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王昌法，男，1938年出生。1965年入党。1957—1962年，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力学专业毕业。1962—1965年，上海科技大学力学系任教。1965—1969年，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电子物理研究所总体设计组组长。1969—1979年，上海永红机械厂技术员、技术科长。1979—1984年，上海后方机电工业公司技术科长、副经理。1984—1988年，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书记。1988—1991年，上海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1991—2000年，上海市郊县工业管理局副局长（正局级）。上海市区县工业管理局正局级巡视员。
口述：王昌法
采访：徐有威 吴静 李婷
整理：吴静 李婷
时间： 2011年4月20日
地点：王昌法寓所
从研究所到小三线
上海小三线始于1965年，是在当时比较紧张的国际形势下，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巩固国防的战略部署，在皖南、浙西山区建设起来的以生产反坦克武器和高射武器为主的综合配套的后方工业基地。那时候工业主要分布在沿海，中央的指导思想是最好分散。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上海小三线布点又先后多次规划和调整，最初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保存精华，发展精华”，后来改成“坚持战争，支持战争”，三线建设方向不一样了，变成支援战争的后方基地。所以后来炮厂，整个生产线都进去了，规模越来越大。“保存精华，发展精华”这八个字是上海市委定的，所以开始是搬离一些研究所和上海市档案局至安徽山区。兵器工业当时只有两个产品，40火箭弹和松江县的手榴弹厂，就是联合厂。
当时最早的上海小三线就是这样的规模，把骨干储存起来，考虑到将来战后这批人可以回到上海，作为恢复上海经济的骨干。所以在皖南山区造了一些平房，像仓库一样的，打仗就搬过去。上海科大等在安徽徽州歙县选址建校，对外叫青年耕读学校。
1962年我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从事航天和导弹研究。当时位于嘉定的上海科技大学（现在的上海大学的前身）要搞这个系，我们是第一批过来的，成为上海科大的老师。1968年开始搞57高炮（即57毫米的高炮）。虽然57高炮是个成熟的产品，不是后方基地管理局研制出来的，但是我们根本没有造过。这就要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制造大炮主要靠专用工具装备，很多零件都要配的，图纸的量很大，要装几个车皮。当时上海这方面的人才不多，所以搞了一个小分队，把我调了过来，去了上海小三线。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爱人后来跟我一起去的，她原本是外地的医生，有政策可以把她调过去。
把好的配置给后方
“文化大革命”以后，根据毛泽东思想，各自为战，跟人民战争一样的，打到哪里哪里都可以自己起来战争，省自为战，村自为战，每个省都要搞兵器。上海就试制57高炮，搞57高炮以后就把这条线扩大，我们这条线就是这样过去的。化工系统负责炸药，生产线集中在东至县；轻工系统在绩溪，负责建设57炮弹弹体生产线，有四五家厂；机电系统是炮，在贵池那里；机电公司下面有一个683车队，它为整个后方从事运输，每个厂都有车队的，还有另外一个车队是为公共服务的；指挥仪是仪表系统在旌德；化工公司最后没有形成生产线，后来还没投产就关门了。其他系统都进去了，户口都过去了。这样后方的规模越来越大，后来我们调整的时候，后方是54家工厂，再加上配套的管理机构和各类服务机构等，都是全民所有制，一共有81家企事业单位。
1967年3月，后方实行军管，军管以后变成南京军区直接指挥。军人指挥有好的地方——干脆，缺点是不懂行，所以当时选点都选在山沟里，吉普车开到不能开为止。选址不考虑水文地质情况带来的后遗症，像钢厂要有水，勘查的时候没有水，所以从长江引水。同时给生活带来不方便，这是最大的问题。当时即使飞机看不到，其实间谍卫星也能看到。
部队领导加上当时“左”的思想，先生产后生活，这后来都有后遗症。上海当时去的造反派不多，要闹也没办法闹起来，因此大家工作都比较专心。当时配备的骨干也比较好，考虑到马上要生产，所以每个岗位上的骨干都要去。青年工人都是老三届，分别为1967、1968、1969年毕业的，其他都是上海去的老师傅。
小三线建设正好也是一个机会，当时上海没什么基本建设，我们后方三年不到就都建好了，整个后方包括炮厂在内要有五六十万平方米。据说当时上海基建队伍60%都在后方，因为上海当时不造房子。
去上海小三线的职工大部分都是自愿的，动员也不难，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上海当时有去大三线的，到大三线不如到小三线。小三线是上海领导的，不是归地方的，跟江西不一样。江西是华东小三线，它并到地方上去管理的，所以职工一比较就知道这个小三线好。还有一个原因是“文化大革命”，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干部都要离开上海原来企事业单位的是非之地，到桃花源去。当时后方有一个说法叫“好山好水好风光，好人好马好刀枪”。去的是一些骨干力量，生产很快就形成了。北京五机部对后方的装备也是很好的，汽车都是解放牌的，上海把它换成交通牌的。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干部请客，请自掏腰包
我是1969年到小三线永红机械厂的，这个厂是上海机床厂负责包建的，1969年3月开始建设，大概到1971年开始生产。在厂里我待了近4年时间，具体负责瞄具，这些都是精密机械加工。我在永红厂技术科担任科长，1979年我调到机电公司，先是担任技术科长，后来任副经理，1984年底调到后方基地管理局担任党委书记，负责小三线的调整工作。
我们干部在后方基地请客都是自己掏腰包的。当然有时候也是问题，安徽地方上不一样，省军区请我们，请很容易，我们回请就很麻烦。后来我跟小三线的厂长经理们说了一个办法：你们领导轮流值班，因为后方厂级干部都住在厂里，给他们搞一个值班制度，以值班费的名义拿出来报销请客吃饭的钱。
我们当时有一个厂的党委书记是部队转业过来的，开始在后方基地做一个部门经理，后来到炮厂任党委书记。他到任以后为了同当地搞好关系，就请地方上的干部吃饭，他出钞票。这样工资根本不够用，于是他让他的老婆寄一点生活费过去。他老婆给他一封信，没有片言只语，信笺上面只有一张画，嘴巴上打了一个叉，意思是用橡皮膏把嘴封住，很生动的。这说明小三线干部自律、敬业和尽职的精神。
小三线生活条件吸引女青年
小三线的生活还是可以的。小三线工厂，特别是八五钢厂里面男的多，女的少，本来市里打算在八五钢厂旁边建一个纺织厂。后来纺织厂没有建成，钢厂里的小青年不安心了。于是厂里招女青年进去，做资料员什么的，那时候也不讲效益。
因为小三线的青工性别比例是男多女少，为了吸引一些人去，市里面搞了一些政策，房子基本上都是两室户，也有四层楼的，每家都有厨房间、卫生间，比上海好，在上海这是不可能的。上海市总工会、团市委组织女青年去后方看，工会做红娘，她们去看了之后觉得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有的就不想走了，愿意到后方来成家。小三线后来招进去的女青工的工资待遇跟其他职工是一样的。
在物质方面，整体来说比较匮乏，这不只是我们后方。粉碎“四人帮”后小三线每个工厂都搞了冷库，还有电影院，再加上我们钢材比较多，到外地去换点东西，所以上海买不到的后方都有，肥皂、厕纸都是上海运过去的，生活习惯都是上海的。
我们跟地方上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基本上没有纠纷，地方的老百姓都是非常朴实。我们在山沟里面，不会侵扰到地方。我们用香烟、肥皂跟地方上换土特产。小三线对地方上的影响的确有，当地人的生活风气、穿衣打扮都受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随着小三线的建设，山沟里的公路打通了。当时修路用了不少资金，确切地说，这些山区的公路就是用10元钱的人民币铺出来的。当时10元钱是最大的币种，当时开山一公里大概需要一万元，现在一百万也搞不下来。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全部厂房设备都留下
上海小三线调整始于1984年。1984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湖南视察时，提出三线建设要做调整，据此汪道涵市长及时作了批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1984年7月，上海市国防科工办向市委提出《关于上海小三线调整状况及调整方案》的报告。同年8月，市委正式做出小三线调整的决策。小三线调整，要不要换班子，市里调整了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领导班子。1984年12月，我出任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书记。
上海小三线有5万多职工，加上家属一共7万多人，调整好的关键是不能出问题。那时候大家都盼望着能早点回上海。调整是个趋势，国家投资上海小三线7个多亿，但后方基地管理局交给国家的税利超过这个数目。上海的小三线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小三线，其中上海的贡献是最大的，没有亏本。尽管小三线最后都调整了，但小三线还是为国家作出贡献的，特别是40火箭弹和手榴弹。40火箭弹用于反坦克，在珍宝岛事件和在越南“援越抗美”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985年1月，上海市和安徽省签订了有关协议，将上海在皖南小三线的80家企事业单位的资产无偿移交给安徽。我们用了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全部回上海。在调整的过程中，工作有条不紊，市里没有收到我们后方的一封投诉信，这也是最大成绩。当然也有一个原因是大家都想要回去，但回去也不是说回去就回去的，在调整的同时，市里要求保证生产不断，“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市委确定的方针，调整不断，生产也不断，不能跟地方上发生任何的纠纷。
小三线回来上海后市里计划给我们100万平方米的住房，当时我们用了80多万平方米。这体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对小三线返沪职工的最大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