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袁彩霞，女，1953年出生。险峰厂安徽征婚职工。
采访：徐有威 吴静 李婷
整理：吴静
时间： 2011年11月11日
地点：袁彩霞寓所
崇拜上海的淮北女孩
我老家是淮北的涡阳县。小时候家里很穷的，没有床，我们家的床都是用土砖铺起来的。因为我崇拜上海的东西，因此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条上海产的床单，肥皂盒也喜欢上海生产的肥皂盒，自行车的垫子也是非上海产的不要，用的毛巾也一样。我看到下放到我们那里的上海知青，走路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我有个远房的舅舅在安徽涡阳县义门镇工作，他说他们学校缺一位英语老师，询问我是否愿意去。我就去了。虽然我是高中毕业，但其实也没学到什么东西，我就边学26个字母边教孩子。国际音标也不懂，于是我就找到涡阳一中我过去的英语老师，边学边教，现学现卖。
我家成分不好，如果我找个当兵的，人家都不要我。我比较好强，等着考大学，考着考着年龄就大了。我有一位要好的小姐妹，看我大龄没结婚为我发愁了，她的哥哥马品军是上海小三线险峰厂军代表，和我是同村老乡。一次马品军回老家探亲，我这位小姐妹对他说：“彩霞还没结婚，你厂里有好的对象要给她介绍。”结果马品军就介绍我现在的爱人给我。别人介绍我还不太相信，马品军在村里有威望有地位，他肯定不会骗我。于是我就跟着他一块去皖南进了险峰厂。马品军是我的介绍人，是恩人，我现在每年回家，都会买条香烟礼品去看他。
对我的婚姻，我爸爸是挺通情达理的，我妈没有什么文化：“你这个小丫头，那么要强干吗，在家里没饭吃啊？跑那么远干吗啊！”我当时工资15或18元，我这些工资没怎么花，我都是藏着的。我想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不给我钱，我用我自己口袋里的钱，我自己坐火车去跟我爱人见面。成功就成功，不成功就算了。我老师在聚会的时候说：“吃个鸡翅膀啊，你就要飞了。”我以前的同事看了都很羡慕，同学和姐妹都觉得到上海很好。我自己也觉得，农村的女孩子，怎么会跑到上海来了，自己经常仿佛在梦中。
“乡下户口怎么可以去上海？”
险峰厂是制造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小三线军工厂女少男多，有些大龄男青年找不到对象，上海女的也不愿意到山里去。他们就闹到上海市劳动局。上海市劳动局发文说，你们可以到全国各地去找，哪怕是乡下的，也可以。有这个优惠条件，女方可以进厂，粮油关系也可以转到厂里。我就是因为这个政策进来的。我到小三线，就把那个老师的名额让给我妹妹了。
1984年4月我到了小三线险峰厂。我家在淮北平原，而小三线厂都是在山里。我一到山里，心就冷下来——哎呀，我要在这山沟里待一辈子吗？去了之后马品军就把我介绍给我现在的爱人邹建崇。他是钳工，1976年进厂，他比较黑，你说反感吧，不反感；你说喜欢吧，也不见得。我高中水平，他才初中水平。
见面那时，邹建崇其实已经有了个黑龙江的女朋友，这女朋友很漂亮，光通信就已经三四年了。但是这女的就是不跟他见面。我进去和他见面后，邹建崇突然去了上海，把我扔在了那里。我心想这算什么名堂啊！
其实是邹建崇没主见了，是回去上海和父母商量了。我想那结束了，回家吧。不料一天早上，他父母从上海打长途给马品军说：“对不起，这门亲事我们愿意的，我们马上让邹建崇回去。”邹建崇这就回来跟我谈妥了。五一节他就带我到上海见他父母了，他们都很满意，同意了。1984年“十一”国庆节我们就在上海办喜酒，之后再到我娘家办酒。1985年我的女儿出生了。
我是1984年6月26日在我家乡开的结婚证再回去办户口。我先回家领好结婚证后，我们厂里的劳资科的人再去我们县城粮站迁我的户口。我去老家迁户口的时候，县里的人说：“乡下户口怎么可以到上海去，怎么弄的？我们也可以去吗？”他们很佩服我。他们在想，一个乡下小姑娘怎么可以到上海去呢？我家乡在县城的郊区，虽然户口是迁到安徽的小三线厂，但是厂是属于上海的。这是一个机遇，我做梦想着到上海，结果真的到上海了！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老师成了打扫厕所的清洁员
小三线山里有的是房子，想住哪里就住哪里。结婚前，我爱人本来是住在单身宿舍，和几个人一起住的，结婚之后，他们搬走了，我们住进去了。一个大房间，用煤气炉烧饭，卫生间在外面，公共的。上海的老职工有好房子，有独立卫生间、厨房等。
我刚到厂里没有工作做，厂里安排我扫厕所去。我在家乡做老师的，现在让我去扫厕所，心情很失落。我还曾经一边怀着孕一边给厂里的工人补习文言文课，给工人上培训辅导课，一个星期上一两次课。我教了几个月，拿了好几百元呢。但这是因为他们看我是高中毕业，临时叫我做的，而具体工作是扫厕所。我和几个乡下同样身份关系很要好的小姐妹都去扫厕所了。我们进去的是大集体，人家也看不起我们，而且我们又是乡下来的，有点鄙视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心里很难过，我们一面扫一面哭。最后有两个姐妹去车间工作。可能是我爱人比较老实，跟劳资科没什么关系，他们两个可能有点背景，就叫他们到车间扫扫垃圾什么的，听上去名声比我的工作好听点。
我喜欢做生意，我在山里的时候，就从老家拉黄豆到厂里，我们厂里的职工要吃豆浆，我就去我老家采购，厂里的采购员跟我一起去，我们厂的车子拉出来。之前他们在其他地方拉，我去了之后到我们家那里拉，我爸爸在家开粮行的，便宜又好。山里黄鳝很大，没人吃的我们就吃，鸭子也很大，我们自己烤了吃。
婚后跟丈夫关系还可以，他让我，我也让他。我和我爱人生活习惯不太一样，我们老家都是茄子鲜肉等放一起的，上海人都要分开烧的。我烧番茄蛋汤，我老公偏要加洋山芋（即土豆）。有一次我烧番茄蛋汤，他看我没有放洋山芋不开心，把锅子都摔掉了，我难过死了。他脾气大，有一点瞧不起我，生气的时候会说：“如果不是我，你能到上海来？”
我知道的安徽媳妇有两个离婚了。这两个在山里就开始闹离婚了。估计是男孩子不太聪明，就离婚了。一般外来妹都是能干，男的能力低点，他们也都没有孩子。回上海后，我这种现象都没离婚。大家都觉得看着孩子的面子，过下去吧。
做梦都没想到会回上海
我1984年进厂，1985年底或1986年初就回到上海了。真是做梦都没想到！小三线员工已经在山里都待了十几年，而我只待了一年多，就回到上海了。我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要回来了。安徽的家具可以带回来。现在看到的这些家具都是从山里带回来的，都是我爱人当时自己做的，山里木材便宜。
那年下着小雪的时候我们就回来了，路口也没有人检查。我们回来的时候没有正式的户口，是集体户口，在泰和路。刚刚回来上海，我们厂临时安排我们住在莘庄。刚到上海我没工作，带我女儿，就靠我老公工资过日子，很艰苦的，还借房子，这借房子的钱都是厂里给的。
回来后上海的房子是我们厂里造的，1992年分到的。刚开始回上海的时候借房子，这里造好后我才分到的房子。刚开始来看这个位于呼玛二村的房子不喜欢，因为以前这里附近都是农田，还是一楼。
我刚来的时候，路上遇到不认识的一个人问起我住哪，我说住在呼玛新村。他又问几室几厅，我说二室一厅。他说：“你一会讲普通话，一会讲上海话，你是北京来的高干吧。”听上去他是非常羡慕的。凡事有利有弊，如果当时没有到山里去，留在上海的人，工作肯定比去过小三线人上海人好些，但是没有去小三线的就分不到这两室一厅的房子，而小三线回来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