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林：28个月建成新港区，不成唯我是问

　　【编者按】

　　2020年4月18日，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纪念日。

　　三十而立，浦东告诉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如何书写一座城市新的传奇。中国奇迹的密码，是浦东三十年来的思想解放、制度创新，是一代人的艰辛探索和奉献。

　　三十而立，浦东的崛起，不仅是崭新城市天际线的立起，更是中国昂首走向世界、拥抱世界的步伐。

　　上海的浦东，中国的浦东，世界的浦东。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澎湃新闻·智库报告栏目推出“人海潮·浦东开发开放30年口述”系列专题，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以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张江四个开发区为切入点，采访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者、参与者、执行者，讲述那段浪奔浪流的进取故事，致敬那段激情似火的创业史，更为今天的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提供一个大历史视角。

　　口述：仲伟林

　　采访：黄金平、许璇

　　整理：许璇

　　时间：2019年11月18日

　　浦东开发开放前，我在上海港客运服务总公司任总经理。1990年6月30日上海港务局局长张燕到总公司办公室宣布成立上海外高桥港区（筹），由我担任主任，并作为建设方的代表，负责港区建设和营运的一切工作。1996年6月，我奉调至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任副主任兼控股公司总经理，参与和见证了外高桥港区和区港联动跨越式发展的全过程。

　　闯禁区，劈风斩浪建成新港区

　　港口城市有句名言：城以港兴，港为城用。说明了港口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浦东开发开放前，浦东地区没有一个集装箱码头。为配合外高桥保税区的发展，码头选址在高桥游泳场。那里是传统的A级航行区，地形复杂，风高浪急。但水文条件好，地理位置适中，海面开阔。游泳场后面是一片芦苇荡和养鸭场，便于建造场地，又与已划定的保税区可以连成一体。在长江口风口浪尖上造码头显示了上海港改革开放的魄力，是向上海传统码头建设选址的挑战。

　　码头建设是浦东开发开放的重中之重。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称之为是浦东开发的龙头，浦东开发的排头兵，浦东开发的一面旗帜。这个选址的成功为以后上海港在外高桥选址以及进军洋山港建造码头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开创了先例。

　　筹备公司成立后，先是在客运站借了一间办公室，当时我从客运总站抽调了三个中层干部，局里调来两个人，总共六个人，借了一部标致小车，搭起公司架子，我们六个人什么事情都干，我自己有时就当驾驶员，跑执照，跑项目，组织研讨会，现场调查等。到了1991年初公司已有二十多人，就借用杨家渡东昌装卸公司六间房，于3月15日正式挂牌宣告成立上海外高桥港区（筹）。这个挂牌仪式十分隆重，倪天增副市长代表市政府揭牌，这在当时是少有的。

　　当时的情况是“时间紧，任务重，条件差，资金少”。筹备公司成立后主要抓两件事：

　　一是码头工程建设。这个码头是建成现代化的码头，一期码头长900米，拥有四个可停靠万吨级以上船舶的泊位，以作业件杂货船舶为主，其中有一个泊位按作业集装箱船舶配备机械。按专家测算这个港区的合理工期为42个月，若投产使用则要四年左右时间。对外高桥港区的建造，朱镕基立足加快浦东的开发开放，斩钉截铁地指定工期，明确要求18个月后进行试生产，28个月初步建成，他还批示：“建成了为你树碑立传，完不成唯你是问。”用这么短的时间造万吨级集装箱码头，在上海港建港史上是史无前例。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倒排工作计划，所有工作都卡在28个月这个刻度上。由于新港区是边设计，边施工，相关的程序还没有完备，所以我们先在七一港区试打桩。

　　考虑到世界集装箱发展趋势，就提出四个顺岸式码头必须按照建造三个集装箱码头的标准施工，还预埋了轨距为30米的桥吊轨道。当时上海港桥吊的轨距多为26米，外高桥多了4米跨度意味着新桥吊的负荷量将更大，为以后港区转型打下基础。

　　码头建造的问题解决，堆场问题又突显出来，陆域50万平方米的堆场，前身是芦苇荡和养鸭场及农田，地面需抬高1至1.5米，要求全部采用宝钢电厂的大宗废料粉煤灰回填，但开工六个月只填了10万平方米，远远达不到进度。我们与施工方共同建议改为吹沙回填，得到了倪天增的批准，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高速度地完成了40万平方米的场地回填任务。之后，在堆场上的单体建设也时不时冒出新问题，港区内将建造面积为1.1万平方米两座仓库，按计划是凝土砖墙仓库，工期要长达两年，不但要拖整个工程的后腿，而且这种结构在国际码头上早已淘汰。我们果断采用跨度约60米的新型轻钢结构，只花了八个月就建成了，满足了生产的需要。

　　到1992年10月，人员基本上全进驻港区调度楼，为试生产作准备。没启动资金，我利用建设与生产间隔时间，先后办了旅游公司、房地产公司、国贸公司、货代公司，利用当时的政策积蓄了一点资金。正因为有这几百万元启动资金，生产工具才在可能的范围内得到补充。后来港区箱量达到两万箱以上，没有计算机管理不行，我们利用这笔余钱购买了二十多台电脑，解决了燃眉之急。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没有作业机械，配套的大机械远没到交货期，已到的辅助机械不能上阵。我们从东昌公司借来两部电吊，又让上海港机械修造厂赶紧先把两部龙门吊安装到位（按计划是五部）。

　　码头竣工前后，港区受上海市有关部门委托先后举办了两场有国际影响的活动，一是1993年5月9日第一届东亚运动会火炬传递起跑仪式，领跑的是四个开发区的老总，300多辆自行车放着烟火在港区绕圈，场面十分壮观。二是1994年7月举办了环太平洋帆船比赛，几十艘来自世界各国的帆船停泊长江江面，令人瞩目。这两个活动的共同点就在于向世界宣告，浦东开发的港口正式投产了。

1994年10月来自日本大阪三井船公司的开港第一条集装箱船。本文图片均由口述人提供

　　竣工验收合格，我们立即投入正式生产准备。这时外高桥海关已成立，但只管保税区的事，港口的事不管，海关不到位外轮是不能作业的，擅自操作违反“海关法”。我们特事特办，经与上海海关多方协调，将这里暂时划归吴淞海关管辖，由他们派员管理，吴淞海关在浦西张华浜，要绕很大的圈子才能到港区，每逢来船，港区派小车专接专送。当时港区没有食堂，他们常常吃不上饭，工作量比一般海关船监要辛苦得多。港区开港的第一条船就是二万吨级的装钢板的俄罗斯船，这里正式成为外轮港区。1995年6月，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正式成立，从此，外高桥船舶作业走上了正规之路。

　　巧筹资，横空出世好马配宝鞍

　　1994年5月5日操作了第一条全集装箱船，填补了浦东历史上没有专业集装箱港区的空白。这时又出现新问题。外一期按照全集装箱码头建造，900米岸线，规划中只配备一部桥吊，根本不够用，何况这部桥吊的单机量只有11个标箱，大大影响港区效率。没有高速度作业量的增加，集装箱码头只是空壳子。为了更快更多地装卸集装箱，我们异想天开用两部龙门吊来抬箱子，极不安全。我当时就拍下了这个镜头，这既是对我们干劲的鼓励，也是对港区集箱作业的讽刺。抬集装箱下船也是闻所未闻。后来局里专门给我们指派自带吊车的船舶，弥补我们的能力不足。

　　当年港区购买一部桥吊要400万美金，按规划要求，局里不可能用自有资金来为外高桥增加集装箱机械，后来总算从其它地方给增配了一台集箱正面吊配合作业，不能上船作业，也是杯水车薪，没有实质性进展。

　　当年的振华机械厂成立不久，1995年年底我对振华港机厂总经理管彤贤说，以你们的名义向银行借钱，尽可能购国际上最好的机械配件，为港区再造一部桥吊。桥吊正常使用后，连本带利由港区一并付清。他们那时也是到处找任务，想着法子要打开局面，提高桥吊质量，创出品牌，就同意按我的意见做。

　　1996年2月，刚过完春节，在港区有航线作业的欧州联盟、东方海外、大阪三井、美国APL、日本NYK等五家船公司主动跟我们提出，用世界银行最低的利息，集体贷款给港区400万美金，用最快的速度购买桥吊。所有贷款分五年还清，每年以集装箱作业的增量费用抵扣。港区如能在一年多一点时间里有三部桥吊同时作业，确实可以解决一点问题。

　　但这样做是违反港区购买设备的有关操作规程。我就先斩后奏，第一部新增桥吊合同签订后向局里作了汇报。作了检讨。而第二部桥吊有关方面举棋不定。一会儿说可以谈，一会儿又说不能谈，多次向领导作请示，就是没有最后的意见。我就一边请示，一边让会谈的人员保持联系。没有想到这几家船公司将这件事看得很重，各自召开董事会进行确认，最后又联合出面与港区签约。六月底我就调离，担心事情会有反复，就与接班的人说，第一部桥吊我作了检查，估计不会有大问题。第二部桥吊涉及外资，如果有什么法律问题就说是仲伟林拍板的，所有责任我来担。我刚调走，此事果然遇到麻烦，桥吊的所需资金外方按计划于8月16日凌晨打进港区账户。8月16日，局有关方面来文明确通知港区，这是违反外资管理法，必须违约。听说钱已到账，局里开了办公会议，要派人来要具体处理。没想到就在举棋不定的最后几天里，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上海地区办公室就400万美金的筹集做法，写了个简报，夏克强副市长看后非常赞同这个做法，当时全中国建设都缺资金，有人主动筹资金给我们，这不是好事吗?批了以后，有关方面还犹豫不决，毕竟是关系到外资管理的创新办法。他将这份简报转给徐匡迪市长，徐市长正在国外访问，回来后马上作出批示：这个办法好。一锤定音。

　　幸亏我们购买的工作做在前，马上按进度汇款给振华港机厂。振华港机厂充分利用进口设备免税的优势，加快步伐，新增的两部桥吊提前半年陆续到位，揭开了港区作业集装箱的新篇章。

　　三部桥吊屹立长江边，让人直接感受到外高桥港区的优势。原来2万吨的大船在黄浦江要调头作业，现在一次成功，大大缩短了船期。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当年的选址是十分正确的。

　　1993年上海港与和记黄埔全资成立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SCT）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上海港除合资公司外只能完成作业总量的5%的规定，这就意味着上海港的集装箱，无论怎么增长，只能做5%。而外高桥港区1994年两个多月作业了9000标箱，1995年达到11.7万标箱，1996年达到33.7万标箱，2000年首次突破100万标箱，远远超过上海SCT原定的5%的界限，成为当时上海港增量的主要接纳者。这个口子的打破直接为上海港集箱装卸量的不断上升打开了通道。

1999年的外高桥港区

　　大胆想，区港联动讲实效

　　为配合形势，港区有17万平方米场地专门划为保税区A区，港口因此也享受了保税区的各项优惠政策，比如我们生产用的进口设备全部免税，免税进口十几部小客车。但是，如何实行区港联动一直是个问题，如果港区不能为保税区服务，也就失去了作为保税区A区的作用。

　　我们从开港之日起有自己的国际贸易公司、报关公司、货代公司，都与保税区关系不大。为冲破这个框框，1993年11月就在港区刚刚完工不久，以保税区名义在港区建立了四个保税交易市场，其中二三四三个市场直接放在港区，并且二三市场还让港区参股，四市场单独由港区经营。一市场由外高桥联合发展公司在保税区内投资单独建。生产资料保税交易市场，在全国是第一家。当年生产资料保税市场开张，市委书记吴邦国前来鸣锣宣布。仪式后吴邦国专门召开座谈会，他在座谈会开场白里意味深长地讲了句话：在上海我们没有办不成的事。他的意思很明白，区港联动涉及的事很多，上海市会克服困难有所作为。

建设中的保税物流园区

　　上海市领导多次讲要区港联动，一直动不起来。港务局长屠德铭和管委会主任胡炜专门进行一次关于区港联动的会谈，还签了个“三统一”的纪要，强调区港联动要统一领导，统一政策，统一规划。但到底怎样动还是雾里云中，所以当时有人戏称是“糊涂会谈”。1996年6月底我调任到保税区，先后任外高桥控股公司总经理、管委会副主任、常务副主任。我的任务就是促进区港联动，港区与保税区的B区生产经营形成了极大反差。港区热火朝天，集装箱作业用上了电脑控制，场地不够用。B区烂尾楼两幢，将区内的场地分割得七零八落。我大胆提出拆除铁丝网，让港区未报关的箱子，送到B区来储存，为港区生产提供更好的作业环境，让保税区的场地活起来。拆网这可是大事，直接关系到海关的管理，关系到保税区的管理。我提出灵活的拆网管理办法，封死两区间的小路，港区箱子出港区，没出保税区还是在海关监管之下，港区在A 区开门专道走进B区的集装箱，无箱子操作时，这道门关闭；有箱子进出则开门。海关与保税区达成“只做不说”的协议，这一通融，直接解决了港区场地不足的矛盾，也为B区提供了货源。在港区任务最忙的时候，B区为港区解决了一万多只箱子的堆放，大大缓解了港区的压力。而B区也因此得到发展。

　　更可贵的是B区“只做不说”的办法，为探索区港联动积累了经验，打开了另一扇门。后来机场保税区进出空运货物开了直通道，洋山保税区，开设了“直通道”法很有成效，尤其在当时物流企业的痛点是非保税货物不能进保税区，形成区内仓储量不足，我们与海关协商破了这个制度，允许非保税货物也能进保税区，将人气带起来，盘活了区内仓库，创造了海港与保税区货物进出储存的新局面，极大地推动了保税区物流的发展。

　　“直通道”的成功运行为保税区的物流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商环境。早在1991年，港区与世界五百强前十名的日本丸红组建了全国第一个外资占大股的外红国际物流公司，当时国内根本不理解物流的真正含义，日本人找我们谈，基点有两条，一条是外资占60%，另一条是中方三家，分别是外联发、外运和港区，其中港区一定要参加。日本人为啥这么重视港区？他们告诉我，搞物流有没有港口差别很大，有了港口的支持就能保证物流畅通。外资在中外合资企业占大股这一条上海有关方面多次讨论定不下来。最后报到中央，由江泽民总书记，与朱镕基拍板，特批成立了这个公司。说明中央对物流的发展是极为看好的。港区占股15%，投资75万美金，由港务局专门拨款。我到了保税区后，外高桥港区三期工程即将开工建设，我就想到这个事，能不能搞个保税物流园区，将港口与物流真正联在一起？于是，让外联发与港区共同组建了全国最大的保税物流园区，港口与保税区直接联在一起，形成区港一体化的新模式，这是当时吴仪副总理批准设立的全国第一家保税物流中心。

　　根据多年实践，保税区物流监管制度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目前一线实际进出境平均通关时间较上海关区分别缩短78.5%和31.7%。第三方联合评估显示,保税区创立的“先进区、后报关”制度被企业评为最重要、企业受益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改革之一。保税区创立的国际大宗商品保税交易、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货物状态分类监管等制度也得到高度评价,认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也被上海自贸试验区继续使用。保税区内的物流企业从1997年的一百多家发展到现在的1600多家。真正撑起了保税区的大半片天。

　　我作为这两大区域发展的参与者，见证了它们跨越式的发展。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一路走来，更是克服种种陈规旧矩，推动了区港联动，敢于给物流业用武之地，创造出很多可复制的好经验，为以后的自贸试验区提供了一笔极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