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蒋以任
采访：严爱云、谢黎萍、黄金平、孙宝席、白璇煜
整理：孙宝席
时间： 2016年1月24日
【口述前记】蒋以任，1942年10月生。曾在上海内燃机研究所、上海柴油机厂工作。1983年至1985年任上海市机电一局党委副书记（其间：1984年至1985年兼任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党委书记）。1985年至1987年任上海市工业工作党委副书记兼市机电一局党委书记。1987年至1991年任上海市工业工作党委副书记、市经委副主任。1991年至1992年，任上海市工业工作党委副书记、市经委主任。1992年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市经委主任。1993年2月任上海市副市长。1997年12月至2002年5月任第七届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98年2月再次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2002年初，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2003年2月当选为政协上海市第十届委员会主席。任职期间，为推动上海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1960年至1966年在清华大学动力系学习燃气轮机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上海，长期在工业系统工作。其间，曾在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和上海柴油机厂当过工人、技术员和厂领导。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先后担任机电一局、汽车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市工业工作党委副书记，市经委副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市经委主任等，有幸在上海大变样的90年代，参与和推动上海经济体制的大改革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1993年至2003年，我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分管工业改革发展和国资国企改革工作。由于长期在工业系统工作，我的心里有着深厚的“工业情结”。我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谈谈上海工业结构如何从适应性调整转向战略性调整：这其中既包括20世纪90年代推进以企业、行业还旧账式的大规模适应性、结构性调整，实现“在调整中发展”；也包括从20世纪90年代末重点推动以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工业新高地建设，实现在“发展中调整”；当然，也包括同时推进一条红线贯彻调整始终：国资国企改革。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是工业结构调整的应有之义，这个指导思想在上海市委、市政府推进工业结构调整进程中是非常明确的。
调整行业谋新篇“支柱”产业大发展
上海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高度重视下，上海工业不断发展壮大，重工业发展很快，轻工业也发展得很好，有许多名牌产品，都是国家的宝贝儿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全国改革大局的需要，上海处于改革开放的后卫。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上海工业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不适应，各方面问题逐渐凸显起来，包括产业结构不协调、产品结构比较落后、利用外资步子不大、国有企业自主性不强，等等。针对这种状况，上海按照1985年国务院批转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和1986年国务院批准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提出的方向，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调整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种调整还只是适应性调整，更多地集中于调整加工工业的产品结构，缺乏支柱产业作支撑，加之许多工业技术老化，市区烟囱黑稠、工厂林立，“三废”污染严重，生产安全事故不断，导致全市经济发展后劲不足。要摆脱这种境况，急需发展支柱产业，推进以行业结构为基础的战略性调整。
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除了物质条件上，上海工业发展包袱沉重外，更重要的是长期计划经济中，上海企业的市场观念及竞争观念落后，跟不上时代发展。江泽民、朱镕基同志来上海工作后，当时江泽民书记曾要求我们经委举办一个展览会，叫“对比展览会”，即希望企业将自己的产品，在技术指标、商务指标和效益指标上，对比世界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产品。当时我作为市经委主任，筹备这类展览会是第一次。这个展览会与一般展会不一样，不是要“吹”自己产品的好，而是讲“差距”。许多企业不愿意参加，我们再三做工作，逼着他们找差距，做对比，把“家丑外扬”。经过逐个企业点名做工作，后来展览会终于开起来了，江泽民同志亲自参加了开幕式。通过展示、对比，不少行业、企业转变了思想观念，找到了差距，树立了市场观念，为20世纪90年代的大调整大发展起到承前启后、思想解放的准备作用。
到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迎来了推进工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机遇期。一方面，国家对上海经济发展寄予厚望；另一方面，随着1990年4月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以及党的十四大对上海提出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要求，推动上海从全国改革开放的“后卫”变成改革开放的“前沿”，这为上海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在浦东开发开放引领下，上海开始推动工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具体来说，就是根据上海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压缩传统产业的生产，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实现“壮士断腕”“金蝉脱壳”。所谓“壮士断腕”，是指有些传统工业该调整的要坚决调整，特别是纺织、轻工行业的调整。比如说，以前纺织是“摇钱树”，后来调整时变成了“苦菜花”，而要通过改革使“苦菜花”变成“迎春花”，就必须下狠心坚决调整。所谓“金蝉脱壳”，是指通过结构调整使传统工业换一个新面貌，上一个新台阶。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上海工业结构调整是从纺织行业的调整开始的。在党的领导下，在全体纺织行业党员的带领下，压缩了250万锭，职工人数从55万人通过再就业下降到1—2万人。在调整过程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无情调整、有情操作”的举措，充分体现了上海工人阶级负重前行的宽阔胸怀。他们为上海改革发展作出最大的无私奉献！应该载入上海发展的史册。
与此同时,按照“支柱产业要强、高新技术要大、传统工业要精”的目标，我们确立了重点发展的一些行业，特别是重点发展六大支柱工业，即把汽车、通信设备、电站成套设备和大型机电设备、钢铁、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以及家用电器等六大行业作为上海工业发展的支柱产业。上海实施工业结构重大调整，这在全国来说确实是比较早的，也需要决策者有很大的勇气和胆量。
发展六大支柱产业有一个认识过程。1989年，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针对上海原来的工业结构、产品结构已与市场需求结构很不适应的情况指出：今后几年，上海“要尽快形成若干个建立在先进技术基础上的大产业”。1991年7月，市长黄菊在上海市工业企业工作会议上指出：上海工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不相适应，还没有形成新一代有竞争优势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根据这些指导思想，按照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总体部署，从1990年底至1991年初，上海在工业、计划等综合经济部门广泛开展“上海工业产品发展战略大讨论”，提出了要重点发展轿车、通信设备、微电子和计算机、电站设备、石油化学工业、机电一体化装备工业、家用电器行业、精细化工行业等10个重点行业以及相关的50大类产品。1992年12月，市委书记吴邦国在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一批能体现上海特大城市功能、地位和作用的产业和行业，主要有金融、商贸、房地产、建筑、旅游、轿车、电子和通信、电站设备、钢铁、石化和精细化工、家用电器”，等等。1993年2月召开的市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工业六大支柱产业发展规划的内容。
为了加快培育工业六大支柱产业，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扶持措施。
第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并成立领导小组抓支柱产业发展，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尽管这些领导担任市委书记、市长等职务，但是照样要抓行业建设，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汽车工业，江泽民、朱镕基、黄菊等市领导非常重视。早在1987年，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提出：轿车工业要发展成为上海的第一支柱产业。当年7月，市政府成立了“上海市支援上海大众建设领导小组”，由两位副市长先后任组长，下设“上海市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协调办公室”，负责日常国产化工作的组织、规划、协调、服务和信息等工作。1988年7月，又成立汽车工业领导小组，由时任副市长黄菊任组长。后来黄菊任市长期间，还兼任着上海工业领导小组的组长，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工业发展。第二个例子，就是通信信息设备制造业。时任市长朱镕基多次听取专题汇报，把S—1240专用大规模集成电路作为专题工作来抓。1992年5月，上海召开了通信产业发展动员大会，成立上海市通信产业领导小组，并由时任市委书记吴邦国任领导小组组长。他为通讯产业发展倾注了许多心血，对贝尔公司，对理光传真机公司的建立都亲自过问推动。吴邦国还带领通讯领导小组制定了9条政策促进通信产业发展，这些政策对推动上海通信产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很著名的贝尔公司，得益于享受这些优惠政策，包括进口免税、所得税返还，等等，在上海发展很快。我当时都担任了这些支柱产业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具体负责这些支柱工业的推进和发展。
第二个重要措施，就是坚持扩大开放，促进产业升级。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工业部门要把积极利用外资，积极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作为发展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改造传统工业的一条重要途径。上海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举三个事例来说明。第一个事例，是汽车产业，这是上海坚持扩大开放、促进工业结构调整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扩大开放前，像上海汽车厂生产的上海牌汽车，一年最多生产6000辆，质量也很一般，装配中工人看到车门有了缝隙，有4至5毫米的样子，就用榔头敲平。当时德国人、日本人到工厂里来考察，听到敲榔头的“叮叮当当”声，就说，你们这里怎么都是榔头声？这样做肯定不行，于是就有了和大众的合资，这是1984年开始推进的。中央领导包括邓小平、李鹏等都很重视，小平同志到大众汽车厂视察过，李鹏参加大众公司成立的剪彩仪式。上海市领导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也都到大众汽车厂好多次，就是关心大众汽车的生产。我们采取“引进技术，老厂改造”的方针，即厂房是老厂房，但技术是新的，设备是新的，生产的产品是新的。我们坚持大众汽车采用德国标准，事实证明我们坚持这个标准是对的。后来大众公司逐步实现年产3万辆、6万辆、10万辆，现在整个上汽集团，包括上海大众、上海通用和自主品牌，总产量已经达到600多万辆，2015年进入世界500强第46名，成为国内轿车行业的“老大”，并且内涵不断扩大。在积极引进先进技术的过程中，我们抓紧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不断提高国产化率。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黄菊等领导亲自抓国产化率，当时搞了一个联盟，包括子午线轮胎、钢丝以及各种配套设备等，提升国产化率。还在上海万体馆召开大会，当时朱镕基市长在会上指示，强调质量是生命，上海大众生产的桑塔纳轿车要采用德国质量标准，国产化要保证质量，这样做当然非常艰苦，但是也卓有成效。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的生产流水线所以，我认为上海和德国大众合资合作的做法是中国汽车通过引进、消化先进技术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典范。我们坚持质量第一、用户第一的标准，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后来考虑到要扩大规模，提升技术，我们就要求大众加大投资，生产更多的新车型，同时提高技术水平。在此过程中，我们考虑到一家独大不行，就再引进一家开展竞争。在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合资项目时，江泽民总书记鼓励我们，他说，中国工业与外国合作还要搞一些大项目，汽车工业还是要发展的。通过艰苦努力，1997年3月，我们又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引进来，1998年底就生产。当时，我对大众和通用两家公司说：“你们两家，浦东、浦西，每年一个新车型，都要有产品”。现在，通用和大众都走在全国的前面。我们后来也搞了自主品牌，叫“荣威”牌，荣威同时也是国际化的结果。当时，汽车工业在调整中一上一下的作用是很大的，带动了包括化工、纺织等很多门类产业的发展，比如说汽车里面就用了很多上海生产的纺织工业制品。第二个事例，是“筑巢引凤”，建设化工区。上海位于沿海地区，是一个搞化工业的好地方。美国的休斯敦等化工区，也都在海边。当时开辟了漕泾化工区，在1996年、1997年实施的，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大动作，引进了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公司，包括巴斯夫公司、拜耳公司、BP公司等，BP公司就是英国的石油公司，建成90万吨乙烯规模，这为上海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城市里面化工厂的搬迁创造了条件，所以你看现在市区里面基本没有化工厂了。第三个事例，是通信信息设备制造业。我们与比利时合资的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公司，在“八五”期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第二期工程建设，使1995年S-1240电话程控交换机的产量达到450万门；这其中为S-1240电话程控交换机生产专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通过研发使用新技术，更是推动我国微电子技术水平从5微米提高到1.2微米，推动了以后的通讯信息产品的升级换代。随着利用外资的不断扩大，上海先后引进了朗讯科技、阿尔卡特等世界50家著名公司的产品和技术，形成了一批具有相当规模和先进水平的“三资企业”，不仅引进了外国资金，还有力地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力地促进了支柱工业的发展。
第三个重要措施，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竞争能力。加强科技研发，加快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提高产品的工艺装备水平和生产技术水平，是促进六大支柱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有效途径。比如说，“两山”，即宝山钢铁工业和金山石化工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宝钢紧紧抓住和上海冶金集团、梅山集团等联合重组的契机，以世界一流钢铁企业为榜样，通过一期工程的全面引进和消化吸收，一举缩短了我国钢铁工业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20年的差距；通过二、三期工程建设，一下子形成了年产3000万吨钢的能力，基本奠定了作为世界级钢铁联合企业所具有的生产规模和产品结构。可以说，上海宝钢通过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不仅工艺技术装备不断完善，而且品种也多，有汽车板、船舶板、涂色板、不锈钢，各种型钢，等等，保持了世界一流水平。所以，吴邦国对宝钢的定位是精品钢基地，就是说，不仅钢产量大，而且要出精品。事实证明，宝钢和冶金集团等的联合重组是正确的，不仅规模全国最大，而且效益也是最好的，是上海实力的体现。我们在金山石化旁搞了漕泾化工区，填海造田10平方公里，现在整个化工区达23平方公里，为化工区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我们加强科技攻关，有力地促进了化工产业的发展。
第四个重要措施，以市场为导向，注重新品开发。如在机械设备方面，我们以电站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进行新品开发。上海搞电站设备是比较早的，闵行有四大家机械设备和电站，有比较好的基础。电站制造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许多“零”的突破。80年代上海从西屋公司搞技术引进，包括引进从15万到30万、60万千瓦，从亚临界到超临界的技术；后来又与西屋公司（后转为西门子公司）合资生产60万千瓦超临界项目。经过我们努力争取，又发展核电、水电、燃气轮机组。到2000年，整个电站成套设备产业通过引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关键设计、制造技术，并坚持不断消化吸收和创新，国产化率已达到90％，总量超过6000万千瓦，占我国发电设备装机容量的四分之一；其中火电机组生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机组质量堪与国外同类机组相媲美。又如通信信息设备制造业，已发展成拥有程控通信、移动通信、光纤通信、卫星通信等多种技术和系统的立体通信网络。汽车工业除了不断提高整体规模外，还依靠开发新品实现可持续发展，“九五”期间，上海相继投产推出了世界级水平的别克“新世纪”、帕萨特“先驰者”等中高级轿车及别克GL8多用途车，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
经过多方面、全方位的努力，上海工业六大支柱产业取得显著成绩，无论在全市工业产值中的比重，还是对上海工业增长的贡献，均逐年稳步上升，处于名副其实的支柱地位。2000年，六大支柱工业总产值达到3590.5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5％以上，完成利税总额415.54亿元，确实发挥了推动工业实现持续发展的主力军作用。
在推进六大支柱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也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1992年，市委、市政府作出《关于发展科学技术，依靠科技进步振兴上海的决定》，提出“八五”期间，上海高新技术要重点发展现代通信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和软件技术、激光技术、现代生物、新材料、机器人柔性制造等七大领域。1993年，经过全面筛选，上海决定重点培育和发展电子信息、现代生物与医药和新材料三大高新科技产业。为此，上海又成立领导小组，包括成立由市委副书记陈至立担任组长的市计算机应用与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由市长徐匡迪负责的市现代生物与医药领导小组，等等，并在领导小组下分设推进办公室，以保证高新科技产业加快发展。
1990年，市政府成立“科技结合生产14项攻关”领导小组，我担任了办公室主任。从那时开始大力推进了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大力推进产学研相结合的攻关模式。14个攻关项目，主要包括通信、核电站、电子家电、轿车国产化、生物医药、新型纺织材料、空调、化工、计算机等。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进程中，上海提出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定位应当“起点高一点，特色多一点，形成自己发展的独特优势”，并采取政府支持、财政优惠等多种措施来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比如说，从1997年10月开始，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本市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上海市工业技术改造贴息贷款项目的实施办法》等相关政策，促使全市实施以高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为尖端，支柱产业、拳头产品为中坚，技术进步、重大项目为支撑的梯度式调整提高工业结构的战略部署，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从1999年开始，抓好科技结合工业生产重点项目的建设规划和攻关，包括宝钢镀锌板生产线项目、上海通用汽车投产项目、上海大众汽车帕萨特轿车生产线项目、上海朗讯科技通信设备增资扩产项目、罗氏泰山维生素VA二期等；同时抓好现代通信产业、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计算机与应用产业、信息港建设等的规划和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着力发展广电集团、贝尔公司、仪电控股集团、长江计算机集团、华虹集团等大型企业集团，生物医药产业中人生长激素、乙肝疫苗、表皮生长因子等一批基因工程产品进入产业化阶段，新材料产业着重开发汽车、信息、生物医用、储能能源等。并设立高新技术创业基金，对与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有关的研究项目给以拨款支持，对高新科技成果的中试和产业化项目给以贷款贴息；对高新科技产品的产业化、高新科技产品开发和高新科技企业生产所需原材料、仪器和设备在所得税或关税上，给以减免等优惠，加快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步伐。
经过不懈努力，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取得长足发展。至2000年，高新技术产业资产总量、销售收入分别达到1767.58亿元和1481.86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46.91亿元，占全市工业利润的36.8％，成为工业经济盈利的生力军。其中，电子信息产业超越汽车、钢铁、石化，成为上海工业的第一支柱产业。从此，上海逐步形成以三大高科技产业为主导、六大支柱产业为支撑的新型工业体系，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上海工业持续发展的加速器。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阔步迈向新世纪，建设工业新高地
20世纪90年代末，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从国际方面来说，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周期和速度加快，人类即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从国内来说，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开放的程度进一步扩大。面对新形势，为跟上世界经济新一轮发展要求，市委、市政府明确指出，上海必须千方百计地抓住机遇，满怀信心地迎接挑战，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揭开上海阔步前进的新的历史篇章。相应地，上海工业必须在继续调整完善的基础上，以新的姿态和新的面貌，迎接新世纪发展的挑战。为此，上海把建设工业新高地提上重要议事日程。通过建设工业新高地，使上海工业高新技术化、高附加值，同时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布局，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以适应面向新世纪、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需要。
1999年3月，黄菊在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工业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上海工业“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调整优化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加快建设工业新高地”，要求上海工业“从过去调整中发展，转向发展中调整。也就是说，过去上海工业是在调整中求得发展，那么，现在上海工业要在发展中继续调整完善，把重点放在发展上”，实现战略发展的主动。根据市委、市政府这一重大决策，我组织并参与上海市工业系统，包括国有、民营和“三资”企业共同制定“十五”具体实施计划，提出上海工业“十五”计划期间建设工业新高地的总体目标，即到2005年，初步建立起以高新科技工业为主导、基础原材料工业为依托、现代装备工业为骨干、都市型工业为配套的工业新体系。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汽车、电站设备及大型机电产品、石油化工与精细化工、精品钢材、生物医药等六大支柱工业；形成一批支柱行业和优势企业、一批拳头产品、一个创新开发体系等，基本建立工业新高地。
为实现上述目标，上海从四个方面加快工业新高地建设，形成以支柱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工业体系。
一是确定战略发展重点，建设一批关键性大项目和新产品。上海从自身工业的比较优势和市场需要出发，根据不同行业的原有基础和自身特点，抓住主要行业，突出发展重点。具体来说，是把加快发展新六大支柱产业，推进四大产业基地建设，作为工业新高地建设的重点。即在“九五”期间发展的六大支柱产业的基础上，把原来的通信设备以及家用电器中的视听产品等归入电子信息产业，加上汽车、电站设备及大型成套设备、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精品钢材、生物医药、组成新的六大支柱产业，同时加快建设电子信息，汽车、上海化工和精品钢材四大产业基地。围绕工业新高地建设，各重点发展行业都抓住了一批技术起点高、关联度大、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和特大型产品和项目，高强度地加大资金、技术投入，增强了上海工业发展的后劲。比如说，电子信息产业重点发展集成电路、真空器件、新型电子元件、通信、计算机及网络等七大类产品，贝尔公司开发的新一代ATM／TP宽带交换系统就属于其中的重要新品之一；同时新增6条以上集成电路生产线项目。汽车制造业加强零部件集成配套体系建设，形成轿车、微型客车和大中型城市客车车身自主开发能力，每年推出一个轿车新车型。汽车集团研发的“赛欧”经济型轿车和柴油—液化气双燃料发动机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产品。电站设备及大型成套设备重点发展发电与输变电设备、数控加工中心及智能化机械设备、智能化仪器仪表及网络系统制造、城市轨道交通装备、船舶制造、微电子装备等产品。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制造业重点发展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精细化工三大领域，以及乙烯、原油加工、合成材料、染料等产品。精品钢材重点发展汽车用钢、造船用钢、石油管、不锈钢等六大类新品。生物医药制造业重点发展基因工程药物、传统生物技术新药、合成新药和新型制剂、天然资源新药、医疗器械等新品，长江技术集团开发的数字医疗图像存储通信系统、医药集团开发的双歧杆菌抗癌制剂等新产品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新产品的开发投产，推动上海工业步入产品加速更新换代的新阶段。
2006年2月，上海工业新高地建设项目——药用氨基酸生产基地举行竣工庆典二是认真抓好投资计划，持续加大利用外资力度。根据工业项目特点，“十五”期间，也就是2001至2005年间，我们投资4000亿元推进工业新高地建设，做到每年都有竣工的项目、新开工的项目和储备的项目，形成工业投资的良性循环。这里，我重点讲一讲利用外资对上海发展的作用。上海实现工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特点，或者说是一个优点，就是利用外资。吴邦国、黄菊等市领导再三讲过，上海具有利用外资的得天独厚优势，上海要发展，不利用外资是不行的。而且外资确实对上海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每年利用外资100多亿美元，这对上海每年实现10％以上的两位数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建设工业新高地期间，上海继续积极利用外资促进工业发展。“十五”期间，外资投资占全市工业投资的36.6％，包括集成电路、信息产业、生物医药等领域，都大量的利用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提高了上海工业技术水平，提高了上海创新能力，提高了上海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三是深化生产力布局，90年代到21世纪重点推进的“1+3+9”工业区建设，是一个重头戏。“1”即浦东新区，“3”即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漕河泾高新技术开发区、上海化学工业区，“9”即九个市级工业区，包括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莘庄工业区、松江工业区、康桥工业区、嘉定工业区、青浦工业区、崇明工业区、宝山城市工业园区、金山嘴工业区。通过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与完善区域布局，按照主导产业定位与工业生产基地定位的要求，推进工业集团与各工业区的长期合作和战略联盟，如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上海华谊（集团）公司、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等工业集团与“1+3+9”工业区通过双向选择实施长期合作，推动了一大批项目落户于工业区内。这不仅有利于统筹制定中长远发展规划，为建设工业新高地打下良好基础，同时也推进了招商引资的蓬勃发展。
四是积极发展大企业集团。大企业集团是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重要力量，也是上海建设工业新高地的一大重要标志。我们主要是在电子信息、汽车、钢铁、石化、机电等主要行业培育若干个拥有名优产品、先进核心技术、综合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比如说，通过实施高新技术发展战略，加快汽车集团发展，形成年产100万辆汽车的能力，年销售值超过1000亿元，并每年推出一个新车型，努力发展自有品牌；在宝钢集团与上钢重组的情况下，通过上市筹资，加大技改，进一步做大做强，建设成为钢铁精品基地；至于石化集团，则以90万吨乙烯等大项目为支撑，依托上海化工区建设，努力建成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工基地。同时鼓励具备条件的向跨国公司发展。完善由工业投资（集团）公司、各控股公司和集团公司以及二级子公司以下企业组成的投融资体系，强化控股公司和企业集团的投融资功能，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加紧建设一批重点骨干大项目，建设企业技术开发中心，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高国有企业的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
经过几年加快发展，上海工业新高地建设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日益成为上海工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突出表现为：工业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支撑带动作用明显增强。2005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69万亿元，对全市GDP贡献率为51.6％,成为拉动全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产业能级明显提升。“十五”期间，上海工业抓住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机遇，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成为上海第一支柱产业。汽车工业增强了系列产品和重要零部件的生产水平，2005年，上汽集团销售汽车91.7万辆，居全国第二位。重大成套装备产业如电站和机电工业，通过注重提高技术水平技术档次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钢铁工业、石化工业和船舶产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含量上继续占据全国同行业的主导地位。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在加快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的同时，积极发展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新材料产业。到了2005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5.1％,逐步成为上海工业的主导产业。在都市型工业方面，重点是发展服装服饰业、食品加工制造业、化妆及洗涤清洁品制造业、工艺美术旅游品及文体用品制造业等。各中心城区通过发展都市型工业，逐步形成一批著名品牌，出现了一批都市型工业“小巨人”。
二是工业布局调整成效显著。“十五”期间，我们对工业布局进行大规模调整，推动工业从600平方公里向全市6000平方公里范围拓展，郊区工业总量占全市比重达到80％。具体调整举措如下：一、加快推进“东西南北中”五大产业基地建设。即东面重点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和生物产业基地建设，西面继续推进汽车基地和“汽车城”的建设，南面重点推进石油化工基地建设，北面巩固精品钢材产业基地建设，中部推进都市型工业基地建设。在“十五”期末，又相继启动临港重型装备基地和中船长兴岛造船产业基地、轨道交通产业基地等建设，形成具有国内竞争优势的产业基地，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提升产业能进。二、结合城市功能变化，盘活中心城区老工业厂房等存量资源。从2001年普陀区开启都市型产业发展开始，上海大力建设都市型工业园和创意产业集聚区。至2005年底，已建成230多个都市型工业园区（楼宇）和30个创意产业集聚区，盘活400多万平方米老工业厂房，吸纳70万人就业。三、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打造以产业链为基础的产业集群。市级以上工业区的主导产业集聚度达到80％以上。在工业区内已形成以若干产业集群为核心的发展态势，如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形成机电、医药医疗、食品饮料等三大产业集群；金桥开发区则形成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现代家电等产业集群。而且工业区的发展为众多中小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寻求新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如惠普公司一落户浦东，就带来了10多家中小型配套企业的成群相聚，从而形成了大项目带动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工业区的发展对周边地区也呈现出明显的辐射效应。如上海通用汽车在浦东竣工投产不到一年，使得金桥地区迅速形成了一个以上海通用为依托的汽车配套城。同时，一部分从业人员包括原属市区的居民就地定居，几乎每个工业区周边的房地产都蓬勃发展，形成新的居民小区，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本地经济发展。
三是技术创新取得突破。“十五”期间，技术创新成为支撑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2005年，上海全社会科技研发支出213.53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比例由2001年的1.78％提高到2.34％。已形成以29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为龙头，160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为骨干，180家区级技术中心为基础的技术创新体系。同时加快以企业为主体、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科技项目总体进展情况良好，如船用半组合曲轴生产基地建成投产，打破了国外企业的垄断。超大型船舶柴油机等9个项目被列入第二批重大产业化攻关专项。
四是加快转变工业增长方式。工业增长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已由2000年末的1.89吨标准煤下降到2005年的1.18吨标准煤；全市工业区土地产出水平达到25亿元／平方公里。此外，大力推进工业节能，加强能源需求侧管理，鼓励企业利用余热发电，开展“认购绿色电力”活动，宝钢等19家单位和市电力公司签订800万千瓦时的购买协议，资源利用水平不断提高。
总之，上海工业系统通过建设工业新高地，通过遵循“三高两低”原则，即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产业关联度，低劳动消耗、低污染环保，强化创新，提升能级，为上海进入以技术密集、知识密集、高新技术为发展重心的创新性调整阶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上海工业中长期稳步健康发展探索了新路子。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国资改革起步早，现代企业发展好
国资国企改革是上海工业战略性调整的应有之义。上海国有企业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体制机制不活，经营发生困难，突出表现于“三多一少”。“三多”指的是企业人多债多负担多；“一少”，是指企业创造的利润逐年减少。为了搞活国有企业，工业战线的广大干部职工积极投身于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92年召开的市第六次党代会,把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作为90年代上海改革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上海提出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总体思路和操作步骤，率先推进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着力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
一是率先推进国资改革，建立以资产为纽带的国资专司管理体制。
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指出，上海在人才，技术、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上海这个城市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此后，他又进一步勉励上海，指出上海工人阶级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头羊，希望上海加快发展。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肯定了国有企业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和骨干作用，为上海国资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小平同志和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对上海深化国资改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从1992年开始，市委、市政府组织有关委办、专家学者，成立专门课题组，研究上海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1993年，为加强本市国有资产宏观调控，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公有制经济巩固和发展，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简称为市国资委，时任市委书记吴邦国兼任市国资委主任，市长黄菊兼任常务副主任，有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兼任副主任，各经济口委办局主要领导担任委员。市国资委授权给各个部门负责运营各自的国有资产。同时成立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简称“市国资办”，它作为市国资委的办事机构，负责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的组织协调，以及国有资产的统计、汇账、收益，但不干预企业的生产运营，属于枢纽式管理，实际上是注重发挥各个企业集团的作用。陈步林任市国资办主任。国资委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国资管理体制改革进入到实质性启动阶段。
为了建立符合上海特点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新框架，我们着重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推进行业主管局改制和授权经营。首先选择在“两局一公司”，也就是在仪表局、纺织局和电气联合公司进行试点。1993年12月，“两局一公司”的改制和授权经营方案正式实施，明确了“两局一公司”作为授权经营的主体，成立上海市纺织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和上海仪电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并于1994年6月挂牌运行，为后续局改制以及大型集团的授权摸索经验。试点成功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局改制以及大型企业集团授权经营工作。先后把工业、建设、商业、农业、交运等系统的19个企业主管局改制为40多个国有资产控股集团公司或大型企业集团，原主管局的政府管理权力分别移交给有关委办内设的行业办公室，社会服务职责则逐步转给社会中介服务机构。这项工作花了三年时间。此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又对50多家授权经营公司进行了梳理、清理、整顿，通过资产重组与合并，到2000年，整合成为40余家授权经营公司。企业主管局改制为国有资产运营机构以后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从单个企业个别行业的适应性调整向着眼于整个行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转变；二是从过去分散投资向集中投资大项目转变；三是从以产值为主的各项经济指标考核体系向以资产责任为主的考核体系转变。局改制和授权经营的开展，既为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创造了条件，也为界定产权，明确权责，进一步深化国资改革奠定了基础。
第二，建立“两级管理”“三个体系”“三个层次”的国资管理框架体系。“两级管理”是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由市国资委对20个区县国资委实施国有资产综合授权，从而形成市和区县两级政府对国有资产的分级管理。“三个体系”是管理、运营和监督体系。管理体系：主要包括授权经营和委托监管两个方面，授权经营是针对经营性国有资产开展的，委托监管是针对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实施的。运营体系：是以授权经营公司及其所属各类企业为主体的国有资产运营体系。监督体系：以企业监事会为主体的产权监督与立法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等有机结合的国有资产监督体系。“三个层次”是指国资委——资产运营机构——各类企业。“三个层次”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框架中最为重要。第一层次为市国资委，下设国资办，实施国有资产的日常管理。第二层次为国资运营机构，即由市国资委组建并授权的市一级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公司或若干大型企业集团。这些公司被授权作为国有资产产权代表，依法自主代行国有资产出资者职能。第三层次为国资授权经营公司和授权的大型企业集团，把不同份额的国有资产投入到各经营企业中，从而形成以资产为纽带的各类企业，包括各种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国有参股企业。这些企业依法独立行使企业法人财产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基本框架的建立，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而且打破了长期存在的国有资产多头管理格局，使得以资产为纽带、分层级的国有资产专司管理逐步取代了行政性的、条块分割式的管理。同时又发挥各政府专业部门的业务领导和指导作用。所以，我认为上海建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是很有创造性的，实施效果也是很好的。
二是围绕“五个机制”“五个加强”，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方向。1994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上海视察时指出，上海有条件有基础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希望上海在这方面多创造一些经验。根据十四届三中全会和江泽民总书记指示精神，从1994年开始，上海国有企业改革以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按照“加强领导、形成共识、突破重点、配套改革”的步骤，扎扎实实地全力推进改革。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市委书记黄菊从指导思想到组织落实，从方案设计到政策协调，亲自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并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制定了上海争取用三年时间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运行框架的总体思路和试点方案。为加强领导与协调，1995年2月，上海成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徐匡迪市长任组长、我担任副组长。下设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办公室，市委组织部、市体改办、市经委等有关部门派员组成，并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从1995年起，上海首先在工业、商业、外贸等行业中的140家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100家，区县企业40家，纺织工业系统的企业冲在试点改革的前面。为了使试点工作有所突破，并具有可操作性，我们将试点内容归纳为12个专题供企业参考，这12个专题包括改制公司、补充资本、兼并破产、存量调整、债务重整、股份合作、领导体制、制衡机制、强化管理、安置就业、保障体系、政企分开等，并积极鼓励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大胆探索和创新。到1996年，试点企业进一步扩大到250家，覆盖全市国有资产的80％。
1994年至1996年，上海国资国企改革扎实推进，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这期间，江泽民总书记连续三年到上海视察，调研国资国企改革情况。受市委、市政府委托，每次都是我向江泽民总书记汇报相关情况。第一、第二次，也就是在1994年、1995年，汇报国有资产管理。在1995年汇报时，江泽民总书记针对国资国企改革的困难和问题，问我：“蒋以任，你有没有信心啊？”我回答说，我对国资国企改革是有信心的。我在汇报时讲道，上海的国资国企改革确实每年都有变化，实际上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建立控股公司好处在于：增强国有资产的控制力、支配力、渗透力。建立控股公司，以及后来提出搞多元投资，建立上市公司它的好处就是通过投资多元、相对控股，让外资进来，让社会资本进来，这样可以让一块钱变为两块钱，两块钱变为四块钱，四块钱变为八块钱。通过多元投资，国有企业减少了，但国有资产量增大了。所以说，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当时建立的新的支柱行业，大都是混合经济（包括合资企业）、多元投资。第三次，也就是1996年，在汇报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我对上海开展再就业工程、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作了重点汇报。我提出，改革必然引起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上海并没有消极地用简单化的办法把劳动力直接推向社会，而是积极地组织再就业工程。我们强调决不能将职工“一推了之”，而必须怀着高度的责任感，立足于解决再就业，促进劳动力资源存量的重组。自1991年至1995年年末，累计下岗职工达86.1万人。共安置职工66.4万人，待岗职工19.7万人。职工分流的方向主要有：发展生产、扩大经营门路、增加岗位、转移安置、转岗培训、重新就业、挂职流动、劳务输出、实行待退休等方式，解决了工人的后顾之忧，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关于上海国企改革的情况和思路，我还参加了在青岛举行的由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国企改革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为给试点企业改革创造较好的政策环境，1996年11月，黄菊在市委召开的学习讨论会上，从为企业提供最基本的外部环境出发，提出要形成“五个机制”：一是企业优胜劣汰机制。推进有产品有市场、效益好的企业做大做强，推动产品无竞争能力、无市场的企业逐步退出。二是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就是把优势企业做大做强，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三是职工能进能出的就业机制，这一条也很重要，重点是解决企业用工制度，解决好劣势企业退出时职工往哪里去的问题。我重点讲一讲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企业改革的深化，上海有上百万职工下岗再就业。上海工人阶级以大局为重，为国家着想，以实际行动支持上海城市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为上海的结构调整、城市布局和城市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奉献，我们必须善待工人阶级。我们通过实施再就业工程促进工人转岗上岗，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发展。较早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是纺织工业局，他们在1994年成立劳动力置换分公司进行人员安置，但在实践中碰到了资金如何筹措、人员如何流动如何安置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1996年，我和黄菊一起到位于外滩的纺织集团调研，在讨论中纺织集团有人提出能否成立一个服务中心，放在纺织集团，作为缓冲带，让下岗职工离开工厂但也不到社会上去，就是到服务中心去，让他们在这里接受培训，然后再把他们从中心送出去，参加再就业。我们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于是就推出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新举措，即建立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行托管；让企业厂长集中搞市场，搞生产经营。1996年7月，我们首先在市纺织、仪电两家国有控股公司试点。经过探索实践，中心运作顺利，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我把中心比喻为架起再就业希望的桥，并从三个方面总结了这座桥的特点：一是单向性，因为职工通过这座桥走向市场，一般他就不再回到原来的企业了；二是阶段性，这座桥不是永久性的桥，负有一定的历史使命，在完成职工从企业走向市场以后，这座桥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三是限载性，这座桥是有一定“载重量”的，不是大家一下子都涌上这座桥，而是分批进来，分批出去，这个“载重量”要控制。中心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解除了下岗职工的思想压力，帮助下岗职工转变就业观念，树立再就业信心，保证了分流安置工作的顺利推进。“再就业服务中心”关键是个“再”，要以深厚的感情，有情的操作，为广大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竭尽全力。我们发动方方面面予以支持，切实搞好二、三产融合。在推进再就业中心建设的过程中，上海纺织系统的18名女工被招聘为上海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成为“空嫂”,几乎成了上海率先开展再就业工程的标志。“空嫂”上天，使“下岗”也成了改变人生的机遇；社会氛围起来了，推动了就业观念的根本性改变，带动了一大批纺织女工的再就业：从参加地铁工作的“地嫂”到传呼台工作的“呼嫂”；从参加大型超市工作的“商嫂”到从事公交巴士工作的“巴嫂”、参加管弦乐队的“乐嫂”……1994年至1999年，全市共分流安置下岗人员150万人次，不仅推动工业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同时也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最终，上海再就业服务中心成了国企改革的创新模式。四是经营者择优录用的上岗竞争机制。选用能人、强人办企业，培养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五是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机制，着眼维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
1997年4月，在市委常委扩大会上，黄菊又从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出发，提出“五个加强”。即：加强产品开发、加强技术改造、加强市场开拓、加强内部管理、加强队伍建设。我认为“五个加强”对提高企业素质、增强内生动力十分重要。你企业要想有新的产品打入市场，就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加强产品开发和技术改造，加强市场开拓。比如说，上海日立空调压缩机厂坚持把钱用在刀刃上，通过加强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现在产量2000多万台，居世界第二位。企业要加快发展，还必须加强内部管理。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为促进企业发展曾提出了“斜坡”理论，我认为对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很有道理。我到海尔去考察，张瑞敏对我说，企业在市场上所处的位置，就如同斜坡上的一个球体，它受到来自市场竞争和内部员工惰性而形成的压力，如果没有止动力，就会落下来。为使企业在斜坡（市场)上的位置保持不下滑，就需要强化内部基础管理这一止动力，这就是“斜坡”理论。还有就是“日清日高”，就是每天的工作都清理完成，第二天你的能力就提高了。我专门到上菱冰箱厂把这些话念给厂领导班子听，就是希望他们振奋精神，再创辉煌。加强队伍建设非常重要，通过调整充实、配齐配强企业班子，不但可以救活企业，甚至能让企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到2001年底，上海在形成“五个机制”和“五个加强”方面，取得很大进展，按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改制的企业已占上海市国有企业总数的84.2％，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企业占改制企业总数的83.5％。上海已根据中央要求率先基本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三是综合配套，加快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我们的中心思想是，改革进行到哪里，政府的服务和配套措施应该跟进到哪里！
第一，重点抓好“五个”优化，改善企业发展环境。所谓“五个”优化，一是抓企业资本结构优化。通过企业上市、资产重组、股权转让、土地出让、债转股、破产兼并等多种途径，上海工业企业资产运作的规模接近1000亿元，使工业企业资本金有了较大增加。到2000年左右，上海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已下降到50％，全市工业净资产利润率上升6.5％。二是抓劳动力结构优化。采取分三步走的方法分流安置职工，减轻企业负担。1993至1995年，以企业内部分流安置为主；1996至1997年，以行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分流安置为主；1998年，在行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分流安置的同时，鼓励和促进部分下岗职工进入劳动力市场，优化劳动力结构。三是抓社会负担结构优化。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上海逐步推进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并明确城镇居民、职工等三条基本生活保障线。到1999年，全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覆盖率和企业医疗保险的参保率都已达98％以上，加上再就业服务中心的推进，使150万职工比较平稳地下岗、转岗，不仅稳定了社会环境，保障了职工就业与基本生活，同时也推动了企业效益的增长。与此同时，全市离退休人员100％实现足额发放养老金，并逐步形成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服务”的社会救助工作体系，这也是上海一连串率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改革，我们的企业就不能发展，也不可能连续十多年得到百分之十以上的增长。四是抓产业、产品结构优化。通过大力改造传统工业，进行企业重组，形成六大支柱工业和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新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五是抓企业组织结构优化。在企业大集团的带动下，80％以上的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改制，并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多种所有制经济得到同步发展。
第二，我们探索提出实施“六个一块”，实现国有企业增资减债。“六个一块”，即：主体多元吸一块，存量盘活调一块，债权转股换一块，兼并破产活一块，企业发展增一块，政府扶植补一块。上海国有企业面临的共性问题是历史债务重、自有资本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企业眼睛向内，苦练内功，走主要靠自我补充、自我造血的新路。而“六个一块”则是企业广泛集聚财力，增加资本实力，以最小改革成本解决国有企业最突出问题，增强控制力、支配力、渗透力和放大力的重要举措。这项工作从1995年开始重点推进。主体多元吸一块，是指工业系统企业主要通过股份制、中外合资等多种途径吸收境内外法人和自然人（包括企业职工）投资，优化资本结构。通过这样的方式，企业的1元资本变成2元，2元变成4元，通过吸引多元投资，放大资本效应。如市医药公司原来资产负债率高达87.3％，在公司改制中，吸收了几家基金会参股，变原来国家一个投资人为6个投资人，共筹集到7000万元充实资本金，不仅使公司国家资本仍然占较大比重，而且企业的负债率比原来下降了12个百分点。存量盘活调一块，就是结合城市的总体规划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企业实施就地开发和易地生产大调整的做法，使企业获得更新改造、补充资本和扩大发展空间的机会。通过土地批租、转让、“空转”等手段，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156.71亿元，不仅促进了城市建设和“三废”治理，也使企业盘活了存量，获得了再生资金，改造了设备，发展了生产。债权转股换一块，是指经过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商，使一部分历史形成的债权转为对企业拥有的股权，达到使企业减少债务，增加资本金的目的。根据国家提出债转股要求，我们上海从1995年起每年债转股300亿元，共开展了3年。朱镕基总理明确，债转股这种方式，工业企业可以搞，商业企业特别是外贸企业最好不要搞。上海22户企业开展债转股后，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加强管理，调整产品结构，开拓市场，基本都实现了盈利。兼并破产活一块，上海共有2300多家企业，包括工业和外贸等行业的企业破产兼并，包括大量“三废”污染严重的企业的关闭，如梅林食品行业的破产等就是如此，其中很多属于政策性破产，国家都有计划的。1995年至2000年，上海列入全国计划的破产兼并企业，共核销银行呆坏账158亿元，消除各类债务318亿元。企业发展增一块，就是企业努力发展生产，开拓市场，形成资本金自补机制，增强企业实力。政府扶植补一块，是指市政府通过采取补充企业自有资金、设立企业转制基金、盘活国有房地资产等措施帮助企业增资减债，积极扶植企业发展。通过六个方面措施，上海工业系统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逐年下降，1995年下降为73％，2000年下降到50％，大部分国有企业逐步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第三，坚持“抓大放小”，探索整体搞活国有经济。在抓大方面，根据市政府制定的20条扶持政策，坚持以市场为龙头，通过5种形式组建一批大集团,使之发展成为上海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撑：一是以支柱产业为龙头,联合其他在技术或产品上相关的专业化协作企业组建大集团。如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由300多家企业根据产品规划、经济合理性和有利于发展的原则通过兼并、改组等逐步组建而成,并实现飞跃式发展。二是以系列名牌产品、成套工程项目企业为龙头,集结相关企业组建大集团。白猫集团公司、三枪集团公司等都属于这一类。三是以自身经济实力雄厚的企业为龙头,通过“强强联合”组建大集团。如上海胶带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兼并了5家企业,一跃成为一个跨行业、跨地区的大型企业。四是以行业为龙头,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组成以资产经营为主的控股式大集团。如上海电气与上海机电两大集团实行资产联合重组,成立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建成集科、工、贸、金融、信息于一体的国内最大装备类企业集团。五是通过收购兼并,使优势企业发展成为大集团。如上海化工控股（集团）公司把上海最大的氯碱股份有限公司和最老的天原化工厂联合起来，组建天原集团,利用天原的牌子,氯碱的班子,结合企业转制,实现优势聚合。在“放小”方面，立足于放“活”小企业，采取市区联动、收购兼并和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促进小企业走向市场。1996年，根据市委、市政府作出的部分市属小企业划转到区县的决定，轻工系统的231家市属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电气集团10家企业，划转到17个区县。同时，通过股份合作制、收购、兼并、租赁、出售等途径搞活小企业。到1999年，上海市区所属的1万多个国有、集体小企业中，大部分已经完成改制。
四是增强国有企业“三个能力”，确保国有经济主导地位。
在率先推进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我们努力变被动为主动、改守势为攻势，促进国有资本的重组和流动，使其增强“三个能力”，确保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首先，增强国有企业的资产经营能力，使国有资产的总量不断增加。我们把政府机构改革与加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结合起来，成立资产经营公司、控股集团公司及大型企业集团等，国资委授权这些新成立的国资公司或控股公司承担资产总量的保值增值责任。这些公司不是具体地去搞产品经营，而是进行资产经营；考虑的不是单纯的产值和利润，而是如何确保资产总量增值，推动全行业的整体调整和生产力发展。如仪表、纺织局改制为国资公司后，对行业内的国有资产进行了战略性的转移、系统性的重组和结构性的调整，让该发展的企业迅速壮大，该淘汰的企业兼并破产，使劣势企业的资产流向优势企业，使优势企业得到扩张。同时我们积极扶持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如形成汽车、广电、电气、太平洋化工等大企业集团，宝山钢铁集团公司组建东方、斯迈克、兰生等外贸或者是工贸相结合的出口企业集团，并通过层层落实资产责任制，确保国有资产的总量增值。截至2000年初，广电、汽车、电气、宝钢、石化等五大集团利润总额占全市工业利润总额的41.7％，新增利润累计数占全市新增利润近61％。
其次，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和骨干作用。我们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基础，集中力量狠抓大项目，组建大集团，发展支柱产业，增强了国有经济对重要产业和行业的控制，引导社会资本流向经济效益好的产业和行业，加快发展了汽车、电子通信设备、电站成套设备、钢铁、石油化工等六大支柱产业。尽管这些支柱产业同时也吸收了不少国外资本和社会资本，但始终保持了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对全市工业起到了支撑作用，发挥了规模效应、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带动、搞活了一批国有企业。比如上海电气搞合资，国家股掌握70％，同样保持了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
第三，增强国有资产存量的流动盘活能力，使闲置的国有资产变现增值。在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以来，我们结合工业结构调整，通过土地置换、收购兼并、破产出让、资产控股、股权转让、股份合作、公开拍卖等形式，促使国有产权流动，使原来物化的“死钱”变成“活钱”。比如说，上海11个主要工业局分布在环线以内的生产厂点有1800多个，共占土地面积8185万平方米。通过土地置换、异地生产，逐步获得46亿元的再生资金。我们还积极探索资产换股的做法，使运营效率不高的国有资产从劣势企业中置换出来，投入优势企业。如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出资3400万元收购亏损企业上海电讯器材三厂，所得收益以国家股配股方式再投入飞乐公司，不仅壮大了飞乐公司的资本金，也保持了国家股的控股地位。
总的来说，我对上海国资国企改革有以下几个体会。一是体现了改革的战略性。国资国企改革不是就事论事，也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着眼长远，上海的结构调整、企业改革、转型发展，动得早，走得快，先于一些工业比较集中的国有企业负担不重的地区，掌握了主动权。而且九十年代的国资国企改革紧紧与浦东开发开放和上海整体发展结合起来，与城市改造、环境治理和建设结合起来，以及与上海城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二是体现了改革的结构性。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跟上海整个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结合起来，这是具有长远性的发展。宝钢、金山石化等就是典型代表，包括外省市对上海产业结构性和战略性调整非常看重的。三是体现了改革的配套性。各项改革都要跟上去，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和功能调整、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都跟上去，这样改革才能深入推进；四是体现了改革的稳定性。我们坚持改革、发展和稳定“三位一体”，具体把稳定作为第一位工作来抓。我们一直讲只有稳定各项改革才能做下去，实现稳定，关键在人，我们上海通过实施再就业工程，为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五是体现了改革的创新性。20世纪90年代初，黄菊常说上海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好“钱从哪里来，人往那里去？”问题。“钱从哪里来？”，上海通过引进外资、开展土地批租和BOT等来解决；“人往那里去？”，我们通过开展再就业援助等方式来解决。所有这些，都是始终坚持创新，坚持开创性、坚韧性和操作性相统一的结果。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经历了从“适应性调整”到“战略性调整”的历史性转变。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开放，实现了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基本建成了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说，上海外贸进出口值从过去的一年几十亿美元发展到现在的每年2000多亿美元，出口产品从以纺织品为主发展到以机电、电子产品和服务外包为主。实际上，上海走的是一条结构调整、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的道路。现在的“互联网+”“智能智造”，实质是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也是进一步创新的一种形式。应该说，上海从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改革促进了发展，发展又促进了改革，而改革创新又贯穿了全过程。今天，上海的发展又碰到了瓶颈，韩正同志多次讲，上海不坚持改革创新，就没有发展。韩正同志代表市委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非常明确地指明了方向。今后，上海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继续敢为人先、团结奋力拼搏，才能真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工作提出的要求：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建设成为国际上有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我们一定要坚决遵循习总书记的要求和指明的方向，团结一致，扎实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