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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三线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2017-03-24  来源: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口述】

  王中平,男,1928—2011年。历任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后勤处处长等职。

  口述:王中平

  采访:徐有威 吴静 李婷

  整理:吴 静  李 婷

  时间: 2011年1月22日

  地点:王中平寓所

  参加保密会议

  到上海皖南小三线,我可以说我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回来。从头到尾要23年,实际上是22年。

  1965年4月上旬,当时我在上海市科委工作,领导叫我去市里参加一个会议,他说“是保密会议,你去参加,也不要跟别人讲”。会议在延安西路33号市委办公室召开,参加会议的人不多,由当时的市委书记马天水主持。他介绍说,根据中央的要求,上海要建小三线,现在已经定下来了,由罗白桦带队。会上介绍了罗白桦说他是安徽贵池人,在新四军工作过,对安徽比较熟悉,还是上海公用事业办公室副主任。从那时起,我才知道自己要去小三线工作。

  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就回来准备了,向科委的领导汇报了,这在市科委也是保密的,就几个主要领导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的,领导特别关照,这个事情不要跟其他人讲。

  罗白桦是上海市小三线工程建设总指挥,“文革”开始后,他从小三线去上海开会,回来一看,在他住的房门上写着“山大王”,他接受不了,自杀未遂,后来就被打倒靠边,离开小三线回上海了。

  我们市科委一共去了好几个人,我是第一个,后来我们科委的领导黎崇勋,还有一位秘书长后任科委副主任也去了,以及一位科委干部。1965年4月中旬,上海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派出4辆华沙轿车,一辆轿车4个人,除去驾驶员、管理员和保卫干部外,还有各个委办的人一起动身。我还有印象的包括市文化局局长方行,档案局副局长徐禹民,仪表局副局长谭浩,一共好像十几个人。

  当时从朱家角到平望没有通公路,这条公路因为小三线才建造的。之前我们去安徽都是走湖州或杭州这两条路。我们去的主要任务是勘测地形,中央已经定下来了是在皖浙赣,看看那里的哪些地方适合建设小三线。所以我们到了湖州,之后到了临安,最后到安徽歙县。

  从上海到屯溪这段400多公里路,问题多多。小轿车一早出发,晚上可以到,大卡车的话一天走不到。走不到怎么办?于是在广德找了一个中转站,在那里加油、吃饭、睡觉,所以在皖南好多地方都有我们单位,集中在宁国、旌德、绩溪、贵池和东至,其他几个地方单位比较少。

  开始建设小三线主要是科委,因为去的时候还没有工厂,要建设小三线主要是科委的。科委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市里各个局的单位,还有一个是中央科研单位,中科院在上海的几个大的研究所如冶金所、有机所、计算机所等。勘测完后,我所在的科委计划处开始做计划,看看哪些项目可以搞到后方去,因为当时只能搞很小的规模,挑好的、重要的,比如说上海计算技术研究所、钢铁研究所等。我们当时搞了计划报到市委,市里说只要我们定好就可以了。我们定好之后就通知各个单位要准备建设小三线。

  上海建设小三线的工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各个单位再选派干部到小三线去。我们指挥部就在这一带看,后来我们第一次看完地形以后,向市委汇报安徽的歙县、岩寺、祁门一带可以。其他地方贵池和东至也都去看过,因为单位很多,分得太开也不行,所以在祁门到歙县、岩寺这段。这样定下来之后通知各个厂各个单位。

  我们真正去小三线是1965年底,我们去了之后,229指挥部找了个住的地方,徽州地委腾出了一幢小楼给我们,我们就在里面办公,开始时人很少,后来逐步逐步增加。凡是定下这个项目,这个单位就要派人、派小组到后方去,根据项目要求看地点,找地方,它找好了我们指挥部再去勘察、复查行不行,就这样定下来。最早勘察大队派人到山里测量、划地形,定下来。施工队伍是1965年年底进去的,真正开工是1966年初。施工单位是很困难的,没有电,用发电机,施工单位主要是市建四公司。

  小三线好多地方我都去过,定点了我几乎都看过。当时我们从南京军区搞了份万分之一的彩色地图,这个地图比较详细、清晰,村庄和道路等一目了然,我们通过地图研究哪些地方比较适合设点。1965年年底开始,我们科委系统去了十几个单位。

  上海的支援

  最初我们小三线挂的牌子就是229工程指挥部,人家也不知道具体做什么的。为什么叫229刚开始我也不知道。“文革”后我才知道,229是罗白桦在市政府也就是现在外滩浦发银行的办公室门牌号码。因为有关这方面的文件上不能写后方基地,就写229罗白桦,后来叫229工程指挥部。为什么后来又改为812指挥部?因为8月12日这一天,造反派讲是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七字方针发表的日子,所以改叫812,这些都是造反派搞的。812指挥部后来改建为上海后方基地,最早我们内部称之为后方,“文革”结束后,正式挂牌为后方基地管理局。

  我们到后方去以后,上海是很关心的。我们刚到屯溪去的时候,他们那还没有自来水,他们吃的水是从山下靠人工挑的。我们去了以后,上海市投资在当地建了个水厂,铺了两公里的水管,从水厂一直铺到徽州军分区。那个是最早支援地方的项目。第二是支援当地的化肥厂,建在岩寺,当时上海市很支持,提出了你们到小三线去,要给地方带点好处。

  当时小三线建设中最大的问题是通信,我们去的时候,屯溪到上海是没有电话线路的,我们打电话到上海,一个是通过安徽省转到上海,另外一个是通过安徽军分区通过上海警备区司令部,通话很不方便。后来从上海拉了条线路,从上海一路树电线杆子,树到了安徽。

  还有个问题是电。我们去的时候,屯溪和岩寺一共只有3000千瓦的发电能力,屯溪有个1500千瓦发电机组,岩寺也有个1500千瓦发电机组,两个加起来就3000千瓦。最早的时候要建个电厂,华东电管局就从苏州迁了个5000千瓦发电机组到屯溪,和1500千瓦的并在一起,由华东电管局管。那时第一个电厂叫250电厂,这个项目我也参加了,建完后交给地方管,我们不管。总之,我们一边建厂,一边做配套工作。这是小三线建设初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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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勤组的工作

  我开始是搞基本建设,后来搞后勤。后勤这条线比较熟悉,其他地方情况也知道一点,但不是很熟悉。上海的小三线跟其他地区不一样,比如,这个厂包建了小三线厂,小三线厂还是包建厂领导的,生产还是原单位领导的,小三线企事业单位的党内关系我们后方管,生产关系后方也管,但主要是前方管,上海小三线虽然在山区,条件比较艰苦,但是比其他省市的小三线条件要好得多。关键在于上海小三线的生活标准都是按照上海的,因为那时许多东西都是凭票供应的,鱼肉和工业品等都是由上海各个局负责的。比如说工业商品由市商业一局根据后方的人需给我们小三线供应物资,市商业二局根据我们后方的人口供应鱼和肉。小三线吃的粮油都是上海的计划,由上海的计划转到安徽省,由安徽省粮食厅下达到安徽各县,我们各个厂统一到县里去买,所以这些指标都是上海的,地方都不管的,它只是供应,供应了之后就把这个指标算在上海头上。

  再比如说每年从上海调多少粮食,小三线用多少他就开多少,粮油、工业品等凭票的东西全部由上海供应的,地方不管的。当时比较困难的是蔬菜。比如说我们那有个旌德县,旌德县本来就蛮小的,但是我们一下去了十几个厂,当地压力就大了,县里没有办法供应,所以小三线后来自己搞五七生产,就是自己种菜,每个厂都搞,包括我们指挥部也搞五七生产,五七生产当时主要是自己种蔬菜,比方说西红柿和豇豆等,养猪很少。我们小三线中有好多同志都是农村来的,到后方后把他们调出来搞农副产品生产。我们小三线条件比在上海差,但是比其他省市的小三线条件要好很多。

  在供应方面,上海对我们特别照顾,比如说每个月发自行车票,上海10个人发一辆,我们10个人可能发两辆,比上海稍微多点。包括肉、鱼这些东西标准都比上海高,所以总体来说可以的。如果不够我们自己再想办法。比如,上海当时在安徽有两个劳改农场,一个是军天湖,一个是在广德的白茅岭。有一次我们就通过关系,找了他们的领导,请他们支援我们。因为他们有养猪场,我们叫他们支援点猪肉。我们那里的条件总的来讲比较好,但是和上海比还是较差。

  我们后方基地有后勤组,各个公司也有后勤组,是直接对口的。后方各个单位的后勤工作情况都不一样。各个厂都有小卖部,尤其是八五钢厂的小卖部规模很大。去过八五钢厂小卖部的人说就像去了上海的南京路,它里面所有的商品,凡是凭票的东西它都有。我们指挥部也有小卖部,香烟和肥皂这些东西都是凭票供应的。

  总的来说,我们上海小三线还是可以的,这是跟外地比,和上海还是没法比的。我们后方供应有些条件比上海还好些,比如在上海一个人一个月一斤肉,后方供应起来就是一斤一两或者一斤二两。商业一局、商业二局都有专门干部管上海小三线的供应,凡是后方提出需要,他们尽量满足。他们有时还派人到后方了解情况。上海小三线和上海各个局都保持密切联系,如水产局、商业一局、商业二局等都有关系。

  上海小三线在上海有办事处,我们后勤组专门派了一个干部在办事处工作,他专门负责与各个局联系,处理小三线商品供应问题。其他省市的小三线厂,我去参观过一个,他们条件艰苦多了。我们上海的小三线关键在于跟原单位没有脱钩。有什么生产上的事情,可以找原单位。

  后方基地的计划生育也是我们后勤组管的。总的来说,我们的计划生育搞得还是不错的,极少数是生两胎。上海也有一条线,凡是上海市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的会议,都要通知我们后方参加。

  后方男青年找不到女朋友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几个领导是上海劳动局的领导,后来上海劳动局的领导提出凡是职工有女儿的,还没成家的,可以过来,给城镇户口,解决问题。但是也只能解决一部分。比如八五钢厂主要是男青工多,厂与厂之间又很远,没什么联系的,所以问题比较严重。

  另外,交通运输也是个大事情。我们对当地的交通也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去的时候从宁国到旌德,直线距离相距不远,但是要绕很大圈子的,我们去了之后,把这条路打通了。小三线成立了683运输车队,下面还有好多分车队,负责物资运输等。

  交通最大的事情,就是每年将近过年时,几万职工要回到上海来过春节,上海公交公司安排由公交四场负责,每年要调几十部车,春节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开几十部车子去皖南,把人接回来。过了春节之后,又一批批送回去。每年春节前后,山区里都要下大雪,大雪一下,路就难走了。公交公司为小三线的运输也是花了不少精力的。除了节日以外,平时也开通了班车,刚开始上海到屯溪每天早上都有班车,后来班车开得多了,有上海到绩溪、上海到旌德等。因为贵池有长江轮往返皖沪,公交没有开。这都是我们联系的,我们后勤主要管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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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当地人的矛盾

  我们到后方,安徽地方很重视、很关心。徽州地委和专区为我们小三线专门开了市级干部大会,即专区及其下属的县、公社、大队四级干部大会,由地委书记动员,指出凡是上海要什么地方,你们就给什么地方,不讲条件。小三线得到了安徽地方的大力支持,我们看中这个地方,他们不讲任何条件就给你了,要哪里就给哪里。当时我们跟地方关系处理得是比较好的。

  我们向当地购买蔬菜。那时屯溪蔬菜比较多,有的地方没有菜,就搞五七生产。每个厂都实施,我们指挥部也实施,每个厂上午都有一辆车到当地买菜,荤菜基本是上海配过去的,黄鳝、小核桃等都是私下交易的。对于副食品和蔬菜,旌德等原本没什么计划,我们去了这么多人把物价提高了,当地老百姓对此有意见。

  安徽地方每个县都成立国防工办,县政府抽几名干部,其主要的任务就是协调小三线和地方的关系,一旦出现什么矛盾,有什么问题他们就出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总体上和地方关系好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摩擦。小三线总的来讲生活条件上还可以,只是文化生活相对比较枯燥。上海电影局在那里设了一个小组,我们指挥部有个小组,上海的电影片子来了后,调到各个县,再分到公司等基层单位,公司也有个小组,负责每个厂一天的安排,可以看得到较新的电影。

  放电影时周围的老百姓都来看,所以看电影的人多得不得了。有的单位处理得比较好,有时没有处理好,厂里的职工和青年农民发生矛盾。有一次矛盾比较大的是在绩溪的万里锻压厂,厂里的职工和农民打起来了,上海的小青年准备把农民的自留地的庄稼铲掉,把房子给毁掉。当地的农民也是小青年,把工厂的路全部封起来,马路上堆满石块。不允许工人出去,车子也不许出去,也不允许进来。后来我去了,它的上级公司的郑子虎经理也到现场去。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最后请县和专区的国防工办一起到下面找公社谈判、一起做工作,终于解决了这个事情。

  矛盾重重的回撤过程

  关于回撤是和安徽谈判以后无偿地移交给地方,我们工作量很大,有很多的矛盾,还有回到上海后的住房问题、工作安排等问题。

  结束搬迁的时候也有矛盾。我们当时搬迁,所有的运输车子,当地的接收厂方都要检查,看我们有没有带走什么东西。一般来说,我们运回来的家具等,都要当地开证明的,开好证明了才能出去。我听说过一次我们有一个厂的厂领导,从旌德回上海了,装了一部车子,在路上被拦下来检查,检查下来看看有家里用的榔头和老虎钳。当地人说:“你怎么可以把厂里的东西带走?”工人回答说:“你胡说八道,哪家人家里这些工具没有?”很多领导思想很不通,他们觉得我辛辛苦苦地把厂建起来,现在交给你们,最后脱光裤子,穿着三角裤回上海。据说汪道涵市长和安徽谈的时候有个方案:我们走的时候留两个厂帮地方上建起来,后来安徽不同意,全部要交。全部交了以后现在看起来还好,否则背着这个包袱要麻烦了。生产怎么办,销路怎么办。改革开放后上海小三线调整加快了,不然拖到现在后果不得了,花的钱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