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王志平，男，1953年出生。原上海工农器材厂安徽征地工。
口述：王志平
采访：徐有威 吴静 顾雅俊
整理：吴静 顾雅俊
时间： 2011年5月4日
地点：王志平上海寓所
我是怎么进小三线厂的
上海小三线在皖南1965年就开始动工了，上海建筑公司就开始造房子。造房子为了不影响当地，而且为了让外面看不出，和当地徽州的民居看起来差不多，很隐蔽。
我们旌德家乡小三线的那个地方树木很多，当时要征一部分地，我就是征地工，三亩地征一个人，这个指标都是上海劳动局去征的，后来征了140多人，就意味着征了400多亩地。山上都不算的，山上的树规定：3厘米以上周长、1米以上高算五角钱一棵。就像现在造商品房一样，一亩地按照当地的平均收入，付3年的报酬。地是赔青苗费，比如一年500斤稻谷的平均产量，三年下来1500斤，一百斤稻谷大概7元钱，按这个标准赔偿，因为米是卖9分1斤的。当时物价很便宜，工资也低，就十几块钱。旌德地区本来就是山区，地少，如果地都征光了，没有田耕作的农民就要饿死。
当时进厂名额一个队里只有两三个人。大家都努力争取，这是好事情，到厂里就是拿工资的，吃商品粮的，农转非了。我们村一共就去了3个人，因为土地也征掉蛮多的。有的队里一亩地没征，也征了人过去。大家村里互相平衡。一个公社，大队，生产队进行统筹名额。我们总共一个县140多名，我们公社里分了70名，我们大队里分了30多名。地方比较近，名额多点，附近的优先考虑。
我是1972年进去工作的，当时不到20岁。我是农民，读过小学，之前在家务农。我兄弟姐妹6个，大家都想去，但只有我去了。上面派下来指标，队里推荐和选举，队里无记名投票推上去的。做征地工进小三线厂的条件是家里最起码是贫农，家里有一个党员或本人是党员。
生活在小三线
我们10个生产队进厂有30多个人。我们生产队进了3个人，两个女的，普通工，我是技术工。刚进去的时候工资拿的低，还没那两个小姑娘工资拿的多。因为进去有两个工种：一个是普通工种，一个是技术工种。技术工种要学手艺技术的，我们男同志学手艺要两三年，第一年18多块，她们进去有30多块，加上津贴有40多块。小姑娘是普通工种，后勤工作，食堂里。我父亲想不通，说我们男同志的功夫比她们大，但工资拿得比她们低。但其实我们有技术有前途。三年之后我的工资是44元，加上什么饭贴米贴之后总共50多元钱。我们是按照芜湖造船厂的标准，比方当地33元，我们则是39元，还有进山补贴费什么的10元钱。后来也有奖金了，每个月5—10块钱。当时很公平的，职务高多拿点这是不可能的，多拿一分也不可能，每个月看考勤。
厂里都是上海人，师傅和同事都是上海人。我学的是无线电专业技术，真空镀膜。学了两年，上海师傅教的，学起来也不吃力。我和上海师傅关系好，从来不吵架。我老老实实干活，在厂里好几年评到先进工作者，做到生产组长和工段组长，只是车间主任没有做到，因为要求大专文化程度以上。当地人去了厂里十几个，他们中间工资加得最高的是我。
我们如果生病了，就去位于胡乐的古田医院看病。我们劳保医院就在那个地方，生病了厂医务室看不好就到那边去，每周六都有救护车开过去的。我有一次去看病回来，病假工资扣了1元钱，配药6毛钱，来回车子1元钱。
我和当地老乡结婚，厂里分配房子给我，算是客气的，因为分房是按照女的分，而我的爱人不是小三线职工。分房有两个阶段，结婚的话分配给你一套小房子，结婚了之后再分一套，大概五六十个平方，是烧柴的。我们当时是住2层楼的，是老房子，几家人家一起公用，蛮好的。房钱好像是1元钱或者2元钱。公用事业费的单子上是水费、电费、房费，加起来就几块钱。记得每个月水费是1毛钱，刚开始只要5分钱。
我爱人是在当地工商银行工作的，这个银行是为小三线厂服务的，这个银行什么都做，发工资，存款，叫303办事处。刚开始的时候是屯溪下设的，里面人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小三线厂的钱是存在这家银行里，比如说每个月哪一天发工资，财务科的人就到他们那里去取了。贷款是不可以的。小三线撤走之后，银行并到县城里面去了。
我老家离厂2公里，平时都是不回去的，住在厂里的宿舍中。小三线从小学到中学都有的，就是没有火葬场。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当地有个地方是专门葬上海人的，我们那个时候叫它八宝山。死在小三线的职工的遗体是不允许运进上海的，要在当地埋掉。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小三线与安徽
小三线对安徽人肯定有影响，比方思想观念、着装等都有影响。安徽人以前烧红烧肉不放糖，吃糖吃不习惯，后来基本也都放糖了。我们吃黄鳝的，甲鱼吃得少，也不是不吃，4角钱一斤。后来安徽人都吃了，但是青蛙还是不吃。我们都习惯上海的生活了，上海人到安徽去也相当的习惯。
我们那原来没有的发电厂，当时不通电，点煤油灯。后来小三线造了自来水厂，原来也没有的。当地人说小三线去了之后哄抬物价，其实没有，因为是计划经济，但是当地东西是好卖了。星期天早上，老母鸡、芝麻、花生、瓜子就摆出来了，当地人的现钞因此多了点。小三线吃的带鱼都是上海运过去的，那边没有。
小三线照顾当地人，比如厂里放电影，我们厂里的职工去看，门票是一毛钱，当地人去看则是5分钱。一开始是在露天放，就是在食堂里看。票子有号码，要对号入座，如果有认识朋友关系好点的，就可以拿到前面的好位子。自己厂里有放映机的，片子都是上海提供的。基本上一星期一次，两次的少，每周都有。上海放什么电影，那边就放什么，像日本电影《望乡》也在我们厂里放映过，当时是属于内部电影，按理说不能放的，广电公司进口有规定的，哪些地方能放哪些地方不能放。旌德当地就不能放，但是我们小三线厂能放。因为上海放什么，我们三线厂就放什么电影，上海能放，我们也就能放。像上海的文艺团体经常来演出，比如滑稽明星杨华生等。这是免费的，在食堂里表演，我去看过，挺有意思的。
洗澡也要向当地人收钱的，洗澡也有吵起来过。每个厂的政策都是不同的，工农厂当地人洗澡要收钱，卫东厂不收的，其他厂是一星期有一天给本地人免费洗澡。小三线刚去的时候，当地农村没有水电，洗澡就是用一个木盆。
总的来说，上海人和当地人、当地政府关系还过得去，当地人好像和上海人不搭界，上海人管上海人，当地人管当地人。经济上没有什么关系。小三线的车子当地发生车祸，轧死一个人不得了了，一条人命赔几千块。
安徽人其实有点羡慕上海人，上海人工资高，吃得好，穿得好。大冲突没有，每个周日他们来买买农副产品，走走人家也蛮好。小三线退出后，当地人觉得你们走了反而好，物价还能跌呢。其实也没有，因为后来改革开放了，市场经济了，就更加不会跌了。
上海人几乎每家都有当地朋友的，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到上海工作呢？像现在我们旌德县只有十几万人，到上海打工的就有一万多人，因为当地老乡都有上海朋友，每家每户都有，这也是因为小三线的缘故。他们到上海来打工之后，对当地的资源开发利用就减少，树木都长好了，不用砍伐了，工业污染也少了。他们赚了钱寄回家，一人带1000块回来，1万人就有不得了的钱了。一年要多少产值？一两亿的产值能耗要多少啊！
厂长握着我的手，哭了
我们工农厂离县城大概27公里，都是盘山公路。车子翻车的情况也很少，因为越不安全的地方越不容易翻车。每年会放寒假，春节的时候放两三周，当时我们到上海去玩，要乘十几个小时的汽车，现在只要三四个小时。厂里有时会派我到上海来出差，有时候过来玩。当时在上海，骑着自行车出来，路上没什么人，也没什么车。
厂里职工之间、群众和领导之间的关系都还可以的，大的矛盾没有。因为当时厂长、厂革委会主任，他们讲话就算数。工人如果不买账，也会吵，但是很少有打起来的。加工资等不开心的事情总归有的，打起来的很少。
但是厂里的上海职工一开始到后来就没有安心过。当时1976年去的一批小青年，刚刚去过年不许他们回来，就在寝室喝酒闹事，想回家，哭。
1986年小三线开始撤退回上海。上海市和安徽省谈了以后，厂留下来安徽要，安徽的职工上海一律不收。但是，职工年轻的时候进了小三线厂，不能到了老头了上海不收，上海要给一批补偿金的。每个人都给了9000元安置费，这样我就留下来了。
当时上海人都走了，我们有点失落的，毕竟是去上海，不是去什么偏僻的地方，不是去西藏。那时我也想来上海的，只差了一点点。因为这个工种需要我，我是班组长。上海和安徽签好协议的，有规定的不可以的。厂里本来想把我借到上海，但是时间长了也麻烦，会觉得对不起我，因为不可能正式进来工作。
后来走的时候，厂长招待我们吃饭。厂长最后和我握手的时候，眼泪都出来了。他说：“我对不起你，不是我不要你，因为国家有政策。”我说：“我不怪你。”我们一起工作的一些安徽征地工，曾经一起到我们上级的公司去反映过情况，但是没有用。公司说上面有规定，他们只好按照规定办。我们是骑自行车去公司的，公司还客客气气用汽车送我们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