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王权顺，男，1934年出生。1950年参加工作，1952年参加上海市榆林区委（后和杨浦区合并）五反工作队。1954—1964年，先后任大达电机厂、上海变压器厂工会主席。1964—1980年，上海机电一局支内办公室负责人，后和军工处合并任军工处长。1980年任上海经济区长江电梯公司总经理。
口述：王权顺
采访：吴静 李婷
整理：吴静 李婷
时间： 2011年4月20日
地点：王权顺寓所
三条 “线”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苏联在中苏边境部署几百万军队，当时我们搞的有三条“线”叫大三线、小三线、动员线。开始我是搞大三线的，市机电局蒋涛局长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们军工这一块的东西比较多、比较复杂，我们军工处最多的时候有八十几个人，什么都管，从手榴弹一直管到卫星、导弹、核电站等。
大三线是我们国家准备打仗，把沿海地区的重要工业向内地迁，包括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我们动员上海品牌好的工厂搬到内地去。我们大三线始于1963、1964年。小三线是我们上海自己的后方，我们上海各个局都有份的，不只是我们机电局，华东电管局也要过去，就是小三线宁国电厂，以及水泥厂。市档案局都要在后方建基地。上海基地、小三线、后方基地和后方局（后方基地管理局的简称）这几个名字的含义都是一样的。
那时候我们很艰苦，1969年11月的中央“6911”会议以后，当年就要我们拿出1250门大炮，我们搞民用生产的，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生产大炮？我们只能一个厂研制一个部件，最后组装起来，这就叫“一厂一件，百厂成线”。还有一句话叫“一厂一角，百厂协作”。这两个生产方法不会影响原来的生产任务，很快就能拿出产品。比如，生产57高炮，上海汽轮机厂、电机厂、重型机器厂这些我们机电局的大厂，一厂一角，去做零件，做好以后交给汽轮机厂总装，然后大炮就造好了。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生产，因为我们上海也要保留生产，就在安徽贵池组成一套生产线，胜利厂和永红厂都是生产大炮的。上海也保持一套，大量生产，皖南那边是一边建厂一边培训工人。小三线有后方基地管理局，由黄彪他们管。安徽认为小三线是上海的厂，他们不管，所以小三线的生活用品都是上海运过去的，后方基地管理局要管理这些。
上海要定期组织为小三线职工服务，他们确实比较困难，全家过去，小孩子读书什么的都是问题。小青年没什么牵挂，但是有家庭的人有很多的事情要后方局来管理。但是小三线的生产，原来是哪个局管的还是哪个局管，叫“谁家的孩子谁家抱”。
“山散洞”的选址原则
上海小三线选址，南京军区肯定要去的，南京军区是饶子健副司令挂帅，我们跟他一起去定厂址。小三线建设的问题不少，毛主席提出“靠山近水扎大营”，林彪后来提出“山散洞”，即“靠山分散进洞”，工厂的建设布局要搞“马头墙、村落化、葡萄串、羊拉屎”。在建设过程中，各个工厂的建设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有的进洞，有的马头墙，像526厂等就是马头墙，村落化（一个工厂建得像一个村庄）。马头墙是外建筑，对于他们的生产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不过就是把他们的生产车间分得小一点散一点，不是那么集中。
我们小三线的厂址一般还比较接近城镇，要正常生产还是可以的，那里的条件比大三线的好。大三线的生活问题都是当地解决的，小三线因为上海基本上保证供应的，没什么大的问题。像铜鼓那边的厂是在山洞里面的，后来要转民品就出现矛盾了，要搞民品在山洞里不好生产，所以他们要搬出来。
那时候主要考虑备战，当时这种做法你说他错，其实也没什么错，因为那时候的手段跟现在的侦察手段不一样。那时候打个导弹已经很了不起了，不能以现在科技水平来看。当时，小三线的机械工业方面的工厂都是属我们军工处管的，他们生产上出现了问题来找我们，我们会派些干部过去了解处理的。我们机电局的黄彪是分管那一块，他管不了就来上海找我们。贵池那一套57高炮生产线我们管得比较多，因为是我们前方动员线上的，我们上海在前方还要继续生产57高炮，同时又生产100高炮，这两条生产线到哪里去造，人怎么组织，机器怎么协调是我们要做的，所以我们跑得比较多一点。
100米不打，50米开花
小三线从我们上海市的角度来说就是把所有好东西都藏一点起来了。我们当时是从战备的角度搞了小三线。珍宝岛事件中，打苏联的坦克使用的火箭筒就是小三线生产的。毛主席说的“100米不打，50米开花”是指孙玉国在珍宝岛打坦克的事。珍宝岛事件时，我们火箭筒的射程是150米，100米已经可以打了，但是不打，等到50米的时候一下子就把坦克打了。后来这个被我们摧毁的坦克苏联想拿回去，拼命派部队来抢，最后我们把它拿回来了。
市机电局的军工任务很重，因为机电局里的生产设备最齐，很多精密的大型的设备只有我们机电局有。我们军工处管军工生产，不管是上海市委的还是中央的；三线建设，不管是大三线还是小三线，我们都要完成。
小三线的生产任务是我们下的计划，他们的生产情况还是正常的，没什么大的问题。没有出现过军代表告状的事情，基本上还是完成任务的。我管小三线的时候，小三线是盈利的，有几个亿。
57高炮是按南京军区和五机部的计划布置的，部队每年的配件、改造，每年都有计划交过来的。我们后来支持越南，主要是给他们57高炮。支援越南的57高炮的任务由五机部交给我们计划。主要是由我们动员线生产的。上海人聪明，在生产过程中，研究人员对57高炮的设计图纸进行了修改，所以生产出的产品要比苏联原来的产品质量好。越南的高炮都是我们支援他们的，仗打好以后放在森林里，那么多年日晒雨淋，后来他们拿出来打我们时，据说用的就是我们的炮。但这说明我们的产品质量好啊，苏联是一门一门打的，我们把它联动起来，一打6门一起，这都是上海研究人员的贡献。苏联给我们的图纸是有所保留的，有的地方是瞒掉的，有的东西是形而上学的，比如牛皮要几岁到几岁的小牛皮，没有经过鞭子打的，我怎么知道这个牛皮有没有经过鞭子打？这个只要告诉我什么强度就可以了。还有他们的东西用白桦木，因为他们白桦树多，我们只有东北有一点白桦树，一定要用白桦树就是胡闹了，我们中国比白桦树好的树多的是，这些我们都改掉了。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因为小三线受到围攻被斗
“文革”的时候小三线的联合厂闹得很厉害的，我们和他们后方基地一起去解决，实际上是一起去做工作。后方问题不是太多，有一段时间上海闹得很厉害，他们倒还稳定。因为他们消息比较闭塞，不是闹得很厉害，即使闹也没有上海厉害。他们那边都是上海给他们的影响。
造反时大小三线都来了，我们上海来了几万人。我乘20路公交车上班，我们市机电局在四川中路110号。我一下车就被造反派抓住，讲我是走资派，就在20路公交车那里游街斗过来。我当时很冷静的，不还手也不还口，把他们骗到我们机电局，进了机电局就好办了，在马路上围的人很多，你怎么跟他们讲清楚？我说他是后方的，人家听都听不懂，你说小三线、大三线，围观的群众不管的。我衣服也被他们拉掉了，我们做工作动员，让电焊机厂来上海造反的人回去，电焊机厂的人讲条件要送他们到码头上。我跟市机电局副局长石峰一起去的，他们要我们送上船，我叫老局长不要去，我知道他们的诡计，上船以后把我们弄到成都去批斗。后来，我干脆就跟他们到了成都，他们倒不斗了，个别人顶多打你一两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们那里的清理队伍来上海了解当时谁打过我？我一个也不讲，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当时动员他们去外地工作，人家吃了很多苦，到你这里找你出点气也是正常的。所以，后来要把那些人打成造反派，我们把他们保下来了。
我这个“小王”出名了
讲到40火箭筒，9383、9337厂还闹了很大的一个笑话。“文革”中林彪想用40火箭筒炮击毛主席的专列，这件事情就出在我们这里。
当时上海工交办造反派的头头叫缪南生，是上钢三厂的。有一次他找我去到工交办办公室，他让我签个字，要去9383、9337厂调火箭弹。我问他为什么要调这个东西？他说市机电二局要做实验。我说两个条件：第一，中央批文；第二，上海市委批文。他说手续基本上已经办齐了，就差我签字。我说我要看批文，没有文件我不能签字。不签他们就整我，在那里拍桌子。我又不怕他，大不了不当干部，我就是不签字。如果当时我签了，这罪可大了。上海还有军用摩托车，如果我一签，给他们几十辆摩托车就不得了了。
林彪事件后，上海工交办主任黄涛在市里的大会上作有关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报告。我们去听了，我在下面开小差跟人家讲话，根本没有听到什么。结果旁边人说黄涛在讲我：“机电一局的小王，斗争觉悟比较高，在这里要表扬。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调动武器这件事上，小王就是顶住，不签字。”我笑了，我根本不是斗争觉悟高，我根本不知道你们闹什么事，我只知道按照我军工的职责，你没有这两个文件不要来找我，你有这两个文件你来跟我谈，我就是讲这个原则。我这个“小王”就是这样出名的。
调皮的上海小青年
上海的小鬼调皮，在安徽小三线闹的笑话也不少。上海滑稽戏明星姚慕双、周柏春有一个滑稽戏叫《黄鱼调带鱼》，过去这个滑稽戏很红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情节。上海人到茶叶店里面买茶叶，这个买一斤，这个不好，我不要了，我要买那个，这个换那个，那包调这包，调来换去换了15斤，那时安徽山里人简单得很，他糊涂了，最后钱没有收到，茶叶被人家拿走了。安徽人说他们没付钱，小青年说：“我怎么没付钱？我这包是用那一包换的是不是？”对方回答说：“是的，但是那一包没有付钱。”“那一包我又没拿啊”。安徽人搞不过他们，闹到后方基地，反映到上海来了。山区的人搞不过他们的，山里的农民鸡蛋串着卖，他家里跟他讲好的，一串鸡蛋一块钱，结果上海人去了以后跟他们搞说“我不要这一串，我要这一串拿两个，那一串拿两个”。弄到后来搞不清楚了，收不到钱，货被人家拿走了。这个也被告到后方基地。
小三线我去得不多，主要是生产安排，有时候工厂里有些事要我们去处理，他们有情况要报上来。我们在宁国有一个小班子，他们打电话来让我们去，他们在生活、协作上碰到的问题要去解决。有时候任务紧张动员他们，帮他们鼓鼓劲。
我去小三线解决要我处理的事情，有的时候我去，有的时候我派人去，我们处理也有分工对口的同志把这个什么问题解决一下。也不一定都找我。譬如，培新汽车厂要到哪个厂去培训，我们通知人家到什么厂要什么东西，培训多少时间，这个我们跟上海的厂说，说好了让他们去就是了。他们一般找上海的事情都是跟我们说，我们帮他们联系好了给他们打个电话，通知他们去。去的时候大家都很客气的。因为他们也经常来，不像人家大三线，一生一世待在山沟沟里出不来了，而小三线的职工还可以经常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