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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创业的小三线人

2017-03-24  来源: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口述】

  郑金茂,男,1931年出生。新中国成立前加入上海地下党。历任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巡视员,上海市小三线协调办公室副主任,高级政工师。

  口述:郑金茂

  采访:徐有威吴静

  整理:吴静

  时间: 2011年2月14日

  地点:郑金茂寓所

  山沟中的小三线

  上海的小三线当时属于上海各局包建的。具体而言,化工局在东至包化工这块;轻工业局在绩溪包一块,主要是生产炮弹;机电局在宁国和贵池包一块,主要生产手榴弹、炮弹、迫击炮和57高炮等;仪表局在黄山旌德包一块,主要是生产雷达、测距器和指挥仪。另外,还有一个厂在浙江临安作为配套。小三线一共有4家医院,分别设在东至、贵池、绩溪和旌德。小三线职工看病都在自己的医院,安徽地方上的人也来看,因为地方上的医院比我们的医院差一些。当地一些干部生病住院来我们这里,当地老百姓、农民也来看病。

  小三线建厂地点按照中央的精神是“靠山、近水,扎大营”。我看过有些省的小三线,他们有的是靠山、进山、进洞,把有些厂建在山洞里。我们考虑去洞里生产是不行的。山洞里水分高,湿气严重,机器设备易生锈,所以我们一般把工厂建在是靠近洞的山沟里,选比较好的地方。当时南京军区的司令和副司令都来看过,他们是认可的。大部分工厂分布纵横距离700多里,从局机关下去,到各单位兜一圈要两星期左右。

  小三线人一手创建小三线

  我是1972年10月来到位于安徽东至小三线化工区工作的。去之前在上海化工局下属的化肥农药公司工作,“文革”中任上海第二制药厂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当时,组织找我谈话,让我把工作移交一下,几天后就去皖南上海小三线了。

  我到东至担任化工区的党政负责人,负责化工区的建设。东至化工区在小三线被称507指挥部第四分部,因为是上海化工局负责建造,又称上海化工局后方管理处。东至化工区建有红星化工厂生产黑索金烈性炸药,金星化工厂生产TNT炸药,卫星化工厂生产单基发射药。配套单位有自强化工厂、龙江水厂、长江化工机修厂以及天山医院和中小学等单位,职工总数5000多人。

  我去的时候组织上对我说,去小三线就像是去出差。小三线单位上海都有包建单位,哪个单位包建,这个小三线厂的设备、人员包括干部配备都由这个单位负责。去小三线的职工政治审查说起来是严格的,但实际上只要不是地、富、反、坏、右,包建单位的设备、职工和干部一般都一起去。

  筹建工厂的主要是上海人,就是包建厂的人,还有上海的建筑公司,一直在那里造房子、筑路的,都是上海人。我们花钱雇当地人做民工,得到当地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地方上为了要协调和小三线的关系,有一位地委副书记参加我们的党委会,有要紧的事情就请他来开会,或请他帮忙。一般来说,我们说要用哪个山头、哪块土地,地方上从不回绝,都是同意的。

  我们过去先开路、修路,然后通水、通电、通电话。我们有个电信局,本来用安徽的电话,电话打进来听不清的,一会儿就掉线,所以我们自己搞了个电信局。所有小三线单位电话都联网,和上海直通。小三线电话号码都是260,因为有个260通讯站。我们自己组建了个683车队,有四五百辆汽车,这四五百辆车子不都是在局机关的,是根据公司来设置的。一个公司配到一个小车队。当时车子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起先公司和工厂都是吉普车,局机关则不光是吉普车,还有苏联的伏尔加。这种汽车看起来是笨重,但防震好,质量好,开起来山路好走,不易出问题。后来有了上海牌轿车。683车队组织得很好,纪律严明,有保证。我们把产品运到指定的地方,部队的车子会过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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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对后方基地的影响

  1975年我调到后方基地工作,负责政工一块。那时候联合厂经过三结合已经建立党政领导班子,即党委和革命委员会,但造反派说老干部搞复辟,搞了个“三二八”重新夺权把老干部重新打倒,把革命委员会砸了。已经结合好的班子,结果被撬掉了,搞得一塌糊涂,生产一直上不去。局里多次派人去做工作,但都被赶了出来。对此,局党委开会,决定让我去做工作,我明确表示,让我去可以,要按我的意见办。要是我有政策错误,不符合中央精神、市委精神,我负责。当场局造反派头头跳起来了,表示不同意。党委经过讨论还是让我去。我带了十几个人,造反派头头给了我几个造反派,我说造反派也可以,但要听我的话,不听我话等于白去。去了之后,我先纠正“三二八”重新夺权的错误做法,这样厂里职工满意了。在那里待了三个月,厂里领导班子搭好,各方面关系理顺了,生产就上去了。

  “文化大革命”对厂里的影响,除了联合厂以外,其他厂正常生产。因为是军工生产,“文化大革命”搞归搞,还是要正常生产的。联合厂是造反派搞乱了,没办法,后来通过做工作,联合厂生产正常了。

  职工待遇基本与上海一样

  小三线的职工待遇基本上和上海是一样的。小三线用的东西大都是上海供应的,吃的也都是规定的,多少带鱼、多少肉,都是每个月供应。当地鲜带鱼什么的根本没有,那都是上海运送过去的。在当地买蔬菜,也有自己种的,整个小三线约有5000亩地,大部分是职工整理山地和山坡开出来的。鸭子也养,但是鱼、肉都是上海供应的。各公司各单位还到物资供应站自己去搞。

  去小三线职工的户口、粮油关系,基本上转到三线厂里去了。党员关系和工资待遇基本上与上海没有区别,所以职工们大体上还是安心工作的,有些有困难的人想调出来,但是,真正调出来的人也不多。各单位在上海有办事处,工人家里有什么事情,需要照顾,跟我们协商,通过办事处去解决问题。

  上海小三线和大三线以及江西小三线不一样,他们参照当地的条件过。实际上,跟去江西小三线比较,我们的小三线要好很多。江西小三线原来也是上海的,后来交给江西当地了。上海小三线是属于上海编制的,比如说,我们去了,组织关系和供给关系都属上海。上海小三线职工关系转到后方基地,但不属当地管,待遇是完全按照上海的供应标准。家里面有海外关系一般的不管,好多人当时有海外关系,像台湾关系什么的,也不交代。我们上海过来的,只要是车间包建的,那么这个车间职工只要没有发现什么特别重大的问题,就全部去了,也是一锅端。

  我是一个人在安徽,我孩子和爱人都在上海。有时候我能到上海开会,过年一般在安徽过,我们轮流值班不能回来。开始带去的小孩也不多,所以小孩子读书是没有上正轨的,后来我们自己办学校了。到地方上去读书是不行的,话也听不懂。后来就办小学、中学,各个公司都有中学。至于老师,我们中间人才多的是。我们局里有个教育处就是抓学校的事情。学校是专门供小三线职工子女就读,是参照上海的教育来搞的。

  后来有一个问题就是,小三线有很多男青年找不到女朋友,我们就到上海招女青年。符合条件的外地女青年我们也招进来。当时报纸上征婚是厂里自己搞的,符合条件可以进来的,后面也管不了。他们要到小三线来,只要没有结过婚,就可以过来。但是也有出问题的,发现有人把这个当作跳板。

  上海和安徽两地关系

  刚去的时候,当地有些地方的人没看到过汽车。我们一般建在公路边的厂是不多的。他们穿的衣服多数都是黑色、深色的,而我们都是中山装、蓝衬衣、蓝布工作服。

  山区闭塞,交通不便,农产品卖不出去。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当地农民一点钱,农民便把鸡蛋什么的会送给你。后来,他们逐步搞些小商小贩,我们也理解。土特产包括花生米和鸡蛋等东西,小三线职工也需要。山里的土特产都是上海很少有的,当地人就来卖,也可以赚点钱。本来这些土特产是卖不掉的,都是他们自己吃,后来他们开始做生意了,开个小店,早上卖早饭。有些工人喜欢吃当地的小吃,也就过去吃。当地人的生活也就由此活络起来。

  当地农民来小三线厂做小工次数多了,生活也好起来了。他们的工作是挖沟和平山。他们的工资基本上是按当地的标准,比当地的标准适当高一点,介于上海和地方之间的标准。工资太低,他们是不干。他们都是临时工,任务完成了就走。本来他们没工作的,有工资很开心的。

  小三线单位职工和当地也有矛盾,说起来都是为了小事情。比如看电影,我们局里有个放映队,轮流到各个公司、单位去放映。一星期到一个厂。看电影看得反而比在上海多,挺好的。工人是下了班才能去看电影,农民知道今天晚上要放电影,于是下午三四点钟就吃好饭过来占好位置。工人就不开心了,没地方坐或者位置不好。于是就闹起矛盾,吵起来了。还有是农民拿厂里的东西。我们是市里给指标的。市里每年给我们多少水泥、多少钢材去支援当地。但当地农民要钢材、钢筋,要造房子,我们没法满足,农民就生气了。他们在路边挖条沟,让你车子不好开。我们在东至建了个水厂,因为化工要大量的水,就把水管通到厂里。本来我们也留了几个口子给当地,但是遇到天不下雨,他们水不够用,就把管子敲开,于是就有矛盾了。

  一般矛盾基本上都能解决,当然有理才能解决。找越上面的越能解决,主要问题在下面,基层也有自己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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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有安置房,小三线职工很满意

  小三线还经历过一段军转民的时期,军转民没搞出什么名堂。轻工业局的厂搞点电风扇、钟,而联合厂弄了半天弄不出什么别的。

  1984年按中央精神,小三线进行调整,上海在皖南的小三线全部交给安徽了。上海去的职工没有留在那边的,都回沪了。上海籍的职工跟当地人结婚的可以一起回来,户口也给他们。只有双方都是非上海籍的人留在那里,我们会给他们一点钱用于安置。

  跟安徽的谈判基本上我都参加了,谈判就是谈什么时候弄好,什么时候移交给他们,分几批,第一批是哪几个,第二批是哪几个。他们希望越快越好,我们跟他们说我们要把资产问题理清楚。为了资产的问题,闹了些矛盾,他们想交给他们的资产不要写在账上,我们不同意。我们说要把资产问题理清楚,不然以后说不清楚,这件事情也争执了很长时间。

  我们离开安徽的时候什么都不带,全部交掉,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后方基地局的党委副书记。1988年,我离开安徽到上海任小三线协调办副主任职务,主要负责小三线单位交接,看看有什么矛盾,有什么问题。全部移交结束以后,安徽请我去了一次,给我看他们利用小三线厂的情况。先放录像给我看,之后到整个小三线系统兜了一圈。化工公司有一个原料厂即自强化工厂,现在发展得很好,其他厂大都拆掉了。

  回来以后造了有100万平方米的房子,安置小三线职工实际可能不止这些,大概要300万平方米。一半的钱是我们自己筹的,一半是财政出。凡是回来的人都有房子,但是有一个条件,即不能在市区,可以在闵行,浦东和莘庄,所以我们就在这些地方造职工住房。浦东有很多地方,这些地方现在都算是好地方。小三线协调办有规划局的人,有建设银行的人,还有财政局的人,当时开了几辆车到这些地方选址,选好以后确定面积,然后由市里建筑公司统一建造。有两种规格:一室户和两室户。现在这个不算什么,但当时算是挺不错的。到了上海就有房子住,小三线职工很满意,他们拿到的房子比当时的一般老百姓还好。

  住房是按安置人数给各局,让各局安排。浦东、闵行各个局都有厂的,就是在厂区附近造房子。有些单位工作做得很好,比如上钢五厂的厂长到市里开会说:“原来我厂里的统统到我厂里来,没有问题,住房和工作我都包了。”小三线八五钢厂回来的五千多人全部都去上钢五厂了。

  干部们的工作安排是有规定的,我们写文件给市里,市里面批准,基本上原来的职务不变,没有升职的,都是平调的。原来是厂长,回来以后还是厂长,稍微大一点的厂就变副职。干部安排基本上是满意的。我们觉得他们在安徽比较艰苦,回来以后不能亏待他们,要统一安排。工人回到原来的系统再分配,这也有好处。例如,你工厂安置100个人,就按100人的面积给房子和厂房。设备就不管了,因为我们已经交给安徽了。除住房面积外,安排到厂里也有厂房面积。各个局经常联系,还有几个没有安排好,局里会提出来什么厂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就会安排给他们。1991年底,撤销后方基地局党委和局行政机构,那时我正好60岁,就离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