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胡盛林，男，1926年出生。1947年参军，经历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等。1950年入党，1969年作为支左军代表到上海小三线工作，曾经担任后方基地管理局组织处副处长等。
口述：胡盛林
采访：吴静
整理：吴静
时间： 2011年3月3日
地点：胡盛林寓所
到后方小三线去“支左”
去小三线之前，我是上海远东饭店军人招待所副所长。我是1969年上海警备区派去小三线的第二批“支左”干部，1968年是第一批。那时候上海小三线军管会主任是张克宽，后来因“支左”人员少，就再次派出第三批，先后大概有180多人。我是在军管会办公室专门管军队干部的，后方53个厂都有军代表，都有军代表小组。我每年一两次下厂调查、了解工作，抓“支左”人员思想工作。一些“支左”干部和厂干部问题，有什么矛盾，我们去处理。
开始南京军区要求当地建军管会，即徽州军分区来管，当地调了很多干部，但是进厂根本管不好。于是，安徽打报告给南京说他们管不了，要让上海自己管。1968年上海军管会派人建立了后方军管会。这是我们上海警备区干部去的大背景。1973年后方基地成立了党委，军管会撤销。但是军人还在，改为“支左”。直到1975年我们“支左”人员全部撤回。
我是报名去小三线的，我们警备区机关调15个人，要我带队。我们去后方的时候，小三线大部分单位正好在筹建，很有秩序，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听毛主席的话，所以筹建的时候比较热情，厂里的设备不都是上海去的，有外地配套的，具体的我们也管不了。
我们主要管思想工作。当时，与地方出了些矛盾什么的，我们就去做做工作。后方基地造反的情况不多，后方各厂筹建的时候，一个厂就几十个人。当时有些厂的头头都是造反派，他们也不怕我们这些“支左”的。厂里搞派性的不多。有时候军代表也参与厂里的安全保卫工作。
后方主要是生产军工产品，这些产品是五机部管的。后方整个生产情况还可以。当时我们整个小三线有两个武器产品：一个是57高炮，另一个是40火箭筒，高炮从炼钢到制造部件，到最后总装；炮弹，轻工公司搞的，五六个厂协作。还有炸药，由化工公司相关厂专门生产炸药、发射药。57高炮是半自动的，有指挥仪，探照灯等电子方面由仪表公司研制。还有手榴弹，原来上海松江一个联合厂，整个搬到后方，搞手榴弹。
为小三线争取特困名额
后方基地下属有4个公司，1969年我到后方基地后，812军管会办公室叫我到仪表公司。1970年以前，仪表公司是筹建工作，1970年后，搬迁进厂，进去以后开始搞生产。1969—1970年这段时间，我是公司军代表组的支部副书记。
我们在旌德县公司租借几间房子，住在民房里面，吃的东西有限，有饭吃就行了。我当时的工作就是管理军代表。仪表公司下面有19个厂，都是300—600人的中小厂，我们仪表公司军代表组长兼支部书记叫庄杰，他是公司一级的，我就当他的助手，主要做军代表的思想工作。
那时候仪表公司机关有六七十个人，这个公司军工厂最多，每个厂都派军代表。因此，我们当时就一天到晚下厂，东跑西跑了解驻厂军代表的情况，我们在旌德，最远的厂在祁门。公司在当地没什么矛盾，安徽很支持小三线的。
1970年上海军管会成立上海国防工办，国防工办实际上是个空架子，兵器方面国防工办管，实际上是经委自己管。有些厂零部件不是专门搞的，是组建的，经委有个处专门管这个的。国防工办成立的时候，就从后方军管会办公室抽回几个人到上海国防办公室，我被调到后方军管会办公室管军队支左干部。因工作关系跟后方组织组联系密切，我被选为机关支部委员，在机关也做些事，也管机关的事情。
812指挥部和军管会是平行的。我们去了以后，一起做工作。例如1973年左右，有的同志因上海家庭困难大，吵着要回来。但是自己回来是不行的，要得到正式的批准。上海当时还没有人事局，由我出面到上海把后方情况讲清楚。最后有关负责人说，我们给你们后方一年60个特困名额，你们自己掌握。我争取到了60个名额回到后方，领导同意分配到各个公司，由各个公司自己掌握安排，再由后方批准。军代表有困难要回来，可以从部队调换，不占用这个特困名额。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转业到后方局机关
开始后方机关是229指挥部，后来改成812指挥部，当时韩克辛在那里负责，他去的时候，还没成立党委。另外还有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顾龙桂，他是管后方的驻在上海办事处。另外还有原来是上海警备区后勤部部长张克宽和后方基地的高景平。1973年成立后方基地党委，韩克辛担任党委书记，军代表张克宽任党委副书记，1975年他调回到上海警备区。
1975年，军代表撤回上海，有些驻厂军代表要求留下来，但留下后有两个问题：一是留下来的工资待遇问题，二是家属要进厂的问题。因为都是随军家属，军人到哪，家属也到哪。最后有12位军代表留在了小三线厂工作。上海警备区干部处因此要求我也留在后方做这项工作。回局机关后，当时的后方基地党委副书记戴立清不让我留在局机关，我又回到仪表公司做了一两年。上海警备区留下的人都安排得很好，厂里都安排好家属工，但不是正式工。而家属原来在上海市区的就算了。我的家属在军队的浦东大楼招待所当电话员，后来转到地方。我的孩子都在上海，没有跟我去小三线。
1977年我到了后方基地机关组织组工作。1979年3月，成立后方基地管理局，我被提拔为组织处副处长，分管人事干部组，曾经主持过一段时间处里的工作。组织处当时对口上海经委、上海工业党委这个口，三个处我们要联系：人事处、干部处、组织处。组织处提拔干部是批公司一级的干部，我们要上报国防工办，国防工办批了以后才算数。国防工办正式领导是我们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孙执玉，后来国防工办被上海经委工业党委合并了。于是我们后来提拔干部由上海工业党委干部处批。工业党委和经委是一个单位两个牌子。经委管行政，工业党委是管党务和干部工作。
1979年军队一批干部转业到后方，有上百人。一些干部对工作安排有意见，有些安排成了工人，市里要求调查清楚，然后考虑安排适当的工作。我参与了这个工作，我们两三个人一个厂一个厂地查找、登记，最后要求相关厂考虑安排适当的工作。
1981年上海市要求建立第三梯队。我们组织12个人分三组，到各厂去听意见，选拔人才。所谓的第三梯队指近期的、中期的和远期的干部后备队。我们将选拔人员的材料整理好，经局党委讨论，确定名额，报市工业党委审批。后方基地管理局的最后一批局领导成员都属于第三梯队，只有黄彪是局机关的老成员。
回上海了
1984年9月，国务院批准调整小三线。那时候当地群众和我们厂里的人结婚的有六七十个人，当地干部要求随从回上海的，由厂和公司打报告，报告到我们局组织处，经请示上海同意后，我们就发调令。那时我们要请示上海人事局同意的，因为到上海来要报户口的，人事局不同意，户口报不上的。还有的人不要回来，因为回来到厂里不过当工人，而人家本来是干部。结果有五、六人没回上海。调回来的以后有的安排当干部，有的当工人。
我留在小三线后方做扫尾工作，直到1988年春节才回上海。回来后在后方基地管理局上海办事处帮助处理人事档案和文史档案。干部安排费了很大的劲，我们组织处专门有个同志在上海做这一工作。1991年我正式完成收尾工作，到上海市冶金局开始了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