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王志洪，男，1941年出生。1982年入党，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1963—1972年间任上海市第一、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技术员、工程队副队长。1972—1985年任上海八五钢厂技术员、高级工程师，副科长、党委书记。1985—1988年任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局长。1988—2006年间任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
口述：王志洪
采访：徐有威 吴静 李婷
整理：吴静 李婷
时间： 2011年4月14日
地点：王志洪寓所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大学毕业后，我在上海工作了6年，1969年到皖南上海小三线工作。1988年小三线调整结束，我回上海时已经47岁。人生最好的时间都是在小三线度过的，所以我对小三线感情很深。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很重视小三线建设，强调要投入“好人、好马、好刀枪”，特别强调人的政治条件，要根正苗红，视出身为首要，这是政治和路线问题。我因家庭出身原因，第一批政审不过关，但是小三线又急需人，我是作为第二批1969年进去的。
我们刚刚到皖南上海小三线时，条件很艰苦，先是搞基础建设，什么都没有，真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平整山地，山谷中建厂房。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就像电视剧《爱在苍茫大地》中所描述的：前面卡车坐人，后面的车里是毛竹、木头等，尘土飞扬地进去。行李放下来，毛竹卸下来，就在山上搭棚。抵达目的地的当天晚上就住在棚里。
我们那时候想得最多的是：毛主席为了三线建设睡不着觉，我们要为毛主席分忧，宁愿自己睡不着，也要让他老人家睡得着。为了抢时间抓施工进度，开山时我们就已经进场做施工准备了，头顶上经常石头飞舞，就是放炮炸山，因为等不及，几乎同时作业。当地安徽民工做最苦最累的活，作出很大牺牲，他们的奉献精神是不能忘记的。基建结束后，建工系统都撤回上海来了。由于我爱人毕业后分到外地工作，也是建筑公司，流动性很大，带个孩子跟着单位跑，所以我要求留下来，在八五钢厂工作了十几年。
1972年以后，我在安徽池州地区贵池县的八五钢厂工作。1985年调到后方基地管理局，主持上海皖南小三线的调整工作，局机关在安徽屯溪市（现在称为黄山市）。小三线是上海的飞地，和当地体制上是分开的，建设、生产、生活、小社会相对独立，带点我们租借他们土地的味道。如果我们有了困难，当地很支持，很关心。当地对我们支援很大，没有这些支持，小三线无法生存。
到小三线后期，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生产销售遇到困难，生产发生困难，人心有点不稳。20世纪80年代前期中央明确了调整政策，大家就拼命生产，赚足回上海重建的钱。有盼头了，心情不一样。至1988年，调整工作全部结束，7万多人几乎全部回到上海。这7万多人，大约搬了1万多个家庭。能做到这样很不容易，得益于当时的体制。
山沟里生产难以为继
皖南人杰地灵，在深山沟里，搞计划经济的军工还行，但搞商品经济之下的工业，就搞不下去了。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军工产品赚钱。比如我们打坦克的40火箭筒、火箭弹的产品质量很好，出口受欢迎。上海小三线的军工产品质量好，服务好，销路好，总体上赚钱，日子过得下去。较之全国其他地方的小三线，上海小三线是经济效益佼佼者。
改革开放国家整个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因为不打仗了，军转民，面临商品经济，小三线越来越困难了。1978—1988年这10年中，上海小三线很痛苦，军转民初期的那段时间特别困难，如八五钢厂生产民用不锈钢、建筑用钢。建筑用钢按理来讲，是平炉炼钢，单位成本就低了。电炉炼钢是炼合金钢、高级钢才划算，它本身就卖得出价钱。假如电炉转到炼普通钢的话，单位成本就上去了。又如后方轻工公司在军转民之前做炮弹，炮弹的外壳是用冲床冲轧的，炮弹用冲床很大，后来转产上海牌手表的表壳，用冲轧炮弹的冲床来冲轧手表的表壳。炮弹多大啊，一个表壳这么小的东西，怎么算都是划不来的。但是我们当时别无选择，这是调整初期的办法，没办法的办法。当时，上海有名的“三五牌”台钟也是小三线生产的。
到1988年完全调整回来上海时，企业反而比较活了，由痛苦到主动转型，逐步适应，逐步走向生机。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困难重重
去皖南小三线时，人都是很单纯的。有上海户口的人可以不迁过去，但迁了也没什么，觉得这样方便，过去就过去了，大家准备一辈子在小三线。但是到后来是越来越难了，难在独生子女多，父母在上海生病了，没人照料，子女在山沟沟里干着急，怎么办？调回来不可能，没有办法，我们向市里和中央都反映，这样下去不行。那时候政策比较刚性，几乎不开口子。记得一次上海的一位领导到小三线视察讲：你们有很大贡献，要好好坚持。皖南这么好的地方，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小三线职工知道后就发牢骚，风景是很漂亮的，但待不下去啊。其实老百姓不一定知道，这是当时的国家体制所限，全国一盘棋所决定的。
那时候去小三线的人都是选了又选的，素质都非常好，都是“好人、好马、好刀枪”，准备毕生奉献小三线建设。到了后期，经常有基层单位电话报告说，某厂某某人今天一早回上海，于是我们马上派人开车去追。出走的员工乘车速度四五十码，我们的汽车60码，要赶到他前面去。有时员工车都已经开到湖州了，追到了再请他回安徽。这些职工不是不安心，只是因为家里确有困难。父母身体都不好了，如果父母其中有一个身体是好的，可能就不会找儿女。现在可以说这是人的权利，但是当时强调得更多的就是牺牲小我，为国家奉献。
青年职工找不到爱人，也是当时的一大难题。男女比例失调，几个小伙子追一个小姑娘，是常见的事。市里很关心，我们和团市委在报纸上登广告，牵线搭桥，面向全国，也解决了一部分。但是，通过这一方式找到的老婆一般缺乏感情基础，所以回到上海后离婚的较多。
面对各种困难，干部职工自力更生，解决了很多生产、生活上的难题。到后来，吃的、用的越来越得到改善，不比上海差。职工的文化娱乐活动日趋丰富，电影、电视和文艺演出也都有了。
在安徽坚持生产，到上海继续生产
1985年年初，我到后方基地管理局参加了最后一届局党委和行政班子的工作。我们的任务是执行中央关于小三线的决策，即在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下，具体负责小三线的调整工作。
我们的调整分几个部分：第一个坚持生产，第二个搬家，第三个安置。调整时期坚持在当地生产，继续创造效益，赚钱搬家，创造条件回到上海继续生产，在工作上不断不乱。做好干部、员工安置。最初到小三线的时候，都有对口单位保建支援的。调整时，市委的决定是原则哪里来哪里去，基本上都有归宿。但是也有不少难以安置，原来在上海的厂正常生产，小三线的厂调整后，一下子多出来几百乃至几千人，要原来的厂安置，比较困难。因此市里要给安置单位经费，用于扩大厂房等。回沪小三线职工的安置房由上海市建委负责，把指标划给接收厂建新房，房子造好之前，职工投亲靠友自己过渡。
到上海之后环境变了，人际关系也重新开始，上海小三线职工经历了一段不适应期。干部降级使用，心情不畅。我们就做思想工作，调整本是好事，大家想回来的愿望实现了，回到上海后碰到这些问题，是得大失小，上海接收的单位已经有大局、有风格、尽心尽力了，你总不能要求他们把职位也让给你啊。小三线干部本来就素质高，识大体顾大局，兢兢业业，很快就融入新的生活，并把小三线员工的精神财富带到新单位。
当时调整的时候，发生很多动人故事。市委市府对我们提出很多的要求，其中包括边生产，边建设，边交接，边搬家。但最大的困难是缺钱缺设备，因为上海和安徽经协商决定全部设备和流动资金留在当地。职工回到上海生活条件非常困难，市里财政也非常拮据，心有余力不足。当时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朱宗葆分管我们，他心急如焚地到小三线来调研，跑了38家厂了解实情，寻求解决之道。当时是夏天，天气炎热，连续9天在整个皖南到处跑，工作强度极高，年轻人私下都喊吃不消。朱副市长每天6点起床，下到基层厂，晚上还开会分析调研资料，忙碌至深夜乃至凌晨。晚上朱副市长还自己洗衣服。我深感不安：“朱市长，我找女同志帮你洗吧。”他坚决不肯。这种作风令人动容。工作拼命，生活简朴，就是那个年代干部的真实写照。朱副市长一以贯之地如此工作，直到最后倒在工作岗位上。
回到上海后，市里给了四十几个项目，是由市计划委员会统筹安排的，以此安排员工。比如小三线有个培新汽修厂，原来上海所有的大客车都是这个厂生产的。后来它搬到闵行，要立项要资金，资金一部分自筹，一部分市里给，一部分市里疏通渠道，帮它到银行借一点，开始创业。当时造公房都是政府出的钱，各个局分配，逐步解决。
小三线与当地的亲密关系
小三线对安徽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上海工人阶级的品格精神对当地有较大影响。我们后方基地管理局的局机关在屯溪，工作就像在上海一样，严谨、负责、遵纪、守时。而当地的单位可能环境所致，上班相对松散，效率较低。在当地人看来，上海人就是不一样。
我们和当地的关系是蛮好的。每当生产生活遇到困难，当地全力支持。他们物资遇到短缺，我们会倾其所有。时间一长，安徽本地和我们小三线逐步趋同，当地人进厂学的就是上海话，穿着和发型都是跟着上海学。修桥铺路、医疗卫生等我们均尽其力。安徽急需的设备，我们尽力支援。当时三大件，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上海拿过来购买的票子（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当时均凭票供应），就往他们那边送，但是钱还是要他们自己出的。总的来说，我们对当地还是有不小的影响，第一给安徽带来经济效益；第二个是观念和文化上的变化，包括管理上的；第三是物质上的。我们撤退时，安徽对我们的评价是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