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脱险记

　　口述者：俞品莲 李志良

　　采访者：金大陆（上海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罗英（上海文化出版社副总编辑）

　　王文娟（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

　　时间：2016 年 3 月 29 日

　　俞品莲，1942 年 3 月生，高级工程师，1964 年参加工作。1999 年退休前一直在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现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从事科研工作。1976 年唐山大地震时因工作需要赴唐山出差。

　　李志良，先后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上海体育学院研究班、上海市文化局艺术管理班，先后任职于上海戏曲学校、上海市文化局演出处、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任副秘书长）。1976 年参与唐山大地震时五七京训班赴唐山招生工作，恰逢地震。

　　俞品莲：

　　我大概也算“老上海”了，小学五六年级就在上海读书了。以后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因专业是建筑材料，我就被分配至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所（现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作。

　　唐山地震那年，我35岁。记得我是出差到唐山水泥设计院购买一份图纸的，7月27日中午到达唐山，出了火车站，我就直接到水泥设计院去了。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搞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单位因政治学习，规定下午不接待业务。这样，我就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了。

　　小旅馆是栋一层楼的平房，砖木结构的，平房旁边还有栋三层楼的房子（地震后就堆到地上了）。下午我在唐山市中心转了一圈，大概六七点的时候回到了旅馆，那时，天已经黑下来了。我住的旅馆的那个房间里，还有一位女同志。我正准备进房间，她从里面出来，我俩面对面打了个招呼。我也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后来我很早就睡觉了。

　　半夜，我醒过来了，一看窗外，怎么那么亮？平时这个时候，天应该不亮的，这会儿怎么那么亮！接着，吊着的电灯晃得好厉害。我没有经历过地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本来我是朝天睡的，于是就翻了个身侧着睡，把手挡在头前面。刚翻身，就觉得不对了，感觉身上压了好多东西，推也推不动；一推，就感觉粉尘掉进口里，呼吸即刻困难了。我那时脑子就清醒了：发生地震了。我不敢动，就那样保持着，想等外面人来救援。因为我住的那间是平房，上面的东西即使堆下来，也不是很高，所以能听得见外面的声响。到后来就没有知觉了。大概上午九点多钟，我就痛醒了。为什么是痛醒的呢？因为人们已经把我上半身挖出来了，但是下半身还没挖出来。把我挖出来的人都是这个旅馆的旅客，他们没有工具，也不敢用工具，怕伤到人，所以是用双手挖。结果一拖，我就痛醒了。我被挖出来后，就被抬到地面的床单上，我一直躺在那里没有动。幸运的是，我受伤不严重，只是头上有东西摔下来时被砸出一个包，脚上也有些被砸出来的伤。

　　和我同屋的旅客出来得比我早，因为她有经验，地震发生时，她就站在床上，所以她是半埋，很快就被救出来了。还有一些人很有经验，地震时就冲到屋子外了。因此，首先参加救援的，就是那些冲到门外的人，也就是旅客救旅客。我在砖木里埋了六个小时。这间平房塌下来后，也有人死了。记得这旅馆有一男一女两位来出差的同志，女的还带了小孩，俩人不是一家子。地震后，男的出来了，女的住在旅馆拐角的地方，房子塌下去的东西很多，就没有出来。当时怎么抢救的？如果活着的人说被埋的人还有命，那就抢救，如果认为那人没有命了，就不抢救了。毕竟当时挖人只能靠双手。那男的没说女同志还活着，大家也就没去抢救她。所以我得谢谢同住旅客，是她说我活着，是她叫边上的人救我的。如果房间只有我一个人，别人也不知道那个位置有人的话，我可能就没命了。我的行李很简单，只有一个小包，因为我本以为当天我就可以回北京我爱人那里的。从砖木中脱困后，我的鞋子被埋在下面了。他们要给我去挖鞋子，我说不要了，靠一双手挖，得多辛苦啊！我们这群旅客里有位内蒙古籍的解放军战士，他跑到外面，从倒塌的商店里面，给我拿了一双半筒靴，我就是穿着这双半筒靴回到上海的。

　　我们这里有个好处，就是旅馆的锅炉里面有水，那水可以喝。为了求生，走得动的人就到附近去找食品。有的食品店已垮下来了，他们捡回来一些糕点和苹果，糕点拿来分着吃。苹果一人发一个。

　　下午，那位解放军战士想要离开，就问是不是也有人想走。我当时还躺在床单上没有站起来，就说我想走，但不知道我能不能走。后来站起来走了几步，稍微有点儿痛，总的情况还可以，我便跟着这解放军战士走了。走到市中心的地方，看到一栋六层的大楼，这在当地算比较高大了，现在只剩下框架，墙都倒下去了。有很多的解放军正围在那里救人。应该说这是第一批救援的解放军，别的地方都没有看见。因为建材部正在这栋房子里在开会呢，甚至有一些级别较高的领导也埋在里面。后来才知道，我一位同济毕业的同班同学，他是我们班104人的大班长呢，也在这个会议上遇难了。

　　这里的解放军有好多卡车，救出来的伤员就放在卡车上面往外送。那位内蒙古籍的解放军就上去商量说：“你们能带我们一段吗？”卡车上的解放军说可以，我们就爬到汽车上去了。一会儿抬上来一位伤员，这伤员伤得很厉害，外表看不出什么，内伤很重，因为要救治那位伤员，汽车很快就开了。结果，车子才开到一半，眼看着这位伤员就没气了。

　　玉山地区有一个解放军医院，有点像临时救护站。好多从屋里逃出来的人都在那里等候，因为屋子里不敢住，就搭了小棚子在那里煮粥。到玉山的时候，我们就下车了。有可能是经过组织安排的，我们往外转移时，一路上都有东西吃，主要是馒头和咸菜，不会挨饿。我又吃不下，结果用手绢包了一些馒头和咸菜。

　　那天晚上，同行的那位解放军帮我要来了一碗稀饭，那稀饭是人家自己煮的，真是很难得的。天黑了，地下有个很大的干涸污水管，我们就在这污水管里了待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同行的解放军得到消息，有一批伤病员要转移到石家庄去，因此会有卡车开到北京通县。他就和卡车上的人联系，希望把我带过去。因为我爱人在北京，我到唐山时也是先到北京，再从北京转来唐山的；而我要回上海的话，也应先到北京。这位同行的解放军真是尽心尽力地帮助我。商量好之后，他们就让我爬到卡车上去。当时，卡车检查很严格，不是所有的伤病员都能得到转移的，只有叫到谁，谁才有转移的资格，而且还得一个个站点重新核查一遍。我当时在车子里面，又不是军人，他们就把我藏在油布下面，等到开车后，再把油布拉开。这样，到了通县之后，问题就不大了，因为有公共汽车了。我当时的好处是身上有钱，因为我睡觉时没脱衣服，钱就在口袋里。

　　回到北京后，我发现好多人都住在马路上了。人们在床上支几根竹竿，上面再盖几块油布，煮饭的炉子就放在旁边。当时北京也震动了，楼板和楼板之间的缝隙很大，有的房子也裂开了，屋子里不敢住人，回屋拿东西都得十分当心，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地震。我也是在马路上找到我爱人的。我爱人当时很紧张，因为我生死不明，又不通音讯，根本没办法找我。

　　我爱人在北京的单位也有四人到唐山出差，他们专门派了辆汽车去灾区找人。其中一位是女同志，一直请长病假，她说这次出差比较近，我就去吧。结果其他人都没事，就她遇难了。她住的旅馆是双层床，她睡在下铺，地震的时候，铁架子往下砸，把她给砸死了。

　　我所在上海单位也急坏了，但是没办法，通讯中断了，只好等消息。直至我安全到达北京后，我爱人才打电话给上海单位报平安。我回上海时，单位好多同事都到车站来接我。

　　28日地震，我29号就离开唐山了—是幸运，大概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吧，说明地震当天，就有解放军施救并向外转运伤员了。同时，我内心非常感激那天同住一家旅店的解放军战士和同屋的女旅客。那位解放军在唐山的时候，还在服役，他一爬出废墟，就忙着挖人，我也是他参与救出来的；后来一路上，他又照顾我。唐山地震后，倘若没有自救和互救，死难的人数不知还要多多少。分手的时候，我们相互留了通信地址，此后还保持了好几年的通信。后来他复员回到呼和浩特工作，好像在一家贸易公司。他结婚时，我还送了一对被面过去。现在年纪大了，那位解放军的名字也记不清楚了。信嘛，搬了几次家之后，就都不见了。连那双从唐山穿出来一直穿到北京穿回上海的雨靴，也因搬家没有了。实在可惜啊，毕竟它们见证了我在唐山的经历呵。

　　同屋的那位女旅客，我们一开始也是有联系的。她当时在唐山下面县城的建筑公司工作，后来调到唐山建筑公司了。后来，我有一次到鞍山出差时，经过唐山时，还在她家住了一个晚上。她还领我到废墟公园转了一圈呢。我好像记得她叫崔淑英（音）；如果你们项目组能帮我找到她，就太好了。

　　李志良：

　　当年，我们是上海戏校（五七京训班）去唐山地区招生的，一行共八个人。张美娟主管此事，她本来也会来，临时有变化，决定在28日总复试时和王品素老师一起来。此前我们招生小组主要在唐山周边如秦皇岛、北戴河、丰润等地进行初试、复试，所以，我们是27号下午五点多钟从丰润赶回唐山准备28 日的总复试。

　　我们住在唐山市委第二招待所。这是幢砖木结构的老房子，两层楼，因为砖木结构有框架，地震时上面的瓦片、木板掉下来也比较慢，所以我们能在大地震中幸存下来；如果我们住第一招待所的话，就全完了，因为那是石头垒起来的房子，地震以后压下来，一些老外都死在里面。

　　我那时候是小青年，才二十几岁，从小练京剧武功。与我同住一屋的是上海第三人民医院五官科的余医生（余养居），他是大名鼎鼎的权威，比我大二十多岁，今年已87岁了。他在招生组里是负责看喉咙声带的。要说遭遇大地震，我1969年曾经在云南就碰到过一次，饭店屋子里的大吊灯，晃啊晃的，所以我非常敏感，甚至可以说是云南地震的经验，救了我的命。

　　唐山那天晚上，我是被震醒的。我睁眼一看，外头一片红光，是地光嘛！我马上想到，地震了！那天晚上热得不得了，大概三十八九度。我跳起来以后，拿了条练功裤，就去开门，门已经打不开了。我一时以为不要是没睡醒吧，糊里糊涂地，便使劲拧门，门已经开始变形了。我就马上钻到床底下，想等等再说。这时感到心脏受不了，跳得非常厉害。我想不行了，赶紧从床底下爬出来了，拎了个小包，就把玻璃窗打掉了。我正准备往下跳，回头一看，和我同屋的余医生还在睡觉呢，我大声叫：“余医生，赶快！”他问：“什么事情？”我说：“地震了！你赶快跟我走！”我抓起被单递给他，说我先跳下去，他从被单上慢慢顺下来，我在下面接他。我是练武功出身，跳下去以后就在底下接他。所以他现在跟我的关系好得不得了，每年一月一号，余医生一定给我寄张贺卡。而每年7月28日，我们这个招生组的成员都会碰头。生死之交呵！至于北京有人说，上海京剧院的武生，一个跟斗翻下去，想到行李包等还在上面，又一个跟斗翻上来，那是传说。我跳下楼去，脚下碰了一个包；之前钻到床底下的时候，脑袋上碰个大包，其他地方都没事。

　　余医生下来后问我怎么办，我说先往空旷的地方跑。于是，我俩就跑到招待所的花园里，在那里等了一会儿，发现组里的人都没出来，我们又追回去。当时，李多芬住在一楼，梅兰芳的琴师罗文勤也住在一楼，因为他们年纪都比较大了。梅兰芳的琴师还困在房间里。他很胖，门都堵住了，只能从窗户出来，我们就把他连拉带推才弄出来了。李多芬也是这样。天热女同志只穿了背心，我又进去把她的包拿了出来。还有两个组员呢，一个是歌舞团的团长，一个是现在戏校的校长（当时和我一样，是小青年）。他们逃出来后，不知道大家都散在哪儿。直到了天快亮了，我们才把大家集中在一起。万幸万幸，我们招生组的人都从那个老房里跑出来了，一个都没有少！

　　这时，我们发现整个唐山成了一片废墟，连高墙都没有了，脚踩下去，弹起来的灰尘就像踩水泥一样，两边的粉末都往上涌。我赤脚出来的，但我此前在秦皇岛买了双皮鞋，还好包扔下来了，就把新皮鞋穿上了。我包里还有一套新买的瓷器，扔下楼时碎了两个，但我舍不得扔，原样包着永远保存着，算是纪念我的那段经历吧！你们要办小型展会，我可以借给你们。

　　大家一摸情况，知道走不了了，只好安顿下来。我们先去食堂找水，一层的食堂很大，塌下来以后，圆台面、热水瓶，还有塑料布，都露在外面，我们就搬了几张圆台面和塑料布，拿了几个热水瓶到安顿的地方。后来，我们看到旁边有长的圆钢筋，我们就把钢筋拉起来，把圆台面放在底下，用塑料布遮在上面，自己动手搭了个简易的地震棚。在唐山，我们的地震棚大概可算是最早搭成的，当然很原始，全是从宾馆里拿出来的东西，但确实解决了好多问题。其他住在旅馆里没地方去的人，也都聚集在我们这里。

　　没东西吃怎么办呢?恰巧附近有个糕饼仓库，我们就在那儿搬了一箱糕饼。这样水也有了，点心也有了，院子里的树上还有苹果，我们也摘了一些。那时候有规定，商店里的衣服、食品可以拿，老百姓可以拿这些东西自救。

　　安定下来后，几个年纪大的本来就有高血压，躺在地上都不会动了。我平时心跳每分70都不到，现在达到150跳。我忍不住想出去转转，看能不能有个消息，因为总得想办法尽早离开唐山。刚出去的时候，一片茫然。直到下午，有一位姓车的唐山市革委会副主任，在一辆破旧的公交车上指挥救险，他的一条腿完全是紫颜色，这景况很感动人。这个临时指挥所里有解放军的电台，时刻与上级保持联系，反映情况。我就上去跟他们说，我们是文化部派来唐山的，现在唐山遭险，但是没伤亡，我要求拍电报给文化部。他们开始不肯，后来就让我快点写个最简单的电文，帮我排进去。我立即拟了个电文：“上海招生组唐山遇震，无伤亡。”

　　就是这个电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没有手机，上海的好多家属急得要死要活。电报发往北京后，文化部马上告知上海。后来听说那时候市革委会的副主任马天水正在开办公会议，接报后专门在会上通报了这件事。有些家属还半信半疑，说那么大的地震，死了那么多人，你们一个人都没事？！一直到我们回到上海后，大家才泪水相迎。

　　电报发出去以后，文化部派了两辆吉普车来找我们，可我们已于29号下午离开唐山灾区了。那时，北京第一批送帐篷、锅子和用具的车准备返程，我们跟他们说，能不能跟他们一道回去（当时中央有规定，所有灾民都不准带到北京）。我们说是文化部派到这儿来招生的，不是唐山的灾民。他们很敏感，就问中国戏校在哪里？我们回答在陶然亭。他们这才相信，就让我们上车了。我们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地裂，路的两旁堆着尸体，真是惨不忍睹。

　　车子把我们带到建国门外，已是29号晚上了。建国门外广场上全是人。我们就找个地方给中国戏校打电话，戏校的校长晏甬，现在是中国京剧院的大教授，亲自过来接我们。到了中国戏校后，晏甬给我们泡了最好的龙井茶压惊。

　　我们在唐山的时候都不敢喝水，因为火车站、汽车站全部塌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所以喝水很节约；到达北京后，一大缸子水，一下子全喝下去了。北京的同事一看，就知道唐山确实是很困难。

　　从唐山脱险是幸运，但人的心理仍然紧张得诚惶诚恐：在房子里坐了一会儿，就像惊弓之鸟，感觉房子随时要塌下来，连忙往外头跑。中国戏校的同事笑我们吓破了胆。晏校长说：“让他们去，让他们去，他们受惊吓太厉害了。”第二天，他就买了火车票，让我们回上海了。

　　我们招生组有两位是先离开的。一位是上海师大声乐系的教授朱宝清，一位是工宣队师傅。因为我们28号晚，碰到7.5级的余震，大地跟波浪一样起伏摇动，我们根本站不住，十多个人手挽着手，围成一个圈才勉强抗住，她们觉得唐山底下都挖空了，到时候瘫下去会像包饺子一样被包进去，所以，车联系好了就让她俩先走。谁知车到了遵化县，人家看她俩怎么穿得这么好，怀疑她们是台湾派来的特务。但她们又讲不清楚，工宣队师傅不太会普通话，一开口就是很重的宁波口音。这样，她们被隔离了好几天。后来电话联系上了，才知道她们的身份和情况，才对她们加以照顾。

　　我大概31号回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