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黄彪，男，1928年出生。1947年7月入党。1969—1972年，上海机电一局507指挥部二分部负责人。1972—1974年，上海后方机电公司党委书记。1974—1976年，上海后方联合机械厂党委书记。1976年，上海后方新光有色金属材料厂党委书记。1976—1977年，上海后方基地党委清查办公室副组长。1977—1979年，上海后方基地党委办公室主任。1979—1989年，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副书记、副局长。
口述：黄彪
采访：徐有威 崔海霞 吴静
整理：吴静
时间： 2011年1月17日
地点：上海市华东医院
悄悄地去山里
1969年我在上海机电工业专科学校（即现在的上海机电学院前身）任常务副校长。当时的国际形势很紧张，党中央将三线建设提到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毛主席提出“三线一天建设不好，我就一天睡不着觉”。就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动员大家参加三线建设的，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当时的机电局局领导对我说：“我要去三线选点，你和我一起去吧。”1969年春节过后两天，我就跟着他一起去安徽了。那时市里要求各系统都派人去选点筹建工厂，我们两个是代表机电系统去的。当时我妈妈年近80岁，两个女儿尚小，还在读书。中华民族历来是有自尊心的，日本侵略我们，大家站起来反抗；现在苏联在边境蠢蠢欲动，我们要准备打仗，所以很自觉地跟着到小三线了。我们去是没有特殊待遇的，没有加工资，没有奖励，单凭政治号召和政治动员去的。
我们企业的干部职工确实是很好的，服从党的领导，自觉性很强，当时没有强迫他们去。大家听到毛主席为三线建设睡不着觉了，就积极报名投身三线建设，到深山老林去了，有的连家都搬去了，全家老少一起去。不讲条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得到的荣誉就是搞个欢送会，戴上大红花，我则是悄悄地到皖南山里去的。
到小三线要通过政审，当时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及有“港、澳、台、海外社会关系”等九种人是不可以去的。因为小三线是绝对保密的，工厂也是隐蔽的，我们的工厂及通信的邮箱地址都用代号。
刚开始去时，由部队负责小三线建设，按区域设工程指挥部。徽州地区是812指挥部（时至1968年8月，229指挥部改称812指挥部），池州地区是507工程指挥部（1967年12月成立，以生产57高炮而命名）。我在贵池507工程指挥部二分部。1973年4月，812指挥部与507指挥部合并，成立了上海后方基地党委，由上海直接领导。按上海的系统成立公司党委，比如机电系统的成立上海后方基地机电公司党委，轻工业系统的成立轻工公司党委。同时后方又是军事管制，部队有总指挥，每个公司每个厂都有军代表驻扎。我到宁国的机电公司任党委书记，后来联合厂打派系战斗，问题较多，我就主动提出到联合厂任党委书记，随后又被调到冶金系统的新光金属材料厂任党委书记。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被调到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先是任党委清查办公室副组长，后任党委办公室主任。1979年，任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建厂选点时，我们住过牛棚、羊棚
刚到安徽，我们先到屯溪812指挥部报到，然后由南京警备区后勤部部长及其他军队干部陪同一起到贵池去爬山选点，部队是带有枪支弹药的。建厂选点的首要条件是“靠山、近水、扎大营”，要求建厂点远离县城50公里以上，而且要选高山，认为大山下面才能隐蔽。找到高山，先到山脚下，察看是否有水源可以解决这么多人的生活、生产用水，然后到周边观察地形是否隐蔽。这些都是基本要求。选点的这一阶段是相当的艰难，也存在一定的危险。因为没有路，车子也开不进，都是靠双脚走路，我们爬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即使有路，也是把泥土耙下来夯实后筑成的土路，只有一部吉普车可以开，不能调头。在高山的半山腰七盘八转的，对面车子过来经常是看不到的，尤其是转弯的时候，瞬间就已经在眼前了，因此，经常发生交通事故，我就有过差点翻车的经历。
我们晚上借住在老百姓的家里。山区的老百姓生活困苦，我们住过牛棚、羊棚，打着草铺，睡到半夜，蛇、虫、老鼠等爬过来都是不稀奇的。刚开始我们指挥部就在一座祠堂里办公、住宿。上海的小三线是按系统选点的，像我们机电局，就是机电系统小分队这一块。仪电局、轻工业局、电力局都是一样的。当时是军管的，上海警备区有部队驻扎在那里，成立了工程指挥部，“229”、“812”、“507”等代号也是部队编的。
确定建厂点后还存在很多问题，如看中这个地方，山是隐蔽的，但没有路；有的有水，但没有桥。那就要劈山开路、造桥。那时，条件很差，没有机械类设备，都是靠人工的，炸药放炮炸山，然后耙出一条路，敲碎大石头，用小石头筑路，非常艰苦。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安徽作出了很大贡献，腾出地方让给上海建造军工厂，当时土地都是无偿的，也没有任何报酬。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绝对保密
建这些厂的时候，雇用了当地的老百姓开山、修路。当时农村是挣工分的，农民工挖山是有收入的，他们开心得很。但是他们炸山、筑路也都是付出代价的，他们用土法炸山，搞不好炸药就要爆炸。我亲眼看到过伤亡，当地的百姓也出了很多力。
小三线对当地人是绝对保密的，要建厂也不会跟他们说，而且还有军代表在旁边压阵。对我们上海的职工也是保密的，生产什么也不说的。实际上我们是生产反坦克武器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人的坦克很厉害，我们主要靠手榴弹、炸药包炸坦克，效果很差。因此，我们在皖南、浙西一带生产反坦克的火箭筒、火箭弹。还有手榴弹，以前是木柄手榴弹，我们造的是美式手榴弹，就当时来说算是先进的。507指挥部在贵池一带，主要是造57高炮，专打飞机的。小三线有很多工厂，东至那边是化工局系统，基本没有生产，即使投产后产量也很少。
现在讲起来是不稀罕了，但那时我们国家没有，就靠自力更生了。至于生产任务具体指标我们是不知道的，当时工人、干部是我们管的，但产品生产是军代表管的，绝对保密，武器造好后由军队负责运出去。押运的也是部队，运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也不过问。卡车是上海警备区自己的，虽然我们有683运输队，但是主要为各厂运输钢材、设备、配件等生产材料，也为部队承担一些运输任务。生活资料、蔬菜等也都是上海运去的，但都是由各厂自己负责运输的。
胜利水泥厂是民用的，公开的，属于建工局。电厂也很有名的，325电厂在宁国，这些民用的、不保密的单位就靠近县城，保密的单位就在山沟里。其他省市有些小三线在山洞里生产，我们没有这种情况。
小三线给当地带来了变化
我们去了给当地农村带来了很多变化。当地本来没有水电的，我们把电线架起来，自来水也装起来，这些都是免费的，当地也是很感谢的。以前山沟沟里的农民是很闭塞的，我们工厂都在露天广场放电影，他们都可以来看，有的还翻山越岭赶来看电影，给他们开阔了眼界。附近的老百姓就像邻居一样，进进出出，大家关系都蛮好的。看电影都是自己带凳子，一家老少一起来，他们不用上班，白天就排好凳子抢好位子了。反正露天广场很大，各管各看电影。
为了降低成本，我们的家属宿舍都未造卫生间，就在家属宿舍区域造几个公用厕所，农民也可以用。当地原来是没有厕所的，由此也改变了他们的卫生环境和卫生习惯。
当地农民中的少数人能来小三线企业上班，从事炊事员、后勤等工作。用现在的话就是打工，不是正式的职工，因为正式职工涉及编制，而我们上海职工都是有编制的。一些当地小青年吸收进厂后，打扮穿着比较现代化了，生活也比原来要好多了。我们这么多人过去，也带动了内需。当地的物资很丰富，但山沟里谁会去买东西？离开县城几十公里，种的蔬菜都是自己消化，我们去了之后可以卖给我们，增加了当地老百姓的收入。当然也有缺点，随着需求量增加，物价提高了。刚开始的时候，甲鱼只有五角钱一斤，当地人迷信都不知道能吃，也不吃虾的。原来，我住在祠堂里，祠堂前有条河，河里有很多虾，上海人很喜欢吃，结果什么都涨价了，影响了当地的物价。
我们与安徽地方上是不来往的，相互客客气气。他们知道我们是军工厂，最多是礼节性地来看望我们，也不用互相请客吃饭。当时风气好，凡是机关干部下基层，每个人都自带两只碗、一双筷子、一个杯子，局长书记都是这样。到时间上食堂排队吃饭，饭后自己洗碗。厂里干部到基地开会，也都是这样的。没有开小食堂的，请客更不用谈了，大家很自觉的。我们后方基地管理局在屯溪，离黄山仅40公里，但是我们从来不去黄山玩，那时的观念是不能游山玩水的，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我们后方基地管理局有车队，汽车很多，大巴、面包车和轿车都有的，但是大家从来不用公家的汽车出去办私事。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圆满的结局
我们以前有搞民品的工厂，比如跃进厂生产铣床，改革开放后讲市场经济，军工生产任务不足，高炮、手榴弹等武器已落后了，这么多人不能都养着吧！不少厂尝试过军转民品生产，但是在山沟里怎么搞民品呢？我们的生产成本太高，信息闭塞，渠道不通畅，困难重重。有的配件、组件都是上海运过去，到那边只是精加工，加工后又要运出来，肯定亏本做不下去的，而且长期待在山里，人心相当不稳。当时获悉广东的小三线先从山沟里搬了出来，我们上海小三线职工情绪就开始波动了。
我已经碰到过几次了，如贵池地区有5个厂配套生产57高炮。有一次这几个厂几卡车的人集中到总装厂的一个大会议室，指明要我去参加解决问题。他们提出广东已经动了，上海为什么不动。我说难道只有你们想回上海，我不希望回上海啊？广东小三线调整回去了，中央、上海市会对我们统一安排的，但要有一个过程，同时我也会去反映的。我和其他7位小三线代表参加了上海市第八届人代会，曾经在会上反映了这个问题。
小三线调整过程中，是上海市政府出面与安徽省谈的，汪道涵市长亲自参加谈判。当时安徽的领导有想法，要我们的设备，不要人员。我们里面有很多人才，工程师、技术工人很多的。后来我私下跟他们接触了解到，他们认为上海职工难搞，不好领导，而且工资高，他们的工资比我们低，怕付不起工资，管不住人。当时上海市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汪道涵、韩哲一和朱宗葆等市里领导都来过安徽，还去看过不少的工厂。我随上海市国防科工办主任到五机部开会，万里副总理亲自听取了上海小三线调整方案的汇报。
1985年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安徽省人民政府签署了有关协议，经国务院批准，将小三线企业的财产无偿移交安徽省。对小三线返沪企业和人员，基本采用结对联营和独资建厂两种方法。上海国防科工办成立了小三线协调办公室，解决小三线返沪企业和人员在上海的安置问题。几万名人员怎么安排工作，原来的住房都留在安徽了，又怎么安置，我就负责处理这些事情。
安全撤离
市里对小三线调整政策很好，哪里来回哪里去，哪个局出来的由哪个局负责安置。机电局也按照市里的政策，哪个厂出来的就回这些厂去，由原来的厂帮助安排工作，职工住房的资金则由市里统一拨给各局安排。我因为两面都熟悉，就居中做联络工作。
那时局里进行了第三次领导班子调整，邓小平讲了领导干部要“四化”，一批有大学学历的同志，从基层单位调进了局领导班子。老班子中留下了我一个人，担任副书记兼副局长。当时的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赵启正到后方基地管理局来，就搭建局领导班子征求过我意见。他问我要不要回上海，他说上海也需要人。我说，这几万人是我带进来的，出去也要带他们出去。而且我熟悉情况，把他们带出去，使大家安安心心在上海工作，我也算完成任务了，否则我半途走了，不熟悉的人怎么接手？我要负责到底。
调整的时候，我管搬家，哪个单位先搬、哪个后搬，分批搬迁。规定工厂设备不能带走，必须留在原地，由当地接收组清点签收。我们局机关有个车队，大汽车、小汽车全部不能带回上海，我是最后一个撤退的。地方支援了一辆小汽车让我开回上海，后来交给了机电局。7万多名职工和家属，400多公里的路途全靠卡车装运，安全是个重要问题。当时上上下下都是非常重视行车安全的，我最大的宽慰就是整个搬迁过程中没有出过交通事故。回上海后，我们对职工、干部安排了工作和住房，那时候家属宿舍标准较低，两室户50多平方米的房型最多，有的则是一室户。
从安徽撤回后，我就在后方基地管理局驻沪办事处工作，将各厂安置中发生的问题与市小三线协调办公室进行沟通联络。1989年底我办理了离休手续，回到了机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