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沈嘉麒，男，1940年出生。大专毕业，政工师。1956年参加工作，1962年入党。1956—1959年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人，1959—1965年历任海军东海舰队通讯处通信连代副排长等职，1965—1972年，上海海运局宣传处干部，1972—1986年上海后方基地和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办公室秘书、宣传处干部、理论教育科主任科员、代处长等职。
口述：沈嘉麒
采访：徐有威 吴静
整理：吴静
时间： 2010年8月21日
地点：上海崂山三村居委会
被迫答应去小三线
记得1971年6月1日下午，作为上海市“工交五七干校”第八兵团政宣组组长的我正在忙于工作，和我最要好的姓李的军代表（空四军上海基地高桥高炮营的作战参谋）带着我去面见了812指挥部政工组军代表。当这位军代表在讲完了当前的国内外局势情况后，接着对我介绍说：由于当前战备的需要，原来由上海警备区后勤部派员进驻上海小三线的“229工程指挥部”（是“812指挥部”的前身）的情况，要有所改变。现在上级决定，上海警备区后勤部派出的所有军队人员，都要全部撤出“229工程指挥部”机关，改由地方干部接管。在地方干部还未全部进驻机关前，先组成军代表与地方干部共同管理的机关领导班子。经我们审核并报工交“五七”干校领导批准，你被批准到上海小三线的“812指挥部”去工作。因为你是共产党员又是复员军人，所以希望你服从组织上的决定，愉快地接受组织上的安排，并且要做好家属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过，这一次，原则上是作为干部借调性质，不迁户口，不转组织关系。如完成任务后，仍可调回原单位工作。
6月10日下午，我和其他兵团的九个同志，按照规定分别先到市革委工交组转好了组织关系，便又再到福州路福州大楼三楼的小三线的812指挥部上海办事处去报了到。当时，给我们准备时间只有5天，6月16日一清早就出发。6月16日早上，我们全部在福州路福州大楼门口集中上车，一起坐长途班车进皖南山区。
初会戴立清
在到后方机关时，我是先在政工组宣传小组搞宣传工作。1973年4月下旬，靠造反起家的戴立清到后方基地担任后方基地党委副书记，当时局党委就决定要成立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人员由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组、工会、团委等政工部门抽人组成。
1974年2月的一个下午，党委宣传组组长通知我，说党委副书记戴立清要找我谈话。于是，他就把我带到三楼戴立清住的宿舍去，边走边对我说：“党委决定叫你去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工作，你去后，就要好好干，这是党委对你的信任。”到了戴立清住的宿舍，一进门就看到他正好在刮胡子。他一见我们进来，就忙说：“坐、坐、坐。”于是，党委宣传组组长就把我介绍给了戴立清。戴立清一边刮胡子，一边就对我说：“叫沈嘉麒吧？好啊，欢迎你来，要好好干。领导上布置什么，就要干好什么。人要活络一些，要能领会领导的意图。运动办是个小班子，人不多，但要办大事，抓大事。这是党委对你们的信任，你们一定要搞好。”大约谈了五六分钟，我就下来了。从2月11日起，我就正式到“运动小班子”工作。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戴立清经常在我们面前讲什么“后方文化大革命席卷不够”，“后方有扫帚扫不到的地方”等。1974年2月15日晚上，我在与仪电公司运动办公室联系中，了解他们公司开展运动的情况，遵义厂有个党总支委员和该厂三车间一个支部委员，分别贴了两张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揭发该厂党总支书记生活腐化问题和厂总支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错误问题。1974年2月18日上午，在运动小班子工作会议上，每个同志根据自己的分工，汇报了最近几天各单位开展运动的情况。那天，戴立清和韩克辛（时任后方基地党委书记兼局长）听取了我的汇报。当我汇报了遵义厂的情况后，戴立清就叫道：“好！把这个情况马上写成简报，发到后方各个单位党组织去。”于是，戴立清就对这个简报的写法，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1）这位总支书记的错误，是严重的错误，政治上不抓大事，不抓阶级斗争，不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2）严重意志衰退，玩物丧志。（3）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玩弄女性。当时，我就根据他们定的调子，并又加上了该厂开展运动情况，起草了一个简报稿子。后来，就发在了1974年第21号的《情况简报》里。简报发下去之后，由于情况了解粗糙，与事实有些出入。当时，仪电公司和遵义厂的干部群众很有意见，认为发这个简报是错误的。要求基地党委，收回简报，并消除影响。我听到这个信息后，当时心里很是紧张。于是，我就立即向时任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负责人汇报。戴立清听完我的汇报后就说：“简报发下去有反应，是好事，怕什么！”我听后，心也就定下来了。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小三线的干部群众的抗争
1974年3月28日，后方基地党委在联合厂召开“再批‘克己复礼’大会”，为后方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揭开了序幕。
联合厂是生产地雷、水雷和手榴弹的工厂。当这些产品试制成功，开了鉴定会后，这个厂的党委书记就请有关方面的人，办了几桌酒席。当时的基地生产组组长也被请去吃饭。但是，这位组长在吃完饭后，回来向基地党委汇报说联合厂党委书记搞大吃大喝，还说这个党委书记，是如何的主观骄傲等。戴立清听了汇报后，就派出了一个调查组去这个厂调查。调查组回来后，就写了一个调查报告，说后方联合厂实行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戴立清看后，就把这个“后方联合厂实行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结论的调查报告，寄给了在北京的王洪文。同时，他向市委马天水汇报。
当时戴立清说，要把联合厂作为后方基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典型来批判。马天水看了调查报告后说：“现在全国还没有提哪个单位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因此，对戴立清要把联合厂作为后方“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典型批判的意见，马天水没有表态。但是，又不敢当面否定。只是说：“上面现在是讲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不讲全面复辟。”实际上，他是不同意戴立清的意见。然而，戴立清回到后方基地后，在基地党委常委会上就讲，市委马天水同志已经同意将联合厂作为后方“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典型来批判。于是，基地党委常委会就决定筹备召开联合厂“再批‘克己复礼’大会”。还决定出席对象是所有后方各单位的一把手，全部都到联合厂参加现场批判会。另外，还要通过后方电话通讯系统，向后方各单位广播现场会议实况。韩克辛对戴立清在后方基地的做法不满，气得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
戴立清为了在后方全面夺取党政权力，就对韩克辛等进行排挤。当时，戴立清正好接到要他去上海开会的通知。为此，他就想乘机把正在后方瑞金医院住院的韩克辛一起带到上海去。
为了能将韩克辛骗到上海去，戴立清等人在运动小班子办公室里商量办法。最后，他们商量结果是：要运动小班子起草一个“电话记录稿”。后来，他们商量说这是马天水打电话来的，要韩克辛到上海去开会。担心韩克辛不相信，于是，戴立清就亲自起草了一个“电话记录稿”，并决定在第二天上午，赶到后方瑞金医院去，硬要把住院的韩克辛拉到上海去。我也跟车到了后方瑞金医院。
当时，戴立清就将他亲自起草的“电话记录稿”交给韩克辛看。韩克辛看后，就问我：“小沈，是不是有这回事？”我知道这是假的，但又很难回答，只好推说：“电话不是我接的，不太清楚！”说完我马上离开病房，在走廊里转圈。那时，我看见戴立清和驾驶员等人，硬拉着韩克辛给他穿衣服。韩克辛已经意识到戴立清的意图，死抱着病房里的柱子，不肯走，并叫着：“我不走，我不走！”然而，戴立清却没有理会他的叫唤，就把韩克辛半拉半推地拖上了车。结果，韩克辛在半路上心脏病又发了，戴立清只好将韩克辛送进了古田医院住院。
就这样没有办法，在联合厂“再批‘克己复礼’大会”的大会上，戴立清只好自己既当主持，又作大会发言。晚上一回来，戴立清就骂韩克辛是老滑头。在“三·二八大会”后，这股全面篡夺后方党政大权的恶浪掀起了，再也收不住了。这样，就不符合“四人帮”关于“搞乱全国，稳住上海”的旨意。所以，戴立清受到了“四人帮”的训斥。于是，他就借着当时中央十二号文件的贯彻，收一收后方的烂摊子。
1974年5月22日上午，戴立清来到了运动小班子办公室，对我们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意思是要回顾总结一下前段运动的情况，要体现政策，要保上海，保重点。总之，要想办法稳住后方小三线。接着，在5月24日下午，他又一次来到了运动小班子办公室对我们说，为了贯彻市委指示精神，党委要开一次拉线广播大会，你们把前两天我讲的意思，写一个讲话稿出来，我准备在会上做报告用。后来，运动小班子讨论下来，由我执笔写这份讲话稿。我就根据戴立清在5月22日上午到运动小班子办公室谈的内容，起草了一个讲话稿，主要讲三点：第一，对批林批孔运动伟大意义的认识；第二，当前我们运动如何搞；第三，全国保上海，上海保重点，我们怎么办？因在这个讲话稿中，再一次肯定了“三·二八大会”，并又再一次鼓吹要在后方夺权，所以在党委常委会议上，讨论这个讲话稿时，就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戴立清的一个在党委中的亲信知道这些都是戴立清的原话，因此根本就听不进去这个意见。当时他就拍板说这个讲话稿不能改，就这样定了。于是在6月1日光明厂拉线广播大会上，由一位党委常委代表后方基地党委作了发言。
光明厂拉线广播大会结束后，联合厂的广大干部群众听了很是气愤，提出了强烈抗议，他们深夜步行到后方基地局机关，要与后方基地党委辩论，要与戴立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