后来又有改进，白颜色的被里放在外面的是男厕所，彩色被面放在外面的是女厕所。

　　有一天晚上下大暴雨，我们的帐篷正好在低洼的边上。女同志就在帐篷里排水，男同志出去挖排水沟，把水引到帐篷外面去。因为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在帐篷里面，这些东西受潮了不得了，第二天我们就转移到高的地方。当时，我们医疗队是非常团结的，我对此终身难忘。

　　洗衣服都是女同胞的事。大家的衣服放在一个桶里面，用的水是男同胞去弄来的。我们队刘际美负责烧饭，韩士章力气大，柴火大都是他劈的。我们的防疫工作也做得好，防疫站的王医生规定我们每天都吃生的大蒜，所以我们队没一个拉肚子的。虹口区第四人民医院的16个人中，有13个拉肚子，实事求是地讲，他们那儿的环境比较差，我们还帮助他们挂盐水做治疗。

　　我们第一批医疗队在唐山的救护工作共26天。撤离的时候，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敲锣打鼓送我们，场面很感人。我们都知道，这其中很多小朋友实际上已经是孤儿了，想到这些我们也是热泪盈眶的。我们把自己随身带的一点吃的，都送给了这些孩子们，表示一点心意。虽然过去40年了，这段经历非常深刻。

　　沈建人：

　　我参加救援唐山大地震26天，对个人来说，不仅是我人生的难忘经历，更是一笔精神财富。

　　我出发的时候，正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骨科进修，当接到参加医疗队的通知时，我的指导老师王世林教授，年轻时参加了抗美援朝，他告诉我，这是一个锻炼的机会。所以我马上就赶回自己的医院，等待第二天出发。那个时候人的思想境界真的很高，没有人考虑个人利益，都是考虑救援工作的需要，我们出发的时候，宁可多带科室里的东西，没有人多带生活用品。

　　我补充一个细节：火车到了南京过了长江以后，列车就广播了唐山大地震的新闻。当时我只有21岁，什么都不懂，以为地震就是地面开条缝，人要掉下去。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每人发两张报告纸，要求进入灾区后，每天记录今天跟谁在一起，跟谁一起工作，明天在什么地方，跟谁在一起工作。万一不幸发生了以后，人家至少知道我们是从上海来的，这张纸一直要放在胸口。这个时候我们是感到很害怕的。

　　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我觉得三个关键词终身难忘。

　　第一是共产党员可敬。我们医疗队里面像杨老师这样的共产党员对大家很关照。晚上睡在机场里面冷得发抖，他曾经在部队有经验，叫大家睡一会儿起来活动一下再睡，否则会生出毛病的。我们从杨村机场乘飞机到唐山去的时候，由于是军用运输机，这个飞机真的很吓人，舱门那边是开着的，刚开始上去还感觉好玩，结果发动机一开，机舱两边很热，像火炉一样烧，飞上去以后又冷得不得了。解放军飞行员说，飞机要平衡，你们不要挤在一起，有一部分人要坐在口子那边去，坐在飞机舱门那就有可能掉下去的。我记得很清楚，医疗队的共产党员都坐在后面去了，往后坐很吓人的，一个是冷得吃不消，一个是恐惧得吃不消。

　　还有我非常敬佩的是，那天晚上发大水，伸手不见五指。水特别深，面盆、拖鞋等全部漂走了。那个时候韩士章讲，共产党员跟我来，结果党员全部跳在水里。那天晚上，在党员的带领下，大家保住了营地，保住了药品器械。顺便说一下，在唐山市里面，有一个神奇的现象，房子全部倒塌了，视野可以看得很远很远，但是开滦煤矿研究所大门口的毛主席像没有倒。尽管大理石的底座已经有很大的裂缝，但是毛主席像不倒，当时老百姓讲这是神啊。

　　第二是子弟兵可爱。进入灾区时，我看见解放军战士穿着短裤、背心，只戴顶军帽，拿着铁锹排着队，跑步开进，这个场景使我非常感动。7月份的天气那么热，可看到有的楼房上还挂着尸体，有的脑袋露在外面，身体压在里面，都靠解放军把这些尸体弄下来，解放军身上都是臭味，但他们默默地坚持着。我们所在煤矿研究所的营地比较好，因为这是办公楼，晚上人们就回家了，所以遇难者比较少，尸体比较少，但也有味道。我们医疗队是救治活人的。解放军不仅在废墟中解救活人，还要把死难者搬运出来。解放军是唐山救援的最大功臣。

　　第三，医务人员也不差。巡诊是我们的任务，每天起床后就两个人一组带着医药箱出去了。有一次我们出去巡诊的时候，看见马路对面的解放军在搜索挖尸体，马路这边是焦急等待的家属。我们看见一位老大娘，苦苦守了好几天，盼望解放军把她女儿的尸体挖出来。我们就关心她，就给她量血压，安慰她。我问她，如果挖出来是血肉模糊的女儿，你还认得她吗？她说认得，我女儿是护士，这天上夜班，手上戴着上海牌手表，那时上海牌手表是奢侈品，戴着上海牌手表的一定是我的女儿。我们听到很难过，我们只能安慰她，开导她。对当地的老百姓来说，骨折是不稀奇的。我们曾碰到一个婴儿，妈妈没了，爸爸活着，一直在拉肚子，身上有很长一个口子，都溃烂了，我们医务人员及时做了处理，还把发给医疗队的营养品送给婴儿父亲，那时周围的人都高呼：毛主席万岁！

　　张秀珠：

　　我是五官科的。在唐山灾区五官科的日常小毛病是不多的，所以我总是背着医药箱，去处理外科如骨折之类的伤员，去帮着打绷带等。记得曾遇到一个伤员，经检查发现腿有一点扭转，这种情况大多是需要手术的，当时麻醉都准备好了，准备给他动手术。我上去帮他试试看脚能动吗，结果一试，脚还很灵活，就没动手术，后来恢复得也很好。当时的手术条件不好，主要是消毒条件不合格，手术房是在帐篷里面再套一个帐篷，手术床也没有的，就是从废墟里弄来一个台子。所以能不手术就尽量不手术，如果感染了就不得了。

　　还有一次，碰巧遇到了我同事的舅舅。有一个人正在整理废墟，看到我们白大褂上印的虹口中心医院的字，就说：我的外甥女就在你们医院啊。我们就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王瑾侠。还是我的同学呢，原来是妇产科医生，这次没赴唐山。王瑾侠的舅舅很伤心地说，爱人和孩子都死了，家里只剩他一个人了，准备离开唐山。我们就送了一箱压缩饼干给他，他非常感谢。

　　那时，唐山有很多孤儿，当地人说你们既然来了，就带一个小婴儿回去吧。但那是不行的，规定不能带孩子回去的。

　　张可范：

　　唐山发生强烈地震的那天上午，我们就接到了区里的通知，准备到唐山抗震救灾。我是外科医生，当时在医院里负责业务工作，所以就以外科急诊为主组织医疗队。我们在医院待命到第六天，才坐火车北上，经过丰台、通县，来到了唐山丰润区。

　　在丰润车站，已见很多伤员往外转运，到处都是用树枝打的担架，情景很凄惨。接着，有汽车把我们送到迁西县，在那里开始救治病人。刚开始收治的七八个伤员，是辽宁医疗队留下的，伤势比较重，多是骨折的。刚到时，我们南方来的同志水土不服，开始拉肚子，但都坚持工作。8月21日后，我们跟区中心医院的医疗队留下25人，还有上海第二医学院所属的四个医疗队，合并成立了丰润临时医院。

　　上海医疗队除了在丰润县设了一个临时医院外，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唐山市里设立了临时医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在玉田县设了临时医院，我们上海医疗队在唐山救助了不少病人。因为唐山当地的医生，大部分已经受伤或者遇难，所以我们上海的医疗队就支撑着那儿的医疗工作。

　　唐山当地对我们上海医疗队非常关心，不只在生活上关心，在思想方面也关心。我记得曾组织我们听过几次报告，我印象最深的报告，是一个唐山煤矿的负责人李玉林，讲述地震发生后怎样第一时间到北京去向中央报告情况，当时北京还不知道地震震中在什么地方。可是他的家人却在地震中死了九个，他报告讲到这里，下面哭声一片，这时，他就领着大家唱歌，唱《我是一个兵》，大家的情绪才有好转。他的报告现在还有人保存着。

　　有一天，市九医院的一个医生来跟我说，防震棚里有人认识你。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觉得很奇怪。那天便去棚里，结果四个轻伤病人，全部是唐山地区的医生。他们为什么认识我？因为我毕业于河北医学院，又是校学生会的干部，他们也是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自然认识我了。见了面挺高兴的，我就想能不能帮他们呢，但什么上海的特产也没有，后来发现还有上海带来的两块香肥皂，就送给了他们。第二天，正好是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家从上海捎来了六个月饼，我留下一个，将五个月饼送给了他们，他们高兴得不得了。而我感觉能稍微给同学一点点的精神安慰，也觉得很开心。

　　我们在临时医院工作至9月25日才撤离。临走之前，我把所带去的这两包医疗器械留给了唐山。我觉得，当时我们的确没有更大的力量帮助他们，尽这一点微薄之力，对他们是安慰，对我们也是安慰。

　　2011年地震35周年的时候，唐山市政府还给了我寄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我不知道放在那儿了，他们大概知道我还活着，所以给了我一封信，还是感谢上海人民对唐山地震的帮助。确实上海各方面，对他们还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王长春：

　　我是第二批赴唐山救援的。我们从天津转到丰润，那里也倒掉很多的房子。那时，唐山丰润一带的人打招呼：“哎，你还活着？”这个是最好的招呼了，已经哭不出来了。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由上海新华医院、金山县人民医院、市二医院、市三医院，还有我们虹口中心医院，联合组建了一个灾区医院，叫丰润临时医院，有300张床位。医院有传染病、外科、内科，还有泌尿科等。唐山市的病人就往这儿送，附近地区的病人都送进来。那个时候重伤员已基本转运出去了，所以，也就是正常地诊疗了，比如产妇生小孩等。当然，也会有较重的病号。印象深刻是有个地震时受伤的病人，头皮拉开，里面都是蛆，真的很惨。

　　张子茵：

　　我是第二批医疗队留下参加丰润临时医院的25人之一。所以，9月9日毛主席逝世时，我们正在唐山。我还保留着当年的日记呢。那天，我们正忙着贴红标语，准备迎接新战友。下午4点钟，广播里传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医院里的哭声连成一片。我们把欢迎新战友的红色条幅拿下来，一起在化验室做了两百多朵小黄花，在食堂布置了灵堂，当中挂上毛主席的遗像，整个场面是很沉重的气氛。

　　当时，我在传染病科，我们每个科室都做了花圈，各种各样的，不比上海做的差。中间那个“奠”字是用白纱做的花组成的，边上的小花，分别用紫药水、碘酒等染色，做成黄花、紫花等，再做成花圈。当时，临时医院里大多是年轻人，二医大的工农兵大学生也很多。大家就写歌颂毛主席、怀念毛主席的诗词，我日记里也记了不少。我们再把诗词抄录成条幅，挂在灵堂里。二医大后来运来了一台电视机，但是没有信号，后勤的同志就用一根接一根的竹竿竖起来架天线，就能看到9月18日全国召开追悼会的电视转播了。

　　我们是8月4日去唐山，9月25日交接后离开丰润临时医院，一个多月的战斗生活，结成的革命友谊终生难忘。

　　吴顺德：

　　我是和张可范队长一个队的。我们几个地段医院与第四人民医院，还有区防疫站组成的一个医疗队。

　　在医疗救援中，我的日记里记录着有个女伤员，叫陈秀珍，地震后骨盆、手等多处骨折，因没有及时处理，伤口感染导致发烧还伴有肺部感染。外科医生在处理手的伤口时，打开包扎发现伤口上都是蛆。记得是横浜地段医院护士张子茵去处理的，小张用针筒把盐水打进去，蛆就跟着盐水流出来了。当时苍蝇很多，于是就在伤口部分，用铁丝和纱布做了一个罩子，把伤口罩好，处理伤口的时候就把罩子拿掉，这是医疗队当年的防苍蝇叮伤口的的土办法。

　　临时医疗点条件很差，病人都是躺在帐篷的地上的，所以每次清创时，医务人员也都是跪或蹲在地上操作，确实很辛苦。当时，这个女伤员的伤情严重，到底要不要转运出去？张队长等队领导们讨论了，最终决定留下，积极进行伤口清创护理和输液抗感染的处理。经过六天六夜的治疗，这个伤员的伤情好转了。我们医生、护士真是很敬业的。由于水土和环境等原因，医疗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拉肚子，有的队员第一天吊了一瓶盐水，第二天就主动不吊了，其实吊一瓶不够的，但是考虑到伤病员更需要，就不大顾着自己，处处想着唐山人民。

　　当我们医疗队离开唐山时，当地的群众到火车站欢送，场面令人感动。在撤离时，指导员对我说，有一些东西比如队员们写的诗歌你拿着，我就给带回来了，有些诗歌是蛮动情的。我还把党中央、河北省、唐山市的慰问信都带回来收藏了。我忘不了唐山抗震救灾的经历。当时上海的群众希望了解医疗队救援唐山的情况，我从唐山回来后作了十几场的宣讲报告，听众达五六千人，最多的一场有一千多人，甚至上午、下午和晚上一天讲了三场，直到喉咙发不出声音，宣讲重点讲解放军抗震救灾的英勇事迹、唐山人民抗震精神和上海医疗队的救援情况。

　　我在去唐山的火车上，写了书面的入党申请书。以后入了党，我担任了吴淞路地段医院院长、虹口区健康教育中心主任等领导工作。赴唐山救援这段经历对我的成长是很重要的。

　　徐惠琳：

　　我原是崇明海丰农场职工医院的医务人员，1973年被农场选拔推荐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科大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学习期间正好碰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时正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实习。我是班干部又是党员，应该积极带头，迅速地向党组织表决心，要求到抗震救灾的第一线，这一举动得到了学校老师的批准。我马上回家向爸妈打个招呼，带了两件白大褂，一个听诊器，一点钱和全国粮票以及一点生活必需品就赶回医院待命。

　　我们是8月4日上午10点53分离开上海站的，火车经过了南京后，就能看到前方来的列车里有转运的伤员，有的包着脚，有的包着头。我看到这些场景心里感到很难过，在心里默念当时的口号：“山崩地裂志不移，一定要和灾区人民共战斗，更好地为灾区人民服务。”

　　此间，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值得讲讲。我是早班时接到赴唐山的命令的，我的一位男同学是中班，见我在医院待命，也表示想参加唐山医疗队，但名额已经满了，谁知他通过关系跟着黄浦区中心医院的队伍上了火车。当火车开动后，他就过来找我们，表示要和我们一起去战斗。但是，当时第一人民医院的带队负责人知道后说：“我们不能少一个，也不能多一个！”一定叫这个同学回去。我们好感动，都舍不得，就跟领导说好话，既然已经来了就让他去吧。领导坚持原则，称这是组织命令，一定要叫他在南京下车。最后，我们同学凑了一点车票钱给他，这个同学只得从南京下车返回上海。

　　到唐山后，我被分在医疗队的妇产科。当时连产床都没有，我们给病人接生，是用木板架起来的临时产床，跪在地上接生的。在一周内，我们做了不少的手术，有一次，发现产妇病人出血不止，休克了，马上需要输血，医疗队员纷纷表示抽自己的血。病人的血型是AB型的，结果一个是我们班的女同学，还有一个是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的张医生，两人各献了240毫升血，挽救了一位产妇病人，体现了医务人员的高尚品德。

　　应该说，我们这些学生在唐山医疗救援工作中，学到不少医疗知识和技能。记得一个病人要做死胎引流术，我在随队医生的指导下，在医疗设备简陋的情况下，用盐水瓶装水，一个一个装下去，给子宫加压，直至宫口开齐，最后才把死胎给引出来。小孩在羊水里面浸泡了五天，皮肤都烂了，手术时的味道很难闻，最后克服了困难，我们成功地救活了产妇，在当地传为佳话，当地人民送了我们一个匾，我们全组同志也受到了表扬。这个匾带回来送给医院保存了，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

　　随着时间的延续，外伤的伤员少了，为了防止传染病，我们走访每家每户，去发放药品，后因药品货源供应跟不上，我们就到长城上的一个烽火台，去采中草药。早上步行去，晚上带回来洗净后熬汤，再一户一户地送给当地群众，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当地的传染病就控制住了。

　　伍平：

　　因为学了医学专业，我1975年分配至防疫站工作。1976年唐山地震时，我正在下乡劳动。以往出得最远的门是杭州，所以当上了去唐山的火车时，我感到很新鲜。我们是最后一批赴唐山的，任务是把前面的几批替换回来，接下来就是灾后重建的阶段了。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控制大面积疾病的发生和传播，救援的医生是面对个体病人的，我们则是做群体的工作，具体就是研究如何科学而有效地使用漂白粉。到唐山去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如此大面积地防疫，对于我的人生和专业，应该有很大的影响。

　　在随后的岁月里，我于1988年亲身经历了抗击“甲肝”防治工作；2003年我参加了虹口区第一例“SARS”病人的防治并成功地控制了二代病人的发生；接着，我又于2005年赴普吉岛，参加了海啸灾害的疾病控制；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防疫的工作我也去了。应该说，国内大型的疾病爆发和自然灾害防治我经历了，国际的灾后救援我也经历了，而唐山大地震的救灾经历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体验和启发，甚至可以说决定了我的职业发展方向。

　　现在想想唐山地震时的救灾应急反应，真是问题太多，水平太差。政治上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处于“文革”时期，国家发生自然的灾难，不说平时与有救灾机制和救灾技术的国家之间的交流，还宣布拒绝外援。当时，国内完全没有一套应急措施的建设，本身的技术发展非常落后，这怎能不是大教训呢。反过来，像我们经过了1988年上海“甲肝病毒”的流行以后，到了2003年防治 SARS的时候，整个国家的应急反应，就全面跟上了。何况，这时我们已经打开了国门，国外的各种措施和应对方案，可以与我们进行很好的交流。

　　苗冬英：

　　我是在市第一人民医院退休的，当时去唐山的时候是在国际和平妇幼保健医院，是个学生。当年，记得是放假的时候，接到院长的电话，告诉我有这个任务。那时我正在服侍我姐姐坐月子，我妈妈也还没有退休，但我说没有困难，我就去了。老师和工宣队的领导跟我们说，你带一包盐，带点榨菜，带好换洗衣服，我有点激动又害怕。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出发了，8月4号到唐山，是第二批。在唐山，我就跟着我们的队长沈志方，他是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主治医生，跋山涉水，为唐山当地的贫下中农孕妇接生。记得有一次，我们乘坐汽车的轮盘掉下来了，车子开不动了，我们就全部下车推，推到村里去给人接生。接生的时候，条件比较艰苦，我们自己弄了一个简易的临时产床，像战争年代那样用小锅烧木柴来消毒，我们救治病人没有发生过一次感染。有一次，一个产妇很急地送过来，她是前置胎盘，出血很多，需要AB型血，我说我是 AB型，我可以输给她，抽了200豪升的血，把这个产妇救了，剖腹产一个儿子，记得当时给他起名叫“重建”。产妇家属当时就很激动，如果不是上海的医疗队接生，抢救及时的话，大人小孩就都没有命了。孩子很健康地生下来，一家人都非常感激。

　　我是9月28号回来的，回来的时候单位领导、同事，热烈地欢迎我们，他们肯定了我们的成绩。我当年20岁，很高兴为唐山人民尽了一点点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