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王真智，男，1951年出生。1968—1978年上海市海丰农场劳动，1978—1982年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读书，1983—198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其中1983年10月—1985年11月担任朱宗葆副市长秘书），1986—1989年上海航空公司办公室副主任，1989—1996年上海航空广告公司总经理，1996—2009年上海航空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0—2011年任中国东方航空传媒公司副总经理，上海航空传播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口述：王真智
采访：徐有威 邬晓敏
整理：邬晓敏 徐有威
时间： 2013年1月25日
地点：朱岳林寓所
1983年10月到1985年11月，我在负责上海市工业交通生产的朱宗葆副市长身边担任秘书工作，目睹了朱副市长在此期间参与上海小三线调整的前前后后。近30年过去了，回忆起朱副市长和小三线的往事，此情此景历历在目。
曾为三线建设奔波的工程师
朱宗葆副市长在1983年3月担任上海市副市长之前，从1962年起在上钢五厂工作长达21年。在此期间，他和三线建设乃至安徽的上海小三线有过两次擦肩而过的经历。
1965年，上钢五厂奉命派员去四川江油参加大三线建设的长城钢厂。当时在上钢五厂工作的宗葆同志非常向往，因为当时能够参与三线建设是无上光荣的事情。他欣然接受领导的安排，准备去四川为三线建设作贡献。他还接受了一项为大三线调试特殊钢冷轧带钢机组的任务，并圆满完成了任务。这是我国当时所能够制造的最先进的设备。
不久后上海在皖南小三线建设上马，上钢五厂参与在皖南贵池包建一家钢铁厂。上级点名叫宗葆同志去安徽参与选址，宗葆同志拿起简单的行李，坐着卡车就进山了。在贵池期间，他跋山涉水，研究和建厂有关的地形、水源、运输、能源和工厂的布局。
时隔近20年的1985年7月，当宗葆同志以上海市副市长身份第二次踏上皖南的土地主持小三线调整时，他的内心一定感慨万千吧！
合肥稻香楼：沪皖小三线交接协商会议
1984年8月，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工委召开全国小三线工作会议，会议同意上海小三线的调整方案。根据会议要求，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多次研究具体贯彻落实小三线调整计划。1985年1月，市委确定以汪道涵市长为团长、朱宗葆副市长为副团长的上海市政府代表团出访华东四省，商谈经济技术合作。第一站是江苏，第二站是安徽，第三站是江西，第四站是浙江。到安徽谈两件事情，即经济技术合作和小三线的交接。
其实早在1984年底到1985年初召开的全国工业普查会议时，朱副市长已就小三线问题和安徽领导进行了沟通。当时安徽领导班子刚完成调整，在全国工业普查会议会场的北京京丰宾馆，朱宗葆副市长和安徽省邵明副省长多次交换了意见。
1985年1月24日上午，上海市政府代表团与安徽省政府代表团的主要领导在合肥的稻香楼宾馆举行会谈。汪道涵市长就小三线交接谈了自己的意见：双方对交接原则没有意见，但是从实际情况考虑，困难不少。双方要研究如何让企业独立考虑发展方向和经营关系，市场主要为安徽服务，人员不切断与上海的联系。企业产供销关系复杂，双方政府都来维持扶植，如何处理设备不困难，主要是人员问题。上海尽量安排，大批回上海，要有个过程，能不能找几个案例，先易后难，涉及上海各工业局的，要组织研究。要立足现有基础，研究市场，所谓搞活就是在经营上搞活。
汪市长的谈话是紧密结合了当时的形势。1984年10月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让企业从原来的计划模式中解脱出来，简政放权，给各类企业增加活力，企业要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和法人实体，改变以前那种政府包揽一切的局面。上海市委陈国栋第一书记、胡立教第二书记和汪道涵市长深入企业调研，研究政府如何把权力下放给企业。在实施小三线调整时，上海的态度很明确，应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在政策层面支持，而不是由政府包办，企业要有积极性。当年上海的小三线要根据不同情况，分类交接，要发挥效率，使安徽接收的企业，继续保持良好的生产状态。
当天下午，朱副市长与邵副省长共同主持会谈，继续讨论具体事宜。朱副市长谈到，政府的事情是要落实好政策，总的调整过程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按企业能够接受的条件，资金方面，企业自筹，政府支持，贷款免税。人员方面（90%来自上海），尽量动员留下，发挥作用。确实有困难的，对口逐步安排。技术骨干，留下的可采取特殊的奖励政策，或在时间上给以保证。
安徽方面的意见是：固定资产全部无偿转交，这是原则大前提。如果调整全靠企业，政府不拿钱是无法调整的。双方的交接时间不能太长，安徽有困难。商谈中，双方把上海小三线的企业分为三类：一类比较好的企业还能发挥生产能力，能够发挥作用，这些企业好办；第二类企业经营上遇到困难，产品销路不畅，交通不便。具体怎么解决，要进行评估；第三类企业，实在是交通不便，没有产品，没有前途，已无法维持的，要果断采取措施。显然第二类企业的交接是商谈的重点。
通宵达旦的谈判
1985年1月25日下午，双方继续会谈。安徽同志在谈到小三线交接时，希望上海市政府加大力度：这个问题交企业解决，企业怎么解决，小三线本身就是政府的问题，小三线是政府投资建设，国家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所以造成了小三线的历史问题，现在调整，政府不拿钱行吗？叫企业解决，企业怎么解决？政府要拿钱，政府要出资出力。安徽方面还提出，涉及日常生产的技术人员、骨干人员，不能走。一下子全走掉，当地维持不了。
上海对小三线的调整的前提是全市的稳定。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一直承担着支持全国建设的任务，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支内，六十年代的支持新疆建设兵团生产的青年，还有参加大三线建设的职工，以及“文革”中去江西和贵州的职工，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当时社会上已出现不安定的苗头，从上海去外地的都希望回来，政府处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相当复杂和困难。所以小三线的调整，需要稳定的环境，逐步解决。上海在安排小三线职工问题上承受不少压力，一下子接收几万人，土地、厂房、企业各方面的问题很多，上海市政府的困难不小。
与此同时，安徽自身的小三线调整也相当艰巨。20世纪60年代安徽的小三线规模也不小，工厂主要分布在六安的大别山地区，交通不便，效益不好，调整难度很大。如今本身的调整还未解决，上海小三线的事情又来，两个小三线调整一起搞，安徽政府的压力也大。因此安徽同志的意见是，上海市政府调整小三线不出点力气，不在资金上给以支持，怎么办呢？
1984年安徽省工业产值184亿，农业产值140亿，农民人均收入350元。上海1984年工业总产值约744亿，双方经济实力有明显的距离。问题摆在那里，双方的会谈气氛并不轻松。会谈中朱副市长的脸色非常凝重。
当天晚饭后，继续商谈。晚上10点钟，上海来的长途电话把朱副市长请出了会议室，电话中他的太太告诉他说朱副市长的父亲刚刚去世。离开上海出发前晚，我陪同他去华东医院探视他的老父亲，此时他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了，医院开出病危通知。朱副市长心情很沉重，他在病床前拉着父亲的手不愿意松开。朱副市长三岁丧母，和父亲感情极深。临走时他对华东医院的医生再三说“拜托了”。此时此刻，我看得出手拿电话筒的朱副市长心情十分难过，但是他放下话筒后，依然回到会议室继续会谈。
回到稻香楼宾馆，已经是半夜时分，汪市长也没有休息，他来到朱副市长的房间，对朱副市长父亲的去世表示慰问，同时询问会谈的情况。朱副市长感谢汪市长的关心，表示尽快把与安徽省的协议搞好。那天半夜他们谈了很多事。
第二天凌晨2点，朱副市长刚回房间休息，邵副省长来电话，要继续和朱副市长商量协议的事情。朱副市长马上拿起文件匆匆赶去。回房间后再次和邵副省长通话沟通，直到凌晨4点左右才结束。真是一个不眠之夜！
经过双方的努力，1月27日晚上，上海和安徽签订《上海市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上海皖南小三线调整和交接的商定协议》。资产净值后方应该有5亿，最后交给安徽只交了3亿多。其中有2亿左右上海都报废了。
朱副市长因要去天津参加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没有随汪市长去江西。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期间，朱副市长继续与安徽的领导商讨小三线的工作。从1985年1月到7月，市政府先后召开过5次关于小三线的协调会议。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尽量做到“两个满意”
1985年6月，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班子调整，中央决定芮杏文、江泽民同志分别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6月4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小三线调整计划的汇报，上海相关单位参加会议的包括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主任李晓航，计委副主任杨志华，财政局副局长鲍友德，劳动局局长沈智和冶金局局长李其世。市委常委会批准了小三线调整计划，决定由朱副市长具体负责，要求他近期实地到小三线传达会议精神，加快落实调整工作。
1985年7月4日开始，朱副市长用9天时间，到皖南的后方基地管理局调查研究。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胡沛然，工业党委郑慈副书记，财政局鲍友德副局长，市委政策研究室王德敏，小三线协调办公室严秀坤等都参加了皖南的这次调研，帮助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困难。在后方调研期间，后方基地管理局调整办公室的朱岳林同志具体操作，这段时间我和岳林同志两个人形影不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皖南的7月天气十分炎热，朱副市长从宁国开始，从旌德、泾县、青阳、贵池，再到东至、休宁和绩溪，最后抵达后方基地管理局的局机关所在地屯溪。在屯溪召开了上海三线各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大会，传达贯彻市委常委会精神。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朱副市长几乎一夜未睡，精心准备讲话稿。在会上朱副市长谈到，他到后方后马不停蹄看了38家企事业单位，认为小三线调整并不比建设小三线容易，要充分认识调整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后方固定资产5个亿，净值仅3.5亿，调整中一定要注意经济效益，注意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有同志说，上海引进一条线，三线垮掉一批厂，消化现有设备功能。可以合营或联营方式解决企业的发展之路，合营的政府给特殊政策，联营的可国企与国企之间联营，也可以国企与集体企业联营。大家要出好主意，当好参谋，技术支持，培训人才，鼓励各类人员留下。清点固定资产一清二楚，要有全局观念，不能光考虑局部。调整力争两个满意，一个是安徽方面满意，一个是小三线的职工满意。
在后方各厂，朱副市长遇到很多干部职工，听到他们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在皖南工作是献了青春献子孙。我们青春献给祖国也就算了，要我们子女也和父母一样，我们心里不平衡。在后方调研时，我还看到有几位江西企业的职工去找朱副市长和李晓航，希望能调到安徽的后方基地管理局。他们晚上来，我们要接待。他们找我们谈，都要回上海。甚至连食堂里几位烧菜的安徽师傅也提出最好趁这个机会调动到上海。
小三线的工厂建在山里，在厂区抬头看不到天，看到的都是两个山峰，全遮掉的。我们沿途看见小三线部分厂已经人去楼空，厂还在，人都走光了。有些地方安徽当地老百姓已经住进来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东至看到两家工厂的设备都是刚刚国外引进的新装备，放在仓库里没人管，有些已有锈斑。整个厂区就大门口两个值班的，工人职工都已经散掉了，真是令人心疼。走遍后方觉得比较正常的是八五钢厂，那里生产正常。他们实际上是最后一批离开皖南的。
调整问题复杂，多人为之操劳
1985年7月10日上午，朱副市长一行就调研工作和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交换意见。后方基地管理局班子是1984年底1985年初新成立的，局长王志洪、书记王昌法，其中只有黄彪是老副局长兼副书记。新班子刚刚调整，马上面临小三线调整，后方局干部的任务的确繁重。一个是职工稳定工作，不能一下子走掉，设备要保管好。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真的现在五万多职工撤回来，上海一时准备工作来不及。新的工厂和上海工厂的对口，落实需要时间，还有房子和户口等等。但皖南那里还要继续维持，企业的成本很高。运输成本，劳动力的成本都要考虑。生产没有订单，生产又不正常，有几个厂要变成旅游景点，人员上海来上海去，车费要报销，要领导去负责，管理压力很大。安徽当地又不断提出问题。处于这些矛盾之间，后方基地管理局领导的工作不容易。
与此同时，小三线调整牵涉到很多方面，因为小三线的企业都是分条线的，主要业务归上海的前方管理局，我们听到的各公司领导的汇报很细，厂里的情况现在有多少人，有的安排到宝山，有的安排到南汇，清楚得不得了。后方基地管理局则主要搞协调政治思想工作。
与后方基地管理局领导交换情况时，朱副市长表示理解后方基地管理局工作的困难。要求后方基地管理局领导转变作风，深入基层，一位领导研究一个县。要注意和安徽当地的领导交换意见，调整进度不要赶。企业的分类请小三线协调办负责，前后方保持沟通。人事政策回去组织研究，由劳动局负责。财政问题请财政局鲍友德副局长负责。贷款额度和住房问题请李晓航主任和计委商量。领导体制关系，则以党政关系所在为主解决。
1985年7月我们从后方基地管理局调研回来后，朱副市长马上于9月29日，10月20日，10月30日连续主持一系列小三线调整会议，研究户口政策、人事、产业布局等工作，为小三线职工的工作安排、住房建设和安置、孩子的入读入托而四处奔波。1986年4月10日下午，即他最后倒下的前5天，他还在上钢五厂现场，协调八五钢厂整体迁回上钢五厂的安置工作。
倒在工作岗位上
朱副市长工作仔细，后方基地管理局的朱岳林同志深有体会。他曾当面问朱副市长：“你是市长，做事为什么那么具体啊？”他回答说：“有什么办法呢，下面不具体只能我具体了。”
在调研期间，朱副市长一行晚上安排入住各地招待所，有些招待所没有条件洗澡，朱副市长就打水在房间擦身，有时就在水龙头边擦一把了事，再洗涤换下来的衣服。晚上则躲在帐子里，打着扇子看文件整理材料，以准备第二天的活动。后方基地管理局局长王志洪看到每天晚上朱副市长自己洗衣服，曾提出找女职工帮忙，可他坚持自己洗。
朱副市长眼睛不好，晚上是看不清楚东西的，皖南山区都是小路，我怕他踩空，紧张得不得了。他曾对我说过：“小王，为了弄这个小三线的事情，我晚上经常睡不好。”在后方基地管理局招待所的那些深夜，三十多岁的我也实在是吃不消，往往睡眼蒙眬快睡着了，可看到朱副市长还躲在帐子里翻阅材料，我也只能强打起精神，为他准备有关材料。
朱副市长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1986年4月15日深夜，他在公务活动中突发心肌梗死，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再也没有醒来，6年之后去世。每当回忆往事，我的心情总是难以平静，老领导的音容笑貌时刻出现在眼前。为小三线调整做出艰辛努力的朱副市长和其他老领导，他们的功绩值得我们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