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工作在探索与创新中前行的十年

　　口述：冯小敏

　　采访：谢黎萍 孙宝席 张东保

　　整理：张东保

　　时间： 2016年2月24日

　　【口述前记】冯小敏，1953年7月生。曾任职于云南国营景洪农场、云南省委党校、上海南市区小北门街道。1986年1月至2003年7月，先后任南市区委党校副校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区委副书记，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2003年6月至2006年3月，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2006年3月至2014年11月，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期间，一直分管组织工作,在上海基层党建工作方面作了积极探索与实践。2013年1月至今，任上海市政协常委、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

　　我在原南市区工作时，先后当过区委宣传部长和区委副书记，曾从分管领导的角度关心过基层党建工作，但并没有直接抓。到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后,有了认真思考的时间，根据以往基层工作的实践和思考，我写了《中国共产党基层建设新论》一书。这本书出版没多久，市委派人来要走了五本，说领导要看看，后来才知道市委考虑让我当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分管组织工作。我写书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以后会管这摊事情，写完以后，倒是变成真的去实践了。从2003年5月1日我被时任市委副书记王安顺同志找去谈话，6月9日正式到市委组织部报到，至2014年11月17日市委正式免去我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算起来，我在组织部前后共11年半的时间。总的来说，我有以下几点体会：一是感到中央、市委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基层建设。十八大以后，全面从严治党有了更加有力、更加扎实的新举措，我有幸经历了这个过程。二是感到上海基层党组织、基层干部充满激情。上海发展比较快，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比较多，基层有这样一批充满激情、积极探索、勇于实践的骨干力量，始终在第一线不断回答新的问题，作出新的实践，积累新的经验。如果没有基层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者的努力，就不会有这样生动的局面。三是感到上海党建是有思考的党建，上海的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始终结合得比较好。在思考中去做，在总结中提升，是上海基层党建很重要的特征。这十年最重要的以服务群众为重点的社区党建，我已在《社区建设》一书中说过了，这里主要说说其他方面的情况。

　　制定“三年行动计划”

　　我2003年到组织部后，遇到的第一个比较大的事情是市委要搞基层党建“三年行动计划”，这也是市委对党建工作重视的体现。我上任后，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回过头看，这个规划提出的主要方面到现在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是明确了基层党建到底重点抓什么。当时做了很多调查研究，最后概括下来，党建最重要的是要推动发展、服务群众。今天来看，当时确定下来党建要推动发展、服务群众还是站得住的。党建是政治保障，这个政治保障最主要保障什么？推动什么？服务什么？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的建设就是要为发展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党是政治组织，执政党最根本的政治功能就是代表群众利益、服务人民群众、得到群众拥护，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二是明确提出要把“三凝聚”，即凝聚党员、凝聚群众、凝聚社会，作为上海基层党建探索创新的重要方向。当时市委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深化凝聚力工程。凝聚力工程了解人、关心人、凝聚人，核心是服务群众。社会处于转型过程中，党的建设到底从哪个方面去探索创新？首先还是要把党员凝聚好，进而更重要的是把广大群众服务好，把群众凝聚在党的周围。同时针对社会转型分层、利益多元化趋势，党建工作还必须去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凝聚社会。到目前为止，市委的文件还坚持提“三凝聚”。

　　三是明确提出全覆盖。上海党的建设在转型过程中不能有空白点，当时“两新”组织发展非常快，在新的领域开展党的建设，我们尚缺乏经验。党如何从传统领域向新的领域拓展，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三年行动计划”强调的全覆盖，仍具有现实意义。

　　四是把党的基层工作者作为一个重要问题纳入规划。当时市委有一句比较形象的话：“要使我们基层党的队伍能够成为一支坚强有力的队伍，要受人尊敬、令人向往。”特别是“受人尊敬、令人向往”这八个字影响比较大，“三年行动计划”把基层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鲜明提出来了。

　　五是明确提出要尽快推进党的建设信息化。那时候信息化已经开始发展，当然和今天互联网的发展还有距离。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当时新华社发了一个关于上海外服公司的内参，反映其探索党员在网上过组织生活、网上进行支部改选等，运用互联网创新党的活动方式。为此新华社上海分社专门来采访我，请市委组织部谈谈看法。新华社采访稿件还引起了境外媒体的关注。党建信息化作为一种趋势，上海在全国开始得较早。“三年行动计划”明确的这一点，对以后党员统计系统、管理系统，基层党组织的活动记录，包括组织关系网上接转，建设基层党建网、全面推进城乡基层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系统建设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15年全国党建研究会两年一次评选全国党建优秀读物，上海获得的一等奖，就是组织部撰写的《基层党建e时代》。“三年行动计划”充分体现出上海党建是有思考的党建、有规划的党建，并且它不是一纸空文，三年后即2006年，市委分管领导要求对“三年行动计划”落实情况作一检查，绝大部分都有了进步。

　　抓好“两新”组织党建

　　如何做好“两新”党建是转型时期面临的新挑战。2002年底，新华社发了“支部建在楼上，党建落在实处”内参，关注和肯定上海浦东潍坊街道嘉兴大厦、静安寺街道中华企业大厦等开展的楼宇党建。楼宇党建的探索有极大的创新价值，在新的条件下，要每个单位建一个党支部，显然有困难。中华企业大厦有22家企业，牌子挂了一大堆，有些公司就一个财务结算中心在这里，实际没多少人。浦东、静安首创在商务楼成立一个党组织，把党员管理起来。单个党员可以将组织关系转过来。“两新”组织中没有党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可以将入党志愿书交给楼宇党组织；有党员但不具备建独立党支部条件（需有3个党员）的，党员可以纳入楼宇联合党支部管理。楼宇党组织为“两新”组织党组织设置、正常开展党组织活动、发展党员工作等探索了一条新路。胡锦涛总书记对此非常重视，专门作出批示，肯定上海依托社区抓好“两新”党建的做法，并要求总结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再用来指导新的实践。“两新”党建是个新领域。回顾十年，它的探索创新点在于支部建在楼上，这是基层党组织设置上的突破。中组部领导认为，“支部建在楼上”是“支部建在连上”的深化和拓展。这个模式具有普遍意义，从楼宇到园区、到商业街市、到专业市场，得到广泛推广，解决了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如何全覆盖的问题，后来发展为“布点划片、网格化管理”。

　　关于建立党员服务中心这样的资源平台，最早是普陀区于2001年建立，2002年市委组织部也建立了党员服务中心。社会转型期间，很多党员变成没有固定单位的党员，外地党员到上海打工，组织关系没有着落，谁去接纳这些流动党员？上海探索党员服务中心，起到流动党员接纳地的作用。当时“两新”组织即使有党组织，活动的条件也很差，没有活动室，没有经费。2003年我到市委组织部工作后，看到“两新”党建实际状况，非常感慨，党员组织生活没有固定场所，这次在世纪公园里，下次在咖啡馆，像“地下党”似的。党员服务中心实际上为“两新”组织提供了一个公共平台，给大家过组织生活，让党员有归属感。党员服务中心最初功能主要有两条：一个是吸纳流动党员，另一个就是提供过组织生活的场地。2003年，根据“三年行动规划”，要求实现的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党员服务中心成了落实这一要求非常重要的抓手和载体。同年9月，时任中组部部长贺国强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批示精神来沪调研，看了浦东梅园新村党员服务中心“阳光驿站”，给予了充分肯定。10月，市委组织部商量决定用2年时间在全市普遍推广党员服务中心。当时全市有220个街道乡镇，每个街道乡镇都建一个，上海6000多平方公里就全部覆盖了，流动党员无论流动到上海什么地方，都可以就近找到接纳地。当时条件有限，市委组织部提出每个党员服务中心至少100平方米，现在党员服务中心都是1000平方米以上，有的五六千平方米。组织部还从市管党费中拿出一笔钱，每建一个党员服务中心，市管党费贴5万元，一年100个，就是500万，两年1000万，这项工作不到两年就完成了。

　　党员服务中心在全市推广的时候定了五个功能：一是流动党员的接纳地。二是“两新”组织共享的资源平台。三是“两新”组织建立党组织的孵化器。一旦具备条件，就帮“两新”组织建单位党支部。四是党员的温馨家园。即使是流动党员，有困难也能找到组织，感受组织的温暖。五是服务群众的窗口。为什么有这个功能呢？当时我们遇到两件事：一件事是有人建议梅园新村“阳光驿站”搞会员制，不是会员不让进。另一件事是外省有一位省委副秘书长在《解放日报》上看到党员服务中心的照片，打来电话问，上海搞党员服务中心，是不是还要搞群众服务中心？很显然，党员服务中心不能只服务党员，不服务群众。归根到底，党组织凝聚党员，最终是要服务群众、凝聚社会，党员服务中心不能把群众排斥在外，搞会员制。因此我们增加了第五个功能：服务群众的窗口。群众来我们欢迎，群众有问题，党员服务中心也要为他们提供服务。

　　关于“两新”党建骨干队伍建设。国有企业和高校都规定，可以按职工人数1%的比例配备政工人员，党的工作是有专职人员做的。“两新”组织里，业主按规定要支持建立党组织，但建好党组织还要其出钱养人一般是不可能的。党建工作没有人做，实际上就是空的。如果完全靠员工党员兼党支部书记，其资源、精力都很有限。嘉兴大厦等“两新”党建做得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建工作有专职工作人员。2005年发生“四一六”涉日游行。当时，市里发通告不许非法游行，但第二天还是有几万人上街。嘉兴大厦为什么没去游行？嘉兴大厦联合党支部书记汪敏君把游行的旗帜和传单都收掉了，说如果你们要游行，就从我身上跨过去。中华企业大厦也一样，有人做工作和没人做工作不一样。“四一六”后，市委要组织部研究加强“两新”党建的措施，我们建议建立专职党群工作者队伍。市委周一调研，周五决策，组织部、人事局起草了关于建立专职党群工作者队伍的意见，具体分为两类：40岁以下，有党群工作经历，本科以上学历可报考事业编制；五六十岁经验丰富的可报考聘用制，每月1500元报酬，一年不少于18000元。全市考下来录取了460多个，其中事业编制的160多人，聘用制的300多人。市里一抓，区县纷纷效仿，形成了约2000人的队伍。有了这支队伍后，局面就不一样了。2005年下半年第二批先进性教育，对象主要就是“两新”组织，如果没有这支队伍，“两新”组织的先进性教育是难以落实的。

　　“两新”组织党建到底抓什么？按中组部要求，要抓重点。中组部部务委员、组织局长傅思和给我打电话，说上海一定要杀出一条路，率先在“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全部建立党组织。所谓“规模以上”，指的是职工有100人以上的，或年营业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公企业。“规模以上”非公企业抓住了，就把最有经济能量、吸收就业人员最多的非公企业抓住了。上海“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建设三年基本达标，走在全国前面。

　　建“两新”党组织不容易，要发挥功能更难。上海是个生产力相对发达的地区，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生产力最活跃的地方也应该是党的建设最活跃的地方。所以市委组织部重点抓了张江。张江是高新科技园区，也是人才集聚地，海外留学人才、各地到上海创业的人才集聚在张江。组织部组织力量包括媒体记者深入张江调研，系统总结了张江“用一流的党建凝聚一流的人才，用一流的人才促进一流的科技创新”的经验，全国最早归国留学生党员恢复组织生活试点在张江，非公企业经营者可以入党也从张江开始试点。张江有代表性，体现了上海“两新”组织的特点。在抓“两新”组织党建时，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两新”组织党组织游离在企业工作之外。我们做过调研分析：“两新”组织的书记大多在企业中层甚至下层工作，在高管层中占比不高。当时要搞先进性教育，张江“两新”党组织提出，能否请园区党组织先跟老板沟通，得到老板认可和支持。我们觉得有道理。宝钢有个经验，即党建要“进入管理起作用”，党建如果不能进入管理，那么推动服务中心工作就缺乏支点。“两新”组织如何进入管理？党组织本身要和管理层沟通好。因此我们在张江率先提出建立两个沟通机制，一是上级党组织与企业高管层的沟通机制，二是党支部与企业管理层的沟通机制。这两个机制后来成为“两新”党组织发挥功能的条件和抓手。张江还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提出“公转带自转”。有人把党建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认为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是“体制内”，“两新”组织是“体制外”，张江探索了一条使两者关联的经验：用“体制内”带动“体制外”。专职党群工作者、综合党委、党员服务中心可以说都是“体制内”，服务推动的是“体制外”。前面这部分被视作“公转”，后面的是“自转”，用“公转”的条件、资源推动“两新”党组织自己在企业中发挥作用。有了“公转”支撑，既是领导引导，又是支撑，“自转”就转得起来。赵乐际同志调研时认为张江经验可以普遍推广。习近平同志在科学发展观教育实践活动中对张江有个批示：“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综合党委以学习实践活动为契机，在增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活力等方面做了有益探索，取得一定成效，对这类新鲜经验要及时总结完善并交流推广。要努力拓展‘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内涵，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更加贴近‘两新’组织各主体对象的实际，通过促进‘两新’组织健康发展、职工普遍受益，来增强他们对党的感情、对党员的认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

　　2009年6月，上海召开“两新”组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8周年暨“五好”党组织表彰会

　　党如何在社会领域中凝聚群众，防止党建工作空白点，社会组织党建就是个重要问题。第一类是正规的社会组织。要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党支部，想法很好，但很多社会组织领导成员都是兼职的，不可能把党的组织关系转过来。在一般员工党员中成立支部，很难在社会组织中发挥把关定向作用。只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等党员干部核心层，才能决定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上海最早在社联所属的各个学会核心层建立党的工作小组，这个探索非常好，到现在也是有价值的。第二类是群众活动型社团。上海探索了支部引领团队、党员融入团队、团队凝聚群众的方式。群众社团是松散的，需要基层党组织去引领。如何引领？归根结底还是要培育依托骨干，将社团中的群众领袖、积极分子凝聚在党的周围，引领团队，凝聚群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柏万青是静安老年协会会长，她有“A=B，B=C，C=A”的理论，即会长听党的话，团队跟会长走，群众跟团队走，党组织通过引领团队来凝聚、引领群众。这两个探索表明，党员组织关系隶属一个地方，但是发挥作用、活动领域可以在多个地方。社会领域党的组织设置和工作方式方法，必须符合这一领域的特点和实际。

　　社会领域党建格局如何构建？上海这些年根据全覆盖的思路，探索了三个层面的工作格局：一是分级管理。市级层面的社会组织党建由相应的市大口工作党委或民政局的社团局负责，区级的由区层面的相应党组织负责，自发性的社团由街道乡镇、居村负责，分级管理。二是条块结合。最初比较简单，“两新”组织全部由“块”来管，但在建桥学院党组织关系隶属上发生了争论，建桥集团党的组织关系属于社会工作党委，教委提出建桥学院党的关系应该放在市民办高校党委，因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涉及党的教育方针、教育规律、办学方向。党建离开教育的基本要求没法抓。组织部觉得有道理，党的工作不是虚的，一定要和中心工作结合，否则两张皮。后来中组部、教育部在全国会议上请上海交流了民办高校党建经验，很多专业性、行业性特点非常强的社会组织，其党建工作隶属于“条”，有利于实际工作取得成效，因此，不能简单地属地化管理，而应该条块结合。第三条是街镇托底。一些小的社会组织，尤其是群众性活动社团，谁都管不了的，由城乡基层党组织托底。所以，“分级管理、条块结合、街镇托底”构成社会组织党建体系框架。现在看来，这也符合中央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思路。

　　加强书记队伍建设

　　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始终是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随着厂长负责制、校长负责制改革，一些单位党组织书记地位越来越边缘化，当时企业有顺口溜“宁肯跟厂长跑断腿，不愿给书记倒杯水”，是现实一个侧面的反映。书记越老越空，行政干部、专业干部越老越吃香，退休后还有可能被乡镇企业挖去做个横向联系的厂长。此外，社区书记老化，专职党群工作者后继乏人也比较突出。

　　这十多年来，市委非常重视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重点是两个领域的书记，一是加强企业书记队伍建设，上海确定了党委书记兼董事长的基本体制。那时曾经探索把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老同志派到企业做党建督察员。但党建督察员毕竟是外在的，不是工作主体。党的工作要靠党委去做，书记的地位如果没有解决，被边缘化，党的工作就很难做好。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可以解决两个问题，党的工作不会边缘化，也不会两张皮。当然，可能的问题是董事长职责做得很起劲，党的工作不花精力做，也没有精力做。于是规定书记兼董事长的，可以配个专职的副书记，日常工作由副书记做，重大问题由党委书记负责。这个体制是个有力的措施，上海国有企业党建和过去不一样，和这个体制有关。只要党建责任检查考核到位，这个体制就是有效的，2015年中央下发44号文件也强调了这个体制。国有企业中层、基层的书记如何也有地位？上汽探索了比较好的经验。他们以培养复合型干部为导向，基层干部既能当行政领导，又能任党支部书记的，这些干部纳入后备干部优先提拔。组织部对上汽这个经验进行了宣传推广，它对于提高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书记的地位是有作用的。

　　社区书记这个层面是2014年市委“1+6”课题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黄菊任市委书记时期，以国有企业结构调整为契机，全市选了将近3000个中小企业的厂级领导、大企业的中层领导，到社区当书记，解决事业编制待遇，这在当时是加强社区党支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社区居委会是自治组织，但我们和国外的自治是不同的，我们的自治组织有协助政府搞好社会管理的职能，社区党支部要在基层群众自治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因此需要一定数量的职业工作者。而职业工作者待遇过低，要加强这支队伍是不现实的。20世纪90年代抓社区建设时，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最早搞了个社区建设本科班，毕业后分到社区，两三年时间这些人全部走光。原因很简单，大学生毕业到社区工资连社会平均工资水平都不到。这十年尽管各区县在这个问题上作了不少努力，包括2011年市委决定延续“黄菊干部”的相关政策，但实际执行不到位。2013年再做调研时，发现年龄老化问题仍日趋严重。中央规定不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三个中心区就业年龄段居委书记收入低于这个数字。直到市委2014年开展“1+6”课题调研，把这个问题列入突出问题，实行社区书记享受事业待遇，连任两届，即6年做下来受到老百姓认可，可以转为事业编制。现在报考居委书记的干部很多，2015年市委组织部培训新任书记，让我去上课，我一看都是年轻面孔，非常欣慰。

　　上海农村党支部书记队伍总体是稳定的。很多支部书记兼村办企业负责人，能够发挥主心骨作用。中组部要求按社会平均工资落实村书记保障，上海当时除崇明全部、奉贤个别镇达不到外，其他都没问题，当然现在连崇明也都达到了。与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直接相联系的是中央八部委联合推出的大学生村干部工作。这件事对于加强农村基层骨干力量、引导大学生多元择业以及干部队伍建设长远战略，有多方面意义。上海一开始就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市委明确每年控制在100至200人，扎实稳步推进。在此后工作中我们发现，报考对象重点院校和本市毕业生少，二本、三本以及外省市毕业生多。于是补充了重点院校由学校直接推荐、郊区本土籍毕业生优先录用的办法。上海大学生村干部工作总体处于良性循环状态，给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带来了生机活力，目前已有相当一批骨干成为村、居民区党支部书记，还有不少充实到乡镇公务员岗位。

　　开展城乡党组织结对帮扶

　　2005年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关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到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全社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激励机制，要求引导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知名人士、志愿者对乡村进行结对帮扶。当时有报道韩国的“新村运动”，其中一条经验是“一企一村”，即一个企业帮助一个村庄培育品牌，推进农村建设。这对于组织部搞党建的同志刺激很大，韩国都能做到一企一村，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做得更好。为此组织部从党建角度提出，能不能在全市开展城乡基层党组织结对帮扶活动？我们与市农委探讨，时任农委主任徐麟非常赞成，上海年可支配收入在30万以下的经济薄弱村，有将近358个，党组织结对帮扶能不能先和经济薄弱村结对？组织部和农委都很积极，于是两个部门合作开展这项工作。

　　2010年11月，上海市深化城乡党组织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举行

　　组织部努力在全市凝聚共识，一家家的做工作。开局艰难，但最终还是得到了大多数单位的理解和支持。结对帮扶怎么帮？突破口是先结上对子，具体可以扶贫帮困、经济支持、技术指导、人才帮助，还可以帮助农村消化农产品。但各单位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具体的标准，于是组织部提出每年每个村帮助不低于2万元。这项工作开展起来后，市委分管领导和常委组织部长都直接出面予以推动。大部分单位领导都很重视，党委书记亲自出马，实地考察调研。金融系统一个村给了10万元，经信委给崇明送了100台电视机。对城乡结对帮扶这件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很重视。他在上海7个月参加过基层党建一个会，就是农村三级联创会。关于上海基层党建，我见到的就一个批示，那就是促进城乡结对帮扶的批示。2007年7月1日，习近平批示：“各级党组织结对帮扶经济薄弱村意义深远且初见成效，须进一步努力，按照‘以城促乡、以工补农、以企哺村’的方针，把工作做实做细，努力抓出成效，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贡献。”这件事做到后面已经变成一种自觉了，大家对农村都有感情了，结对帮扶也有了新路子，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上汽帮助搞拖拉机机耕队，农科院帮助培育新型农产品，企业帮崇明搞白山羊基地等。结对帮扶领域也不断扩大。结对帮扶充分利用城乡的资源，有的从一个点拓到一个面，华山医院最早帮扶一个村，金山认为华山医院只对口帮助村太可惜了，镇卫生所也请他们结对，到后来在促使上海中心医院到郊区建分院也到了积极促进作用。2014年市政府开始全面推进城乡综合帮扶工作，党组织结对已经搞了近十年了。很多单位说虽然现在重新调整了结对关系，但我们感情不断，照样给予原结对村各种帮扶。早些年没有列入的上海警备区和部分中央企业现在也主动参与了。结对帮扶工作成为受到郊区农民欢迎的、可持续的党建特色工作。

　　开展专题教育实践活动

　　这十年共有三次大的专题教育实践活动，中间插一个创先争优活动。第一个是先进性教育，第二个是科学发展观专题教育，第三个是党的群众路线专题教育。科学发展观教育临结束的时候，作为长效机制，中央确定把创先争优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结束后的经常性活动。隔几年开展一次专题教育，是中央抓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对上海党的建设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先进性教育的开展和上海有一定关系。2000年，中组部在全国搞过30万党员大调查，上海也在党员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思想状况调查，并作了认真分析。调查反映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条件下，党员的思想、价值观发生了很多变化，党员的组织观念、纪律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党员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增多，党组织管理上也存在松散、削弱的现象。如何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据说30万党员大调查中的一条建议，就是全党要搞一次集中教育。在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社会快速变化的过程中，如何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先进性教育是个抓手。活动首先要排摸党员，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全面的、全国性的排摸。把失联党员找出来，将党员纳入有效管理，促进基层党组织的健全，先进性教育起了很大作用，上海在“两新”领域配置了2000个专职党群工作者也和先进性教育有直接关系。回顾以往，我觉得有三件事值得说说。

　　一是“双结对”。先进性教育要求有一个实践载体，解决党员先进性落在什么地方。市委组织部研究后认为，先进性要落在党的宗旨上，体现在党组织如何服务群众上。干部和困难群众结对，是静安区最早探索的。总结基层经验，组织部向市委提出了开展“双结对”活动的建议。所谓“双结对”，就是每个党支部都要和困难群众结对；国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党组织也要和“两新”组织、村居党组织进行结对。先进性教育将“双结对”作为载体和抓手，活动结束后形成工作机制，一直坚持到现在，大部分单位做得比较好。

　　二是“一线工作法”。杨浦区的“一线工作法”是先进性教育期间涌现的一个典型。当时以陈安杰为书记的杨浦区委认为先进性教育结束后要有长效机制，于是要求全区700多个处以上干部，每个月要定期到300多个居委会走访一次，居委会又划分成若干块，由20多个四套班子领导带队协调“块”汇集的问题。一线工作法将问题聚焦在一线，发现在一线，解决在一线，服务在一线。它既有定点定时联系的制度，又有了解问题后及时协调解决的机制，还有与年终干部考核、部门考核衔接配套的考核机制，形成了闭环。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对“一线工作法”联系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经验作了总结，市委在杨浦区开了现场会，中央督导组也参加了。就现在来看，这仍然是很好的经验和基础工作。

　　三是党建责任制。先进性教育结束时，中央提出的建立长效机制中包含要求地方党委和党组要建立党建责任制，要求每年下级党组织要向上级党组织报告一次基层党建工作。上海对落实党建责任制非常认真，2008年，市委按照这个责任制的意见，向中央报了2007年抓基层党建责任制的工作报告，2008年8月2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习近平作出批示：“上海市委对基层党建工作十分重视，领导责任到位，督促检查有力，颇有成效；特别是在建立区域性大党建格局、资源整合型党建工作模式、基层党建工作支撑体系等方面很有新意，希望进一步抓好党建工作责任制的落实，不断探索创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责任制，市委组织部向市委建议：每年由市委领导亲自带队开展的党风廉政责任制检查坚持多年了，能不能同样开展基层党建责任制检查？俞正声书记说有道理，于是当年市委决定两项工作责任制同时检查。所以上海从十七届四中全会开始，每个市委常委与人大、政协党组书记一道，每年开展两个责任制检查，一直坚持到现在。

　　第二个专题教育是科学发展观教育。我在参与过程中感到有几个方面值得说说。一是活动在国际经济金融危机背景下开展，上海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增长方面做得很自觉。科学发展观教育直接和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连在一起，各级党组织都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为战胜经济困难献计献策。静安区在活动中搞了“企业互助”，比如宾馆业职工面临下岗危险，有其他“两新”企业缺工，于是党组织积极推动企业在用工上互助，做到职工暂时离岗不失业。还有就是企业资金困难，开展资金周转互助。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党组织在抱团取暖、相互支撑、共度时艰方面发挥了很好作用。

　　二是活动促进了党组织的分类指导。党的自身建设科学化，一定要分类指导，市委书记俞正声对此也很重视，抓了党建调研，根据不同类别党组织的不同特点，指导重点突出抓什么。有些方面从全国来说可能一时还关注不到，上海也做了积极探索，比如中小学。中小学实行校长负责制后，党组织如何按照定位形成有效的运作机制，保证党的工作得以落实？市委组织部会同市教育党委通过认真调研总结，修订完善了中小学加强党建工作的意见。又如，公立医院如何落实党建？医院以业务为主，中层业务干部任免、技术、财权都捏在院长手上，党组织的作用如何保证？上海也根据实践搞了公立医院分类指导意见，从而加强了党建工作的分类指导。

　　三是市委抓了党员的组织生活质量。正声同志强调，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最基本的应该是组织生活。今天来看，从严治党的起点和基础就是党内生活。组织生活普遍存在制度不健全、质量不高的问题。宝钢总结了组织生活“7+X”的做法。现在基层党组织书记多是兼职的，而且新书记很多，缺乏党务工作经历。宝钢党委加强对基层党支部的服务、指导，提出一年12次组织生活7次由党委设计好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党支部按照要求来实施。还有5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去安排，这样就提高了组织生活的质量。正声同志充分肯定宝钢的经验，还具体指导提升组织生活质量，认为组织生活要有主题，是每次要安排好的内容；有讨论，要让党员敞开思想，充分发表意见；有共识，每次组织生活都要形成一定共识，统一思想才能做好事情。后来中组部搞创先争优调研时说，我们想到的问题上海已经开始做了。

　　四是重视基层管理、促进社会和谐。广东发生乌坎事件，正声同志在常委会上提出，乌坎事件会不会在上海发生？经济发达的地方如果基层干部不重视群众利益和群众主体作用，同样会出大问题。当时世博在即，大家都很忙。市委还是决定开展一次乡镇进村驻点深入调研，把情况真正摸清楚。全市组织了50多个干部分5个组，由局级领导带队，到七宝、泗泾、北蔡、大场、南翔等5个镇深入调研，还委托市委党校、华东理工大学各出一个组。市委党校这一组到金山，化装成游客，住到农家乐，晚上跟农民聊。华东理工的曹锦清教授到奉贤，深入农民工中间，调研来沪人员的日常生活。这次基层调研，一方面发现农村基层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加强了集体资产管理。另一方面是发现了北蔡镇这一先进典型。北蔡有几个特点，一是领导干部精神状态很好，敢于担当，破解难题。二是镇机关裁减冗员，村干部也非常精简，一个村里只有三四个干部。财务管理规范。村里所每笔账都经由村民理财小组审核，一年招待费只用了两万块钱，是同类地区最少的。三是经济发展与民生关系处理得很好，最好的地段作为动迁小区，农民非常满意。发现这个典型后，正声同志亲自去调研，市领导还在北蔡开了现场会。

　　科学发展观教育实践活动后期与创先争优活动衔接。上海正赶上世博，虹口一个党员提出上海搞世博，党员应该发挥作用，我们能为世博做点什么？市委组织部将它发布在上海基层党建网上，全市讨论。大家共同的想法就是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于是组织部向市委提出在全市开展“世博先锋行动”，即岗位行动、家园行动、志愿行动。世博会184天，所有的党员都应该在岗位上尽心履职，保障世博平稳运转；世博也是中国向全世界展示的一个窗口，平安的基础在基层，要把家园搞美丽、搞整洁；世博期间需要大量的志愿者，每个党员都要积极参加志愿行动。世博先锋行动成了世博期间一张亮丽名片。时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提出借鉴北京经验，这种长时间的活动一定要靠街道乡镇。基层组织最贴近实际，最了解情况，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各方面的社会力量都应该朝这方面去协调，听取他们的意见，调遣指挥。于是组织部向市委提出搞“双报到”，即所有单位党组织都要到所在地街道乡镇报到，所有党员都要到自己的居民区报到。报到后，既要接受指定性任务，还有可供选择的任务。世博快开始时，指挥部下达了加强地铁安保的指令，上海4000多个地铁口，每个地铁口从清晨地铁运营到深夜收车，都要有人值守。世博指挥部把这件事交给组织部。全市党组织和党员志愿者都积极行动起来，各区能够承担的由区县承担，承担不了的全市调配，半年时间全程坚持了下来。世博结束后，新华社发表了6000多字的长篇通讯《世博大舞台党旗新风采》，对上海百万党员服务世博、奉献世博进行了全方位地总结和宣传。

　　第三个专题教育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活动强化了党的宗旨意识，从反对“四风”入手从严治党。上海按照中央要求结合自己实际，强化落实，细化操作，颇有成效。我觉得有上海特点的，一是弘扬了一大批基层典型。市委书记韩正同志亲自调研，直接推动，强调优秀基层干部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在一线直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值得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学习。市委还率先请基层干部给市领导上课。教育实践活动期间平均每周推出一个基层干部典型，集中宣传了几十个。二是上下协同、左右联动聚焦解决难题。只需一个部门解决的事则相对容易，需要几个部门协同解决往往就难了。活动中，全市由下而上梳理了80个需要上下联动解决的问题，由市领导领导直接牵头，几个部门协调，逐个销账。这件事做得很实在。如限时解决长期在外过渡的动迁居民回搬问题，目前还在大力落实。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前面两次有较大不同的有两件事：一是城乡基层党支部要对照检查。历次教育实践活动都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要求认真剖析，对照检查。群众路线教育明确居民区、村党支部也要对照检查，所有党员包括退休党员都要民主评议、确定等级。这件事不少基层干部想不通，统一基层党组织书记思想花了很大力气。要真正落实还必须有符合实际的工作指导，为此市活动办公室在全市选了20个不同类型的试点，有村、居、企业、“两新”组织、学校等。包括不同类型党支部如何对照检查，党员民主评议的具体标准，从实际出发制定有针对性的具体实施方案，受到了基层的欢迎。二是处置不合格党员进行了实质性操作。先进性教育试点时有处置不合格党员的内容。当时市委组织部还选编了案例。正式开展时中央决定正面教育为主，最终这些案例也没发下去。十八大以后强调从严治党也要落到基层、落到严格党员队伍建设，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束前，中组部就对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作了部署。上海按照中央要求，细化了处置不合格党员的实施方案，2014年下半年正式施行。仅浦东新区张江综合党委2015年上半年就转移了500多个长期空挂党员的组织关系，党内除名77个。我很感慨，党内除名数已超过了我在组织部11年半的全市同类数据。现在发展党员强调质量，控制规模，就要坚持吐故纳新，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让真正的优秀分子充实到党的队伍中来。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