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姜光裕
采访：赵磊 徐鸣
整理：徐鸣
时间： 2015年11月5日
【口述前记】姜光裕，1943年11月生。曾任上海第十五棉纺织厂厂长、党委副书记，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厂长，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协作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等职。1991年任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副局长，1992年12月任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局长、党委副书记，1994年6月兼任上海市纺织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管委会副主任、总经理；1995年5月—9月任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总裁，领导了上海纺织产业结构大调整，并带领干部职工在“第二次创业”的同时，开辟“第二次就业”的新路，创造了以“空嫂”为标志的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的经验和模式，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
“松江之布，衣被天下”。以松江为代表的上海地区历来为我国植棉、纺纱和织布的重要基地，上海近代工业也是由纺织业而兴起并兴旺。因而纺织业被亲切地称为上海的“母亲工业”。“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毛泽东语）”荣氏家族就荣幸地出在上海纺织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纺织业更是发达和辉煌，占据了上海工业的半壁江山。
历史走到20世纪90年代，原先一直顺风顺水的上海纺织业遭遇了意想不到的转折：趁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全国许多生产棉花、羊毛以及蚕丝的原料产地纷纷上马，办起了纺织厂。上海地区却不大量种植或产出纺织所需的原料，所以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技术优势与规模优势，加上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根本无法同原料产地的纺织企业竞争。而且根据上海城市功能定位，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不适宜劳动密集型企业生存发展，作为传统产业的纺织业，不可避免将面临结构大调整。
调整大幕悄悄拉开
我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上海纺织业结构大调整，大概是从1991年起步的。那时，我刚好接任纺织局局长，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1990年前，拥有600多家工厂的整个上海纺织行业都还没有出现过亏损，纱锭24小时连续运转，产品畅销。不料，就在1991年临近年终结算时，纺织局竟然有40几个厂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那时根本没人意识到其实这便是纺织业结构大调整开始的信号，仅仅是对症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那天下午，局里专门召集这40多家亏损企业的厂长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开得很长，到了晚餐时间，我吩咐食堂下了几十碗排骨面招待厂长们。为什么是排骨面而不是蛋炒饭之类的？在上海方言里，常把“受批评”称为“吃排头”，“吃排骨面”也就有了“挨批评”的意思。我就是要让这些拖了纺织系统后腿的厂长们有点压力，好好思考一下，将采取什么有效措施来扭亏为盈？那天，40多个厂长坐在一起，经过反复议论，统一了认识，当场向局领导表示：回去后立即动员全厂职工，鼓干劲、抓管理、降成本，争取早日把亏损补回来。
过了几个月，似乎稍有转机。但好景不长，随着国有企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加大，再加上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如火如荼地不断扩展与壮大，上海纺织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越来越吃力，亏损企业首先是中小企业就像决了堤的洪水，挡也挡不住。纺织局想尽一切办法，发挥优势渡难关，搞了“上海纺织精品展”，当时上海市委的全体常委，邦国啊，黄菊啊，都去看了，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纺织业。那年恰好邓小平在上海，邓林、邓楠和邓榕三姐妹也兴致勃勃前来观展，一边参观，一边夸赞上海的纺织品质量上乘。我们还召开品牌评审会，向社会推介上海纺织的历史老名牌，为纺织产品做宣传，通过各种媒体广而告之，并且通过银行支持，为纺织名牌发展注入资金。如此做的目的，无非就是争取将积压的产品多销售出去一些，尽量减少亏损。但就是使出浑身解数，到头来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更糟糕的是部分大型企业也陆续加入到亏损行列。不少企业产品积压的程度严重到讲出来你们都难以置信：像我曾经工作过的上棉十七厂，不仅厂里仓库已经没空地方摆放，连厂部会议室都堆满了腈棉纱，厂里正常运转也受到影响。产品销不出去，资金回笼不回来，向银行赊账买原料的贷款到期肯定还不了，因此局里只好一次又一次同工商局、财政局商量，恳请银行适当延长还款时间。
上海纺织系统的职工努力努力再努力，可糟糕的局势依然改观不大，过去纺织行业是“4班3运转”，后来没有一个厂满负荷生产了。硬撑到1993年，再也维持不下去了。由于经济已经开始向市场逐步靠拢，原来计划经济那一套采、产、销一条龙的模式，一点点被取消，批发站也不起什么作用了。厂里一方面产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因为劳动密集型的关系，拥有大量员工，如几个大型棉纺厂每家厂的职工人数都要上万。没有收益，许多企业就连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职工看病的医药费一时半会儿报销不掉，要排队等上好长一段日子。
难能可贵的是，绝大多数纺织系统的职工们都非常理解和体谅局里的难处，相信只要勒紧裤带，难关一定能够渡过。我曾经陪同时任副市长蒋以任于春节期间慰问职工，看到一个老工人牙痛得厉害，就是不愿上医院治疗，自己跑去药店买几片止痛片吃吃，硬顶着，结果半边脸都肿起来了。我们劝他快去医院看医生，他回答说，看了病医药费要排队报销，他不忍心再给组织上添麻烦。还有一次，我与几位局领导见到我们纺织系统的一些职工，利用晚上时间在地铁终点站里用酒精擦洗已经使用过的一次性地铁卡，以便第二天继续派用场。他们不向厂里叫苦叫难，自己在外面找点活做做，赚点生活补贴。看到这些场景，我痛心啊！
局里不得不多次向市领导反映企业的困境和职工的困难。时任市委书记黄菊在康平路听取了我的详细汇报后，强调上海纺织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眼前的困境都是因为改革、调整所带来的暂时阵痛，要向职工们讲清楚，希望职工们理解并分担。但前提是必须确保厂里不能出事，一定要切实落实职工们的生活，关心职工们的疾苦。不要简单地让职工“下岗”，可以开辟“转岗”渠道。按照这些精神，我们陆续探索了转岗再就业，由职工自己提出申请因伤病提前退休、协保等分流途径。
按照市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纺织局领导班子先后制定了新的近期以及远景规划，提出了“第二次创业”的口号，其内容大致是大力压缩生产规模，减少初级加工产品，发展纺织品牌，提高产品档次，提高产品附加值。重点放在压缩棉纺织、毛纺、丝绸初级加工企业规模，扶植和壮大服装、家纺名牌产品，同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根据以上思路，局里要求下属企业关、停、并、转、迁、租、卖，分年或分期压缩纺织纱锭：1996年从250万锭压到180万锭，1998年压到100万锭，20世纪末再压到84万锭；职工人数按3—5万人逐年递减。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把再就业当作重点工程来抓
为了上海纺织产业结构大调整，为了把纱锭压下来，众多富余职工转岗或重新择业必然成了工作重点。因为纺织大调整是以牺牲大部分纺织职工利益作为代价的，是纺织职工对社会的另一种奉献，所以我们要把纺织职工看作是宝贵的资源，不能简单地将职工们直接推向社会，必须尽最大努力安置好调整中的转岗职工“第二次就业”。
1996年7月，上海纺织系统再就业服务中心成立转岗职工“再就业”当年在社会上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响，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就业观念。局里非常重视“再就业工程”，专门为分流职工成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局属各分、子公司也分别成立了十几个工作站，加上纺织工会职业介绍所，形成了纺织再就业工程的实施网络。该网络的工作人员基本上由现有企业的工会干部和劳动干部担任。有的企业还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挑选了一批具有丰富思想工作经验，事业心、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善解人意的职工组成临时安置机构。这些同志以深厚的阶级感情，满腔热忱为转岗职工们服务，使得纺织再就业工程从口上、纸上落实到实处。同时稳定了一大批劳动干部，为劳动工作社会化提前做好了人才储存和培养。
面对这么大量的职工集中转移，纺织系统各级干部想方设法，主动创新，取得实效。在职工分流安置的初期，我们结合实际，针对当时社会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还不够完善以及职工走向市场缺少心理承受能力的现实，大胆冲破原有的束缚，创造性地采取了“离岗不离编”的政策，摸索出了加速分流的“五个一批”的过渡性措施，即：企业立足自身，积极创造新的就业门路，自行消化一批；转岗培训，引导下岗职工进入劳动力市场，向外送出一批；鼓励下岗职工自谋出路，允许挂职一批；组织大龄下岗职工，离岗不离编，集体劳务输送一批；年老体弱者退养一批。
在“五个一批”措施的基础上，又总结出五项具体操作流程，即：根据企业定位，对已经吸纳进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企业，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确定不同的职工分流方法；按照吸纳进再就业服务中心转岗人员名单，让其进入行业分中心指定的安置办集中管理，接受相应的培训和教育；对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转岗职工分门别类，根据当时各项规定对号入座进行安置；对通过上述程序后余下的转岗职工，由再就业服务中心提供全面服务，发放基本生活费和缴纳医疗养老金，并发给“转岗证”，持证能享受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各项待遇；对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托管的职工逐一实现再就业和分步流向劳动力市场。
这些政策、措施和操作流程不仅得到基层各企业领导的支持，且得到转岗职工以及用人单位的欢迎和响应。职工们把这“五个一批”比喻为在纺织业结构大调整中架起的“五座桥梁”。尽管当时的“桥面”不够宽；“桥身”不够长，但总归多了通道，可供职工们选择，大家心里踏实了，企业调整平稳了，社会也因此安稳了。
这么大规模的分流职工再就业，单单依靠纺织局是很难办好的，独木难支嘛，必须要得到市里以及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时任副市长蒋以任特地抽空赶来局里参与我们关于筹办再就业服务中心的讨论。因为在当时的劳动法规里，没有这种先例。经过我们的解释，与会的各位领导取得了共识，赞同试一试。当时，蒋以任就指出：“再就业服务中心就好似一个隔离带，在企业和市场之间起缓冲作用。既能保持社会稳定，又能帮助职工再就业。”
纺织局还专门就再就业召开过两次恳谈会，请求有关部门给予政策扶植。时任市政府秘书长冯国勤和劳动局、社保局、经委、总工会、市妇联等领导前来参加会议。在会上，我们向各位领导介绍了上海纺织的昨天、今天，并展望了明天。我们还呼吁：一手把“孩子”带大的“母亲”现在病了，“子女们”总不能撒手不管，所以特别盼望“子女们”常回家看看，并开药方救救“母亲”。听了纺织工人过去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目前遭遇的严峻局面以及面临的下岗困境，与会的领导们深为感动。我还清楚地记得，冯国勤动情地讲：“纺织工人的奉献精神和感人事迹，实在令人感动、令人流泪。纺织业曾经为上海工业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功不可没。如今产业结构调整是进一步作出奉献。”冯国勤立刻要求各部门、各行业都伸出援手支持纺织业大调整，他强调：“凡是有政策的要落实；凡是尚未出台的政策，纺织局可以提，大家争取帮助落实。”时任市劳动局局长王世宽当场表示：“虽然劳动局资金微薄，但尽量向纺织局提供培训方面所需的经费。”时任市社保局副局长毛泽荣保证随叫随到，全力支持纺织产业结构的大调整……通过恳谈，以及随后的新闻报道，市政府及各部门、各行各业都了解了纺织实际遇到的困境；清楚了纺织工人再就业的意义，为纺织系统职工的转岗和分流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1996年7月26日，上海纺织系统再就业服务中心揭牌成立，马上托管了7万名纺织职工。在纺织职工分流转岗的同时，作为全市的试点之一，也为全市工业系统即将展开的一系列结构调整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空嫂效应促女工顺利转岗
历史是无情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同样是无情的，但纺织局领导班子坚持具体操作必须要有人情味，“无情调整，有情操作”，对职工负责，对历史负责。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纺织系统在职职工约55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女工。长期以来，纺织职工心贴布、布贴心，响应党的号召，“做一行、爱一行、精一行”，一心扑在工作上，苦练纺织技术，挡车工接断头速度飞快；织布工只要用手一摸就立即能判别出布的质量好坏，等等。但专业技术只有依托产业才能体现价值，纺织职工的操作技术再好，离开了工厂，在社会上不通用，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所以社会上一度对纺织职工抱有一种偏见，认为纺织工人虽能吃苦耐劳，但只会简单劳动，“技能单一”，不能胜任高雅的、有技能的复杂劳动。因此在大调整的初期，分流出去的女工们第二次就业的岗位大都是体力活、粗活，如清洁工、电梯工等。
纺织局领导班子意识到必须打破这一偏见，要拿出铁的事实来证明纺织职工是优秀能干的，不然我们纺织职工太亏了。1994年12月9日，在纺织局与《新民晚报》联合举办的主题为“纺织职工要转岗，社会各界扶一把”恳谈会上，我们请求出席会议的各用人单位拓宽转岗职工的再就业渠道。当时听说上海航空公司要招收一批空姐，我们便提议：何不大胆开辟新的思路，在纺嫂中招聘？通过上海市妇联的牵线，纺织局同上海航空公司签订了在纺织女工中招收空姐的协议。上海航空公司总裁孙仲理当即向社会发布了在上海纺织女工中招收空中乘务员的消息，结果引起极大轰动。上海各大新闻媒体密集报道，社会各界对此事给予了广泛关注，大街小巷议论纷纷，其影响甚至波及全国。
报名应聘的2317名纺织女工经过初审、面试、体检、政审，在公平竞争条件下，一轮又一轮筛选，最终录用了18人。这18名纺织女工，再经过4个多月的强化培训，以平均85分的优良成绩取得了结业证书，并以上海航空公司正式员工的身份飞上了蓝天。纺织再就业女工脱胎换骨，一下子成了“空嫂”，打破了原来社会上认为纺织职工再就业范围狭隘的陈旧观念——纺织职工能够飞上蓝天，还有什么工作不能做？
欢送空嫂在纺织系统欢送18名空嫂的仪式上，因为心里难过，我是不准备发言的。前面几位领导讲话时，我的眼眶已经红了。轮到空嫂致答词，原先是针织厂的一位入选空嫂突然招呼另外17位姐妹一起站起来，无比激动地说：“今天我们是纺织的女儿，明天我们是航空的媳妇。我们一定要好好干，不辜负老领导以及老同事对我们的期望。让我们向老领导老同事鞠躬致敬，以表达我们的谢意！”朴素简短、感人肺腑的话语，令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热泪夺眶而出。那18个姑娘也随之抱头痛哭。该场面经电视新闻传播成为经典，被永久地载入了史册。据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当晚的电视新闻中看到了这一画面，深有感慨。
不料，事后有人说我掉的是“鳄鱼泪”。确实是冤枉我了。没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绝不会体会到我当时的心情。我是真的舍不得姑娘们“嫁”出去啊。家人看到我流泪的镜头，都非常同情我、理解我，因为我家本身就是个“纺织之家”，我母亲就是在纺织系统工作到退休的，我妻子、舅公、阿姨、姨夫等共有六七个人都在纺织系统工作。他们对纺织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同样承受了下岗分流的命运。侬讲我会装腔作势伐？后来我调到市政府工作，曾经随代表团去考察西藏，同行的一位《劳动报》记者告诉我，她母亲在电视里看到我泪流满面时，就讲：“这种干部是老有良心咯。”
从“纺嫂”突变到“空嫂”，示范效应相当巨大。在招收空嫂那段日子里，来电要招用转岗纺织女工的电话络绎不绝，有的还指定要那些应聘空嫂剩下来的。转眼之间，地嫂（地铁）、商嫂（商场）、警嫂（女看守警）、巴嫂（公共汽车）、乐嫂（吹奏乐队）等由“纺嫂”转岗而来的新名词不断涌现，并一度成为流行语。“空嫂效应”使得大批富余的纺织女工迅速转岗，找到了新的就业岗位。光在招聘空嫂的3个月期间，纺织系统就顺利转岗职工15846人。这不仅解决了企业和职工的实际困难，且使纺织工人看到了希望、平衡了心态、稳定了情绪，更使纺织工人充分感受到政府、社会、组织无处不在的关心和帮助。
在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关心下，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帮助下，经过广大企业干部的辛勤努力，加上职工们的积极配合，至1995年年末，全纺织系统职工总人数下降为37万多人，成功实现了17万富余职工的安全大转岗，没有发生过一起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恶性事件。
历史是可以回顾的。20多年后，当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再来反思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我既感到自豪，又感到遗憾。自豪的是，我作为上海纺织大调整的见证人，也是当时的当家人之一，亲身参与并亲身感受。许多年后，当后人一提起“空嫂”，自然而然会联想到我这个“泪流满面”的局长。遗憾的是，任何事情不但要有“破”，还应该要有“立”，破旧立新，这就是辩证法。纺织大调整，不是纺织这个行业不好，而是当时职工太多、机器设备落后，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就得破。但破除陈旧、落后之后，还要记得更新、创新。尽管我们当年千方百计想要同时做好“破”与“立”两篇文章，但由于大调整势头太迅猛了，我们的准备也不充分，所以没有很好地“立”起来，这是十分遗憾的。其实，我是学纺织出身的，坚信纺织产业还是有希望的，像90年代上棉十七厂同台商合资的“飞龙纺织厂”开到现在，纺出的棉纱质量世界一流。由于该厂设备机械化程度相当高，全厂仅仅几十个员工，便抵得上早先我们上千人的纺织厂，经营业绩很不错。回想起来，上海纺织历史上有那么厚的沉淀，有那么多优秀的职工，有那么高超的技术，如果简单地把厂门一关，走人了事，实在有点可惜了。当然，在一个巨大的浪潮骤然向我们扑来的时候，因为种种局限性，不允许我们慢慢思考、从容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