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曹伯慰，男，1925年出生。1946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5月任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兼党总支书记。1966年2月，任229指挥部规划设计组组长。1982年6月任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1987年12月离休。
口述：曹伯慰
采访：黄金平
整理：黄金平邬晓敏
时间： 2012年8月15日
地点：曹伯慰寓所
一纸调令来到229指挥部
我当时是上海市规划建筑设计院（原民用设计院，1963年与规划设计院合并改名为规划设计院，1980年后两院又分设，恢复民用设计院原名）副院长，1965年11月市里调我去229指挥部报到。当时，根据中央的指示，上海要在安徽的皖南、浙江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建设后方基地。为了报送国家计委及文件往来，要对该项目定名，由于市委决定由原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公用事业办公室副主任罗白桦负责，出于保密起见，对外不能启用上海后方基地或上海小三线的名称，于是就将罗白桦办公室的房间号码229作为指挥部的名称，即229指挥部。指挥部成立临时党总支（属市委组织部领导），书记罗白桦，副书记方希观。指挥部指挥罗白桦是安徽省贵池县人，新中国成立前在皖南打过游击，对皖南比较熟悉。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皖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南京警备部队政治部副主任。转业以后，他担任南京市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南京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初，罗白桦调上海市工作，任上海市建筑工程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后来担任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市政协常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公用事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三个副指挥中，黎崇勋是市科委副主任，张子嘉是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王公道是市第一机电工业局副局长。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主任是方希观，综合计划条件组组长是高玉庆，施工组组长是蔡振耀，水文地质组组长是顾颖，动力组组长是华东电业管理局副局长于康。我担任规划设计组组长。后来不久又增设政治处，主任马秀升。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精神，上海市委、市人委对上海工厂搬迁和生产任务安排等问题做了多次研究，逐步形成了在皖南、浙西建设上海小三线的思路。在1965年5月6日给中央的书面报告中，市委、市人委的基本设想是：“按照华东局已指定的地方，在皖南黄山和浙江天目山一带建立上海的后方。在充分利用原有空关房屋的基础上，盖一些房屋，搞一些仓库，造一个医院，把市内的一些重要档案、文物、技术资料和一部分重要物资运去妥为保存。同时，打算抓若干研究所和实验工厂，在后方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保证在战时仍旧能够少量地生产一些同国防军工、三线建设有关的新材料、新设备等产品。上述科研单位，在战后可以作为恢复和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骨干力量。”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靠山、分散、隐蔽
上海小三线安置项目及其布点先后进行过多次规划和调整。我参与了第二次规划，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从备战的需要出发，按照保存精华的原则，将本市有关‘四新’和尖端技术研究工作中的精华部分以及基础工业安置在上海后方，以上海现有企业一分为二，以老带新；项目的规模力求小而精，先设立足点，然后由小到大，逐步发展。”
第一次规划是1965年5月至11月，上海市委、市人委组成一个上海后方建设选点小组，由市公用事业办公室副主任罗白桦带队，到皖南、浙西、赣东等地作了勘察了解，并于5月22日在黄山组织选点小组讨论研究上海后方的建设规划。上海市长曹荻秋、副市长宋季文参加了研讨会，曹荻秋和宋季文在会上提出了上海后方安置的原则：它是华东的战略后方；既要分散，又要适当集中，便于联系协作；既要靠山隐蔽，又要便利交通运输；动力来源较易解决；距离市镇不太远，生活有依托；搬迁可分步进行，条件成熟的先搬。会上，确定以皖南屯溪为中心，建立上海科学技术后方。10月11日，市委召开上海后方建设会议，宣布成立由罗白桦、黎崇勋、张子嘉、方希观、高玉庆和我组成的“上海后方建设领导小组”，罗白桦同志为组长。
第二次规划是1966年2月至5月，李干成、张承宗副市长，市计委马一行主任和工业生产委员会周璧主任等先后三次对皖南、浙西、赣东等地作了勘察和调查研究，形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1966年5月，上海市后方建设领导小组向市委的报告中对上海后方的区域范围和布局提出如下意见：上海市后方的区域范围，初步规划在屯溪为中心的皖南山区，包括浙江、江西的一部分，东起浙江天目山，西自安徽的东至到江西的景德镇，南至浙江开化和江西婺源，北至安徽宁国、青阳贵池一带，所牵涉的行政区域包括安徽徽州专区全部、芜湖专区、池州专区，浙江的昌化、开化地区，江西的景德镇和婺源地区等。对后方的布局、设想：以黄山为中心，包括冈村、汤口、茶林场、谭家桥一带，作为后方机关地区，布置机关、医院、学校、文化、档案等部门；屯溪、祁门一带，包括休宁、上溪口、渔亭、黟县等处，布置科研部门和有关的配套协作工厂；宁国、绩溪一带，包括浙江昌化、开化地区、布置机械工业及军工；泾县至旌德、绩溪一带布置无线电、仪表工业和轻工业；冶金工业运输量大，用水量多，占地面积广，又需接近原料产地，因此可布置在青阳、贵池一带；旌德、绩溪、鸿门、岛石这三角地带作为物资储备地区，并保留天目山南北地区和江西婺源地区为发展备用地。
第二次规划的项目经市委、市人委批准后，上海后方建设领导小组牵头召集各包建局开展了项目安置的布点工作。但由于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迫使第二次规划项目的布点工作中途停顿下来。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建设初期条件艰苦
上海小三线建设在皖南、浙西地区的深山沟壑之中，基建的任务是十分繁重而艰难的。1965年春节后不久，我们即随罗白桦到皖南开展工作。我们是先头部队，规划设计、勘查、测量人员、建厂人员等在当地县区干部向导下，分几路到有关各县去踏勘，每路五六人，一早，每人带一根竹子、一壶水进山，开始还有些砍柴人小路，以后就要自己开路。在大山里，竹林很多，大树前几年被砍得所剩无几，小树灌木漫山遍野，荒无人烟。皖南的山不是太高，但无路爬山时也很费力，下山时往往要攀着树干或竹竿顺势快下，一不注意就会摔跤。一路上，经常会遇到蛇，大多是毒蛇。这样手里的竹竿起了作用，每天都能打死好几条。我们在踏勘期间，另一组人员翻过一座山来到山脚下，遇到几个民兵，因为那里从来没有外人来过，看他们的衣着、听口音，竟怀疑是空降特务，押到公社里，直到县里干部赶去才消除这一场误会。主要因为当向导的当地干部是新来的武装干部，当地农民不认识他。我们还听当地干部说，土改时，在山区普查人口，有些地方因交通不便，非常闭塞，有些人从来没有下过山，也没有外人去过。山上有水有柴，自己种粮食自己吃，那里竟然有不知道清朝、民国的人，穿的衣服还是明朝的样式。
建设初期生活比较艰苦，设施也十分简陋。我们规划设计小分队起初近20人，住房也少，只有两间，泥地，一张厨房用的工作台。屋面漏雨，外面雨已停，里面还在滴水。睡觉、工作、吃饭都在里面。一个冬天，买不到新鲜菜，一天三顿，就是咸菜和霉豆腐。以后，比较安定，我们搬到屯溪湖边干校，这才分了宿舍、设计室、食堂。洗衣被到新安江边，夏天洗澡也在那里，厕所一直是茅房。
小三线项目设计，地质水文、测量和设计力量的组织是比较充分的。市规划设计院经常保持50人左右的勘察设计队伍，必要时临时点名调人、调设备，单位保证要什么，给什么，使勘察、设计任务按时完成。
为了保证项目设计符合“靠山、隐蔽、分散”的战备要求和勤俭办厂的精神，市委、市人委（后市革委会）先后两次对项目设计的造价，建筑物的长、高、宽，马路宽度，恒温室大小，照明等标准作了统一规定。由于标准制定偏重于战备和节约的要求，忽视了企业生产工艺和职工生活的需要，因此，实际执行中矛盾很大。设计部门按照标准进行设计、建设单位则普遍要求突破限制，提高设计标准。造成基建投资、面积超设计标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工艺设计和组织生产的需要，有些是山区建设特点造成的。工程造价，设计标准要求小三线工程造价不高于上海，但由于建筑材料运费很大、城市施工工具用不上而以人挑肩扛的手工操作法代替，这样就使后方工程造价比上海同等质量标准的造价高出20%以上。比如，为了达到靠山分散隐蔽要求，工厂布点的地方水没有，交通不便，而且工程非常小。但是，为了完成任务，硬着头皮上，筑路架桥、拉电，这些费用都是很大的。
由于项目设计片面地强调战备和节约的要求，忽视生产中的客观规律，造成了上海小三线建设的先天不足：不少单位的厂房单位建设过于分散，不能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造成工艺不连续、不成线。大多数企业生活设施过于简陋，食堂矮小、拥挤，宿舍阴暗、潮湿，职工生活十分不便，致使以后每年上海财政都要拿出一部分资金偿还生活设施的欠账。一部分企业设备缺口较大，投产后产品质量始终没达到国家标准。上海小三线基本建设先天不足，给以后的生产和职工生活投下了阴影。
1966年下半年“文革”开始，我被造反派揪回了原单位批斗，从此离开了小三线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