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前记】
邱云德，男，1931年出生。1952年毕业于上海东南高级药科职业学校，毕业分配在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任药剂士。1956年调上海第二医学院创办《上海二医》校报，任编辑、编辑室主任。1970年6月在上海小三线后方卫生工作组任组员、第一副组长（主持工作）。1979年调回上海继续任上海第二医学院校报编辑室主任，被卫生部评为副编审。先后任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秘书长、理事长。
口述：邱云德
采访：徐有威 李婷
整理：李婷
时间： 2012年7月21日
地点：邱云德寓所
1970年6月30日，我作为医疗卫生战线的一员，奉命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宣传部长以及市卫生局的一位老处长一起乘坐长途班车奔赴皖南绩溪，去上海后方卫生工作组报到。后方基地下属的电力组、三工区（由市轻工业局负责的厂区）和小三线基建承包单位上海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也都在此设址办公。
筹建四所后方医院
后方卫生工作组（以下简称后卫组）在上海三线建设开始不久后的1969年时就已建立，工作人员由主要包建单位市卫生局和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为交大医学院）共同委派组成，担任组长的是时任市卫生局局长洪明贵，具体工作班子由副组长、组员以及财务、后勤人员等七八个人组成。
两位老干部和我到达后，原工作班子中的两位副组长被调回上海，他们两位担负副组长职务，我任组员，被安排做办公室工作。另有一位组员是上海职业病医院的医生，料理日常医务。后方卫生组作为市卫生局派出机构，主要负责检查落实建设后方四所医院的基建工程、开诊所需的人员配备、医疗设施等。医院包括由上海二医附属东方红医院（即现在的瑞金医院）包建的瑞金医院，设200张病床，主要承担包括后方指挥部、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等地区共32家小三线单位的医疗任务；上海二医附属工农兵医院（后改名第三人民医院，即现在的仁济医院）包建的古田医院，设150张病床，负责承担宁国、旌德及浙江临安地区共29家小三线单位的任务；由市卫生局所属的第一人民医院包建的长江医院，设150张病床，承担贵池地区周围包括八五钢厂等10家大厂的医疗任务；由长宁区所属的天山医院，计划设100张病床，承担东至地区8家单位的医疗任务。后方基地指挥部负责督办。1970年6月我们三人到达时，瑞金、古田、长江三所医院已完成设计，正开始做基础工程，夯实地基，准备砌墙。
四所医院分建于皖南四个县区，瑞金医院建址在离绩溪县城六公里外的雄路村一个叫“蛤蟆坑”的山坳中，与后卫组相距较近，其余三所医院相距都较远。古田医院建在宁国县胡乐区山谷中，相距45公里。长江医院建在贵池县梅街山区，相距更远，从绩溪出发，需经过旌德、泾县、南陵、青阳几个县，有250公里。天山医院打算建于近江西省的东至县，负责7个单位的医疗任务。这个医院从绩溪出发需经过歙县、屯溪、休宁、黟县、祁门、石台几个县也有约200公里的距离。我们如果坐自己的车，对几个医院巡视一下，需10天左右。其中一半时间要花在颠簸不平、崎岖弯曲的山间公路上，公路狭窄，柏油路很少，地面坑坑洼洼，十分难行。
简陋环境艰难工作
后卫组和后方医院在筹建之初，环境条件很差，开展工作十分艰辛。后卫组办公借用了绩溪县内一个陈旧的祠堂屋，中间堂屋连着天井，没有隔窗，四个旧写字台拼在一起就是办公室，接待室、会议室一概没有，有个老式手摇电话机。堂屋两侧分割成几个小间，其中一间作为财务小张姑娘的宿舍，其余人就各睡在三个小间里。后卫组出入都要经过县民政局的大院。两个小间的窗外就是杂草丛生的山坡，因为没有纱窗，伸手出去就可抓到荒草。正因如此，有窗的宿舍曾发生过两次毒蛇进屋事件。一次是财务小张进房间午睡时，撩开蚊帐，看到她的睡床中央竟盘着一条花蛇，吓得她大声喊叫，奔出屋外请邻居民政局的干部赶来帮忙，才把蛇打死，原来是条毒蛇。从此，小张吓得不敢进房睡，只得住在民政局的女职工宿舍内几个月。还有一次是驾驶员老何在午睡时，听得窗前台上纸张堆里发出阵阵响声，他睁眼一看，见一个蛇头在纸堆里昂起晃动。他吓得马上从床上跳起，赶紧叫人帮助将蛇打死。
当时绩溪县城自来水还没普及，我们的办公住处，有灯却没有自来水，开始就靠堂屋前天井内的一口大缸，靠截流下来的雨水和屋檐水烧水喝。后来发觉附近县人民医院有水井，征得他们同意，组内几个人每周用铅桶去挑井水，采取接力传送的办法倒入后卫组的大缸，加盖后使用。这样固然累些，但感到用井水总比喝雨水、屋檐水要卫生多了。至于洗澡，就只得用盆盛一点水擦一擦来解决了。吃饭倒是不愁，一天三餐都去绩溪县街上的上海市第四建筑公司总部食堂搭伙，他们建筑工人住在附近，吃饭人多，食堂伙食不错。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四年左右，直到1972年底搬入新办公楼。
后卫组与医院的联系除用小车直接前往联络外，平时就用手摇式老式电话机联系。由于通讯设施落后，打电话十分费劲费时，不是打不出，就是通了也听不清，对方讲话声音像蚊子叫，要大喊大叫才能互相呼应，有时候甚至还要蹲在写字台下求得安静才能听清。1971年后方通信系统建设完成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观。而乘车去各医疗单位也是非常艰难的，从后卫组去贵池的长江医院路程需颠簸一天，中午在南陵或青阳县吃午饭，县城饭店供应简单，而且吃饭还要搭配山芋团子。到达医院了解情况后，当天无法赶回，晚上就睡筹建人员的空铺（借住在民居内），或是入住附近乡镇点油灯的简陋小客栈，经常被床板上的臭虫叮咬，觉也睡不好。当时车辆状况也不好，我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老式的罗马吉普，加上路况差，路上经常抛锚，好在驾驶员老何（从上海救护大队派来的）经验丰富，基本没出现过大的车险。
以建设小三线为荣
后方几所医院的筹建班子成员多数是共产党员，都是有较强工作能力的干部和医护骨干。上海东方红医院（瑞金医院）派出了党委副书记和两名科级干部、外科支部书记以及医疗技术人员等10名左右筹建人员；工农兵医院（仁济医院）派出了原党总支书记、总务科长、内外科医生等组建的筹建队；市一医院派出了革委会副主任、人事科长、护理部主任等人员参加第一线筹建。他们有的请农民烧饭，有的搭伙在林场，日夜不辞劳苦在建设战备医院的第一线工作。他们中有的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繁华的上海，有的没有到过山区，但是他们在毛主席对三线建设的重要讲话：“三线建设不好，我睡不好觉”、“三线建设道路不好，我骑毛驴也要去走一走”激励下，都鼓足干劲，加快建设步伐，以让老人家放心。
根据三线建设要“靠山、近水、扎大营”的要求，战备医院要建在隐秘的山谷中，因此我们建设的四所医院除天山医院规模小建在平原外，都建在当地农民都不太进入的山坳中。筹建人员每天要从暂住地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工地，他们从选址、设计起，都与建筑师、建筑工人工作在一起，几乎天天要迎着朝阳，头顶青天，脚踏荒山，到现场参与施工，以保证医院建设符合质量地如期完成。大家都以建设小三线为荣，满腔热忱，积极参加工地建设的劳动。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提前开设宿舍门诊
1970年6月，正值毛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纪念日的前夕，筹建的医院尚未建成之际，上海瑞金医院就组建了第一批20名左右的医护人员提前进山，表示要在即将到来的1970年6月26日这一天，在刚建成的医院职工宿舍区开设临时门诊，提早为小三线职工和山区人民健康服务。这一举动，当时受到了小三线单位和当地乡民的热烈欢迎和赞扬。
瑞金医院宿舍临时门诊开始不久，歙县地区有一位农民因放火药炸山取石引爆不慎，当场被炸伤，一只眼睛被炸瞎，全身是血，情况十分危急。他们听说上海医生在绩溪雄路开诊，就马上把伤者送到宿舍门诊。当时，医院医技人员看到体无完肤的严重伤者，毫不犹豫地全体动员起来，想尽办法利用简陋设备和医药，对病人从头部、胸腹、上下肢全面清创，进行手术和精心护理。没有病房，就将伤者安置在宿舍的临时病床上，24小时彻夜不眠地进行抢救、监护。经过抢救，这位病人除被炸瞎的一只眼睛无法修复外，最终转危为安。从此，上海医生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和精湛的医术在皖南山区流传开来。瑞金医疗队的宿舍门诊一直维持到医院基建竣工正式开张为止。
医院开张业务繁忙
作为小三线单位，上海不仅选了当时最好的市级医院作为后方战备医院的包建单位，而且对进山的医务员工的条件要求很严，必须“好人、好马、好刀枪”，政治历史不清的人不能进山，医疗技术要过硬。同时，医疗设备要一流，医院要做到“小而全”，即要做到规模不大，科目要全。当时前方包建医院确实从人力、物力上作了大力支援，许多医技骨干被抽调进山，除内、外、妇、儿、五官、中医等常规科室外，连烫伤、脑内外、心脏科医生等也一应俱全。总之，要保证让后方医院及早开张，为小三线职工服务好。
为适应战备需要，三所医院都重新起名，地处宁国的后方工农兵医院起名古田医院，地处贵池的市一医院靠近长江，命名长江医院，绩溪的瑞金医院开始称东方红医院，后改名为瑞金医院（因上海东方红医院地处上海瑞金路，瑞金又是革命圣地，瑞金医院由此得名，不久上海东方红医院也正式改名为瑞金医院）。
1971年，几所后方医院除天山医院外陆续正式开张。因医技精湛，医德高尚，很快就赢得上海小三线职工的信赖，还获得当地干部群众特别是农民的欢迎，名扬皖南山区，邻近浙江、江西和长江北岸的安庆等地都有病人前来求医。就诊量逐渐增多，各医院原计划的住院病床应接不暇，不得已突破了定额，到1975年瑞金医院增设到近250个床位，古田医院、长江医院也加床到150多张。尽管医院业务非常繁忙，为了密切与地方的关系，凡医院所在当地县人民医院要求协助会诊的，有求必应。后卫组还为他们安排培训医技人员；深夜农民在家急病、妇女难产接生，我们医院医生都是挑灯夜战，立即行动，奔走于山区羊肠小道，前往农民家中救治；当地发生严重车祸，伤者颅脑损伤，四肢断裂，医院脑外科、骨科医生都随时出诊进行抢救，经常获得好评。平时，医院药剂室、中药房医技人员和一些医生几乎每个星期都和院领导一起，挖掘山区资源，上山采集中草药，制成如复方垂盆草糖浆、保肝糖浆等中草药制剂供临床应用，节省了医院开支，又造福于病人。西药房在高年资药师指导下，开展了葡萄糖盐水的大输液生产，免去了来往上海长途运输供应的麻烦，又节约了不少资金。在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下，各医院在繁忙的日常工作外，还定期组织医疗队到农村蹲点驻扎，为缺医少药的偏远山村送去了温暖，受到了当地政府和农民群众的好评。
适当照顾困难职工
那时许多职工以医院为家，尽心尽责为病人服务。虽然亲人和子女远在上海或外地，也都克服家庭困难，安下心来，坚守岗位。由于处于“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潮影响，上海包建医院又有进驻改造上层建筑的工、军宣队领导，强调知识分子的改造。因此，当时对确有家庭困难，如父母有病缺人照顾、孩子年幼无人带养的医护员工缺少实事求是的关心照顾，造成这些医护人员由于思家心切，在后方医院工作思想不集中，愁眉苦脸，心情不愉快，这给后方医院领导增加了不少压力。对此后方医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患大病（如癌症）的职工安排回上海治疗调养，对有家庭困难的安排在上海包建医院的支内组办公室工作以便照顾家庭，对困难职工则做出特殊照顾。长江医院一位脑外科医生家属向后卫组反映家里有幼孩，住在一起的公婆都已经是古稀老人，特别是公公还有痴呆症，有时吃饭要人喂。获悉情况后，后卫组干部在回上海到卫生局汇报工作期间，抽空去他家探望，发现果真如此，家庭确实十分困难。而这位脑外科医生在后方医院几年中工作量并不大，一年的开刀数还不及他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脑外科一周的开刀量。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后卫组经研究写出报告，建议卫生局让这位医生和瑞金医院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在编制留在后方的前提下，一起暂回上海工作，同时明确后方一旦有脑外伤病人，他们当日就要乘专车赶回到后方医院。这样灵活的处理既让这两位医生家庭得到了照顾，又没影响员工队伍的稳定，还使上海医院的脑外科补充了力量，后方病人也能得到应有治疗。
后方小三线企事业单位有81家，地跨皖浙两省的13个县市。因为有了后方医院，而且都是上海著名大医院前来服务，小三线职工感到健康有所保障，在后方从事军工生产也较安心。但是毕竟小三线单位量多、面广，又分散，有的厂离医院较远，少的是几公里，大都是几十公里，多则百公里以外。如祁门县内三个厂离瑞金医院单程就有126公里，休宁、黟县四个厂也有上百公里。小三线工厂自己虽有医院或者医务站，限于设备条件和技术，医务室和单位领导为使职工感到放心，就经常让一些患病职工转到后方医院去确诊、住院、观察或者手术。那时公路狭窄，地面高低不平，下雨天泥浆满地。去医院看病的职工乘坐的不是大巴士，而是坐在卡车上放置的木质长板凳上，坐着硬邦邦的又不断地颠簸，很不好受。工人们从清早乘车，中午赶到医院就餐，有的途中停车吃饭，下午看完病回到单位已近黄昏。全天乘车看病，工人是十分疲劳的。
处理好医院和当地医院关系
有一些邻近专区所在地的小三线厂，遇到职工急病，只得暂送附近的地区人民医院或县级人民医院。患病职工虽被救治表示感激，但终感不放心，要求厂领导电请后方医院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再去会诊。开始厂领导不懂医疗单位相互会诊的规矩，直接找医院请派医生去地方医院为小三线工厂病人会诊，医院认为由小三线厂领导来电邀请会诊，马上派医生前往地方医院，会引起地方医院误会和不满。事实是，厂领导未征得当地医院同意擅自请上海医院会诊，地方医院就会认为上海医生自作主张来看病人，是看不起他们，对所做的会诊医嘱不太高兴接受。得知这一情况，后卫组通过后方基地召开的有关会议，专门向小三线厂打招呼，要求他们小三线职工住在地方医院内要求会诊时，应先取得地方医院同意，由地方医院向小三线医院发出会诊邀请才行。强调我们必须尊重地方医院的会诊权，注意搞好与地方医院的关系，后方医院也要有了地方医院会诊邀请，才能派医生去，而且也应虚心倾听地方医院医生的治疗意见，与他们商量，争取他们密切合作，做出恰当的治疗方案。按这规定办以后，地方医院与小三线医院的关系也融洽了。
寻医找药治疗蛇伤
我们小三线医院全面开诊后，人员力量、设备技术要优于地方这是不假，但也有不足之处，就是对于皖南山区经常发生的毒蛇咬伤的治疗，特别是对当地的五步蛇、金环蛇、银环蛇、眼镜蛇、蝮蛇和竹叶青蛇等毒蛇咬人致伤，开诊初期是一筹莫展的。毒蛇咬伤，情况危急，如不及时治疗，就会危及病人生命。我们医院自感缺乏治疗毒蛇咬伤的办法，经我们了解，在祁门有个治疗毒蛇伤研究所。当时安徽省委书记李德生亲临视察过该研究所。这个所的所长在治疗五步蛇等剧毒蛇咬伤颇有成效。考虑到后方医院为小三线医院服务的需要，后卫组派人前往祁门该研究所与所长直接面洽，请求他为小三线医院培养两名医务人员，掌握毒蛇伤的治疗方法。在他欣然同意后，我们从长江医院抽调了一名神经外科医生和外科护士去该研究所进修学习，满怀希望能从该所学习取得毒蛇咬伤的治疗经验，将来在后方医院交流推广。不料，时隔月余，我们去祁门看望两位医务人员时，他们告诉说这个所长非常保守，十分神秘，他查房给病人用的药都是他从身边小腰包里摸出直接给病人冲服的。小腰包内是他自己按秘方研制的药物。药物是什么，他从不告诉我们去进修的医生。后来了解到这个所长是个医术不正的人，从他那里很难学到东西。于是我们把两位医务人员撤回长江医院。要求后方医院下决心发奋图强，自力更生，各自组织小分队，深入山区乡镇，寻访当地治蛇咬伤祖传的中医秘方和土方，加以汇集研究。经过努力，终于逐步积累了一些治疗毒蛇咬伤的方法。而不久传来消息，祁门那个医术不正的研究所长因犯敲诈勒索、贪污腐败罪被撤职关入监狱。原来过去他所用的治疗蛇咬伤秘方是在他当县法院院长时从一个重刑犯人那里用免刑的交换手段获得的。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稳定发展医护员工增多
20世纪70年代中期，除东至的天山医院因进山人员不足百人，医院尚未建成，以医疗队形式应付东至7家小三线厂职工的医疗任务外，瑞金、古田、长江三医院医疗业务全面开展，并形成一定规模。而且根据需要病床数不断增加，各医院还定期向偏远工厂和乡村派驻医疗队，医务工作日渐繁重，各医院人员需求紧张。但随着“文革”进入中后期，当时上海的包建单位由于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已难于向后方持续增派人员，因此我们在医院发展的同时，一方面稳定原有的队伍，同时采取了很多发展队伍的措施，不仅解决了人员紧张的矛盾，而且使各医院都得到了发展，到1976年四所小三线医院医护员工总数从开始时的数百人已增加到1170多人。
1972年起，从医院发展出发，我们请上海市从各种医护卫生及技术人员培训班中抽调部分青年学生，进入后方医院作为新生力量培养。医院从需要出发，分期分批将他们培养成为行政后备干部、医生、护士、药剂、检验和放射等技术人员。1975年又从上海争取了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毕业赴三线医院工作，这批青年人员正是青春年少时，很有活力，成为医院发展中不可忽视的有生力量。同时向一些长期与配偶分居两地的医务员工放宽政策，如果他们愿意，通过申请经批准，配偶可以迁到皖南，与亲人团聚。这在当时对长期分居的后方医务人员无疑是个福音。当时申请到上海小三线的配偶不少，而且迁来的配偶不乏需要的专业人员，多数是医生、工程师、教师、行政干部，其中既有医学院毕业的专业人员，也有像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著名大学毕业的科技人员，有的来自遥远的新疆、贵州等地区。这样既稳定了原有队伍，又使各医院医务力量得到了充实和提高。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们还组织三所医院挖掘潜力，抽调近30名医务人员前去救死扶伤，受到市卫生局表彰。
机关着重卫生预防
1973年，后卫组机关搬出绩溪的祠堂办公室，迁入了新建的两层办公楼和职工新宿舍，成员已从早期的七八人扩大发展至20人，建立了办公室、政工组、业务组、后勤组，后来从上海又分配来了一批接受过培训的青年，于是自己办起了食堂，设立了门卫。通讯也得到了改善，不再使用老式的手摇电话，换成了程控电话，与各医院及后方各单位联络畅通；交通工具也作了更新，老式吉普已淘汰，新配置了北京吉普、救护车、面包车等车辆，出行更为方便。1976年前后，上海市还规划在绩溪河东岸建立一座后方防疫站，从市里又调派了30多名防疫班培训的青年和有经验的防疫人员来后卫组报到工作。后卫组因医院包建任务完成，主要工作重点放在面向小三线单位职工的预防保健方面，从建立工厂卫生防疫制度起，定期与不定期发放各种预防药品，联系落实上海市结核病防治所，每两年派出X光线体格检查车，定时、定点、定人巡回于后方山区两省13个县市，为6万多小三线职工服务。检查车一个循环费时两三个月。后卫组经常派人深入三线厂了解卫生工作状况，督促帮助他们加强工厂卫生建设，切实保障小三线职工健康。
我记得旌德地区有一个小三线厂职工突然猝死，死因不明。消息传开，附近工厂职工人心惶惶，有的说死者是中了山里的邪气，有的说是工厂周边水质有问题。后方医院一下子也未查出究竟，建议做尸体解剖，但死者家属不同意。后卫组前往做家属工作，讲清尸解是为了找出死亡的真正原因，也是为了消除小三线职工的疑虑和不安心理，家属最后同意。尸体解剖结果证明，这名工人是患肺吸虫病而猝死。但家属认为死者生前身体健康，平时无病，就是在节假日里经常在工厂周围山区沼泽地里捕捉石蟹吃。为了弄清真相，后卫组特地从上海邀请了华东师大的生物专家，和结核病防治所、传染病院、市防疫站等专家一起前来后方研讨，并作实地调查。后来调查出的结论是，原来山间的石蟹觅食了山里感染肺吸虫尾蚴的野生动物，石蟹被食用后，尾蚴虫卵被人吸收，死者就是由于食用石蟹感染肺吸虫病而猝死。这一结论经过上海多名专家论证，在后方公布于众。而且劝告三线职工不要再捕捉、食用石蟹。这才安定了该地区小三线职工的情绪。
后方生活充满人情
我们几所小三线医院在皖南山区开诊多年，与当地乡镇干部和农民相处十分和谐。居住在深山的农民有急病来医院困难，医院就出诊上门医治。周围农民用电发生问题，医院会派电工帮助解决，医院办职工子弟小学也照顾附近的农民子女入学。各医院数百人伙食的蔬菜和鸡鸭鱼肉由当地供给。医务员工业余生活比较枯燥，节假日里他们在宿舍开伙，附近卖肉的铺子会挑最好的卖给他们。当地长途汽车司机见到路边在休息散步的医务员工会主动停车招呼，把你带到县里去游玩。后方基地电影放映队到医院放电影，医院里也会拿出竹椅板凳让附近前来观看的村民坐。医务人员还经常去附近山村农民家串门，向农民买些山笋、山核桃和栗子等当地土特山货。皖南山区的山山水水犹如大家的第二故乡。医护人员也因为朝夕相处工作、生活在医院而彼此间感情深厚。节假日里，各家比厨艺，你来我往，经常在一起举杯欢叙，十分热闹，无家胜似有家。晚上，大家还经常招呼一起搭车或步行，去附近的小三线单位看电影。休息天会集聚搭上医院外出采购的车子，去几十公里外的邻县游玩、购物。时至今日，在后方医院一起相处过的医护人员在上海见面，都特别亲热，有讲不完的话。有些人退休后还相约定期会餐团聚，畅叙在后方的往事情谊。不少人从后方基地撤回后，仍聚合在一起，甚至带着子女专门驱车去皖南工作过的医院旧址游览怀旧，重温过去工作的情景，并和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征地工笑谈山区的发展变化。
上海小三线的卫生工作建设历经10余年，后方医院医护员工从头顶青天、脚踏荒野选点、设计开始，到医院建成开诊，付出了辛劳的汗水。他们有过背井离乡的艰辛和苦恼，但也有过在上海得不到的愉快和欢乐。在那些岁月里，后方卫生系统发扬救死扶伤精神，在皖南山区救治了无数病人，获得了各方的赞扬与肯定。医院收到了无数病人的感谢信和给医护员工的慰问信。地处皖南著名的黄山风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与后方医院关系密切，职工前去黄山游览会得到特别欢迎。安徽省召开卫生工作会议，后卫组与后方医院被提名表扬。我受邀代表后方卫生系统去合肥参加了会议，介绍后方医院开诊的经历和受到当地支持的情况，并表示了我们对地方的谢意。后方古田医院一名高年资内科医生作为后方卫生界的代表，光荣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出席市人代会。瑞金医院一名女医技人员被推选为后方唯一的妇女代表，光荣出席了上海市妇代会。
1980年起，传出了中央要撤销上海小三线建制，要撤走所有工厂、医院以及后方基地管理局一切办事机构的消息，后方职工闻讯都很高兴，认为终于可以回上海了。但大家同时又叹息，认为上海20年左右的小三线建设的资源全部被丢弃。后来知道中央决定要把各单位的生活、生产用房和其他建筑以及军工生产用的机器设备，无偿无条件移交给当地政府，是帮助山区能用我们的军工资源发展工农业生产，造福山区农民。因此小三线单位不得有任何物资设备（包括交通运输车辆）撤回上海原单位。关于撤回上海的小三线人员，也只限带走个人生活用具或少许农村土特产。当时后方基地还给后卫组与后方医院提出要求：在小三线单位及其职工没有全部撤离皖南山区前，必须继续维持医疗卫生预防工作业务，以保证小三线职工留在后方一天，就要有医院可看病，使他们的身体健康时时有保障。
结束使命撤回上海
根据后方基地管理局的要求，后卫组与后方医院始终坚守岗位，在小三线单位和职工逐步撤离的情况下维持着正常的医疗预防工作。后卫组原计划筹建的后方防疫站下马了，从实际出发待岗的青年防疫人员只得撤回上海，继续进修学习。正巧那时上海宝山钢铁厂要新建防疫站，大多数青年技术人员调入了宝钢，部分后勤组人员也支援了宝钢。后卫组机关有几个青年干部报考读大学，业务组人员有的调到市卫生局有关部门，有的去医院当了医生。我已于1979年下半年被二医党委调回工作，之后另有一位在岗的副组长调到上海血站当领导，一位老干部副组长已年迈离休回家。遵照基地要求，后卫组有两名工作人员一直坚守岗位，在1986年后才撤回上海。于是，上海小三线的卫生建设就正式宣告结束，我们也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方医院在后方基地下马的撤离声中，医疗业务逐步冷清起来，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报考大学，有的读医科，有的读文科，有的读法律，有的到上海进修业务。大部分医务人员回归到上海自己原来工作的医院，有不少外地迁来的医护、行政、工勤人员，不属于上海包建医院编制的，市卫生局都安排落实到浦东新建的潍坊医院、浦南医院和洋泾医院（现公利医院），为他们找到了适合的工作岗位，同时也给这些新建医院增加了新生力量，补充了新鲜血液。
小三线人才出类拔萃
事实上，当年在小三线卫生部门经受过锻炼的不少人撤离后方后，成为新岗位上出类拔萃的人才。有不少青年上了大学，努力学习，毕业后又刻苦钻研，最后成了著名的专家、教授。如1969年就参加后方瑞金医院筹建工作的儿科医生胡庆澧，在山区工作成绩出众，被誉为“土工程师”。他在后方工作不久就被调去联合国卫生组织工作，直至成为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副总干事。他在联合国工作时间之长，阅历之丰，职务之高，在世界卫生组织乃至整个联合国系统的中国大陆籍职员中，还无人能与他相比。他退休后仍活跃在上海交大医学院的工作舞台上，为医学院的教育发展和科学研究献计献策。又如原在后卫组业务部门工作的工农兵大学生姜庆五回上海后继续努力，现成为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著名专家。
还要特别一提的是，20世纪70年代从上海静安区烹饪专科学校毕业后被“一锅端”分配进入上海市卫生局后方卫生组机关工作的青年曹建明，在后卫组几年里一直勤奋好学，艰苦朴素，认真负责，工作孜孜不倦。1979年他从后方报考进入华东政法学院，由于他刻苦努力，品学兼优，每年都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出国深造后任国际法系主任、院长，并受邀作为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讲课教授讲授国际法，受到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赞赏。不久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法官学院院长，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至今，在他的经历中，缺不了曾在小三线后方卫生工作组工作的表述。还有更多的人员回到上海后成为各自单位和领域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