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留学史与上海的关联

一部中国近代留学史，大半部与上海有关。无论是留学美国、欧洲，还是日本、苏俄，大多数人从上海出发。无论是出国学习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工程技术、管理科学，归国后很多人留在上海发展。上海成为全国各地与留学文化关联度最高的城市。近代虹口，为上海国际客运码头集中地，外国领事馆相对集中地，也是很多留学生的归国创业园，因此成为上海各城区中与留学文化关联度最高的地区。从留学与城市关系的角度，剖析近代上海特别是虹口的文化底蕴，对于解读上海特别是虹口的城市精神与城市品格，具有特别的价值。

一

留学是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现象，无论在东方西方，均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古希腊时期，巴尔干半岛的雅典学院，就以其灿烂的文化，吸引了来自邻近的亚平宁半岛与小亚细亚半岛的青年学子前来留学。那以后，古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与文艺复兴时期，留学一直是欧洲普遍现象，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罗马、巴黎等城市，都曾是重要的留学目的地。在东亚，魏晋以后、到中唐以前，因佛教东传，影响深远，中国西行印度求法的僧人，络绎不绝，至少有190人，东晋法显与唐代玄奘是其中翘楚。隋唐时期，日本学生多次随遣唐使来到中国，留在中国，学习中国文化与佛学，有的历时达二三十年。宋元时期延续了这一传统。到了近代，随着全球化速度持续提升，留学运动以更大的规模、更高的频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日益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常态，但若论规模之宏大，人数之众多，地域之广泛，影响之生员，则以中国为最。

近代中国留学以目的地而论，可分美国、欧洲、日本与苏联；以路径而论，可分政府主导与民间主导两大类，政府主导包括官派公费、庚款留学等，民间主导包括私人自费、教会资助、企业或富者资助、党派组织、勤工俭学等；以时段而论，可分洋务时期、清末时期、民初时期与五四以后。

近代中国第一波留学高潮是在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接连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惨遭失败，被迫对外开放通商口岸，被迫同意外国使臣驻京，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秩序，被迫走上学习西方的道路，包括开办同文馆、向外国派出使臣、仿造坚船利炮、兴办近代企业等。与此相适应，清政府陆续向美国与欧洲派遣留学生。从1872年到1875年，由容闳倡议，得曾国藩、李鸿章鼎力支持，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这是清政府首次官派如此众多学生留美。1876年，李鸿章奏准由福建船厂学生及艺徒30名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与驾驶，正式开始中国官派留学欧洲的历史。1881年，李鸿章又奏准一些船厂学生赴英法学习。

近代中国第二波留学高潮，始于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到辛亥革命以前。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被蕞尔岛国日本打败，举国震惊，单学船炮以强国的迷梦至此破灭。研究日本、学习日本的热潮由此兴起。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便是向欧美大量派遣留学生。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情势相类，风俗相近，路近费省，于是，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成为朝野共识。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遣首批留学生13名，各省地方政府也陆续派遣学生赴日，到1899年已有二百余人。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广开新政，奖励工商，废除科举，鼓励留日，并宣示预备立宪，各种官派留日、自费留日风起云涌，1903年达1000人，1906年高达7000至8000人。此后，鉴于留日学生中留而不学、鱼龙混杂等问题，中日两国政府联手对留学资格、招生学校做了限制，留日势头有所遏抑。即使如此，到1909年，中国留日学生仍有三千多人。估计清末十余年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在2万以上。民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以后，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学生留日再掀高潮，1914年有五千多人。据估算，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留日人数在二万人左右，仍居各国留学人数之首。

近代中国第三波留学高潮，是清末与民国时期留学美国与欧洲，延续时间较长。鉴于大批中国学生留日，美国感到必须与日本争夺中国留学生资源，以扩大美国对中国的文化影响。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其超过实际损失的一千多万美金的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作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翌年，清政府成立游美学务处，主管考选学生、建设学堂，选任游美学生监督及内外各处往来文件等事。1909年、1910年和1911年，游美学务处分三批招考，第一批录取金邦正、梅贻琦等47人，第二批录取赵元任、胡适等70人，第三批录取梅光迪、张福运等63人，三批共180名，年龄都在20岁上下。1911年，作为留美预科的清华学堂正式成立（后相继更名清华学校与国立清华大学）。1912年清朝覆灭，民国建立，革故鼎新，但“庚款留学”继续进行。1925年，中国在美留学生总数达2500人。以后有所起伏，但整体持上扬态势，1949年达3797人，为近代留美人数之巅。

清末民国时期，留欧也较前有很大发展。自1900年至1911年，中国向英、法、比等国，相继派遣留学生1001人，其中英国315人，法国107人，德国83人，比利时250人。民国时期，英法等国效仿美国前车之路，相继与中国订立协定，退还应付赔款。中国政府利用此款，向英法等国派遣了部分留学生。

近代中国第四波留学高潮，是留法勤工俭学。出洋留学，费用昂贵，并非普通家庭所能承担。考取官费留学者，绝少出自普通家庭，且大多出自江浙等地富庶人家。鉴此，清末民初，李石曾、蔡元培等留欧先行人士，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鼓励国内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一边打工，一边求学。法国政府对此热诚欢迎，予以配合。从1919年8月17日第一批89名启程离沪，到1921年11月13日104名勤工俭学生被遣返回国，前后不到三年时间，先后有1600多名中国青年抵达法国。他们来自全国18个省份，内地以四川（378人）、湖南（346人）人最多，包括蔡和森、向警予、邓小平、聂荣臻、陈毅、赵世炎、王若飞等。以勤工俭学方式出国留学，是中国留学史上一大创举，使留学人选从沿海扩展到内地，从富庶家庭扩展到贫寒子弟，放低了留学门槛，降低了留学成本，也加大了四川、湖南等地进步青年与上海城市的联系。

近代中国第五波留学高潮，是留学苏俄。共产国际高度重视在远东各国培养领导干部。1921年4月，苏俄在莫斯科成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设国内班与外国班，外国班分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伊朗班等，费用由共产国际承担。1921年，中国班学生有36人，到1923年增加到52人。这些中国学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选送，如刘少奇、任弼时、潇劲光、罗亦农、汪寿华等；二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转道而来，如赵世炎、王若飞、刘伯坚、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肖三、李富春、蔡畅等。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成功。1925年，苏联在莫斯科建立孙逸仙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骨干入学。蒋经国与邓小平等都是中山大学的学生。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停止选送学生留苏，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学生也撤回国内，此后中山大学的学生全为中国共产党所派。1928年，东方大学中国班并入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改名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直到1930年秋停办。1925至1930年，在中山大学和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留学过的国共两党学生，总计在1300人以上。

与政府选派、政党组织成规模的留学相一致，较为零散的民间留学也很发达。从清初到鸦片战争以前，陆续有零星天主教信徒随传教士西航欧洲，留学教廷所在地罗马。1645年随传教士赴罗马的广东香山人郑玛诺，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留学欧洲的基督教留学生。从1645年到1840年，中国赴欧洲的基督教留学生共有96人。鸦片战争以后，这一留学通路仍在延展，特别是与基督新教相关留学异军突起。1847年，容闳、黄胜、黄宽等三人随美国传教士鲍留云（一译布朗）赴美留学，开启了基督新教系统学生留美的历史，也开启了近代中国民间留学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民间留学规模不断壮大，目的地更为多元，诸如颜永京（1839-1898）1854年随美国传教士赴美，留学美国俄亥俄州建阳学院；舒高第（1845-1919）1859年随美国传教士赴美，后获医学博士学位；何启（1859-1914）1872年赴英国留学，后获医学硕士学位；辜鸿铭（1857-1928）自1873年起先后留学英国、德国，获博士学位；伍廷芳1874年留学英国，后获法学博士学位；宋耀如（1861-1918）获教会支持，1881年起，在北卡罗来纳州圣三一学院等多所学校留学。据不完全统计，1861年至1895年，中国民间留学欧美的学生约80人。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兴办新政以后，民间留学人数急遽增多。以留日学生而论，自费生大体占40%~50%。民国时期，民间留学更胜于前。据1924年《留美学生录》统计，留美1637名学生中，自费为1075人，占总数近三分之二。这些民间留学的费用，有的来自家庭，有的来自教会，有的来自相关学校的奖学金，有的来自具有公益精神的资本家资助。民国时期，有“棉纺大王”之称的资本家穆藕初曾资助罗家伦等五人留学，有“烟草大王”之称的简照南曾连续三年共资助37名学生留学。周恩来留学法国的经费来自南开大学的“范孙奖学金”。

近代中国一波又一波的留学热潮，虽时起时伏，波涛汹涌，但总体上奔流而下，呼啸向前。这是中华民族觉醒的表现，也是中国开启了走向世界的步伐。以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为重要标志与转折关节点，曾经雄踞世界东方的大清帝国急速地、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绵延几千年之久的中国文化遭遇到西方文化空前猛烈的冲击。日趋深重的民族危机，唤起了一批又一批不甘沉沦的志士仁人的觉醒。他们开眼看世界，学习新知识，寻找新出路，留学就是看世界、学新知、找出路的具体实践。上述五波留学浪潮，恰好与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呼应关联，幼童留美、艺徒留欧，对应的是洋务运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的留日大潮，对应的是维新与革命，而庚款留学与五四以后留学苏俄，对应的是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对于民族前途的新的思考与探索。正如李新先生所概括：

一百多年来一浪一浪的留学运动充分地说明：中华民族一部分勇敢、优秀的儿女们一直在挣脱妄自尊大、闭关锁国的束缚，艰难而又坚决地走向世界！在此意义上，留学运动的发生和留学生群体的崛起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迈出的最初一步，他们正是一支新兴的、特殊的先导力量。

近代中国留学欧美与日本等地的总人数累计超过十万，其规模宏大、影响广泛、深邃与久远，均为同时代世界之最。如此众多的留学生，就个体而言，其成就与表现自然千差万别，但作为整体，则有鲜明的共同特点：

其一，崇高的爱国精神。他们远离祖国，辛苦治学，学成以后，忠心报国。容闳学成以后，不愿留在美国发展，不愿意当传教士，回国后也不愿做买办，而是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路上，并有力推动晚清官派留学的起步。这是成千上万留学生学成报国的典范。至于李大钊、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共产党人留学报国的事迹，我们早已耳熟能详。

其二，杰出的学术成就。无论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工程技术，还是管理科学；就人才而论，如果撇开留学生的贡献，撇开留学的影响，都不可思议。1926年，舒新城便说过：中国高等教育界之人员，“十分之九以上（据民国十四年东南大学、北京师大同学录）为留学生”，民国以来中国学者在地质调查、物理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为国际学术界承认的成就，全部出自留学生，“高等以上学校之科学教师，更无一非留学生”。193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收录教育界名人1103位，其中留学出身的904人，占82%。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全国第一批院士，经反复筛选，最后入选者凡81人，其中数理组、人文组各28人，生物组25人。此81人中，接受过留学教育的有77人，占95%。没有留学经历而入选院士的仅4人，全在人文组。这充分说明留学教育对于中国学术的重要影响。

二

近代中国留学史早已成为专门的学问，各种留学通史、专史，包括国别留学史、专业留学史、留学人才史，佳作迭出，目不暇接。这套丛书关注的重点，是以往研究不大关注，或关注较少的领域，即近代留学与上海的关联，特别是与虹口的关联。

梳理近代中国留学史，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即相当多的留学生与上海有关联。这种关联有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出发与归国的口岸大多是上海；二是他们留学以前与回国以后，相当多的人与上海有关。正是这两个方面彰显了上海城市的特点与地位。

近代中国留学海外，绝大多数是从上海出发的，也是经上海归国的。这是因为上海很早就成为中国的远洋交通枢纽，远洋客运中心。

上海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长江东流入海的终点，两点叠加，使得上海航运优势无可比拟。在主要以轮船为国际、国内载客工具的前飞机时代，上海正好处于内河航运与远洋航运两大网络的连接点上。

内河航运方面，1860年以后，西方列强通过《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长江及沿江城市，包括汉口、九江、南京与镇江四个沿江城市。据此，外国军舰、商船可以驶入整个长江和各通商口岸。1876年，英国借口马嘉理案件，逼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规定将宜昌、芜湖等增添为通商口岸，大通等众多城市为外轮停泊码头。由此，宜昌、芜湖，而安庆、沙市等成了准通商口岸。1890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将重庆添列为通商口岸。1895年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规定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为通商口岸，日本轮船可以驶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附搭行客装运货物。到19世纪末，从上海到重庆已全线通航轮船，长江成为全国最为繁忙的运输通道。内河航运网络的形成，极大地便利了长江流域有志留学的青年向上海流动。

远洋航运方面，上海位于那些往来于北美西海岸和日本、中国、东南亚之间的轮船所遵循的世界环航线路最近点之西不满一百英里的地方，所有西太平洋主要商业航道，都在那里汇合。中国远洋航线以香港与上海为中心，香港为欧亚航运中心，上海为东亚与中国海运中心。航行到欧洲、美洲、澳大利亚以及南洋等外洋的轮船，大多数经过香港与上海。近代中国的远洋航路以大连、上海、厦门、香港四个口岸为据点，上海居中心位置。就航运距离而论，上海到西欧与美国东部港口大约相等。上海所处的远东航运的焦点位置和大西洋欧洲与美洲之间的正中位置，这是任何其他远东港口所难比拟的。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抢先开通了到上海的远洋航线。1844年，有44艘次外国商船进入上海港。1845年，美国商船驶入上海港，开辟了美国至上海航线。1849年，进入上海港的外国商船达133艘次。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开辟上海至香港的航线。此后，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商船也都开辟了至上海的远洋航线。此后，航线越来越密集，航班越来越多。1873年，中国第一家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日后派船航行日本、美国、东南亚和西欧等地运货载客。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成为世界级著名客运港口，从上海直达伦敦、马赛、汉堡、新加坡、旧金山、西雅图、温哥华、檀香山、神户等航线都有定期客轮，且每条航线都有好几家轮船公司经营，相互竞争。

与航线发达、航班众多相适应，上海港码头建设不断发展。到1870年，虹口境内黄浦江岸建有汇源、怡和、旗记、伯维船坞、顺泰、海津关、同孚、虹口、耶松船坞、耶松船厂、宝顺、仁记等十几个外商码头和船厂。到20世纪初，上海港已有5个码头可以停靠国际客船，分别是公和祥码头、太古码头、日本邮船会社三菱码头、亨宝洋行码头与宝隆洋行码头，虹口沿黄浦江地带已是上海最为繁忙的外洋客运中心。

出国留学是一项牵涉面众多的复杂工程，除了轮船、码头等硬件设施，还有管理、服务等许多软件需求，特别是留学预备工作，如出国前的培训、出国手续办理、服装置办与信息咨询等，都对离岸城市有所要求。近代上海在这些方面都比较发达。

先看最早的留美幼童出国前的准备。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分四批共派120名幼童留学美国。这些幼童就籍贯而言，广东籍84人，占69.7%；其余是江苏籍21人，浙江、安徽、福建、山东籍各有1到8人不等，广东籍占了三分之二以上。如果从航行距离考虑，从香港出发最合理，其时香港已有通往美国的航线。但是，这四批学生，不是从香港出发，而是从上海出发的，原因在于，留学不同于简单的跨国旅行，不是买了船票、提了行李即可登船出发的，事先要有出国培训，包括中英文强化训练、官府训话、外国礼仪须知等教育。为此，清政府在上海设立西学局，建立出洋预备学校，聘请专门教师，负责此事。出国前培训，相当严格。相关章程规定：无事不准出门游荡，擅行私出三次者即除名撤退，争闹喧哗、不守学规、慢视教令、屡戒不改者，亦予以除名。学校规定：“夏令时五六点钟起上生书一首，八点钟用点心，写字一纸，请先生讲书。十二点钟午饭。一点钟至三点钟温理熟书，文义不明者质疑问难。四五六点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九点钟寝息。冬令时七点钟至九点钟课中国书籍或课古文字一篇，讲先哲格言数则。”一位幼童回忆当年在预备学校学习的情景：“他们没有网球、足球及篮球，也没有这么多假日。那时只有中国阴历年、五月端午节及八月中秋节放假。故在学校读书时间多，而游戏时间少。学校监督是一位‘暴君’，他力主体罚，而且严格执行。但多少年后，幼童们仍然怀念他，他们恐惧他手上的竹板，但是他强迫大家读写中文，在幼童回国后，都能致用不误。”显然，要一届又一届地连续几年实施这样的出国前培训教育，对离岸城市的师资质量、管理能力等是一项很高的要求，其时中国沿海城市只有上海能够具备。

出国培训这类工作，不光官派留学需要，有些民间自费留学也同样需要。邹容在1901年秋，自四川赴日本自费留学，便是先在上海停留，进入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然后再去日本。那时，上海外语培训班多如米铺，英、日、法语均有，日后又增添了俄语，以英语为多，日校、夜校均有，费用也不贵，很多人都是先在外语培训班打下一定外语基础以后再出国留学的。最典型的是穆藕初，他赴美国留学时已经34岁，此前的英文基础都是在外语培训班打下的。

上海远洋航线多，经营公司多，航班多，适应各种不同层次、不同需求、不同价格的舱位也多，这给顾客提供了很大的选择空间。对于大批自费留学的人来说，上海更是比较理想的离岸港。

清末民初，很多出国手续是在上海办理的，上海有很多为留学服务的专门机构。比如，留学美国的护照，晚清时由上海道台衙门办理。申请护照，大约出发前一个月可以前往办理，其他地方的省级海关衙门也可申请，但不如上海方便。申请护照的费用，自墨洋10元至24元不等，无一定价格，如能找到署内熟人，还可便宜一些，最便宜的只需不到6元。领取护照以前，需改换西装，上海西装店很多；要附近照3张，上海照相馆也很多。申请到美国签证的地方，在上海虹口黄浦路36号，费用为2.4元墨洋。购买到美国的船票也有讲究，清末上海只有协隆洋行一家经理，地址在外滩花旗银行隔壁，需事先选好船期与舱位。到旧金山的票价，一等舱45英镑；特别三等舱，20英镑；三等舱，10英镑。如果近期有传染病流行，申请人还须经美国在沪的专门医生检疫，给予无传染病的凭单，方可成行。此美国在沪医生，住在外白渡桥堍四川路49号。至于出国所需备的各种用品，包括衬衣、皮鞋、领带、帽子、毛巾、剃刀之类，南京路近泥城桥有几家专门商店，可供选购，相当方便。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轮船启航前几天，要不时地打听开船准确信息，有时因为要避开台风影响，要延期启航。这样，启航前在上海便可能要多逗留一些时间。这都加大了出国准备工作的难度。

至于赴法勤工俭学，准备工作难度更高，那是自费与组织相结合，即经费由各人自己负担，但由华法教育会在各地的分会具体组织，包括报名、签证、联系船票等事宜。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籍贯以四川与湖南二省最多，都是先从家乡到成都、长沙等各自省会集中，然后汇聚到上海，一起出发。从上海至马赛或巴黎，全程需时要四十余天。船上耗时较长，途中生活用品也要有充分的准备。因此，为赴法送行，成为一项重要活动。远洋客运码头所在地虹口一带，因一批又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到来，平添很多来自各地的送行人员，也增加了很多生意。是时，虹口码头附近的客栈，全都生意兴隆，人满为患。一些学校与居民家中，也会住满候船学生与送行亲友。每逢各地大批赴法学生来沪，或者每一批留学生乘船出发，上海各界特别是各地寓沪同乡组织，都要举行隆重的欢迎会或者送别会。留学生在黄浦码头登轮起航时，码头上都会车马纷纭，送行者络绎于道，蔚为壮观。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留学苏俄的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其中很多人本来就是在上海工作或生活，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接受无产阶级革命基本知识教育，目标就是留学苏俄。比如，湖南籍的罗亦农，便是在1919年来上海谋生，在法租界一家报馆当校对工，后来与陈独秀发生联系，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这些学员主要来自湖南、安徽、浙江三省，都是长江流域的省份，而上海一向是这些地方人远赴海外的口岸城市。

民国时期，上海外国领事馆众多，也是上海留学文化发达的原因之一，因为领事馆是留学签证的机构。其时，留学主要目的地国家，美、英、法、德、比、日、苏俄，在上海都设有总领事馆。虹口及其附近地区，外国领事馆尤其集中，美国、日本、俄国驻沪总领事馆，都在黄浦路；德国、奥地利、荷兰驻沪总领事馆，都在或一度设在四川路。

三

近代从外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工程技术、管理科学，相当部分选择定居上海，在上海谋求发展。

我们无法确知，究竟有多少留学生回国以后，留在上海发展他们的事业，但可以断言的是，这个数量一定相当可观，比例一定很高。

且以法律方面的留学人才为例。据研究，自1920年代至1930年代末，先后在上海工作或生活的归国法学留学生共计374人，其中归自东洋的185人，归自欧美的189人。他们的工作，包括做律师和在大学任教，有不少人既当律师，也在大学里兼任教授。1936年，全国有资质进行法政教育的私立大学共10所，其中设在上海的有4所，即复旦、光华、大夏与沪江。同年，全国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凡7所，其中设在上海的有4所，即上海法学院、上海法政学院、正风学院与中国公学。由此可见，上海在法学教育方面，在全国几乎占了半壁江山。

在这些法政学校，归国留学生占了绝对优势。1929年，上海法政学院校董会有11人，其中9人是归国留学生；有教授38人，其中22人有留学经历。1933年，上海法政学院有57位教授，有留学经历的为41位，没有留学的仅16位。1930年，上海法学院校董会由24人组成，其中18人有留学经历。1933年，持志大学法律系学历清晰的9位教授中，有6人是归国留学生。1949年以前，复旦大学法学院学历清晰的28位教授中，19位有留学经历。

以上是法学系统的情况，再看一些综合性数据。1929年，大夏大学有54位教授，其中41人有留学经历，包括30位文科教授，11位理科教授。同年，中国公学有教员36人，其中25人有留学经历。

从这些并不完整的数据，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留学生的巨大影响力。再看学术界一些著名人物情况。据邹振环、忻平研究，生活在上海的归国留学生很多，不胜枚举。留法归来的有陈绵、巴金、梁宗岱、黎烈文、李健吾、戴望舒、王力、周太玄、李丹等；留英归来的有陈源、吕叔湘、徐志摩、伍蠡甫等；留美归来的有胡适、穆藕初、赵元任、王造时、罗念生、唐钺、冰心、梁实秋、何炳松、余家菊、潘光旦、李安宅、章益等；留日回来的最多，如张东荪、刘文典、郭沫若、成仿吾、陈望道、李达、李汉俊、陈启修、周佛海、田汉、夏衍、张资平、谢六逸、郁达夫、周昌寿、郑贞文、刘呐鸥、傅子东、傅子东、王亚南、夏丏尊、楼适夷、穆木天、王学文、杨之华、郑伯奇等；还有不少是双重留学生，如任鸿隽留学日、美，文元模留学日、德，夏元瑮留学美、德，冯承钧留学德、比，焦菊隐留学英、法，杨端六留学英、德。

留学生来源地很多，但那么多人最后选择上海作为其居留地与事业发展地，是上海城市对于留学人才拉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上海在开埠以后，发展很快，外贸方面在1853年以后就超过了广州，成为全国外贸中心。1919年，中国排在前十名依次是：1.上海，2.广州，3.天津，4.北京，5.杭州，6.福州，7.苏州，8.重庆，9.香港，10.成都。其时，上海城市人口245万，比第2名广州（160万）多85万，比第3名天津（90万）多155万，是第4名北京（85万）的将近三倍。1935年，上海已是远东第一大城市，世界第五大城市。1947年，上海人口430万，排在后面的依次为：天津（171万）、北京（163万）、广州（140.3万）、沈阳（112.1万）、南京（108.5万）、重庆（100万）。上海人口是排在第二位天津的2.5倍，是当时首都南京的4倍。民国时期，上海是全国多功能经济中心（贸易、金融、工业、商业、旅游、邮电等）、多领域文化中心（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也是中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的枢纽。如此巨大的经济与文化体量，现代化方面的领先程度，使得上海对于从外国归来的留学人才吸引力特别巨大。诚如自法国留学归来的、曾翻译都德《娜拉女郎》、司汤达《红与黑》的四川人罗玉君所说：“当年离开巴黎时我就想，只要这个世界上有地方放下我的书桌，有地方出版我的译著，有年长的年轻的读者喜欢我的书，珍藏我的书，那地方就是我眷恋的……正因为如此，巴黎留不住我，欧洲留不住我，四川太凋敝也留不住我，留住我的恰恰是上海。”

对于留学生集聚上海的情况，留美归来的梁实秋，在述及民国时期上海文化人才时曾写道：“同时有一批批的留学生自海外归来。那时候留学生在海外受几年洋罪之后很少有不回来的，很少人在外国久长居留作学术研究，也很少人耽于物质享受而流连忘返。潘光旦、刘英士，张禹九等都在这时候卜居沪滨。”难计其数的留学生在学得现代知识以后，返棹还乡，报效祖国，放眼望去，既能发挥所学知识，尽其所学，又能过上与留洋时相差无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大概上海最为理想。

虹口是近代上海留学文化最为繁盛的区域。虹口区领导一向高度重视发掘、研究近代上海留学文化，特组织相关学者编写了《睁眼看世界》丛书。本书按留学目的地，分为赴美、赴日、赴欧与赴苏四卷。撰稿人何方昱、翟海涛、严斌林与杨雄威，都是对相关课题研究有素的专业学者。披览全书，尽管各卷所涉国度不同，时代有异，相关留学生所学科目各有千秋，学生结构各具特色，但全书有以下四个共同的特点：状其概貌，完整概括各卷研究对象的总体形态，包括时代特点、留学规模与社会影响；述其历程，清晰叙述留学各地的酝酿、起步、鼎盛与终止的演变过程，以及相关阶段的特征；析其特质，论述各地留学学生结构、所学内容、留学成就等特点，解释何以如此的社会根源；聚焦上海，突出虹口，不是泛论整个近代中国留学，而是在交代清楚面上概况以后，集中讨论与上海城市特别是与虹口的关联。

如果将四卷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留学美、欧、日与苏俄，都与上海城市特别是虹口有重要的关联，但各有各的关联，其关联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其影响也各有不同。

如果将宋耀如（留美）、严复（留欧）、鲁迅（留日）、柯庆施（留苏）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他们留学的实践，与上海的关联便很不相同。宋属民间留学，严是官派，鲁迅是考取官费，柯是组织选送。宋、严并不是从上海出发的，但他们归国以后，都与上海城市发生了重要关联。这种关联，有的看上去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如鲁迅定居在虹口；有的则明显不是，如宋定居上海，是教会安排的；严在1900年以后自天津移居上海，属形势所迫；柯来上海做市领导，则完全是组织安排。当然，即使看上去是自我选择，深究起来，也还是整个社会发展大势与城市特点在起作用。鲁迅定居上海以前，也曾居留过好几个城市，最后，他没有选择北京、广州或厦门，而是选择上海，这显然是上海特有的城市品格正好与他的需求相匹配。他之所以选择定居虹口，而不是静安寺、法租界或其他地段，也有他自己的考量，其背后仍然与上海不同区域的特点有关。宋定居虹口，也与虹口区域特点有关。

对于关联的影响，可以想象的空间更大。如果我们深问一下，假如当年宋耀如没有留学美国，没有定居上海，那后果会怎样？后果有无数种可能，其中一种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即上海就没有宋氏三姐妹，就没有宋氏三姐妹留美，就没有宋子文等人留美，就没有所谓的宋氏家族，那整个民国史就将重写。如果把此类想象性分析发散开去，比如落实到蔡元培、胡适、章士钊、巴金、刘海粟等人身上，那我们就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近代上海文化图像。历史考据的结论从来不允许假设，但历史影响的分析从来不排斥假设。当我们沿着这一思路，展开想象的翅膀，那我们对于留学与近代上海、留学与近代虹口的意义阐释，就会广阔得多，深入得多，也有趣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