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劳动报》报道，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可以说，抗日战争所取得的胜利离不开全国人民的顽强斗争，其中，上海人民也未缺席。为此，本刊特从本期开始推出“抗战往事钩沉：上海籍的共产党老兵”独家采访系列报道。
本周，本刊特约记者张林凤采访了抗日老战士郑国芳。他曾任陈丕显的机要员、陶勇的侦察兵、胡立教的技术情报侦察员。解放后担任南京第二机要局局长。现在，他是上海警备区第五干休所离休干部。采访中，郑国芳不仅讲述了郑家兄弟姐妹7人十多岁就投身革命的回忆，郑家两代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镌刻下的战斗印迹，以及这个家庭成员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烽火往事。
八·一三日本侵略者毁掉了家和学校
郑国芳记得小时候，他们的家在虹口横浜桥一幢石库门里。父亲郑家栋在当时被誉为南京路上“四大公司”之一的大兴公司担任会计主任，家境殷实；母亲贤惠持家、相夫教子。八·一三日军将战火烧到上海，他们一家平和安逸的生活被击碎，虹口处于日本侵略者势力控制范围之内，生活在这个区域里的国人更是深受日军欺凌。那时从住家的窗口向外看去，不远处就是日军宪兵司令部，日军警车经常鸣着凄厉的警报横冲直撞，抓捕抗日志士；日本浪人更是横行霸道，残暴地辱骂殴打中国平民。每当看到这些，母亲曾英总是愤怒地攥紧拳头说：“东洋赤佬太可恶了，中国人应该反抗”。
让郑国芳刻骨铭心的是，日军为圈地建军需用房，将他们一家赶出，一把火烧掉了他家祖传的房子。父母只能拖着七个儿女逃难到租界亲戚家一间狭小的偏房里栖身。当时，维新银行汉奸行长陈日平，派人胁迫父亲去银行做事，父亲严词拒绝“宁可饿死决不为汉奸做事”。他的这一举动恼怒了汉奸，于是在上海再也无法待下去，只得抛下他们，只身奔赴他乡谋生。
八·一三前，郑国芳在位于北四川路横浜桥处的福德里广肇中小学就读；大哥郑大方、二哥郑仲芳都在位于水电路、广中路上的粤东中学读书。哥俩不但学习成绩优异，而且会说会写会唱会乐器，是学校师生公认的优秀生。在学校受到李维岳、陈作梅等进步老师影响，常阅读进步书刊，组织爱国演讲。然而，日军的炮火，不但毁掉了他们的家，就读的曾被《申报》誉为“沪上私立中学之冠”的粤东中学，1935年1月才建成的新校舍也被日军炮火炸毁，日军还将没炸毁部分的校舍拆下用以在此处建筑军营。
国仇家恨，激发了郑大方和郑仲芳抗日的决心。兄弟俩积极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学生界抗敌协会”，他们创办剧社、出版报刊、举行演讲；组织义卖、救济难民、募款赈灾；他们阅读进步文学作品，如高尔基的《海燕》、《母亲》、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等；还将自己的家作为“学协”的秘密联络点。粤东中学众多年轻学子奔赴抗日前线，以满腔热血谱写抗日英雄故事，郑大方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郑国芳说：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受大哥影响走上革命道路的。大哥对我们说：“中国人决不当亡国奴，我们年轻人就是要上战场打鬼子”。
郑大方：勇夺战炮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门日式九二步兵炮，这是郑大方用年轻的生命从日军手中缴获的，也是当年新四军在江南作战中缴获日军的第一门大炮。
郑大方，1921年出生。1939年2月，由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国际红十字会上海红十字分会的名义，成立上海各界代表赴第三战区慰问团，组织上海热血青年奔赴内地，深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年仅18岁的郑大方，是全团最年轻的成员。当时这个团由吴大琨任团长，杨帆和王元化任副团长。郑大方与时任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王元化同年，一路上两人相谈很是投机结下深厚友谊。据王元化回忆：他们有一次要到金华附近一个城市演出，半夜王元化发起高烧不能随行，郑大方主动要求留下照料他。郑大方给他喂水喂食吃药悉心照料，几昼夜没好好地合眼，一直到他基本恢复。慰问团闯过日伪一道道关卡，并巧妙地与国民党部队周旋，最终到达皖南地区的新四军根据地，后来，郑大方也如愿以偿参加了新四军。慰问团要返回上海了，临别时，郑大方将那件母亲特地给他带上的呢大衣，托王元化带回上海给大弟郑仲芳穿，并请王元化引导大弟参加抗日救亡。
在新四军第6师16旅48团3营的郑大方，有文化能吃苦思想进步而且能打仗，堪称文武双全，旅长王必成和政委江渭清都很喜欢他。他爱护战士，自己穿打补丁的衣服，见战士衣服破了，就将不舍得穿的衣服给战士穿，还手把手教会战士打草鞋。由于郑大方的出色表现，很快就于193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3营教导员。此外，郑国芳还道出一个小秘密，大哥名字中的“方”，原是与他们兄弟一样的“芳”，到部队后，他将草字头去掉改名郑大方，以此彰显好男儿杀日寇志在四方。
郑大方战斗在安徽广德与浙江长兴地区。1944年3月29日上午，部队得到情报，有日军南浦旅团小林中队率一百多日军和三百多伪军，窜到广德县新杭乡一带扫荡抢劫。旅长王必成分析敌情，认定这是一次消灭敌人的好机会。命令团长刘别生立刻紧急集合部队伏击敌人。郑大方和营长徐超接到团长命令后，带领能攻善战的3营，抢占了广宜公路西侧的祠谷山高地。只见日伪军浩浩荡荡地走出杭村，钻进新四军包围圈，伪军打前阵，日军在后压阵，枪上还挑着从老百姓家抢来的家禽和财物。我军放过伪军，待日军全部进入包围圈后，开火的命令下达了。刹那间，新四军的炮火暴风骤雨般地向日军倾泻，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日军乱成马蜂窝。此时，在制高点指挥战斗的王必成，在望远镜中看见日军有两匹大马拉着一门大炮，立刻命令炮手干掉大炮周围的日军。新四军炮手用瞄准镜都没有的小炮，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连发三炮，炸死了一群日军，受惊的大马狂蹦乱跳脱缰而去，大炮被掀翻在路旁的泥沟里。这时冲锋号响起，郑大方挥动驳壳枪冲在前面高呼：“同志们，冲啊！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到啦！”和营长带领部队猛虎下山般向公路冲去。
不甘失败的日军小林中队长组织残部负隅顽抗，终经不住郑大方他们一阵猛打，落败而逃。郑大方指挥战士赶紧夺炮，却被一个装死的日军冷枪击中胸部重伤。郑国芳悲痛地说：“大哥是上午受的伤，到晚上就壮烈牺牲了，时年才23岁，据说上级正准备提升他到48团当副政委”。
杭村大捷是日军在江南战场上第一次丢失很有杀伤力的九二步兵炮这一重武器，夺炮的故事还在延续。足智多谋的王必成旅长，料定日军会来报复夺回大炮。于是命令将大炮的部件卸载，装了三大箱，秘密运到深山沟里，分散挖洞埋藏。果不出所料，在南京的侵华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得知小林中队在杭村不但战败，而且先进的大炮也被新四军夺去，暴跳如雷，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将炮夺回。第二天，驻广德的日军头目，集结一千多鬼子，捆绑着小林中队长在前面带路，气势汹汹地向杭村杀来。但新四军早已转移，鬼子扑了个空。狡猾的鬼子从“眼线”那里听说新四军没将大炮带走，猜测一定是埋在附近山沟里，就漫山遍野地乱挖，还抓来老百姓，用金钱诱惑不了就用枪杀威胁，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的老百姓宁死不屈。黔驴技穷的日军头领，只得击毙小林中队长以泄恨。新四军最终让这门大炮在战场上发挥了极大的威力，闻风丧胆的日伪军从此在广德、长兴一带的恶行有所收敛。
大哥牺牲时，也在抗日战场的郑国芳并不知道，直到1948年才意外得到大哥牺牲的消息。郑国芳悲痛地说：“大哥的墓碑至今矗立在杭村附近的广宜公路边，‘夺炮英雄’郑大方的故事一直在当地人民中传颂，人们每年都在烈士墓前悼念祭奠。”每年的3月29日，郑国芳都到大哥墓前祭扫，并带领青少年学生在烈士墓前宣誓，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他们兄弟姐妹捐资二十多万元，资助广德的困难学生，奖励优秀教师。这里的主要街道是用烈士名字命名的大方路，不少店名也用“大方”。烈士的革命精神一直激励着家人和这里的人民。郑国芳说：在日寇实行残酷“三光”政策的艰难岁月里，我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
郑国芳：陶勇麾下的侦察兵
1941年初，中共地下党交通员护送15岁的郑慈、13岁的郑国芳和他们的堂叔郑观轶及另外两人，从十六铺码头乘船到青龙港，再由青龙港乘车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
郑国芳被安排到陈丕显处当机要员。一心要上战场打鬼子的他，几次向首长提出都没获得批准，就改变策略，与陈丕显夫人表明上战场杀鬼子的愿望，这一招还真有效，1942年初，他被安排到新四军1师3旅。因人小机灵有文化，被时任1师3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陶勇看中，成为旅部的一名侦察兵。在1师3旅的几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日伪军不断“清乡、扫荡、铁壁合围”，妄图用“三光”政策消灭抗日队伍。陶勇的部队在启东、海门一带坚持抗战，这里水网交错，每一排房子前都是一条小河，出门要过桥，后门连接着芦苇荡。成为掩护新四军最好的天然屏障。老百姓与新四军就是军民鱼水情，看到战士们吃的是豆饼，硬是将自己的玉米口粮省下一定要战士吃。新四军白天隐蔽在芦苇荡，晚上出击打鬼子。敌人的恶毒伎俩一次次被新四军击破，郑国芳也在战斗中得到锻炼，经受了考验，并于194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有几次战斗是郑国芳记忆犹新的。
一次是到税务所卧底侦察敌情。为准确掌握日伪动向，知己知彼打击敌人，陶勇派出一批侦察兵到各据点摸情况。因郑国芳人小不引人注目，被派到如东县的大据点丰利镇税务所卧底。当时有汪伪政权的税务所，还有镇上的税务所，镇税务所实际由中共地下党控制，机灵的郑国芳以税务所收税员身份作掩护，与伪税务所人员厮混得很熟。对于“小把戏”的他，他们没戒备心，常带他到据点里晃悠。郑国芳乘机观察据点里日伪军人数、武器配置，敌人动向等，设法将情报传给交通站，火速送到陶勇手里。好几次鬼子抓住他：“小孩，什么地干活？”伪税所人员就会证明：“太君，是我们的人，良民大大地”。
陶勇根据郑国芳的情报，几次挫败日伪扫荡，引起敌人怀疑：这个“小把戏”在税所却不收税，看来有问题，就报告鬼子。机智的郑国芳察觉后立马撤退。鬼子来抓人扑了空，就将镇税务所所长杀害了。其实，这个所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只是郑国芳与他相互并不知道身份。闻听此事的陶勇怒不可遏，于是他把郑国芳叫去：“小鬼，你带路，我要抓伪税所的人，为我们的同志报仇。”由郑国芳带路，陶勇带了一个班的侦察兵骑着自行车，飞速赶到丰利镇，伪税所的人逃到据点里去了。陶勇令郑国芳再靠近据点侦察。郑国芳说：“司令不能再靠近了，前面就是日伪据点了。”陶勇拿起机枪对着据点方向一阵扫射，恨恨地说，小鬼子一定让你们偿还这笔血债。
其次是帮助号兵吹响冲锋号。部队得到情报，日伪要出动扫荡。陶勇决定打伏击战歼灭敌人。鬼子和伪军有三四百人，还带着还乡团。新四军将敌人包围一阵猛打后，陶勇命令部队冲锋，号兵却没反应。陶勇说：“小鬼，赶快去看看怎么回事？”郑国芳冒着猛烈的炮火，躬身跑到号兵位置，原来两个号兵都是从红军长征过来的，得了肺气肿体质很差，经过激烈奔跑一下吹不出声了。郑国芳急中生智，顾不得生命危险，翻滚到敌人附近的沟边取到水，让号兵喝水后气顺了点，“嘟嘟嘟……”冲锋号骤然响起，新四军战士“冲啊，杀啊”的呼声响彻云霄，敌人一下溃不成军。
这次战斗，新四军不但击毙十多个日军，还抓到十几个“还乡团”，这些人都是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铁杆汉奸，很多老百姓和新四军伤员惨死在他们手中，其中还有一个叛变投敌的原新四军排长。嫉恶如仇的陶勇，一声令下枪毙了叛徒。部队要转移，被抓的“还乡团”如何处置？不能用枪打，会暴露目标。陶勇命令全部用刀砍死，郑国芳有一把在战场上缴获的很锋利的日本马刀，此时在处死“还乡团”上发挥作用了。
再次是参加“火烧篱笆二百里”。敌人从如皋到如东、掘港、南坎一带的二百里路线上，用竹篱笆进行封锁，每隔十几里就建一个炮楼，每隔一段时间就派部队去巡逻，企图用隔离法困死共产党、新四军。郑国芳从掘港调到如东陶勇司令这里就是钻篱笆的。那时要避开碉堡，只能晚上走小路，用了好几天才到达。新四军一段段地扒篱笆，但效果不大，扒了敌人又扎起。陶勇想到仿效三国里的“火烧连营七百里”，来个“火烧篱笆二百里”，他将方案报给粟裕，没想到与粟裕的想法一拍即合。部队行动一致，并发动了很多老百姓参与，随着腾空而起的信号弹，部队和老百姓一起放火烧篱笆。瞬间熊熊燃烧的火带绵延二百里，火光映红了半壁天，敌人蜷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苦心经营的篱笆墙化为灰烬。郑国芳不断地传达陶勇的一道道命令。一场大火，烧得根据地的军民扬眉吐气。
郑国芳说，其实战斗是很残酷的，经常会有牺牲的。记得有一次扫荡的日伪军被新四军包围，日本鬼子在炮楼里拒不投降，重机枪还在向我军扫射，我们十多个冲上去的战士牺牲了。陶勇一声令下：“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们！”这才结束战斗。
1944年，郑国芳调到新四军军部胡立教处的调查研究室当情报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又随部队在福建前线从事情报工作，部队出色地提供了军事情报，他代表部队两次到北京开会，两次在怀仁堂受到毛主席接见。接见时，首长特地安排他站在毛主席后面，这张照片他珍藏至今。以后，他又有三次受到毛主席接见。莫大的荣誉激励他始终不懈地为革命努力工作。郑国芳说：大妹郑仲英在哥哥姐姐的影响下，从小就立下志向，也要参加抗日斗争。
郑仲英：护送情报的小女兵
1945年初，新四军16旅邀请曾英到抗日根据地，其实，此行目的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郑仲芳，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要送到新四军根据地。曾英决定带上13岁的郑仲英和两个不满10岁的女儿同行，此时郑仲英还寄养在大伯家。接到任务后，仲英毫不犹豫地选择随母亲去根据地。
临行前，二哥郑仲芳瞒着母亲，将文件缝在小仲英的衣服里，与其他几件衣物打成一个包裹，悄悄叮嘱年仅13岁的小仲英一定要保管好。这是一份《全上海各仓库建筑结构图》，为即将进行的巷战做准备。在郑仲芳一位新四军朋友护送下，母女四人启程了。一路上，小仲英忍着饥饿和疲劳守护着包裹一刻不离。在瓜州的小火轮上，遭遇了令她胆战心惊的一幕。当时他们刚上小火轮坐在船尾，五六个日本宪兵和汪伪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上了船，开始搜查行人的包裹。眼见着伪军步步逼近，小仲英盯着地面，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危急时刻，那位化装成老板的新四军，向伪军迎上去，很有派头地掏出一沓钞票塞给他们，伪军得了好处，假惺惺地翻了一下衣服就算检查过关了。刚躲过伪军，却又来了日本宪兵，小仲英慌忙把包裹压在妈妈的包裹下面，摆在她与妹妹们的中间，强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日本宪兵打量了半天这个中年妇人和三个小女孩，没发现破绽才转身离开，松了口气的小仲英这才感觉手心里捏了一把冷汗：“万一那份文件被搜查出来，后果不堪设想啊!”母女四人终于到达淮南汊涧抗日根据地，圆满地完成文件的传递任务。
郑仲英坚持留在根据地，在半塔安徽淮南部队子弟学校读书，并参加“新安旅行团”，成为新四军的一名文艺宣传兵，并在解放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她是上海歌剧院主要演员，得到周小燕辅导，在歌剧《江姐》、《白毛女》、《刘三姐》等多部歌剧中饰演主角。郑国芳说：我很敬佩母亲，她在祖国危难时刻，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孩子全部送入革命队伍。
曾英：从相夫教子到抗日的英雄母亲
上海沦陷为“孤岛”的日子，爱国青年郑大方和郑仲芳兄弟俩，将自己的家作为“学协”的秘密联络点，召开会议，编写传单，接送情报。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与他们有位深明大义的英雄母亲是分不开的。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人的曾英，积极支持孩子的抗日斗争。每当“学协”成员在家开会，她就在屋外装着捡菜或晾晒衣被，为他们放哨。
得知大儿子要去根据地参加新四军，曾英作为母亲心中纵有千万不舍和担忧，还是含着热泪坚强地鼓励儿子英勇杀敌。临行前，曾英为大儿子准备行装，把家中唯一的一件呢大衣给他带上。也是热血青年的郑仲芳，在大哥牵线下，与抗日志士、文化革命者王元化走到一起，跟随王元化加入上海文艺同志社，在他的帮助教育下进步非常快。1939年，17岁的郑仲芳在王元化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英的家也成为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每次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她总是配合安排，还自费为他们提供就餐等。
在上海沦陷区坚持地下抗战的郑仲芳，为有职业掩护，就到五舅开设的新亚药厂当了一名小学徒。在王元化的回忆中，这位“小学徒”充满革命热情和机智勇敢的斗争方法，每次到王元化家传递情报，他的母亲都会高兴地说，“小学徒来啦，小学徒来啦。”1941年初，郑仲芳秘密组织工人奔赴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五舅察觉后责怪他，告状到曾英这里，曾英理直气壮地对弟弟说：“孩子做的事是正当的，国难当头，就需要这样的年轻人保卫国家，即使为此失去了生命也用不着你负责。要抗日就要参加新四军，这才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英雄母亲曾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仅1941年前后，她就动员了郑国芳的堂哥郑冶、郑洪和邻居徐博、董丽娟等人参加新四军。她鼓励自己15岁的大女儿郑慈，带上才13岁的三儿子郑国芳投奔新四军打鬼子。
郑慈到抗日根据地后，被分配到6师16旅野战医院，成为一名医护兵。郑国芳介绍，大姐郑慈在家排行第三，上初中时，二哥郑仲芳让她转学到校长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文华中学读书。在进步思想影响下，郑慈积极参加高年级同学组织的抗日救国活动，购买很多进步书刊在同学中传阅，她的行动引起汪伪特务的注意，两次投掷她匿名恐吓信：“注意点，再有共党言论，小心你的脑袋！”此时，曾英鼓励女儿，别怕，妈妈支持你做的事。
郑慈与同在16旅的郑大方相隔并不远，大哥来看望过她几次。每次总是叮嘱她努力工作学习，争取早日入党。从上海大城市来的郑慈，努力克服生活关，倾情照料新四军伤病员，仅一年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郑慈记忆中，最后一次见到大哥时，大哥把自己亲手打的两双布筋草鞋和一双布单鞋送给她。后来，听大哥的战友说，大哥牺牲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想我的妹妹……”其时，兄妹俩只隔了一座山。但是，敌人疯狂的扫荡，令郑慈终未能与哥哥见上最后一面。在以后的战斗岁月里，郑慈以大哥为榜样，荣获新四军中的“南丁格尔奖”。新中国成立后，她参加了第一届中国妇女代表大会。
2005年6月，在“历史的印痕———《新四军苏浙军区抗战纪实》”主题展览上，第一次见到大哥一张年轻英俊的黑白大照片时，已是79岁苍颜白发的郑慈禁不住热泪盈眶。
郑国芳回忆，与他们同时参加新四军的堂叔郑观轶，在上海时是个散漫任性的青年，到部队不久，被分配到抗大九分校接受抗日救国教育，进步很快。他严格遵守新四军的纪律，打仗非常勇敢。有一次部队驻地遭遇日伪军偷袭，他带领一个班英勇阻击，掩护部队撤退时不幸受伤被俘，后来他宁死不屈，被鬼子浇上汽油点火壮烈牺牲。
1945年，到达抗日根据地的曾英，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她和子女们的英勇抗日事迹，感动了无数新四军战士在抗日战场英勇杀敌，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胜利。直到1948年，曾英才带领郑国英、郑雪英两个小女儿返回上海，再次担负起中共地下党秘密联络点的重任。
上海解放后，曾英成为第一代的居委会主任。1949年6月，郑国英和郑雪英姐妹俩，在华山路交通大学的解放军20军招兵点，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与郑慈和郑国芳参加新四军时相同，她俩也是一个15岁，一个才13岁，只不过她俩参加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曾英很为自己这两个小女儿自豪。以后姐妹俩都参加了抗美援朝，几次差点牺牲在战场上。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融进了她俩无悔的青春，她俩也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英两次出席全国烈士、军属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六十年代被选为静安区政协常务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区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