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王根富，男，1940年出生。1958年3月参军，1960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63年6月毕业于南京军械学校，任上海警备区后勤部军械处助理员。1969年6月进入上海小三线工作。1971年8月调上海市国防工业办公室，历任主任科员、副处级调研员等。1993年出任上海国防科技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
口述：王根富
采访：吴静
整理：吴静
时间： 2011年5月19日
地点：王根富寓所
曾经有过五六次规划的皖南小三线
建设小三线有它的历史背景，当时是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准备打仗，准备打仗怎么办呢？沿海地区敌人一轰炸，炸掉了怎么办呢？基于这个思想，各个省市建立自己的小三线，国家建立大三线。我们上海地区，就那么块地方，一个金山一个宝山其实都没有山，没有地方建立小三线，当时华东局就划了一块地方，就是皖南地区，浙江的西天目山和皖南徽州地区。因为那里是山区，另外就是作为上海的三线来讲，距离几百公里不算太远，不可能把上海的小三线弄到四川去。
整个小三线大概有四五万平方公里，从东边浙江临安县到西边安徽东至县，南边到祁门县，北边到青阳、宣城等一个圈，那个地方都是山区。
上海小三线在建设中分两个时期，一个是“文革”前就有个规划，一共有五、六次规划，有些东西我没参加，当时我还不知道规划，后来接触了小三线工作才知道。第一次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保存精华，发展精华”，上海科研部门搬了一部分项目过去，其实也没有搞成，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文革”期间，根据要准备打仗、要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在这个背景下，又布置了主要两个方面武器生产线：一个是反坦克的武器，当时苏联在珍宝岛向我边防进攻，苏军用T62坦克进攻，我们上了40火箭筒和弹筒。所谓40筒，就是口径40毫米，我们一般的弹药就是触机即发，它这个火箭弹是空心装药，可以击穿300多毫米的钢板，是用弹药爆炸后的高温高压高速让钢铁熔化，钢水打到坦克里面，达到杀伤力。我们建了一个9383弹厂、9337火箭筒厂，这是反坦克武器；后来又上了一个防空武器57高炮，共上了5家厂；还有57高炮炮弹，就是为这个炮配套的弹。另外还有手榴弹厂、枪弹厂，当然还有好多单位，譬如电子方面的指挥仪、测距机等配套产品。又建了钢厂（八五钢厂）、电厂、水泥厂，又修了公路。成立了运输队，建立了通信站，4家医院和学校。一共有81家企事业单位。
上海小三线基本收回了投资。为援外也生产了一批40火箭弹，赚了点外汇，也不多，因为出口的任务也是五机部下达的，没有分配到指标也出口不了，上海不能私自买卖。
奔赴皖南军管会
“文革”初期，小三线比较乱，上海组织了一批军队干部到皖南地区搞军管，原先只有十几个人，如上海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张克宽等人，后来陆续去了好多军队干部，我是1969年6月与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孙子宇一起去皖南的。军代表有两个含义：一是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些事，属于管理协调性质的；二是军工产品的验收，他是代表军方验收产品。产品验收的军代表是属于南京军区，这部分军代表是驻厂军代表；我们这部分有的也是驻在厂里的，有的军代表还参加了当时的厂革委会等。
“文革”初期，很多人造反，要回上海，厂里一些头自己都顾不了自己，没有解放军去，谁听啊？你是走资派怎么能听你呢？军队干部去穿个军装，管理上比较好点，这样的情况下成立了军管会。
当时为什么派我去后方？这说来话长了。“文革”初期，要造反，红卫兵串联，这个事情影响到部队，三大机关的绝大部分干部到北京，办学习班，我没有去，留在处里坚持工作。每个处留1—2个人，当时为什么我留下来呢？据说当时上海警备区调阅我们每个人的档案，发现我出身苦，放牛出身，贫下中农，当时造反也没有一些突出的事情，我就留在机关。部队有好多东西都要管理，武器装备等，我是军械处留下来的两个人之一。他们学习班办两年多，因为在北京一直要等待毛主席的接见，不接见的话回来不甘心，两年多后，他们回来了，回来后正好皖南小三线军管会要人，他们刚从北京回来不可能再让他们去，他们就派我去了。我不能说我不去，那不行的。好多军队干部也有这种情况，叫你去不可能不去，当时是轮换的，一般是一两年、两三年换一换，从当时混乱的局面来说，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
精英赴小三线
当时去的人员都要经过政治审查，从当时政治角度业务水平来讲，应该都进行了审查，干部队伍总的是好的，工人队伍总的也是好的，也进行了审查，但是当时历史背景、条件，也不排除上海一些老单位把这些同志排挤出去的也有可能。当时话还是讲得很好的：“好人、好马、好刀枪”，但是也有一些干部工作能力也不是很强。我们的军队干部总体是好的，当然也有一些干部在生活上面出了一些问题，特别是男女关系方面，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影响很大。那么从青年、职工队伍来讲，总体是好的，好多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
新三届有好多学生去了小三线，那个时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山下乡都要到东北去、到农村去，去小三线算好了。当时小三线扩建，需要人，有些人在上海培训了再去，去了好多都是操作工，机床操作、手工操作，技术性不是很强，也需要老师传带。
当时讲“好人、好马、好刀枪”，但实际上也不都是好刀枪，有些设备从现在的角度讲，并不是很先进。有一部分设备是进口的，但即使是进口的也是人家淘汰的。包建厂也不舍得把好的设备拿到后方，它自己也要进行生产，有两台设备给你一台也不错了，所以从试制到投产也拖了好长时间。
军代表的职责
我是1969年去的，我们去的时候叫812指挥部，后来才成立了后方基地，组成领导班子。我们去了指挥部，厂里也有军代表，后来组织了好多军队干部去各个厂，基本上每个厂里有1至3位军代表，有的参与了厂里的革委会，就是进领导班子。这些厂我每年都去好几次，有时候是去调查情况，有的是要协调，比如炮厂没有钢材料，它那里又不生产，就要组织协调。
开始我在皖南两年，后来上海成立了国防科工办，我就调到上海国防科工办小三线处，主要联系常规武器的生产。生产计划由五机部下达任务给上海，再下达到各个军工厂，当时有后方基地，就通过后方基地组织生产。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特别是军品，他给你多少任务就生产多少，这个产品要有人接收的，除了下达任务，还有保障原材料供应，比如说57炮弹，开始的时候炮弹的药筒是铜质做的，铜质价格很贵，后来改用钢质，军工产品由军代表验收。
1969—1971年，我在小三线各个厂调研，一个是选点，要选靠山，椅子型，即三面都是山，当中有洼地的地方，也不一定是这样的，有好多形状的；还有一个是和各个厂联系，有什么当地解决不了的，要和上海联络。我去的时候徐国光在那里负责。那时候我比较年轻，整天跟着老同志了解情况，我真正参与管理生产业务，是到国防工办之后。我离开之后，其他军代表陆续回来，不是整批撤回来的，厂里是一批批轮换的，一批回来了，再组织一批去。后来到了毛泽东逝世以后，这些人基本上都转调了。
小三线厂基本上都能完成任务，因为当时作为军品任务，是硬指标，一定要完成的。9383弹厂有一次装药车间爆炸，整个车间炸掉了，马上就组织抢修，市委批钱紧急建车间，要把任务抢出来。完不成任务的比较少。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国防工办与小三线
回到上海到国防工办后，我每年还是要去小三线几次。因生产计划都是我这里管的，需要布置和落实，有些比如余琳主任等领导，要去小三线调查研究了，我们国防科工办之前有个小三线组，后来小三线组就改成常规处，常规处的工作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上海的动员线，一部分是小三线。小三线实际上就是我一个人联系业务，对那里比较熟悉。余主任说：“王根富你和我一起去。”我就跟着他一起去了。
国防工办负责的一个是布局，一个是协调。所谓协调，因为后方这些厂都是上海工厂包建的，包建就涉及很多局，诸如仪表、机电、轻工、化工、物资和建工局等。实际上国防工办管不到很具体，主要是协调，比如说炮厂，炮厂的生产涉及材料的供应，材料的供应就牵涉到物资部门，物资局说我现在拿不出来，要钢厂生产，那就涉及钢厂，我们要到钢厂去做工作。要和各个部门协调：财贸、劳动人事，劳动人事负责劳动力来源，要组织人到后方去，还有物资的供应、医疗卫生，那就要协调卫生局，要组织医院去建医院，要电话局到那里搞通讯，还有运输，要交运局组织车队到那里去。这个是协调，真正军工生产，专门有一条线下来，就是第五机械工业部对口我们国防工办，我们的任务就下达到后方，后方下面还有四个公司：轻工公司、机电公司、化工公司和仪电公司，公司下面再到厂。还有就是和当地的协调工作，安徽地市一级主要是靠后方基地的同志去协调，安徽省里的就由我们协调。一些大的东西，比如布局，到后来移交，就是上海市和安徽省来协调。
联系小三线的话，生产上就我一个人。技术上、计划上的协调，找军代表，厂方和军代表有矛盾了，产品验收的时候军代表说这个不合格有毛病，要和他处理、要怎么来解决，好多要协调；钢厂铸件拿不出来，炮没法生产，我就要联系炮厂、协调，所以我年年都要去好多次。
我们去了小三线就住厂里，因为小三线厂在山里，只好住厂里的招待所。我们去了以后，吃饭时每个人发一个搪瓷盆，一双筷子，也要排队。我们住在招待所，当然也会有职工向我们反映厂里有什么问题，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但是不多。后方基地干部，各个厂反映的情况比较多。
派系斗争扰后方
我们到后方主要是做思想工作。当时各个厂都有两派，我虽然到了指挥部，指挥部机关里就那几个人，又没什么事情，指挥部就派我去协同厂处理两派纠纷。这个厂的两派，一个是电焊机厂的，一个是鼓风机厂的，这两个厂在协同厂就形成了两派，要抓军工生产，必须要把这个厂给稳定下来。
当时协同厂还在建设，还没投产。其中电焊机厂有个造反头子去协同厂，把电焊机厂搞得乌烟瘴气的。有一天晚上，他突然组织了一批人，在全厂贴大字报，要打倒另一派，本来大家蛮稳定，他这样一弄就不好了，我是指挥部派到厂里的军代表，我就找他谈话，我说：“这个事情据说是你搞的？”他说：“是我搞的，怎么了？”我说：“你为什么要打倒他们？”他说他们有什么什么问题。我说：“人家也讲你什么什么，贴你的大字报，打倒你怎么办？”当时有个老干部姓宋，他在那里当一把手，厂里一混乱，就要做两派的工作。他说：“你们吵起来，我们军工厂产品怎么做啊？怎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啊？怎么准备打仗啊？”
后方派系斗争不像上海那样厉害，因为后方比较分散，不像上海一个电话或者一个小时就开到了。皖南山区力量形成不起来，交通又不方便。另外，去的人里学生比较多，在学校里有两派，到厂里去分散了，不像上海市区那么厉害。两派有是有，两派主要是老厂，比如说有的厂是几个厂包建的，像协同厂是电焊机厂来一部分人，鼓风机厂来一部分人，有的人认为你这个厂来的人掌权了，或者是好多位置都给你占领了，我们这边就吃亏了。这方面两派意见比较大，很多厂都有这种斗争，那是为权力而斗。
生活问题是不稳定因素
因为是山区，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是估计不到的。用现在科学思想来讲，很多厂建在山区是不适合的。比如有的厂用水量很大，过去有句话，山有多高，水有多深，生活、生产都要用水。贵池有个前进机械厂，当时的水文二队帮助找水，在《解放日报》头版上写了篇文章（那篇报道没有写明哪个厂，因为当时是保密的），这篇文章的题目，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大标题是《用毛泽东思想找水》，有三个小标题：《从无水到有水》、《从贫水到富水》、《从死水到活水》。从当时的情况来讲，因为打了一口井，发现了鱼，叫蛟鱼洞，这个洞比较深，当时看了以后，找到水了，小标题就是无水变有水；发现这个水很少，后来抽抽么变大了；后来又在里面发现有鱼了，就是死水变活水了，其实不然，它就是那么个洞。因为工厂用水很大，每天要几百吨水，几天就把这个蛟鱼洞的水给抽干了，就没有水了，不是贫水变富水的问题了。在我记忆中，一两个月不下雨就完了，就没水喝了，自来水也没了。自来水不是长江里抽的水，也不是河里的水，皖南山区的河大都是很小的。这里自来水不是像我们这里从长江里抽来的，一直有，他那个地方自来水就是一个小水库，小水库干掉了就完了，自来水也没了，所以我们把很大的精力花在这上面。
缺水是一直存在的。要根据情况，比如说，风调雨顺的就好点，有时候连续几天下大雨，就发生洪灾。我们第一次去皖南的第三天，就遇到了皖南有史以来最大的洪灾，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洪水猛兽的感觉。我从来没看到这么大的水，只看到大树被水冲下来，看到房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来，稍微一下雨，水都集中到山沟，就会发生洪水。但好长时间不下雨，就没水了。
生活上，确实是很艰苦，当然比当地的农民还是要好。工厂的布局不平衡，比较分散，有些工厂都是男性，仪表公司有些厂都是小姑娘，厂都分散在各个山沟里，有的相距几百公里，接触很困难。有的小姑娘找不到小伙子，有的小伙子找不到小姑娘，这样的话就有思想波动了：我在这里一辈子完了，老婆都找不到了。为了这个，我们花了很多精力，1980年左右也组织了一些男女青年联谊活动，有一点收效，但效果不大。
后期处理工作
1979年左右，后方已经军转民了，搞了一部分轻工产品，如钟表和电风扇等，产品还蛮多的。那时候它也属于国防工办的下属单位，我们也管。这时期我们主要负责收尾工作。以后实际上到了1984年左右，军工产品的任务也很少了，这么多年生产的军品不打仗，这些东西有保存期，有的20年就不能用了，到时就浪费了没用了。生产任务少了以后，后方的一些厂主要靠军品生产，没有军品生产了就停下来了，没有事了，没事了就考虑要待岗，发工资是个问题，工人一没有事各种事情就来了，打打闹闹就多了。这个情况下国务院当时开了个会，就是对三线进行调整，军转民，讲我们上海的小三线在安徽自成一个系统。根据中央的指示，市里经过反复研究，上海小三线准备全部撤回来，设备都交给安徽。
要移交，就牵涉军品的处理。比如遗留下来的好多军品，部队没有验收，有的产品还没有完成，这些不能放在那个地方，有的已经成产品了，要通过五机部配套的，比如有些引信，要配在炮弹上，我们小三线炮弹不生产了，外地有生产，那么我们就拿着个引信去跟人家配套，配套我们也不能自己去配套，一定要通过五机部去配套。有些东西要进行报废处理，有的要交给民兵训练用，有的就销毁处理，军品放在单位里不行的。
我除了搞军品的销毁工作以外，还在上海选点，小三线员工回上海，要安排。上海建了100万平方米的住房，安排回来的职工和家属大概七八万人，都在当时的郊区，现在属于市中心了，像浦东、闵行等。有些厂就是和有些老厂结合起来了，有些工人分配到各个单位去了，只有少数单位自己建了厂，有个卫海机械厂搞包装机械，就这样一个厂独立的。有的厂搞联合，有的老厂新厂合并，搞一个分厂，就这样合并，这样一来也花了八九个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