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郑子虎，男，1930—2012年。1954年入党。1963—1964年任上海日用品工业公司机关总支副书记。1970—1973年，小三线812指挥部第三工区基建科长。1974—1976年，上海后方轻工公司生产大组长。1977—1979年，上海后方轻工公司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1980—1985年，后方轻工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副经理、经理。1987年，轻工局小三线调整办公室副主任。1992—1995年，上海日化工业公司机关总支书记兼房产公司经理。1982年当选为上海市党代会代表。
口述：郑子虎
采访：吴静
整理：吴静
时间： 2011年4月15日
地点：郑子虎寓所
到小三线：光荣感和换个环境
去小三线之前我在上海市日用化妆品公司担任总支副书记，“文革”开始后靠边，这时候建设小三线需要人，1969年4月29日上海轻工局干部处找我谈话，5月1日我就去了安徽。
当时我有两个想法，一是到小三线去有光荣感。当时毛主席威信高，提出三线建设要抓紧，因此我去有光荣感。二是我在老单位一直作为当权派被批被斗，需要换个环境。本来造反派让我去贵州，轻工业局觉得我是搞基建的，而小三线需要人，于是向市里申请，让我去安徽。等到我回上海的时候已经是1988年8月，一去整整20年！
我刚刚去的时候是在轻工公司。当时叫812指挥部，我们公司当时叫812指挥部第三工区。我先后担任基建科副科长、科长，后勤科科长，生产组大组长等职。后来体制变了，变成后方基地局轻工公司。刚刚去的时候公司里只有1辆罗马尼亚进口的小汽车，其他都是自行车。
我们去的时候，安徽很穷，没有汽车，没有拖拉机，后来上海无偿支援他们拖拉机。整个上海市建四公司都在后方建设。当时有句口头语——要打草惊蛇。因为安徽农村一路上杂草生长，上海人怕蛇，拿根棒头以便打草惊蛇，我们陪同测量队测量，测量好之后开山辟路，过河搭桥，开门见山，房子都造在山脚下的。当地农民也帮我们，他们都是做体力活，挖泥、挑泥。
我下基层了解工程进度，进行质量监督和质量衔接。比如后方进度快，自来水管子运不进来，就向局里报告。轻工业局组织了56部卡车，把自来水管这么粗的管子运进来。我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在小三线每天晚上工作到很晚。白天则下基层，厂里的中层干部我几乎都叫得出来，老工人我都熟悉。我在小三线连续8年春节没有回家，直到当了轻工公司经理后，到上海开会多起来，回家的机会才多了。
是和尚下山？还是尼姑上山？
动员工作都是在前方即上海做，后方配合叫做包建，全行业动员。例如我们后方光明机械厂是上海自行车厂包建的，一个厂对口包建一个厂。从领导班子开始，到设备制造、人员动员，动员的时候是“好人、好马、好刀枪”，很多都是骨干去的。
至于小三线待遇，老职工就是上海8类地区工资，新职工就是安徽5类地区工资。后来到1983或是1984年，把5类改成8类地区。小三线去的第一部分骨干是上海动员去的老职工和骨干。第二部分骨干是68届，68届下放劳动后吸收进来一起参加建设的，挖泥、搬木头、造屋顶，都和建筑单位一起干的。我们的建筑单位是市建四公司，他们一个公司都到后方去。第三部分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支农职工回乡下去的，现在有条件地把他们召回来。这批人是文化水平低的，但是劳动素质高的老职工。老职工刚开始有子女教育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后方配备了学校。轻工中学是1973年成立，学生都是住读的，周六去接到家里，周一再送去。我们绩溪有瑞金医院，离我们4公里远。水平高得不得了，脑外科张天锡、血化科唐振铎等都是专家。安徽的干部也到绩溪的瑞金医院看病。
老职工、支农职工、68届都是要通过政审的。有前科的、有政治历史不清楚的都不要。但是到72届开始一锅端，再也没有政审了。
第一，因为小三线女青工少，男青工多，男青工年纪大了要找对象。婚姻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后来上海组织女青年，通过社会和街道，通过报纸诸如《青年报》和《劳动报》进行宣传。另外，五一节和国庆节，后方男职工到上海工人文化宫等处搞交谊舞会和联谊活动。后方还配备了婚姻介绍所。万里厂有3部大巴士运送几十个女青年到厂里去，万里厂职工夹道欢迎。
我们也在《青年报》和《劳动报》上登过招聘女职工的报道。当时市里很重视的，后方基地管理局也打过报告的，说是和尚下山，还是尼姑上山。和尚下山就是小三线单身男职工到上海，尼姑上山就是上海女青年到小三线去。后来市里批准尼姑上山去，即从上海招女青工。工会成立婚姻介绍所，专门协调这项工作。我们公司里也有婚姻介绍所。安徽姑娘和上海男孩结婚了，都带回来了，这是政策允许的，安徽男孩没有结婚的，留在安徽，安置费几万元一个人，我们留在安徽大概两三百个人。
第二，这批人没有参加小三线建设，不了解情况，没有感情。偷农民的鸡，打架，工农冲突，这些大多都出在72届里面。万里厂72届学生偷农民的鸡，闹起来。事情闹大了，发生冲突，是我去处理的。农民到厂里拿边角料，木头、钢铁、铝合金铜这种东西，被厂里抓住后闹起来。最后812指挥部也来人一起帮助解决这个矛盾，在中间的地方停着2辆卡车的民兵，你也不能进去，他也不能出来，冷静后再处理。后来县政府第一把手出面才解决了。看电影也有矛盾，红星木材厂闹得很厉害，看电影要买票，当地人不肯买票。后来解决的方法是给农民优惠看电影。
我们平时和安徽接触不多。春节时，我们请他们吃饭，他们也请我们吃饭，相互拜年。除了厂里发生了几次矛盾之外，总体来说还可以。物资供应和副食品供应都是上海运过去的。猪肉由安徽供应。遇到水灾时，副食品供应不上，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叶公琦指定上海的某个菜场负责轻工公司，某个小菜场负责基地局机关。你缺物资，可以到那个菜场去拿，保证供应。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军转民
小三线开始要搞507工程，我们轻工公司主要造57炮弹和子弹，机电公司主要造炮，仪电公司造雷达指挥仪，化工公司造炸药，冶金公司造炮弹钢铁，其他各个单位负责服务。我们是负责造57毫米炮弹，可以打8公里，随便碰到什么东西就爆炸。上海民兵用的7.62子弹都是我们生产的。37炮弹后来试制了，但是没有生产。57毫米炮弹突出的贡献是，开始生产的时候是用铜，铜我们国家不多，还要从智利进口。后来国家下达了一个科研项目，以钢代铜，当时上钢五厂生产的，后来自己搞了个1200吨的压机，光明厂自己制造了，这个对国家贡献蛮大的。
小三线的军代表一把手都是团级干部，其中4家厂即光明厂、光辉厂、万里厂和燎原厂的军代表都是团级干部。他们主要把质量关，质量他们说了算。我们说好没用，都要听军代表的。他不签字，产品不能出厂。军品运输车子都是812指挥部、683运输队包的。
民品生产包括光明厂造电风扇，生产台扇、落地风扇；光辉厂生产金梅牌台钟，实际上和三五牌台钟是一样的；万里厂生产表壳，和钟表公司配套；燎原厂也是生产表壳，和钟表公司配套；红星木材厂生产钟的木壳；利民机械厂生产煤炭输送机。军工生产时候是有盈利的，生产民品的时候是亏损的。因为军工只要把质量把关好，计划是五机部下达的，材料也是五机部统一分配的，军工产品出去都给南京军区的。成本我们自己报，我们报多少部队里不管。比如说一颗炮弹，我报价500元，就是500元。
军品下马，生产民品的时候军代表就撤了。钟表公司包两个厂，即万里厂和燎原厂，造表壳。销量和上海配套，上海造芯子，表壳我们后方造，表壳造好了运出来，民品利润薄，人多开销大。
职工满意，领导也满意
回上海后，我在市轻工业局待了4年，担任小三线调整办公室副主任。我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协调解决所有的问题。房子造好了，电表没有，要协调。自来水管没有，煤气没有，要去找相关领导机关协调汇报解决这些问题。后来我回到老娘家日化公司去做总支书记，后来日化公司办了个房产公司，我就做总经理。
我在局里，后方厂如果要进上海的厂，有什么问题，干部安排找人事处，工人安排有什么矛盾找劳动工资科，都由局里安排的。那个时候好安排，上海经济状况好，需要人，安排几十个人、一百个人，没问题的。自行车厂当时还感谢我们送干部给他们，其中68届的干部都得到使用。
我们和仪电公司、机电公司不一样。他们离开安徽后多数在上海集中办厂，我们出来之后多数是分散，分到上海各相关厂里。只有燎原模具厂办了古梅食品厂，在宝山庙行生产食品、饮料，后来古梅并给光明食品厂。光明厂原来是上海市自行车公司包建的，回来后市轻工业局明确光明厂由上海自行车公司安排。自行车公司党委书记、厂长都到后方去了解安排讨论。职工回来就安置到自行车一厂、二厂、三厂、四厂、自行车链条厂、自行车飞轮厂等。安排中有什么矛盾我们向局里汇报。光辉厂是钟表公司包建的，手表一厂、二厂、三厂、四厂安置回沪职工，和机电、仪电公司不一样的。从安置的情况来看，职工满意，领导也满意。
至于住房分配，后方轻工公司是统一分配的，因为上海工厂的分配标准低。我们分配房子是一步到位，有的分配下来小孩子结婚的房子都有的。三个人两室户将近60平方米，4个人大两室一厅。我们主要是公司分的，有时候公司和厂里一起分配的，到厂里登记，什么时候进厂的，进厂早的、工龄长的，排队排起来，工龄大的、年龄大的先分，分房名单公示出来。有些单位是抓阄的，分两次，第一次是先后次序，第二次是层次。当时小三线回来计划的住房标准是一个人13.5平方米，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分到这个面积，它只是计划。从整体上讲，市里对我们回沪小三线职工很照顾，职工们都比较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