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王美玉，女，1943年出生。1965年入党，曾任上海无线电七厂团委副书记，小三线期间任东方红厂党委副书记、后方基地管理局工会副主席、主席等职。
口述：王美玉
采访：吴静 李婷
整理：吴静 李婷
时间： 2011年1月22日
地点：王美玉寓所
夫妻一起去支内
在去小三线之前，我是上海无线电七厂团委副书记。当时全厂大会动员，开始时我不属于去小三线的对象，因为那时候我大哥在西藏，大妹在新疆，小妹在读初中，只有我在上海工作。我有几个要好的小姐妹劝我，说我们一起去吧。于是，我到支内办公室说我也要去，报了名以后他们就同意我去了。报名没有强制性，当时政审的要求很高的，去的话，祖宗三代都要审查，凡发现家里有海外关系或社会关系复杂，政治上有问题的，哪怕你自己想去，也不会让你去。
我申请好以后跟我在上海机械学院工作的爱人说了。我爱人看到学校里夫妻分居两地的情况挺多的，觉得分居两地不仅经济负担重，而且精神上也增加了负担。他说既然要去，我们就夫妻一起去吧。我们是军工单位，动员时的第一批都是自愿报名去的，去的都是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
我是1969年去的，当时小三线的厂房基本造好，还没有投入生产，家属区还没有造好。去了以后，一开始连住的地方都没有。马路是自己修筑的，自己挖沟，铺石头，吃的都是上海运过去的。我们夫妻有一个双人床铺，下面睡觉，上面放火油炉，偶尔可以烧饭，但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去食堂吃。
本来当地没有电，电灯就更不用说了，那时候那里还没有开发，我们进去以后，建发电厂，铺设电线，当地也用上了电灯。鸡是一只只卖的，一元钱一只，我们去了以后觉得怎么是按只卖，不是按斤卖。当地人不吃老母鸡，因为要用母鸡生蛋，舍不得吃，要吃就吃雄鸡。当地的东西很便宜，大闸蟹几毛钱一斤，山货、土特产很多，很受我们欢迎。
小三线的承诺：生活不变，工资不变，户口关系不变
安徽皖南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山清水秀，空气很好，但是时间待长了不行，难道要每天看风景吗？那时候没有电视，只能听广播、听音乐。作息制度有点军事化的意味，早上6点钟广播一响，大家就起床了，号令一响就下班了。吃饭也是这样，全部按照部队的形式，上下班工人们匆匆忙忙地走。我们做干部的就更加辛苦，吃完晚饭要开会，过组织生活。我去的时候管理车间里整条线，做试验，有时候没时间出来吃饭，有时候在食堂5分钟吃好饭就进去了，基本上没有时间。
刚刚去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各单位就自己开荒种地，吃的鱼肉等荤菜都是上海运过去的，蔬菜去县城买，食堂基本上都有。当时吃的东西都有，就是生活设施比较落后，我们小三线的厕所造在山上，没有在房间里的，半夜上厕所要往山上跑，我们下基层的女同志住单位招待所里面，上厕所也都往外面跑。后来改进了，在房间里放一个痰盂，晚上尿在痰盂里，白天去倒掉。
小三线最好的一点是所有供应的东西都是上海运来的。我们被动员去小三线的时候承诺过几个不变：生活不变，工资不变，户口关系不变。都是上海的，去了以后，生活都保证，粮票、肉票、全都是按上海供应标准分配的。1970年全部开始了正常的流水线生产。厂里与当地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就是交通上比较困难。一个厂就像一个小社会，吃用住都在里面，自成体系。那时候支内可以带家属，有些人把子女都带过去了。我的小孩放在上海，让我父母带，我们觉得没有必要让小孩也跟我们一起进去，假如打仗的话，把小孩带进去也没什么，没有打仗的话，毕竟上海的生活条件、教育质量都比较好。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当地的农民、征地工去厂里工作，所有的人员都是上海去的。后期的当地征地工人也很少。由于那里的生活比较闭塞，很多东西他们都没有看到过。我们刚过去的时候有个笑话，我们的汽车、卡车开过去，他们问这辆小车是不是那辆大车生出来的。有一次上海警备区文工团到我们那边演出，他们为了看这场戏，从很远的山里走了很长的路，背了点心过来看，这说明他们的文化很有限，娱乐生活很单调。我们有几个放映队，一星期放映一场电影，有时候甚至是两场。生活是比较单调的，对我们成家立业的人来说，因为有家庭，有小孩，生活还不是太单调，但是小青年不可能24小时都待在寝室里面，休息日的时候会到县城里去。那时候风气好，看到车子，你招招手，人家就会停下来，把你带到县城去，人家回来路过，你招招手又会把你带回来，不要你钱的。
小三线的小卖部、食堂基本上是供应厂里的工人，但当地人来买也是可以的。当时小三线的管理很严格，但是也得跟当地人搞好关系。
我们在小三线有十几年没有回上海过年过节，过年过节要照顾职工回去，领导都要守岗位。春节期间休息，不生产，干部全部都要留守后方，相当于值班。我在后方十几年，第一次过年过节回来还是1983年。平时我们经常出差，过节不回来的，平时市里开会我们就回来，开会挺多的，普通职工一年才回来一次，一般放一个星期，最多半个月。他们平时积着，譬如平时加班，过节就休息10天。
矛盾凸显
当时刚去的时候很有新鲜感，感觉空气很好，山清水秀。休息天想去县城，从早晨出发，到下午1点还没有到县城，再走下去回去要来不及了，所以走了一半路就回去了。那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到县城街上买点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上海运到厂里，厂里设立小卖部，所需东西都去那里买。那时候的生活有点像共产主义，有吃大家吃，没吃大家都没吃。我们一个单位一千多个人是个大家庭，大家都认识，因为天天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面，时间久了就觉得生活单调、枯燥，门窗一开就是山。还有一些社会问题，如小孩子的教育问题，在上海的父母年老多病等问题，这些矛盾问题到后来是比较突出的。
当时我爸风瘫在床上，我妈服侍我爸，后来我妈股骨摔断了，两个人都没人照顾了，我工作忙走不开。单位里有规定家里老人没人照顾，夫妻两人可以有一个人回去照顾老人，我跟我爱人都走不开，家里的小孩都在读小学。直到1982年我爱人才回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局里事情很多。在小三线时，开会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开的，有时候开会开到晚上12点，甚至凌晨1点钟。我们没有休息天，休息天都在基层。我基本上跟我爱人是分居的，本来我们一起去就是为了不分居，但是后来我去了局里工会工作后，他在绩溪我在屯溪，乘车都要3刻钟，没车就没办法过去。那时我们觉得夫妻分居算不了什么，这都是革命工作需要，是组织对我们的考验和信任，我们决不能辜负组织对我们的信任，我们要做得更加好，在其位尽其责。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老干部：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觉得我们后方很多老干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心里只有一个概念：党把这些任务交给他们，他们就是要把这个工作做好。你不要看他们是部队转业干部，尽管识字不多，但这批人绝对是好的。他们是我当时学习的榜样。
譬如我们厂已经去世的王文亭原来是上海市环卫局领导，对干部的要求很严，我觉得对干部要求严格是有好处的。加工资的时候，上面的政策，有多少人可以加3元，有多少人加6元，有多少人可以加9元。执行这个政策是要把大多数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但是有些单位领导担心摆不平，情愿把指标浪费掉。但王文亭就没有浪费，他认为符合条件能加的就加。他经常说，老百姓的事情，只要符合党的政策，他一定会做。“文革”时期，他被造反派批斗游街，吃了很多苦头。到小三线去的这些干部整体素质挺好的，可是这些干部的生活条件都挺差的。仪电公司的韶山厂党委书记周鸿文，后方基地管理局的副局长冯秀芝的生活都很艰苦。周家只有十五六个平方米，睡地铺，因为房间狭小，睡觉的时候双脚得放在桌子下面。当年我们全部是低工资，我在1962年的工资是最高标准——45.9元，这个工资拿到“文革”结束。当时我们的干部可以加百分之一，很多人宁愿自己不要，给别人。
“文革”时期在工会
1973年，我去后方基地工会工作，当时，工会的两派斗争挺厉害的。一派以老干部为代表，一派以造反派为代表，那时候工会以造反派为主，我们的工会主席就是造反派的戴立清，他任后方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实际上是一把手。我是工会副主席，主持工会的日常工作。一正三副，三副里面除了我其他两个都是造反派。实际上我也没有参加什么斗争，大家都是工作，斗争什么呢？但给人的感觉就是工会是以造反派为主的。那时候规定要配备女干部，可能我当第一副主席也是老干部的意见。我到后方基地工会以后基本上在五七干校劳动，每次下乡劳动都有我份，工会里的造反派千方百计要排挤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们的行为我能理解，但是我不参与，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从来不跟人斗。“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也从来没有参加过造反派或保守派，我跟他们关系都不错。在其位尽其责，我是跟着事情走，不是跟着人走。我们局里两派斗争很厉害，我从来不参与。他们想排挤我，但是也无从下手，因为他们抓不到我的把柄。
小三线的工厂在“文革”期间运作还是比较正常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挺忙的，要充实党委领导班子，整顿队伍，我负责政工团，党内整党整风。工会也会清理整顿队伍，把原来跟造反派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就是所谓的小兄弟，把他们清理掉。有些造反派本来还是可以的，有些造反派原来的素质就不太好。整顿改选工会，让基层单位民主选举出工会委员、工会主席。党内凡是党委一级也都在清理整顿，搞了很长一段时间。民兵也在整顿，每一级组织都在整顿。首先把班子整顿好，然后再开展日常工作。市里有一个精神，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参与过打砸抢的，一律都不能进班子。每一个运动中都有好人和坏人，有些人是趁机来捣乱。其实“文化大革命”时期，厂里首先参与造反的人工作都是吊儿郎当的，不想干活的人开始先造反，在厂里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工作的人根本没时间去造反。后来规定跟造反派有关系的一律不能进班子。
走基层，管工会
粉碎“四人帮”以后，工会的重心放在民主管理上。“文化大革命”时候的工会处于瘫痪状态。原来的工会都是由造反派主持工作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体制就改变了，工会要民主选举，选了以后再参与企业管理。民主管理不抓的话，工会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要维护职工的利益就要让职工自己研究讨论，比如，分房、分配都由职工自己讨论，不是厂长说了算。所有事情都是厂长书记说了算的话，工人就没有权利了。
工会是在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企业一定要让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一些日常决策，不是厂长说了算。那时候工会还是有权利的，在日常管理中起到了监督的作用。
工会在后方的主要工作是发展会员，开展日常工作包括职工的联谊，我们的中心工作是职工参与民主管理，那时候市总工会抓得比较紧，让职工参与企事业单位的民主决策。小三线的几个大厂的民主管理搞得比较好。实际上我们在局里很辛苦，一年365天，八十几个单位，就算每天都在下基层，人家一年也可能只看到你一次，因为有些单位一天之内不能到达。早上5点出发，到下午四五点到。大多数厂都是在山区里面，少量单位靠县城比较近，比较近的也要有十里路左右的路程。
我们平时基本上都在厂里，到厂里去调查。我在局工会工作那么多年，起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在基层。下面各个厂平时不联系，有时候会自己个别联系。我们开一次会，几十个单位两三百个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住在局机关的招待所里面，很热闹。后来发展之后有了电话会议，但我们工会都是人过来，开两天会议。有些事情在会议之后还要检查落实，我们会请民主管理落实得比较好的单位过来介绍方法经验，总结以后我们会开一个交流会议，给人家启发。刚开始的时候民主管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是很清楚，有些单位搞得比较好，他们什么事情让职工讨论，发现有些职工讨论得挺好的，譬如领导要怎么样尊重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如果领导管理得比较好，我们会请党委书记、厂长总结，叫他们谈谈怎么接受民主管理，把人家好的方面推广学习。我觉得我们后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好像没什么空闲的时间。如果我们下午到一个单位，我们会马上找他们谈，晚上谈，晚上还没有谈完的话，明天早上继续谈。假如我们是晚上到的，我们会约好在第二天早上去党委办公室先找书记汇报。小三线的工会和党委的关系很密切。
小三线的单位像一个小社会，我们弄得好一点，职工心就心平一点。我们工会会开生活交流会，还开展食堂比赛。哪个食堂花样比较多，我们来一个比赛。那时候冶金系统的单位食堂挺好的，早点品种有几十样，生活比上海搞得还好。周日我们休息，周六晚上食堂就开始准备很多冷盆，让大家过周末。
向全国总工会反映问题
我们小三线的人回上海是托了当时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福。1984年3月，赵紫阳在湖南视察工作，针对湖南小三线出现的问题，指出小三线要调整。我们内部看到湖南小三线的精神，小三线移到县城了，他们回来了。我们把这个作为理由，向全国总工会写了一份报告说明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搞调查研究，小三线进山以后产生了很多的实际问题。如老三届的男女青年二十几岁进去的，年纪都很小，后来70届进来了，年纪大一点之后，因为男女比例失调，男青年找对象困难，在山沟交朋友难。我们这批人进去的时候小孩还小，让父母照顾，后来要读书了，我们的父母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办法解决小孩的教育问题。还有一些人兄弟姐妹都出去了，父母身体不好，没人照顾等问题。凡是上海职工会碰到的问题，我们小三线的职工全部都会碰到。山沟里面的教育肯定是不好的，不能跟上海比，想要统考考入重点学校是成问题的。我们做了很多调查研究，让市里引起重视。以前觉得教育小孩子是自己的私人问题，不会想要跟市里甚至中央提要求。比如，立新厂的一对夫妻职工来小三线时只有三十岁多一点，他们支内的时候把小孩放在上海，因为没有长辈照顾，后来变坏被劳动改造。其父母知道以后特别伤心，母亲甚至因此得了精神病。
这些问题不仅仅上海有，全国各地的大小三线都有。全国总工会、国防科工委专门负责军工系统的国防工会在全国各地调查，然后到北京开会，我们如实向全国总工会等汇报小三线存在的问题。后来，后方基地党委还把调研情况汇总形成一个报告向市里进行了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