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朱伟东，男，1946年出生。1966年6月参加工作，1972年4月入党。1971—1988年小三线期间从事军工生产的技术质量管理工作，曾经担任后方基地管理局管理处副处长等。
口述：朱伟东
采访：徐有威 吴静
整理：吴静
时间： 2011年3月9日
地点：朱伟东寓所
从汽轮机厂支内三线
我是1971年从上海汽轮机厂支内去小三线的。当时形势很紧张的，厂里开大会动员支内，我当时是车间班组长，组织上决定我去支内，我服从组织的决定就去了。
我去的小三线工厂是上海机电一局包建的一个生产武器的厂，叫胜利机械厂。上海机电一局下属有几家大厂，都是造57高炮的，像汽轮机厂、锅炉厂、沪东造船厂等，所有厂都组织起来，因为一个产品需要各个厂配套。汽轮机厂包建的胜利机械厂是总装厂，在安徽贵池县山沟里。
要说明的是，“文革”时上海市经委机关都没有了。当时管上海工业生产的是上海市革会工交组，工交组下面有军工组，军工组下面有常规组，这个常规组里边再分前方和后方，前方抓上海各个局，后方基地就是我们小三线。后方基地管理层称之为组，大组套小组。
我在前方是搞产品的总装、试验，到胜利机械厂后我也是搞总装。1972年我被华东炮兵工程学院录取上大学，1975年8月毕业。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局机关工作，当时到局机关生产大组，生产大组里边有个技术组，生产技术组人也不多。我对高炮生产比较熟悉，组织上就叫我去搞高炮的技术质量管理，后来军品不生产了，又被调到局整党办工作。
后方基地大概有4000多名党员，整党过程中每个党员都要填表，学习上面规定的文件、整改等，其实就是自我教育。通过自我教育，提高思想觉悟，与中央保持一致，不要搞自由化。后方整党最后通过市工业党委验收，就结束了。这样，从1985年起，我做了两三年整党工作。整党结束后就调到组织处帮助做干部安置。我们当时没自己想法的，都是组织安排，思想也蛮简单的。去小三线的时候，工资没变，都是上海待遇，上海户口也不迁。
严把军品生产关
当时，上海搞的一套东西和中央不太一样，上海搞自己一套。比如技术标准方面，部里生产的产品是在内蒙古包头市的，是仿制苏联的。57高炮的钢材是转炉钢，我们上海用电炉钢，虽然电炉钢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用，但是在技术标准上是不同的，一个是转炉钢的标准，一个是电炉钢的标准。上海方面认为上海产品射击2000发炮弹没问题，五机部就认为不可以，技术标准不一样，我们生产的炮管是后方八五钢厂和上海重型机器厂两家工厂生产的，这两家厂都是电炉钢。到最后技术标准还是要听部里的，因为军工产品不能有差错，如果战场上质量出差错，责任谁负得起啊！争论到后来上海的电炉钢炮管就停产了，用五机部生产的炮管。我们技术处内有分工，我是分管高炮生产技术质量管理的。
其实刚开始，后方还生产不出完整的产品，都是前方工厂生产好的零部件运到后方组装的，组装好后，后方又没有试验场地，再把产品拖到上海或者南京，南京有个汤山靶场，奉贤也有个海边靶场。真的是劳民伤财，钱都在轮子上滚掉了。当时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
生产计划每年上面会批下来，生产高炮多少门，手榴弹多少枚等，具体都由市国防工办计划下达。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你不完成是不行的，来不及完成要及时调整计划。说是计划，其实是下面报上去的，明年的计划，今年开会都要报上去，到明年批下来，新的一年你要完成目标、计划等，考核也是按照这个，生产的数量、质量、安全都有指标的，而且军品生产质量要求很严格，不能有万一的。
我们生产好的军品直接送到部队，由解放军代表室接收，都是军队里边的技师。基本上每个厂里都有军代表室，他们要验货接收的，他们不签字，产品就不能出厂。这些军代表是上海警备区派下去到各个工厂、机关，代表采购方验收。工厂生产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都要主动和军代表沟通，他们验收都是有标准的，质量要求很严格的。我碰到过一些沈阳军区的军代表，他们都是大学或军校毕业的，到工厂严把质量关。订货是由上级下达到各个市国防工办，市国防工办再下达到各个局，各个局下达到各个厂，至于这个产品造好了给哪个部队，我们都是不知道的，那些是军事机密。
我们后方协作厂是做火箭弹的，协同厂是做火箭筒的。越南战争的时候都是派上用场的，效果较好，可以打出200米远。坦克前面的钢板20公分，很厚的钢板，火箭弹打上去都是可以穿透的，装甲车和坦克都可以打的。我们在协作厂实验时，曾经出过事故。有一次，一个火箭弹放进火箭筒，应该是马上发射出去的，结果不响，过去检查时爆炸了，试制人员当场牺牲。
那时候进军工厂都是要组织审查的，招工也是严格把关的，有点海外关系的都不要。从组织上而言，当时是很严格的，我们去这些单位都是很严格的，要介绍信、政审材料等。我们当时去沪东造船厂联系工作也是要手续的。我们当时的后方基地机关不大，200人不到，一栋4层的办公楼，顶楼是局领导办公室，三楼是局党委系统的办公室，二楼是政工处室，一楼是各业务处室。
生产困顿，生活艰难
军转民的时候怎样发展民品生产，当时五机部里要求军转民，上海国防工办也要求军转民即军品生产转民品生产。因为工厂都要生存，军品生产成本太高，军品当时是不计成本的，所有产品都是成本价加上5%利润出厂。各种生活费、汽车运输费都是要算的，成本高得不得了。当时因为是国家买单，所以问题不大。当军品生产下马了，民品就不行了，价钱高卖不掉，一般性的产品没竞争力，一到市场上就亏本。当时五机部生产煤矿机械液压支架，永红厂就是搞这个产品。五机部全国各地开军转民大会，研究到最后还是成本问题。比如上海到贵池的运输费，再由贵池到工厂的运输费，光运输费就消化不了。生产民品都很难盈利，到最后民品生产也很难搞下去。
刚开始去的一批小三线员工住宿条件较差，后来才逐步好转，房子比上海大些，烧饭是用柴的，柴都是在山上砍的。住房内卫生间有的，煤气是没有的，我们刚刚开始去是用煤油炉烧饭，后来建了灶头，家家户户都是有的，但那时候小三线职工吃食堂的多。所有吃的、用的东西都是上海运过去的，当地就买点蔬菜。我是1977年结婚的，结了婚后，还是以吃食堂为主，因为没时间烧饭。我经常要到基层工厂出差，整个后方地方较大，厂与厂之间相距较远，当时交通也不方便，很辛苦的。
其实，到小三线大家都是不安心的，都想回上海。在那个地方，扎根比较难的，扎不下去。后方最小的一届职工是72届毕业生，都是20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后方职工男女比例失调，女少男多，又比较闭塞，能够配对的较少，都想调回上海。而要调回上海是很难的，而且全后方每年只有十几个回沪指标，是解决特困的。当时当个干部，都是吃苦在先的，责任很重的，家庭都是做出牺牲的。
回沪依然困难重重
1988年小三线全部回沪了。永红厂在后方时生产57高炮的瞄准系统，军转民之后就搞煤矿液压支架，后来迁回上海郊区的南翔镇，生产煤炭机械。最初回迁建厂大都是建在市郊，后来一点点向市中心靠近，建住房也是这样。后来都可以回老单位的厂了，比如小三线的胜利机械厂，还是回到上海汽轮机厂去。汽轮机厂是个大厂，在后方有一千五六百人，回来后也都回到汽轮机厂，全部接收，一千五六百人，融入十几个车间，一下子就分掉了，而且各个车间也需要人的。有些单位支内后撤销掉了，返沪后没有老单位，只能建新的厂，困难就多点。
小三线干部回上海安排工作也不是很容易的。厂长回来做副厂长，也要看上海方面需不需要的，很多没有安排，但是能够回到上海已经是很开心了。1988年组织分配我到上海市工业区开发总公司工作一直做到退休。我爱人也是小三线机关的，她回来后分配到市建设银行，好在当时建行大发展，正好需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