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上海人民带来了安宁和稳定——新上海首任公安局局长李士英的赤胆忠心

李士英在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作报告（上海公安博物馆提供）

当年的上海市公安局（李延晖、李晓英提供）

1949年5月28日上午，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根据市军管会统一部署，梁国斌、李士英、扬帆和各分局的接管专员分别率领接管干部进驻市警察局和各分局。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宣告成立，李士英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

面对这个近600万人口的大上海，如何治理这座举世瞩目的城市，将考验他的意志和能力。

接管大上海

1949年5月25日零点，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和所属分局纷纷悬挂起白旗，这时，李士英接到上级命令，由他和梁国斌、扬帆负责接管上海警察局。

李士英等率领着800多人的接管部队连夜从江苏丹阳坐火车向上海进发。说是火车，其实是一列货车，“经过战争洗礼”的货车途经了沿线的战场，车厢外面弹痕累累。

李士英等核心领导在货车车厢席地而坐，抓紧时间讨论去上海接管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方案。火车进入了上海真如，部队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接应下，改乘30辆汽车继续前进。

车队在暮色苍茫中一辆接着一辆向市区开去，沿途依稀可辨战争的痕迹，坍塌的碉堡、焦黑的建筑物。车灯照射在街面上，如同长长的火龙，在徐家汇交通大学门口停下来，这里是军管会公安部的临时驻地。

夜深了，李士英和战士们都在校体育馆内席地而卧。虽然疲乏，但李士英却没有丝毫睡意，心潮澎湃：上海，我又来了！

他想到了1930年18岁的自己被组织派往上海中央特科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便是周恩来同志对特科成员提出的任务：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负责获取情报、肃清内奸、营救被捕同志等工作。

李士英1912年12月21日出生在河南省内黄县井店镇。李家太穷了，穷到没有一分土地，但他父亲坚持供儿子念书，父亲认定能识字断文才不至于被人欺负。父亲在李士英13岁那年因病去世，家中的顶梁柱倒了，李士英只能去镇上的一家布店当学徒，早早地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与母亲相依为命。

1927年，共产党员赵纪彬、李大山从县城来到井店镇高小，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地筹建村支部。少年李士英以校工的身份担任了县委交通员。这段经历让李士英走上了革命之路。

1929年，李士英被叛徒出卖不得不离开家乡，一别18年。偶尔从老乡那里得知母亲还活着，以乞讨和替人缝补度日，穷到炕上没有被子，心里一直牵挂着母亲的李士英悲喜交加，朝着家乡的方向说:“娘，我对不住您老人家啊……”从此以后，只要他和家人安顿下来，就一定要接母亲来团聚，在他心目中母恩是儿女报答不尽的。母亲去世后，老人家的照片始终挂在李士英的房间。

曾任李士英秘书的周子明讲述过一件往事。1953年，任山东省公安厅厅长的李士英正在北京开会，有位山东沂水县的老大娘来到公安厅找儿子李士英。她说儿子参军后便断了音讯，听人说现在当了公安厅厅长。

周秘书将大娘安排在招待所，等李士英开完会回来就告诉他母亲从沂水来了。李士英当即笑道，我母亲在河南老家啊，一定是同名同姓搞错了。既是搞错了，周秘书准备送大娘离开。李士英忙拦住说：“解放这些年，老妈妈的儿子没找到，或许是牺牲了。走，我们一起去看望她。”等到双方一见面，大娘知道他不是自己的儿子，起身就要走。李士英好言安慰，还说来一次济南不容易，让秘书陪着大娘到处看看走走，说着掏出20元钱塞给大娘花费。见大娘执意不肯收，李士英动情地说：“大娘，就算是儿子孝敬母亲的吧！”两人都落泪了。

出生入死的岁月

1932年初，特科重量级人物顾顺章的变节致使党组织遭受到重大破坏。中央特科经研究，决定以革命法庭的名义判决王斌、曹清澄等5名在国民党机关充当特务骨干的叛徒死刑，并且把判决书以传单形式张贴。正义的威慑，让叛徒们惶惶不可终日。

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李士英任组长的小组。5月16日，李士英带领小组成员刘人奎、李泽才、袁立夫等分头前往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源顺里41号曹清澄家附近埋伏，专等曹清澄的出现。

曹清澄原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叛变后任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员、情报组组长，协助国民党捉拿共产党人。

李士英来到茄勒路（今吉安路）转角处，猛然间看见曹清澄正在对面人行道上。李士英深知这时动手会引来巡捕，但他只有一个念头：除害。自从叛徒的名单被散布开后，他们如惊弓之鸟，行动诡异到不可捉摸。

李士英毫不犹豫地开枪了，哪怕暴露，哪怕牺牲，他也要完成任务。叛徒被击毙了。枪声惊动了巡捕，李士英被抓获并关押进巡捕房看守所。

审讯口供是李士英预先准备好的。他一口咬定自己从家乡到上海来讨生活，因为盘缠用尽，只得替人打架报私仇混饭吃，这次也是为钱杀人，他是外乡人，听不懂什么叫政治目的。

巡捕怎么可能相信李士英的“口供”？他们迫切希望从这个年轻人身上打开缺口，见李士英不认账便来硬的。在法租界老北门巡捕房关押的两个半月时间里，李士英被棍棒打、灌辣椒水、上电刑、竹针插手指……各种酷刑轮番上，打昏过去了用冷水浇醒，苏醒后再上刑。然而，李士英就是不吐一字。

李士英等队员被捕后，中央特科千方百计地营救他。巡捕房将李士英移交到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审理，党组织立刻请了上海著名的律师和知名人士唐豪、史良、薛笃弻、章士钊为李士英等队员辩护，唐豪律师还借与当事人见面的机会向李士英转达党的指示。

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李士英背后有任何政治背景，庭审陷入了僵局。1935年7月，国民党最高法院做出终审裁决：李士英被判无期徒刑，随后他被关押到马斯南路的国民党第二特区监狱服刑。

这所监狱中关押了十多名政治犯，其中有刘田夫、熊瑾汀、李一平、温宁、陈俊卿等在党内有威望的共产党“已决犯”。虽然李士英已在看守所被关押了3年，身体虚弱得连站起来走路都难，但前辈们的言谈举止以及渊博的学识令他敬佩，和他们朝夕相处，他的政治觉悟得到了升华。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监狱当局将犯人编成挑夫队运送弹药和物资到前线去。行进到中途，他们遭遇日机的轰炸，押解的看守和犯人乱作一团，李士英趁乱逃了出来，找到了为他辩护的律师唐豪。

唐豪当时已是上海抗敌后援会委员，他清楚李士英是越狱犯，狱警肯定在搜寻他，上海不是他的久留之处。唐豪将李士英安顿后，通过关系联系到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在潘汉年的安排下，李士英终于可去他向往的延安了。

临行前，唐豪给了李士英两块袁大头，而化名“小开”的潘汉年为李士英亲笔写下了证明书：“李士英是很好的，因被捕后判死刑，后因上诉改判无期，送北新泾执行，八一三战争前被释出到前线工作，因病离开，他从被捕到出狱表现很好，已经各方面证明，此间环境不宜于他活动，请送延安。小开二十二日。”

1937年11月，经历了近6年囚禁和磨难的李士英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首任局长的千头万绪

1949年5月，上海新政权刚刚建立，错综复杂的局面如同一团乱麻：街面上几乎天天听到枪声，各种大案、要案时有发生，有时一天就达十几起，这一切都让上海市民缺少安全感。

不仅是市民不安心，就连那些旧警员也整日心绪不宁，“共产党来了，当警察的都要被机关枪点名”的谣言遍地开花。命都保不住了，谁还有心思工作？

千头万绪，从何抓起？李士英陷入了沉思之中。

从丹阳南下的800子弟兵显然是不够应付如此局面的，消除1万多旧警员的思想顾虑，这也是巩固接收成果的关键之一。当务之急是要迅速打造一支人民公安队伍。李士英的方案是以南下干部和地下警委作为基石，以1万多留任警员为改造对象。他再三重申，今后凡公安局的干部警员，是视工作好坏为准则，而不是以新旧人员区分。

李士英又关照各分局领导：我们实行的是配给制，但旧警员要养家糊口，应该发给他们薪水。如果一时拿不出钱，临时发点大米，再给每人发2000元（旧币）也行。

7月1日晚，留任警员黄伟生主动请缨到盗案频发的天目路一带巡查。当他在盘查可疑人员时，被对方开枪击中头部，倒在血泊之中失去生命。7月9日，市公安局举行了隆重的“黄伟生烈士追悼会”。李士英在讲话中说：“中国革命20多年来牺牲了几百万进步有为的青年，黄伟生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为了600万上海人民的治安而牺牲，他是无上光荣的。对于黄同志的家属，人民政府应当按烈士优待加以抚恤，保障其生活，对于他的孩子要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应当为其养育。”

转眼间到了8月，榆林分局一名叫欧震的南下干部利用职权对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军官之妻敲诈勒索，还诱迫同居。东窗事发后，李士英无比气愤地说：“陈毅同志经常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是解放上海、改造上海呢，还是被上海人民撵走？’对这种严重违法犯罪的腐败行为必须动真格的才有威慑力。”李士英在处理报告上郑重写下了“应予枪毙，以维纪律”。陈毅市长审核时落笔写下：“同意枪毙！”

为此，《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短评《革命纪律不容破坏》。李士英对黄伟生和欧震这一正一反两个事例的处理，让留用警员心服口服。

雷霆之势稳住金融市场

正当上海人民欢欣鼓舞地庆祝解放时，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正在弥漫开来。

5月28日，汉口路上歇业了近一个月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悄悄复业了。就像商量好了似的，不仅是上海证券大楼里里外外热闹起来，其他的证券字号也在同一天开始营业。但令股民们看不懂的是，正常的炒股怎么变成了进行金银外币的买卖。

就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市军管会就颁发了第一号布告，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上海作为当时的亚洲金融中心，在这风雨飘摇之际，不法之徒置法令于不顾，进行非法投机买卖，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投机商背后有后台，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搅乱上海的金融市场，煽动市民的恐慌情绪。

恶果出现了，人民币币值大幅缩水，物价飞涨，上海滩的米、棉、煤的价格从6月起成倍增长，人心惶惶。

真像有人扬言的那样“解放军可以进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为了稳定民心、巩固政权，李士英参与了华东局的决策讨论，提出了“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的方针。

回到宿舍已是子夜，李士英久久难以入眠，思考着这一仗应该如何打。他想到将要参加行动的公安干警大部分来自农村，对证券以及投机分子的手段还很陌生，如果贸然进入证券大楼，一眼就被识破，毫无保密性可言。不能让投机分子嗅到一点风声。

第二天一早，李士英让身边的干部去南京路买了一批西装、衬衫、领带和皮鞋，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才不至于引人注意。接着，他又召集了市局各部门领导以及黄浦、老闸、新成、静安、嵩山等公安分局局长开会，传达了华东局扩大会议的精神。

6月10日上午，证券大楼像往常一样在嘈杂声中营业。李士英率领400多名干警身着便衣进入了大楼，他在5楼的临时指挥所坐镇，干警们按预先的分工，控制了各个门洞及进出通道。上午10点，华东警卫旅的一个营分乘10辆卡车到达，对证券大楼实行了武装包围。与此同时，已在大楼里守候的公安便衣亮明身份，命令所有人停止活动、就地检查。

在对证券大楼采取行动时，各区的公安局也组织专门行动小组捣毁了百乐门、新世界、曹家渡、江苏路等金银黑市和窝点。证券大楼被封的第二天，银圆和人民币的比价以及粮油日用品纷纷跌价。这次行动让市民看到了共产党以雷霆之势稳定住了金融市场。

李士英是新上海市公安局首任局长。“首任”，必然是一个开拓者的角色，摸索前行的过程必然艰难曲折。今天，当我们回顾当年李士英为维护上海的平安和稳定呕心沥血的功绩，那是心与身的劳累，智与力的积聚，他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