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彦正：没技术如何产出百万份禽流感特效药

　　【编者按】

　　2020年4月18日，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纪念日。

　　三十而立，浦东告诉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如何书写一座城市新的传奇。中国奇迹的密码，是浦东三十年来的思想解放、制度创新，是一代人的艰辛探索和奉献。

　　三十而立，浦东的崛起，不仅是崭新城市天际线的立起，更是中国昂首走向世界、拥抱世界的步伐。

　　上海的浦东，中国的浦东，世界的浦东。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澎湃新闻·智库报告栏目推出“人海潮·浦东开发开放30年口述”系列专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以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张江四个开发区为切入点，采访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者、参与者、执行者，讲述那段浪奔浪流的进取故事，致敬那段激情似火的创业史，更为今天的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提供一个大历史视角。

　　口述：黄彦正

　　采访：郭继、孙宝席、刘捷

　　整理：刘捷

　　时间：2019年12月13日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罗氏”）是首家进驻张江高科技园区的跨国制药公司。我当时是上海三维制药有限公司（下称“三维制药”）总经理，从1987年就开始跟罗氏接触，在工作上与罗氏集团建立了较好的联系，十分幸运地参与和推动了上海罗氏落户张江的全过程，并作为中方代表当选为上海罗氏董事长，一直到2008年退休。头尾22年，前面7年，我参与谈判并筹建了上海罗氏。后面15年，我做上海罗氏的三任董事长，见证了罗氏制药促进上海生物制药产业发展，与浦东开发开放共发展的过程。

　　缘起三维制药与罗氏集团的合作

　　讲起罗氏集团到张江投资，必须从三维制药说起。三维制药前身是建于1958年的上海第二制药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第一个国营制药厂，1993年改制为三维制药有限公司。

　　1982年，上海第二制药厂开始对维生素C的合成工艺进行研究，很快维生素C成为厂里的主要产品之一。世界范围看，当时大规模生产维生素C的龙头企业是罗氏集团，罗氏集团是一个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家族公司。

　　比较我们两家企业的生产工艺，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用的是两步发酵法，就是细菌先发酵一次，然后放到更大的发酵罐里再大规模发酵。这个工艺比罗氏用了50年的工艺成本更低。于是，他们想要购买我们的技术。1987年，我正好担任上海第二制药厂厂长，在改革开放的格局下，国家在扩大产品出口的同时，也想技术出口。就决定与罗氏集团合作出口这项技术。最后是国家总理亲自批示同意的，被称作是当时中国第一个最大的软技术出口项目，约550万美元。

1987年10月，上海第二制药厂与瑞士罗氏公司签订转让维生素C生产技术合同，图为验证合格证书签字仪式。本文图片均由口述人提供

　　技术转让过程中，我们考虑，罗氏集团的好多产品和第二制药厂类似，但我们在技术管理水平上明显比罗氏落后，有没有可能请他们来帮我们改进下技术管理水平？经过研究，我们向罗氏集团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派一个专家团队，对我们药厂的工艺技术做一个全面诊断评估。罗氏集团欣然接受，派了2位专家在我们厂里蹲点2个月，对我们的安全、技术、环境，包括职工的劳动保护等方面做了一个全面评估，并为我们提出改进建议。比如，我们当时有一个车间的一个化学反应岗位是严重致癌的。他们经过评估说，这个岗位上工作的工人，今后基本上都要得肝癌。后来我们再论证认定他们是对的，马上就把这个岗位停掉，产品也不做了。他们真的是认真建议，我们也是认真接受，我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得到建立和加强。

　　到1988年，双方就开始考虑在上海建立一个合资公司。当时合资公司的地址考虑选择开发环境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的闵行开发区，办公用地的定金都付了。但受大环境影响，合资项目到1989年戛然而止。但罗氏方面觉得我们上海人还是蛮有人情味的，双方反而加深了信任。

　　助力张江力推上海罗氏制药落户

　　1990年国家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大家又看到了希望。1992年7月，上海宣布成立张江高科技开发区，意欲把张江高科技园区打造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级高科技产业园区。这需要把世界著名高科技企业吸引到张江，产生示范集聚效应。在一个合作项目签约会上，上海市副市长赵启正同志特地把我叫到领导休息室跟我讲：你过去跟罗氏有过合资谈判，你再想想办法，把他们再找回来落地张江。

　　也是在这段时间，徐匡迪同志有一次专门对我说：你要把罗氏叫回来，它对我们上海的医药发展会起很好的带头作用，我们上海浦东张江就可能更有希望了。

　　那时候，罗氏集团有把合资企业放到广东珠海的想法。我听到消息后，非常着急。于是，在张江开发区宣布成立前后，我就动员罗氏集团的第二把手，他们的副董事长、副总裁专门到上海来看一看，听一听上海改革开放构想。这位副总裁人很好，应我邀请就来了。我带他访问了浦东，访问了张江，带他到现在罗氏制药所在地的现场。当时那里还是一片农田，什么都没有。他很是惊讶，连说了几个“nothing”，反复讲这个地方“all countryside”，问我为什么带他到这里。不过，他知道我是一心一意想把这件事办成，了解到上海领导也是真心实意想让罗氏来，就对我说：我可以帮你安排一次罗氏集团的董事会会议，你去做一个演讲，你自己来说服董事会。

　　两三个月后，也就是1992年年底，我如约参加了他们罗氏集团的一次特别董事会。为了准备演讲，我去市外资委拿了好多资料、图片，当时张江高科吴承璘总经理和其他部门的同志都很支持我，给了我不少资料。我就用这些资料做了一个PPT，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向罗氏董事会介绍了上海改革开放和浦东张江。我感觉当时我就像画了一个饼给罗氏集团，就看罗氏他们饥饿到什么程度。最后效果很好，打动了他们。1993年年初，他们给了我一个明确信息，他们决定合资企业放在上海张江。

　　从1993年年初开始，我们和罗氏就合资办企业进行深入谈判。1994年1月7日，罗氏集团与上海三维制药公司草签合资成立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合约；当年4月，上海罗氏举行合资厂奠基典礼。上海罗氏项目正式签约奠基晚宴前，赵启正副市长又找我说：美国有硅谷，上海的张江能不能建成一个药谷？我回答说：罗氏今天签约了、奠基了，这是一个领头羊企业，我估计它一旦进来，会有好多中小甚至大的国际制药企业也会跟进来。他听后说了声：好，就这样。然后，他就在当天的致辞中宣布张江要建成一个药谷。“张江药谷”这个概念就这样由赵启正副市长提出来了。

1994年4月，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开业典礼在张江举行。

　　期间，上海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对这个项目的大力支持是前所未有的，这与浦东开发开放大背景是分不开的。根据协议，合资公司中方占股30%，要出资3000万人民币。上海第二制药厂是国有企业，每年利润都要上交，我拿不出3000万元。当时，浦东发展银行浦东分行的一个副行长，年纪很轻，冒着下岗的风险，把这300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贷给我们。整个过程，我跟他没吃过一顿饭。当时这个项目在张江需占地120亩，镇政府以每亩30万人民币的低价卖给我们。还有“七通一平”，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保证什么时间做到，就肯定做到，外方也很感动，说你们中国改革开放讲到做到。本来龙东路是不给企业开大门的，因为是条高速路。罗氏坚持说，我这么大的企业，门开在后面的小路上不像话，一定要开在前面。市里方方面面出来协调，最后破例让罗氏的大门开在现在的龙东路上。

　　一个标杆性企业带来张江药谷满园春

　　在我看来，上海罗氏落户张江，真的非常具有标杆意义。很快，一批大的国际制药企业陆陆续续进到张江，比如日本的麒麟制药、三共制药、搞汉方药的津村制药；美国的通用制药、德国的勃林格殷格翰制药、英国的葛兰素史克疫苗公司。同时，国内国外的一批制药中小企业也都陆续到张江去选地方落脚。

　　2003年罗氏集团又在张江成立了罗氏研发（中国）有限公司，是罗氏首个位于发展中国家的研发中心；2007年罗氏药品开发中国中心成立，使罗氏成为首家在中国建立研、发、产、销完整医药价值产业链的跨国药企；2015年，罗氏又增资9亿人民币建设上海罗氏创新中心，这是继罗氏总部瑞士巴塞尔、美国旧金山之后的全球第三大战略中心。由于罗氏带头，美国辉瑞中国研发中心、礼来中国研发中心，英国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也都纷纷进入张江。张江药谷研发氛围浓厚，逐步发展起微创、凯利泰、泽生、艾力斯等一批高等级的新药研发创新创业企业。

　　上海罗氏的标杆性，还在于它对中国医药行业发展，特别是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的促进上。上海罗氏产品结构很好，技术含量比较高。当时我们谈判的时候大家就有共识，“把罗氏最好的最新的药，拿到合资企业来生产”，这个是我们的要求，也是他们的承诺。所以罗氏现在所有的产品都是中国市场上的热销产品。比如单克隆抗体一类的生物药——治淋巴癌的美罗华、治乳腺癌的赫赛汀，以及把肿瘤实体周围的细胞供血阻断的安维汀，等等。都能比较明显地延长癌症患者生存期。比如抗排异的药物——骁悉，罗氏进入中国以前，我们不大敢搞器官移植，因为器官移植以后排异问题解决不了。自从上海罗氏生产了抗排异药——骁悉，中国的器官移植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在产品结构方面，罗氏还带来了“基因治疗”理念，就是通过诊断试剂，在血液中找到一种针对性的基因靶点，然后治愈疾病。此外，罗氏在上海生产的17个药品里面，有5个生物药已进入国家医药保健目录，使得我们中国用到最新药的时间，跟发达国家基本同步。

　　罗氏还提升了中国制药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举个例子，当年，罗氏在张江造了一个高致敏车间，生产致敏药物。1000多平方米的厂房，是完全排除了有害气体的清洁环境。这种新技术，大大提高了我们药厂车间工人的劳动保护条件。再比如，药厂有个世界通用的药品质量管理规范，叫GMP，罗氏就带进来一个怎么执行这条标准的方法。江苏泰州的扬子江药业从当地一个集体小企业发展成几百亿销售额的中国最大民营药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学习了罗氏的这套质量管理系统。

上海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上海罗氏这个项目还有一个溢出效应。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向全世界宣布，全球将要暴发H7N1型禽流感，各国都很紧张。应对这种病毒性流感的唯一特效药，就是罗氏生产的“达菲”。当时全世界好多政府都向罗氏采购达菲，他们三年后的订单都已经满了。2005年3月的一天，卫生部部长高强突然把我叫到上海衡山宾馆，跟我说，现在中央领导非常着急，胡锦涛书记、温家宝总理非常担忧，如果疫情暴发，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又没有药，怎么弄？一旦大流行，不仅是健康问题，可能是个政治问题。中央已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温家宝总理牵头，卫生部、科技部部长是组员，要求这个小组制定一个应对方案。我们研究下来，最好的办法是从罗氏手里把“达菲”的全套技术转让过来，我们自己生产。

　　这个事情很重要，我要代表国家去谈判。当时真的一点把握都没有。高部长说，一定要千方百计完成任务，越快越好。于是，我准备了两天，第三天就飞到瑞士，直接冲到罗氏CEO办公室。我向他表明了中国政府派我来的意图，我也特别讲了一句话，为了罗氏在中国长远的战略性发展，我建议你们要处理好这件事情。我当时就带了一位同志同去，结果就是我们2个人跟罗氏方面谈了3天，最后签下“达菲”技术转让协议。我们带回了包括全套的技术资料、一罐标准品，以及他们生产产品的技术人员。马不停蹄地组织人员搞复制、搞报批、搞投产、建车间，中科院上海有机所一些科学家们全力配合，国家医药管理总局一路审批开绿灯，大概过了六七个月，我们生产出大约100万人份的药品，并上报中央。一位科技部副部长专程到上海对我们科技人员说了一段话，我记得关键的一句是：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候，你们上海人又做了一个重大的贡献，我代表国务院领导，谢谢你们！

　　这次和罗氏谈成技术转让，与我们之前上海罗氏在浦东张江顺利落地、发展，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关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我们合资的投资比例中方是“3”，他们是“7”，从来没变过。虽然中方只是“3”，但是根据合同规定中方派董事长，我当了前三届的董事长，上海罗氏董事会大的事情上我很有发言权。现在的董事长是上药集团的总裁，就这么一直延续，他们也都能够接受，总之，中外双方合作非常融洽，相互非常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