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李晓航，男，1932年出生。1952年9月就读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和导弹设计专业。1957年9月起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上海航天局工作。196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总工程师、上海航天局科研处处长、副局长（正局级）等职。1984年4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主任兼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1月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副书记，上海武警总队第一政委、党委书记等职。1991年2月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和常委。1997年3月起任上海市工业投资公司董事长等职。
口述：李晓航
采访：吴祥华 徐有威 唐旻红 吴静
整理：吴静 徐有威
时间： 2011年3月18日
地点：李晓航寓所
调整，迫在眉睫
1981年7月，我担任上海航天局副局长，主要抓科技科研工作。1984年4月我调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科工办”）任主任兼上海市经委副主任，接余琳、席炳午和周晓华同志的班，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不到2年的时间。
这两年我在国防科工办主要是做一件事，就是上海小三线调整。小三线的企事业单位分布在皖南和浙江临安的13个县，后方基地管理局设在屯溪，具体管这81家企事业单位。为什么要调整小三线呢？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一个是当时的环境。邓小平同志讲，20年不会打仗，国防工业大部分力量转为民品。但是，上海小三线的问题比较特殊，它在皖南山区，在那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比较高，主要是前后方运输的问题，另外大家也感到在那里搞民品不像上海这么方便。第二个原因是整个上海小三线有81家企事业单位，企业经营状况都不好。这些同志工作不安心。
1984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湖南有个讲话，说三线工厂可以从山沟里搬出来，改为民用经济，来降低成本，增强适应市场的能力。但是国务院没有下发文件。我看到这个讲话后，受到很大的启发，因为我去过上海小三线两次，对这个事情比较敏感。小三线的很多厂长当着我的面说：“这个地方离上海太远，可是我们的市场在上海。我们再不调整，越投入越亏损。现在厂房还算比较新的，也不用维修，今后时间一长，厂房破旧就要维修，再加上亏损，麻烦就大了。”
我就向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同志报告说，咱们小三线面临困难太多了，和湖南小三线差不多。道涵同志对我说，那么你就写个建议，然后讨论决定我们怎么办吧。为了写这个东西，我到皖南小三线调研了将近一个月，小三线企业之间距离很远，一个单位到另外一个单位，开车没半天开不到，全在山沟里跑。我去了和小三线干部职工谈话，了解情况。他们心情很迫切，觉得在那个地方搞不下去。特别是企业的领导，他们反映，一个是成本很高，第二就是市场信息闭塞，第三和当地的农民关系搞不好，所以弄得我们这些企业领导在这方面负担很重，又不能得罪当地人。我去一看，加上干部职工家属将近8万人啊。我说这么个无底洞陷进去，不是越陷越深吗？当时我的唯一的反应：这个地方不实用，条件太差了，效率很低。
我调研回来后给道涵同志写报告。道涵同志看了后说：咱们调整吧。我说我赞成调整，干脆把这个小三线撤掉算了。当时建设上海小三线的时候投资将近8个亿，我对道涵同志说：咱们要是撤回来啊，8个亿就打水漂了。他说：晓航同志，打水漂就打了，再过10年我们就赚回来了，我们得看得远点。道涵同志让我准备一个调整方案，并报告给市委。报告写了将近一个月，因为要把整个情况，包括历史情况、现实情况、回来后的打算、各方面的投资和损失，都要一一表述。
小三线调整是众望所归
市里成立小三线调整办公室，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组长一开始是李肇基，大概不到半年就改为朱宗葆。朱宗葆是上海市委常委兼常务副市长，他对这件事情比较热心，应该说领导小三线调整，朱宗葆是尽了力。从结果看，他也是有功的。我们汇报了市委，那时候主持工作的是陈国栋、胡立教和汪道涵等同志，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市计委副主任杨志华、市财政局副局长鲍友德和市经委规划处处长许冠庠。结果市委常委会都同意。国栋同志说：晓航同志，你要把这件事情搞好，你就是立了一大功，我们肯定支持你。道涵同志也表态：晓航，你看着处理吧。这样市里就通过了。
随后小三线调整小组成立，我是小三线调整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把这些事情从各个方面研究得比较细，各单位要干什么，怎么干，将来回来哪个企业往哪里安排，哪个企业可以独立继续搞下去，调整办公室做到这么细。所以前前后后为了搞调整方案，朱副市长和我以及办公室的同志去了小三线三四次，才把这个方案基本上定了。
我们一去小三线，企业的干部和工人都非常兴奋，他们甚至跟我开玩笑说：李主任，如果我们以后回到上海，一定给你立个碑。我说，你给我立什么碑啊？他们说：小三线调整是众望所归，没有一个人反对，都赞成，你干了一件大好事。我说这个你说得过分了，这个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领导是朱宗葆同志，他在负责。当时我们定了一条：企业自己筹钱，组织利用现在的设备搞好生产，我们一分钱不收。谁筹钱筹得多，谁早回上海。我说没有钱，回上海后，没有地方住，工资也发不出来，能做什么呀？起码要保证工资发得出来吧。那些群众，真是感动人啊，他们抓紧工作，为了自己的企业能早点回上海，那时不用动员的。
在上海我们这边规划建住宅100万平方米。我们领导小组里面有计委副主任杨志华和市财政局副局长鲍友德。我对鲍友德说，这次你这担子很重啊，我是一分钱都没有，你看着办，咱们要调得快，你就要多拿钱；你要是少拿钱、晚拿钱，咱们就调得慢，我们对小三线的干部职工就不好交代。鲍友德说，你不要将我的军了，我保证尽可能多地支援你。我说，你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一下子就建了100万平方米的住房。
事情进展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上海这边，造房子、寻找出路，把小三线职工分到市里其他厂去，这个工作由我们来做。小三线那边的事情，由后方基地管理局来做，他们经常到下面去检查，看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后方基地管理局副书记兼副局长黄彪具体负责这个事，他每星期到我办公室报到一次：主任，我没钱了，你要支持。我对黄彪说你开单子，我来给你想办法。我们国防科工办因为当时搞武器出口，赚了2000多万元，都贴给小三线了。这贴的钱主要用于小三线职工的搬迁费和奖金。在我脑子里，想得最多的就是尽快调整，否则越陷越深，那个地方不可能适应商品经济。赶快离开那个地方，离开后给企业创造适应商品经济的环境。这批干部费了很多脑筋改善生活，并且努力不让企业亏损太厉害。所以，我说这批干部是非常宝贵的，总是从大局出发。
回沪人员安置的确是个大问题。我们的原则是，原来是轻工业局的就由轻工业局包办，原来是机电一局的就由机电一局包办，反正都是回到各个局里，由各个局自己安排。有几个比较好的企业表示说：我们不愿意分散。我说好，保证你们厂房征地，房子你们自己盖，所以有十几个企业在闵行、宝山等地造了些厂房。而大部分企业搬回来后，绝大部分由各个局安置。我们小三线的同志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这些干部工人的素质都比较高，所以一回来还没到这个企业，这个企业就已经把他聘了，担任副厂长、副书记，真正担任正职的比较少。这些方案就开始行动了，方针也定了，接着就剩和安徽谈判了。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和安徽的谈判有难度
在与安徽的谈判中，围绕上海小三线的设备，我的意思是，你挑一点与你们使用水平相适应的，只要适用你们的就行。但是安徽不同意，他们说东西都要给他们留下。
后来我向道涵同志汇报说，我是谈不下去了。我说我已经表态了，他们需要的我都给留下，你不需要的或者你现在不会使用的，我派人留下来教你。就这样，比如我们八五钢厂留下来500多人，就为了教他们怎么使用。每个厂都有人留下帮助他们。我们干部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干部先带头，继续留下来帮教。这件事情最后惊动了安徽省长王郁昭，他建议说：咱们两省的领导来谈。他们知道道涵同志是安徽人。就这样大家在合肥召开会议，道涵同志谈了第一次后就到我宿舍来了。他说：晓航，他们说都要留下来，你看怎样？我说：我给他们说你们需要的留，不能全留，全留下来干吗呢？道涵同志说：晓航，全留就全留下来吧。他说安徽给当时已经去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曾任安徽省省委书记）报告，万里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们上海照顾安徽。他们要全留就留给他好了。我说既然这样，我没意见，就全留下来吧。所以后来就都给他们了。客观地讲，小三线确实帮安徽建设了水路电等基础设施，给皖南的工业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培养了一批工业骨干和人才。
小三线的职工和家属回来后，绝大部分一开始都在亲戚家落脚，100万平方米房子还在造。半年以后，房子造好了，职工住进新房。小三线同志非常高兴，盖的房子都是两室一厅，采光也好。我们在宝山、闵行建的房子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大家比较满意。后来，我几次去看他们，问他们过得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要我帮助的。大家都说：挺好挺好。我去了哪家，哪家都说挺好。我说真要挺好，我就放心了，我也好交差了，你们要讲真话。职工们说：真的好。小三线就这样回来了，前后时间很快。小三线回上海后，恢复生产很快，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很高。
1986年1月，我调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后续工作就交给别人处理了。
难忘小三线
到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后，我还是忘不了小三线的职工，我还是会经常关心他们的户口问题、房子问题。小三线的一些企业领导和我比较熟悉，他们告诉我说：“我们一定会处理好，请你放心。”我说：“你们有困难让你们老职工承担，不要让新回来的这些人承担，他们本来就很困难，已经困难多年了，你们要多关心他们。”后来，小三线厂长们有时集中在一起，请我吃饭，都聊得不错。到现在我和他们的联系还没断过。
当时小三线回来给市里写的报告，定的几条优惠小三线职工、单位的条件，市里基本上都支持。但是在调整过程中，有些老同志也有些不同的看法：“小三线现在稀里糊涂回来了，将来再打仗怎么办？”我说：“小平同志讲了，20年内不打仗，我说等20年，咱们职工也老了，设备也陈旧了，都没用了，咱们空等20年干啥？而且真要打仗的话，小三线企业也不行，全市的工业企业都要动员起来生产武器。小三线那么几个企业怎么承担得了啊？第一设备陈旧，第二力量很小，承受不了将来的战争。”
这些老同志有想法，我经常向他们报告进展情况。总的来讲，市里支持，决心比较大。这件事情，当时的国栋同志和道涵同志，都明确表态。特别是我跟他们汇报小三线调整打算，我汇报完了，国栋同志有句话：“晓航同志讲得头头是道，咱们也提不出什么问题来，我看咱们就按照他说的办吧，反正将来他去操作。”这个事情我向道涵同志报告多次，他代表市委全解决了。这件事情说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做的过程中很复杂。为了小三线调整，1984年市委、市政府重新任命了小三线的新领导班子，最后一届的后方基地管理局的局党委书记王昌法、局长王志洪，其中副书记兼副局长黄彪是上一届干部班子中留下的唯一的老同志。
小三线的好处之一是锻炼了一批干部。这批干部确实很不错，我有时很感动。那个地方，各个企业自成体系，和别人不搭界，因为相距太远。他们的干群关系都很好，关系非常密切，像一家人一样。当时后方基地管理局在上海的吴中路有个招待所（现在改名叫锦辉宾馆），是一栋三层的旧房子，小三线干部回上海就住那里。我很喜欢这些干部，这些干部回上海后我是亲自过问安置情况的。机电一局和仪表局的负责同志都对我说：晓航同志你放心，这些干部当时选的时候就是最优秀的，他们回来我们还作为优秀干部来考虑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