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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之白华 瞿秋白:赠我生命的伴侣

2022-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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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分别了几十年,妻子仍然珍藏着丈夫留下的两件东西,一枚金别针和一方印章。别针上刻着:“赠我生命的伴侣”。印章上刻着:“秋之白华”。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正是瞿秋白和杨之华。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中国革命文学的重要奠基人。杨之华,是中国著名的妇女运动先驱。第一次国内民主革命的澎湃浪潮,不仅使瞿秋白和杨之华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成就了一段浪漫的红色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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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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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之华

1923年,瞿秋白来到党的诞生地上海,担任上海大学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第二年,杨之华也考入这所以培养进步青年著称的新型学校。在办夜校、传播革命思想的并肩战斗中,两颗年轻的心灵相识相知,越走越近。

尽管杨之华有过一次婚姻并育有一个女儿,瞿秋白也因前妻的病逝而备受打击,彼此的欣赏和共同的信仰,还是让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1924年11月,中共四大召开前夕,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正式结婚,女儿晓光随之改名为瞿独伊。为纪念两人的结合,瞿秋白亲手刻制了一枚印章——“秋之白华”四个字,寓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革命者的生活总是艰辛而动荡,但新婚的小家庭仍然充满了温馨和甜蜜。每当瞿秋白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到山阴路的家中,总有热腾腾的饭菜在等着他;身上的长衫旧了、破了,他也舍不得扔,上面有妻子在夜灯下缝织的补丁,一层又一层。

1928年,瞿秋白携妻女来到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冬日的黄昏,一家三口堆雪人、打雪仗,不亦乐乎。瞿秋白假装摔倒,痛得爬不起来,吓得独伊哇哇大哭,过一会儿却突然摊开手,做了个鬼脸,逗得母女俩哈哈大笑。

美好的日子总是迷离而短暂。1934年初,瞿秋白按照中央的指示赴苏区工作。深夜时分,杨之华把丈夫送到弄堂口,瞿秋白停下脚步,回头凝视着妻子,缓缓地说:“之华,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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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同生活的十年里,瞿秋白和杨之华曾经多次分离,但他们不会想到,这一次离别,竟是永诀。

1935年2月,瞿秋白从苏区转道香港途中,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6月18日,于福建长汀从容就义,年仅36岁。

告别人世前,瞿秋白留下这样的内心独白: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我还留恋什么?“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永别了,勇敢的战士!永别了,生命的伴侣!你的温柔和浪漫,将永远陪伴着爱人;而你的信仰和梦想,也终将随着新世界的到来而成真。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

谁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国民党军警押送下,缓缓步出长汀县中山公园,他谈笑自若,神色无异,像是去赴宴会。半小时后,西郊罗汉岭下,响起了枪声……

一、被捕入狱

1935年2月,春寒料峭,在福建省长汀县的山间小道上,踽踽前行着一支队伍。队伍中有三男二女,都身着商人便装,其谈吐、气质与常人不同,原来,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后留驻苏区的负责干部。三男中有一位身材瘦削、面目清秀、戴着眼镜的中年人,他便是曾主持过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瞿秋白,另外两位是何叔衡和邓子恢;两女是项英的妻子张亮和时任中央妇女部长的周月林。他们此行是根据中共江西分局的决定,准备转移到香港和上海去的。由于他们是党的重要干部,在进入福建后,福建省委调派200多人武装护送。

2月24日,队伍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附近,大家都走累了,且又冷又饿,便决定在此休息,待下午再走,但哪知这一小小的停留,却带来了大的灾难。大家刚刚歇下,突然村头响起了枪声,原来,长汀县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团得到此地有小股红军的报告,便蜂拥而来,一举包围了小径村。红军护送队长是个胆小怕死的家伙,枪声一响,他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这时,邓子恢挺身而出,担负起临时指挥的重任,他带领队伍左冲右突,激战一小时,仍无法突围。

敌人越逼越近,何叔衡知道无法脱险,开枪自杀而坠落悬崖,又遭敌人枪击,英勇牺牲。身患重病的瞿秋白随队伍不断奔跑,但不能冲出去,已是精疲力竭。这时,邓子恢过来,拉着他跑,但他实在无力跑动了,便向邓子恢说:“我病成这个样,实在走不动了,你别管我,快点走吧!”邓子恢急了说:“你走不动,我来背你。”瞿秋白怕自己连累了战友,坚持不走,他用手指着旁边一堆灌木丛说:“你快点走吧,不然,我们都跑不了,我藏在这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这时,四面枪声越来越急,敌人的喊声已经可以听见,无奈,邓子恢只好带着其他战士边打边跑,终于冲出重围。藏在灌木中的瞿秋白却被敌人发现而遭俘获,同时被俘的还有张亮、周月林两名女干部。

瞿秋白被捕后,受到初步审讯,敌人对他施以酷刑,强迫他说出共产党机密,但瞿秋白咬紧牙关,坚不吐实。他编了一个假供,说自己名叫林琪祥,现年36岁,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然后又入医院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到福建游历,恰逢红军攻打漳州而被俘,送往瑞金充当医生,1935年1月携款逃离瑞金,不意被国民党军队俘虏。敌人对此供不相信,多次对瞿秋白拷打逼供,但瞿都不改原词,并在3月9日将所供内容笔录成文。

敌人得不到任何所需要的东西,也无任何证据证明瞿秋白的真实身份,便以为真如瞿秋白所供是个一般的医生,准备将其释放,但要瞿秋白写信到上海索取证明,或在当地寻找铺保,以证明与共产党确无关系。于是,瞿秋白便用“林琪祥”之名,分别向上海的鲁迅和周建人去了信,请他们帮忙保释。鲁迅、周建人和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得知消息后,心如火焚,立即筹集款项,准备寻找铺保,进行营救。

就在鲁迅等人积极奔走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4月10日,国民党抓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其人供出瞿秋白等人在濯田区被俘。接着,张亮也叛变投敌,她向敌人供出:“那个医生‘林琪祥’是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随后,曾到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的郑大鹏也被捕叛变,并到监狱指认瞿秋白。在叛徒出卖下,瞿秋白再也无法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了,他坦然而诙谐地说:“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笔述的供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

瞿秋白身份暴露以后,他知道国民党决不会放过自己,为了认真总结自己的一生,他以关切党的事业、怀念同志的真挚感情,写下了一篇自传性的文章《多余的话》。全文两万余字,分为“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共七个部分。

文章开头,瞿秋白引用《诗经》中的两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引言,他希望人们通过《多余的话》了解他。于是,他在正文中真实地写出了自己一生的简历和几次思想转折,诚恳地检讨自己在党和革命斗争中的功过,勇敢地揭露自己思想深处的矛盾,表示自己始终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希望同志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最后,他充满深情地写道:“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

瞿秋白写完文章最后一句话,抬起头来,望了望铁窗外的绿树、蓝天、白云,心灵发出轻轻的呼唤: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敌人的严刑拷打,再加上狱中的待遇极坏,使瞿秋白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本来“身体孱弱,积年肺病,……狱中困顿,又多侵蚀其体力,……现觉日就衰惫,手足乏力,头晕眼眩,时发潮热,秽气熏蒸,似饥似饱,似此久羁不决,势将瘐毙”。虽然如此,瞿秋白已做好思想准备,抱定必死的决心,与国民党作最后的斗争。

为此,他步陆游《卜算子·咏梅》词韵,也填了一首《卜算子·咏梅》,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其中有两句云:

花落知春寒,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二、铁窗伏魔

1935年4月25日,瞿秋白被解送到国民党三十六师驻防地长汀县城,关押在长汀中学内。长汀过去是苏维埃区域,但昔日欢歌笑语已被肃杀恐怖的气氛所取代,长汀中学已没有了天真烂漫的学生,而成为三十六师的师部,看到这些,瞿秋白不禁喟然长叹。

瞿秋白被捕,使国民党从上到下大大高兴了一阵。他们认为,像瞿秋白这样的共产党大人物,如果能使其改变信仰,这对于国民党的统治,对于破坏共产党的组织将大有好处,因此,他们用尽种种办法,企图使之就范。

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是蒋介石的亲信,他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过去读过瞿秋白的著作,听过瞿秋白的演讲,很仰慕瞿的学问。现在国共两党分裂,宋希濂已成为蒋介石麾下积极从事“剿共军事”行动的一名干将。他认为像瞿秋白这样身份的人物,酷刑是不起作用的,必须以软化的办法,磨砺其革命意志,以收劝降之功。

在宋希濂的“关照”下,瞿秋白受到了完全不同于濯田的待遇,他住进了一间一丈见方,且砌有地板的房间,房内除备有一张木床外,还有一张书桌,两条板凳,一个洗脸架,伙食按师部工作人员的标准,有时还安排几两酒。瞿秋白在房间里可以看书、写字、刻图章,宋希濂见了瞿秋白总是笑容可掬,十分客气地以“瞿先生”相称,视为自己尊敬的老师与亲密的朋友。

有着长期对敌斗争经验的瞿秋白可不吃这一套,他透过优渥待遇的纱幕,已经洞悉了敌人的歹毒与阴谋。他无动于衷,摆出不卑不亢、亦刚亦柔的态度,与敌人周旋。既然允许看书,瞿秋白要来了唐诗宋词,品读欣赏,让自己陶醉于这些古代诗词所描绘的美妙意境中;既然允许写字,瞿秋白便挥动如花的妙笔,写诗写文,为后人留下更多的文字资料和文学瑰宝;既然允许刻章,瞿秋白就以此自娱,调养身心,有时为看守官兵刻图章,还可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这样,瞿秋白虽身陷囹圄,但他的狱中生活却是如此丰富、如此充实。

宋希濂一方面在生活方面实行软化政策,另一方面也以各种方式提审瞿秋白。有时,邀请瞿秋白赴宴,企图酒席上探密;有时把瞿秋白找去谈心,企图在叙家常中收劝降之效;有时则大堂审讯,企图刑威下逼瞿秋白开口。但各种办法用尽,宋希濂始终一无所获。无可奈何之下,他们又使出一招,让瞿秋白写一份供词,并要求写得长一些,他们以为,写在白纸上的长文,必有疏漏之处,他们可从中搞到某些机密。

瞿秋白一眼看穿敌人的用心,但他欣然答应了。他充分利用国民党给他的这个特许条件,以笔墨作武器,进行对敌斗争。在狱中,瞿秋白通过认真思考,写出了一篇4000多字的供词,供词中,以很大篇幅全面、热情地宣传和颂扬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污蔑。政治方面,瞿秋白赞扬苏维埃红色政权是最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执掌政权的工农阶级真正当家做主了,他热情讴歌道:“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经济方面,瞿秋白写道:“除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一些国有企业外,农业方面在后方也有可惊的成绩。”因此,苏维埃区域人民的生活是“相当稳定和充足的”。文化方面,瞿秋白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宣传和介绍。

瞿秋白的“供词”朴实无华,将苏区真实情况娓娓道来,如利剑般击中了国民党的痛处,宋希濂等将“供词”前后研究好多遍,没发现任何有利于他们的东西。在正气凛然的瞿秋白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与失败。宋希濂电告国民党最高当局,说瞿秋白毫无动摇之心,请中央最后定夺。

国民党最高当局蒋介石、戴季陶、陈立夫等人对瞿秋白恨之入骨,见他毫无动摇之心,便决定将其处死以绝后患,但他们仍不放弃最后“说服”的幻想。在陈立夫的安排下,国民党中央派中统特务骨干分子王杰夫以“中央组织部特派福建党务视察委员”的身份到福建劝降瞿秋白。临行时,陈立夫特别召见王杰夫,说:“如能说降瞿秋白,那在国内国际上的号召和影响都是很大的,你将为党国立了一大功。”王杰夫受宠若惊,向陈立夫保证:“我们有办法,比他顽固的,我们都做成功了,我们好好干,一定要瞿秋白俯首归降。”于是,王杰夫带着一帮策反专家风尘仆仆地奔赴长汀。

在一间布置十分考究的房子里,瞿秋白与王杰夫见面了。在双方客气的寒暄中,一场特殊的战斗开始了。

王杰夫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一双细小的眼睛骨碌直转,紧紧盯着瞿秋白,装出十分斯文的样子,细声慢气地说:“瞿先生,我们很尊敬你,今天与你见面,只是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你的问题。”

瞿秋白礼貌地回答:“谢谢你的好意,我的问题没什么考虑的。”

王杰夫连连摆头说:“不,不,你的问题,你自己没有兴趣考虑,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和家属,倒是希望你好好加以考虑,你可不能使他们失望。”

瞿秋白笑了笑说:“我自己的问题,从来都是由自己考虑,不劳朋友、亲戚,甚至家属来考虑。特别是政治问题,过去是我自己考虑,现在不可能也无必要要亲友代劳。”

王杰夫碰了软钉子,但他不甘心,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瞿先生,我们从南京到长汀来,因为你是一个非凡的人才,你的中文特别是俄文程度在中国是数一数二,你生存下去,可以做翻译工作,翻译些托洛茨基最近有关批判联共的著作,这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

没等王杰夫说完,瞿秋白就打断了他的话说:“我对俄文固然懂得些,译一些高尔基等人的文学作品,自己觉得还可以胜任。如果译托洛茨基反对联共的著作就狗屁不通了。”

软中带硬的几句话,把王杰夫顶了回去,王杰夫实在恼火,但仍旧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假惺惺地说:“朋友、亲属关心你,中央挽救你,也是爱惜你的才学,才派我们远道而来,哪料同你谈了这么多,你却无动于衷。”

瞿秋白平静地说:“王先生,谢谢你的好意,我问你们,这种关心和陷害有什么区别?我知道,你也知道,事实上没有附加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的。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的亲友家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给他们带来耻辱和痛苦。”

瞿秋白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坦荡胸怀,使王杰夫等一伙中统特务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只好草草结束这次谈话。

此后,王杰夫等又多次与瞿秋白谈话,但瞿秋白对革命耿耿丹心,毫不向顽敌屈服,嬉笑怒骂,令敌人丧胆。王杰夫毫无办法,准备回南京复命。在离开长汀前一天,他仍不死心,又去见瞿秋白,威胁说:“瞿先生,我们决定明天离开长汀回南京,这一回去的后果,你应该知道,所以我希望你在我们走以前,最后表明你真正的态度。”

瞿秋白坚定地表示:“劳了你们远道而来,几天来费尽心机和口舌。我的态度已谈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王杰夫使出最后一招,劝瞿秋白效法叛徒顾顺章,他说:“你如果决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做公开的反共工作。瞿先生,你学识渊博,现在国家正用人之际,所以我们才爱惜你的生命。你看顾顺章转变后,南京对他的优待。他杀人如麻,中央都不追究嘛。”

瞿秋白仿佛受到莫大的侮辱,霍地站起来,厉声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可不愿做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我情愿做个不识时务的笨拙人。”

几句话慷慨果决,掷地有声,令满室敌人无言以对,狼狈而去,王杰夫的劝降彻底失败。

三、流芳千古

囯民党当局既然不能劝降瞿秋白,便只有杀害他以除后患了。1935年6月17日中午,宋希濂接到蒋介石处决瞿秋白的密电,即派师参谋长向贤矩通知瞿秋白。

向贤矩来到狱中,见瞿秋白正专心致志伏在桌上写字,便向他说:“瞿秋白,你多次说,从被捕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现在可以成全你了。遵照委员长的命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的确,瞿秋白从被捕起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听了向贤矩的通知后,他面色异常安详、沉静,连头也没抬一下,继续写自己的字,边写边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的为人,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话早已说完了。”向贤矩自觉无趣,只好默默退出。

这天晚上,瞿秋白睡得十分安稳,睡得像放下千斤重担一样轻松。这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死神面前如此从容、如此坦然,令看守他的国民党军警也失色动容。

第二天是1935年的6月18日。这天早晨,瞿秋白很早就醒了,起身换上一件新洗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认真漱洗完毕,便泡上一杯浓茶,点上一支烟,坐在窗前,饶有兴致地翻阅唐诗。他刚好翻到韦应物所写的《寄府县僚友》一诗,颇有感慨。当年韦应物罢官后,泛舟于洛水,说自己像水上的扁舟一样,对一切都无所留念,但其中“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却又表现了作者陶醉于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心情。这种矛盾的情绪拨动了此时瞿秋白的心弦,瞿秋白为了党的事业,可以抛弃一切,但又留恋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为了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他将韦应物的诗句与其他几位唐人的诗句集在一起,拼成一首诗: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刚写完,三十六师军法处处长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到监狱,催促起程。瞿秋白知道最后的时刻来到了,便又拿起笔,匆匆草书了几行字:

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写完,瞿秋白掷笔整衣,昂首凛然走出牢门。这时,宋希濂及三十六师大部分军官共约100多人齐集外面大厅,瞿秋白用蔑视的目光扫视了他们一下,便神态自若、步履从容地走出大门。在匪兵押送下,瞿秋白来到长汀县中山公园,按宋希濂的安排,先在此照相,瞿秋白坦然整理了一下衣履,双手背向后,巍然挺立,恬淡闲静中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概,整个公园突然为之寂静,连鸟雀也停止了叽喳之声,拍照完毕,凉亭内已安排好酒菜,瞿秋白旁若无人地走进凉亭,端坐上方,拿过酒杯,呷了一口酒,自语道:“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说罢哈哈笑了起来,他自斟自饮,谈笑风生,神色无异。

餐毕,瞿秋白在匪兵刀枪环护之下,漫步出中山公园,走向设于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的刑场。夏日的景色特别迷人,长汀城外,树木葱郁,芳草茂盛。远处,青山笼烟;近处,绿水含碧,自然界一片生机勃勃。瞿秋白手夹香烟,缓缓行走在这青山绿水间,他自投身革命以来,很少有时间领略大自然的风光,今天,他被这美丽的景色迷住了,他爱自己的祖国,他留恋锦绣中华。但当他看到环绕身边的国民党匪兵的刀枪时,他的心被刺痛了,美好的河山现正被帝国主义、军阀所践踏蹂躏,为了让祖国的山河重放异彩,为了让广大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不怕死,不怕与世间的一切告别。想到这里,他的步伐更加坚定,心情更加坦然。他边走,边用纯熟的俄语唱起了《国际歌》和《红军歌》,声调低沉,却雄浑有力,当唱到“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时,瞿秋白昂首眺望远山,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整个大自然都似乎沉静下来,只有这激越的歌声,震荡在群山之间,回响在绿水之上。

刑场终于到了,这是一块绿茵如毯的草坪,瞿秋白走到草坪中,盘膝坐下,然后抬起头,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开枪吧!”随着一声罪恶的枪响,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瞿秋白饮弹洒血,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享年36岁。

青山颔首,绿水无言,长天落泪,大地含悲,同声哀悼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瞿秋白。

肝胆相照 鲁迅与瞿秋白轶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书赠瞿秋白的条幅。鲁迅一直将瞿秋白视为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的朋友和同志。他们相识相交的时间虽然短暂,可是,相互间早已是心仪神往。在瞿秋白最困难的时候,鲁迅冒险给予他真诚、无私的帮助,使瞿秋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

同志相称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会后,他因肺病发作而被中央批准留在上海养病。此时,王明等正咄咄逼人,挑起党内斗争。这种无休止的功过是非的纠缠,让瞿秋白十分厌倦。他在《多余的话》中,毫不掩饰地庆幸自己“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

在上海,瞿秋白很快便与老友茅盾会面。久别重逢,两人分外高兴,有说不完的话。瞿秋白高兴地对茅盾说:“雁冰,我早就想拿起笔写作,只是一直不得机会。现在好了,我也可以从事写作,这是我所乐意做的事情。”

还在离开苏区时,他就悄悄地向夫人杨之华透露了这样的心愿,即到上海后,一定要想方设法见到鲁迅。他恳切地对茅盾说:“我读过鲁迅的很多文章,很佩服他的人品和文才。唉,只是一直无以谋面,始终引为憾事。”茅盾和鲁迅很熟,常有往来,他知道瞿秋白的心思,便对瞿秋白说:“秋白,你不用着急,只要有机会,我会引你去见鲁迅的。”

5月初,中央机关遭到破坏,瞿秋白来茅盾家避难。这天,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来到茅盾家。于是,瞿秋白又与冯雪峰结识。他从左联刊物《前哨》上面读到鲁迅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读罢连连赞扬道:“写得好,到底是鲁迅。”他对冯雪峰说:“中央已经让我在上海养病,我很想趁此机会重操旧业,翻译一些俄国作品。雪峰同志,你可否给我找个安全僻静的地方?”

冯雪峰费了一番周折,将瞿秋白夫妇安排到福康钱庄少爷谢澹如家住宿。谢澹如爱好文学,同情革命,其住所比较清静,居住十分安全。瞿秋白从此和左联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一天,冯雪峰来到鲁迅家,把瞿秋白的情况向鲁迅做了通报,鲁迅听后很振奋,他说:“这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他的《莫斯科通讯》,我看过,翻译的文章耐看好看。”他还告诉冯雪峰,由瞿秋白来过问左联的活动,将是一件好事。鲁迅从日文版本转译过一些苏俄文艺理论的文章,他早就想直接翻译俄文版本,并认为瞿秋白可以接受这项工作。他对冯雪峰说:“我们就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

这天,鲁迅和冯雪峰谈兴很浓,主要话题是瞿秋白的文学才华,他说:“何苦(瞿秋白的笔名,作者注)杂文,明白畅晓,一览无余,真有才华,是真可佩服的。他的论文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人。”

这年秋天,曹靖华从苏联给鲁迅寄来《铁流》译稿。鲁迅检读译稿,发现序没有译,心中很是不踏实。《铁流》如果没有序,那将是一部带有缺憾的著作。鲁迅立即想起瞿秋白,便委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接受序文后,很快便流畅地翻译出来,署名史铁儿。鲁迅读后十分满意,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高度赞扬说:“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笔了。”他还在《〈铁流〉编校后记》中赞赏道:

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

不久,鲁迅又将俄罗斯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被解放的董吉诃德》(今译堂吉诃德,作者注)剧本交由瞿秋白,瞿秋白用“易嘉”的笔名将其翻译出来后,先在《北斗》刊载,后又出单行本,鲁迅则补译《作者传略》,并在《后记》中,称赞这篇译文:“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他还说,在读过译本后,“那时我的高兴,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

鲁迅曾将日文版《毁灭》转译成中文,并特意让瞿秋白对照俄文本校读。瞿秋白校读后,给鲁迅去了封长信,直接以“敬爱的同志”相称,说:“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他还在信中表述了相见恨晚的朴实感情:

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地)说着,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

鲁迅很高兴地读完这封长信,立即给瞿秋白回信,这封信以《论翻译》为题,发表在《十字街头》上。鲁迅的回信,开头以“敬爱的J?K同志”(瞿秋白来信时的署名,作者注)相称,信中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两颗息息相通的心越贴越近,他们都急切地盼望着能早日会面。

风雨同舟

1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来到鲁迅家。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竟如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亲切自然,无拘无束,而毫无陌生人之间的那种矜持与尴尬。他们畅所欲言,从政治谈到文艺,从理论谈到实际,从希腊谈到莫斯科,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也谈得津津有味,妙趣横生。

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中午,鲁迅特意准备酒菜,两人边饮边谈,似乎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直到夜幕降临,才依依告别。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还在女师大读书时,就曾听过刚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的讲演,此时她所看到的瞿秋白,比以前显得更老练、更成熟,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那时是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宣传鼓动员的模样,而1932年见到的却是剃光了头,圆面孔,沉着稳重,表示出深思熟虑、炉火纯青了的一位百炼成钢的战士,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

第一次见面后,瞿秋白热切期待着再与鲁迅的会面,以继续他们未尽的话题。可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们的行动十分不便。9月1日上午,天空下着绵绵细雨,鲁迅特意选择这样的阴雨天,以摆脱特务的盯梢,他和许广平带着小海婴,来到瞿秋白住处。两人见面后很少客套,很快便切入主题,讨论文字改革和文字发音。瞿秋白对粤语陌生,特意找出几个字,请许广平用粤语发音。

杨之华看他们谈兴正浓,便悄然退出,到饭馆叫了一桌饭菜。可是,等他们谈话告一段落,坐下用餐时,菜已经凉了,而且味道也不好,杨之华感到很不安,鲁迅却全不在意。席间,他和主人谈笑风生,十分亲热。

这以后,鲁迅在日记和函件中,常提到瞿秋白的笔名,如“何凝”、“维宁”、“宁华”和“它兄”等。

杨之华受瞿秋白的鼓励和影响,写了短篇小说《豆腐阿姐》,她很想拿给鲁迅看看,可又有点害怕。瞿秋白却不时地催促她:“拿去给大先生看看吧。”瞿秋白时常以家人的口吻,亲切地称呼鲁迅为“大先生”。杨之华不想以自己的习作,去打搅鲁迅的工作。瞿秋白则再三劝说道:“不要紧,大先生是很乐于帮助人的,特别是对初学写作的青年。”杨之华于是鼓起勇气,专程将文章送到鲁迅处。

鲁迅接过文稿后,便认真阅读,将稿中错字一一校正,再用楷体和草体书写,然后用纸包好送回。

瞿秋白在上海的这段时间,蒋介石正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国统区内也弥漫着腥风血雨,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中,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将自己的家作为瞿秋白夫妇最可信赖的庇护所。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7月,鲁迅曾三次接纳瞿秋白夫妇,让他们在自己家安然地避过了危险。

1932年12月23日深夜,陈云受中央派遣前来鲁迅家,负责转移在此避难的瞿秋白夫妇。陈云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鲁迅将瞿秋白夫妇送至门口,“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地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人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

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时,曾将自己年轻时写的一首诗书赠鲁迅: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这首诗写于1917年。那时,瞿秋白母亲自杀,家境破落,前景堪忧。他在失落、彷徨中写出的这首诗,带着沉郁的“颓唐气息”。时隔15年,历史的场景虽然有了大的更换,但是,他受排挤、打击,忍辱负重的心境与15年前十分相似。他将这首诗赠予鲁迅,是将自己的心扉向鲁迅敞开,是对这位忘年交的充分信任。

一次,当他用“犬耕”的笔名发表文章时,鲁迅不解地问道:“此寓意为何?”

瞿秋白说:“我不是政治动物,搞政治,无力量可济。耕田本是用牛的,狗耕田当然就耕不好了。我就是那权当充数的耕田的‘犬’。”

鲁迅听后微微颔首,稍顷,便又叮嘱道:“你对我说可以,不要再对别人说了,可能影响不好。”1933年3月,鲁迅来瞿秋白的新居看望,带来堇花一盒,以作乔迁之贺,并将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写成条幅相赠。

经历风风雨雨的洗礼,坦诚畅怀地交换心迹,他们已相互引为患难知己并世奋斗的同志。瞿秋白分外珍惜和鲁迅的友情,以至在身陷囹圄、生死攸关之际,还时时思念这段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

爱人以德

在上海养病期间,瞿秋白和杨之华的生活,全凭中央每月发给的十六七元钱来维持,以他的政治身份,根本不可能谋得固定的职业,在当时的上海,这份微薄的经济收入,仅等同于一般工人的最低工资,惟能糊口而已,实难调养虚弱的病体。难怪周建人在1932年初秋,和瞿秋白相会于鲁迅家,会有如此的惊诧和不安:

我几乎认不出秋白了,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只见他满脸病容,面目浮肿,气色和神情都很坏。身上穿着一件长衫,破旧不合身,好像是从旧货摊上弄来的。

鲁迅有意帮助瞿秋白,让他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以稿酬贴补困窘的生活。瞿秋白是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要犯,他的名字是不能见诸书报刊的,只得借助鲁迅的影响,以笔名发表文章。1932年11月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晴,以《一天的工作》归良文公司出版,午后收版税二百四十,分与文尹六十。”《一天的工作》是鲁迅翻译的俄罗斯短篇小说集,共收10篇小说,其中有杨之华初译、瞿秋白校定、以“文尹”笔名翻译的绥拉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两篇。

阿英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

那时的秋白生活很苦,他赶忙译了高尔基的四个短篇:《坟场》、《莫尔多姑娘》、《笑话》、《不平常的故事》,想印一本书,换一点稿费。时值合众书局初创,需要买稿,便由我把他的原稿和鲁迅《二心集》的原稿拿去。书店只认得赢利的,不几天,先把《二心集》的稿费付了,秋白的稿子却拖着不解决。

鲁迅知道后很生气,他告诉阿英,秋白的稿子必须买下,“否则他的《二心集》要拿走”。这样,“几经交涉,总算‘开恩’,抽买了一篇《不平常的故事》,把其余三篇退回”。稿酬也较高,“出千字3元”。

次年2月16日,英国大文豪肖伯纳来到上海,尽管他在上海只停留半天,却已给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肖伯纳途经香港时,在发表的演讲中,显露出反战和同情社会主义的倾向。于是,神经过敏的记者们,或褒或贬,毁誉不一,一时间,肖伯纳成为舆论的热点。鲁迅和瞿秋白都想把这些文章集辑成册,编成一本书,以纪念中国文坛上的这件大事。他们很快投入工作,先由许广平到四川北路的报摊上,将相关的文章全部搜罗来,然后又和杨之华共同剪贴,再由鲁迅和瞿秋白编辑,署名乐雯,鲁迅作序,瞿秋白写卷头语,由野草书屋出版,书名为《肖伯纳在上海》。

鲁迅知道瞿秋白不愿意接受馈赠,便有意帮助他,让他以卖文所得,来弥补经济生活的贫乏。《肖伯纳在上海》的出版,便是属于这种情况。

这年3月至10月,瞿秋白有过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他抓紧时间,写了一些精美的杂文:《王道诗话》(3月5日)、《伸冤》(3月7日)、《曲的解放》(3月9日)、《迎头经》(3月14日)、《出卖灵魂的秘诀》(3月22日)、《最艺术的国家》(3月30日)、《〈子夜〉和国货车》(3月)、《关于女人》(4月11日)、《真假董吉诃德》(4月11日)、《内外》(4月11日)、《透底》(4月11日)、《大观园的人才》(4月24日)、《儿时》(9月28日)、《中国文和中国人》(10月25日)等。

许广平在回忆文章中说:

这些文章,大抵是秋白同志这样创造的: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

……

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绝伦。

这些杂文,大多以鲁迅的笔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等栏目发表。后来,鲁迅在编辑自己的杂文集时,曾分别将其中的十多篇杂文收入《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和《准风月谈》中。

瞿秋白在与鲁迅的交往中,亲身体验到这位文化巨匠的精神魅力,一种历史责任感驱使他要编选鲁迅的杂文选集,并全面、准确地介绍、评价鲁迅。他在征得鲁迅的同意后,排除所有干扰,专心致志地开始阅读和写作。白天,他躺在床上阅读鲁迅的作品;夜深人静时,便一人伏在一张小方桌上,不停地写着,一直写到天明。他把写好的序言拿给鲁迅看,鲁迅看后感激地对他说:“你的写作环境可比我坏得多。”

瞿秋白的这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长达1.7万字,第一次全面、正确地评价鲁迅和他的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经典意义。序言说:

鲁迅在最近15年来,断断续续地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

他在结束这篇序言时说:“我们不过为着文艺战线的新的任务,特别指出杂感的价值和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鲁迅杂感选集》由鲁迅交北新书局李小峰,以上海青光书局的名义出版发行。

不久,瞿秋白又因为安全问题搬到鲁迅家避难。看着瞿秋白清癯苍白的脸,鲁迅心中泛起阵阵凄楚,他希望尽其所能帮助瞿秋白。在当天的日记中,鲁迅写道:“晴,热。午后大雷雨一阵。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凝冰。”这里的靖华即曹靖华,文尹和凝冰则是杨之华和瞿秋白的笔名。这里的“《选集》编辑费二百”,便是鲁迅付予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的编辑费,以帮助他们夫妇度过生活的难关。3年后,鲁迅在致曹靖华信时,还说及此事:

我的选集,实系出于它兄(即瞿秋白,作者注)之手,序也是他作,因为那时他寓沪缺钱用,弄出来卖几个钱的。

殊深轸念

1934年新年伊始,瞿秋白奉命赴江西瑞金。临行前,他向鲁迅辞行。这天晚上,他们彻夜长谈,一直到第二天晚上,瞿秋白才回家。瞿秋白满面笑容地告诉杨之华:“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许广平身体都好,小海婴也很可爱。”

他是不太情愿离开鲁迅,离开上海,离开他所称之为“家”的文学艺术的阅读和写作的。在他的《多余的话》中,可以约略地揣摩出其难舍难分的心情:“1934年1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

鲁迅一直担忧瞿秋白的安全和健康。他对留在上海的杨之华说:“像秋白那样的身体,怎么可久居在那里呢?如果他留在上海,对于全国文化上的贡献一定不少。像他那样的人不可多得,他是一个少说话多做事的青年。”

鲁迅从报上读到红军长征的消息时,又牵挂起瞿秋白的健康状况,他致信曹靖华说:“它嫂平安,维它兄仆仆道途,不知身体如何耳。”“它”、“维它”是瞿秋白的常用笔名。

其实,瞿秋白并没有获准参加长征,而被留在江西,以孱弱的病体,与国民党军队周旋。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被捕,在真实身份尚未暴露的情况下,立即给在上海的亲友去信。在他给鲁迅的信中说:“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通消息,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二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了,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做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信末署名“林其祥”。

显然,他在编造假履历,并将此告诉亲友,以诓骗敌人。接着,他又以“林其祥”的假名,给周建人去信说,天气冷了,狱中衣被单薄,很冷,需要一些衣服和钱,并且再次提出在上海如有殷实的铺保,他是可以释放的。鲁迅读到这封信,心中尤为焦虑,立即通过杨之华给瞿秋白寄去50元。

鲁迅的钱和杨之华改制的两条裤子,刚刚从邮局寄出,报纸便公开登载瞿秋白被捕的消息。瞿秋白的身份暴露了,他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鲁迅心急如焚,曾和陈望道相商,发起一个公开的营救活动,后来由于诸种原因而未能实现。鲁迅只得通过蔡元培,力图在国民党上层营救。鲁迅为瞿秋白的被俘及其将面临之结局,无比痛惜。5月17日,他在给胡风的信中说:“那消息是万分的确了,真是可惜得很。”不多日,他又函告曹靖华:

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许君已南来,详情或当托其面谈。

这里的许君,便是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时任蔡元培的秘书。鲁迅从他那里获悉,在蒋介石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曾专门讨论瞿秋白的问题,蔡元培提出在中国,像瞿秋白这样有才气的文学家实为少有,应网开一面,不宜滥杀。但是,却遭到戴季陶等的坚决反对。瞿秋白是必死无疑了,鲁迅深深悲痛,他在瞿秋白就义前7天,给曹靖华的信中说:“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

鲁迅特别赞扬瞿秋白的俄文翻译才华,瞿秋白被害后,他在致萧军的信中无比惋惜地说:

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肖参是他用过的笔名,此外还很多。他有一本《高尔基短篇小说集》在生活书店出版,后来被禁止了。……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

他拿瞿秋白的俄文水平相比,甚至不满意自己所译的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他告诉萧军:

《死魂灵》的原作,一定比译文好,就是德文译,也比中文译好,有些形容词之类,我还安排不好,只好略去,不过比两种日本译本却较好,错误也较少。瞿要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

瞿秋白就义后,鲁迅的心情是愤激而冷静的。他告诉曹靖华:“中国事实早在意中,热心人或杀或囚,早替他们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极像。但我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不必一时特别愤激,事后又悠悠然。”

鲁迅从愤激中奋起,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全力编辑亡友的译文,并嘱托内山书店将书稿寄到日本,印成两册精美的《海上述林》。他以为这是对瞿秋白的最好的纪念,“倘其生存,见之当亦高兴,而今竟已归土,哀哉”。

瞿秋白被捕后,鲁迅便与茅盾、郑振铎等相商,筹划为瞿秋白出本书。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也已是体弱多病、形销骨立了。但他硬是抱病忍痛,殚精竭虑,负责编辑、校对、成书的全过程。《海上述林》上册出版时,鲁迅对这本书十分满意,他说:“那第一本的装订样子已送来,重磅纸;皮脊太‘古典的’一点,平装是天鹅绒面,殊漂亮也。”他还急于想看到《海上述林》下册。因此,他拜托茅盾与出版商联系,“于便中或专函向能拿主意的人一催,从速结束,我也算了却一事,比较的觉得轻松也”。鲁迅为《海上述林》所写的广告说:

作者系大作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

《海上述林》出版时,署名“诸夏怀霜社”,“诸夏”即是中国,“霜”为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寓意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纸墨更寿于金石”,《海上述林》作为鲁迅和瞿秋白的真挚友谊的见证,永载于中国的文化史册,因为,它是“对于先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瞿秋白爱与痛 抛心力为英雄

纸上风波

“我竟成‘多余的人’呵!噫!忏悔,悲叹,伤感,自己也曾以为不是寻常人,回头看一看,又有什么特异,可笑可笑……宁可我溅血以偿社会,毋使社会杀吾感觉……我要‘心’!我要感觉!我要哭,要恸哭……”

这是1921年12月19日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自嘲是“中国之‘多余的人’”。“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所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们多数出身于没落的名门望族,有文化教养,不为官职钱财所利诱;也能看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弊病和缺陷。他们虽有变革现实的抱负,但缺少实践。他们生活空虚,性格软弱,没有向贵族社会抗争的勇气,只是用忧郁、彷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社会上无所作为。

瞿秋白喜欢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对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罗亭极其喜爱,曾评说:“鲁定办一桩事,抛一桩事,总不能专心致志,结果只能选一件最容易的——为革命而死。”鲁定即罗亭。瞿秋白之所以对《罗亭》这部作品情有独钟,是因为他在罗亭这个“多余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有着浪漫情怀的瞿秋白在与现实发生关联的时候,总是自我执拗于违和感,不免自觉是“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并不可怕,瞿秋白害怕的是“多余的话”。他说,“宁可我溅血以偿社会,毋使社会杀吾感觉”。瞿秋白一语成谶,虽溅血以偿,却在身后受社会之杀。

都是那篇让人翻烂了的《多余的话》惹出的纷争。“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狱中写下遗作《多余的话》,全文1.6万余字,总标题后引《诗经?黍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题记,包括: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告别。他用自我反省的笔触和自我剥离的挣扎,用几近残酷的坦白直指自己的灵魂深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内心没有丝毫的掩饰和遮挡,透明而坦荡。

36岁的瞿秋白牺牲了,身后近30年的时间里波澜不惊,随后却哗声一片。

毛泽东的题词,为何35年后才“面世”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应杨之华请求为《瞿秋白文集》题词:

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毛泽东

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但是在此后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10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瞿秋白文集》(第一册)上,却没有刊出毛泽东的上述题词。1953年10月到1954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先后出版发行了《瞿秋白文集》第二册、第三册和第四册,毛泽东题词仍未公开发表。

为什么不把毛泽东称赞瞿秋白“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的题词刊印在《瞿秋白文集》上,而是藏匿起来秘不示人?毛泽东题词首先与杨之华有关。目前还保存着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写给杨之华的一封信和信封影印件,该信封上写着“中华全国总工会杨之华同志”,落款为“毛寄”。信的内容为:

之华同志:

来信收到,瞿秋白同志文集出版,甚好。写了几句话,不知可用否?

此复,顺祝健康!

毛泽东

十二月卅一日

1980年代初从中央档案馆中重新发现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手稿的当事人之一温济泽曾推测说:“我们只能猜想,三十年前已经发现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这是秋白的原文,还是有什么地方被敌人篡改过呢?由于一时难分辨清楚,所以毛泽东的题词没有发表。”

多个版本的分析文章都指向瞿秋白诗文的一次风波。

1950年6月,瞿秋白牺牲15周年,天津《文艺学习》杂志第一卷六期,刊登了南开大学教授、翻译家李霁野的题为《瞿秋白先生给我的印象》的怀念文章。文章结尾写有这样一段话:“在他从容就义以前赋诗作词,我读到报纸上的记事时,想到他温雅而勇敢的态度,明亮有神的眼睛,从容而有风趣的谈吐,觉得他很富有诗人的气质,他的一生就是一首伟大的、美丽的诗。”文末“附录”写道:“据一位朋友写信来告诉我说,诗是集唐人句: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回首十年坎坷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他说词他只记得末两句:‘枉抛心力作英雄,黄昏已近夕阳红。’”(李霁野先生提及的两句词出自瞿秋白《浣溪沙》——作者注)

李霁野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有备而来,在7月18日同时刊登了时任《新华月报》编审、诗人臧克家《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死”》一文和杨之华来信,并加了“编者按”:瞿秋白同志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在当时的报纸上故意发表些经过篡改的或捏造的“遗作”,以致以讹传讹,歪曲了历史。臧克家同志为此写了一篇辨正的文章。秋白同志爱人杨之华同志也给本报一封信,表示同意臧克家同志的意见。臧克家的文章在转述了李霁野文章中引录的瞿秋白“集唐人句”诗后,写道:“这些诗词对于这样一个烈士的死是多不相称……”

当天晚上,李霁野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致歉信:“虽然作为附注,并未重视诗词本身,但我并没有指明这不称烈士的就义情形,是我应该负责任的。因此我对于秋白先生的家属以及爱护他的遗念的朋友和读者们致深诚的歉意。”

这场争论虽以李霁野的检讨结束,但波及瞿秋白著作的出版。毛泽东题词的首次发表出现在35年后,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选集(上)》。

陈福康、丁言模在《杨之华评传》中认为:“当初瞿秋白牺牲后,杨之华就坚决表示不相信《多余的话》和其他旧体诗等,认为是敌人故意捏造或修改的,是用来恶毒贬低瞿秋白光辉形象的。杨之华考虑的问题相当多,远远超过了当时史学界所能想到的。事实证明,她的顾虑并非多余……毛泽东对于《多余的话》的看法,杨之华理应知道,但是她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并且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就已不再公开发表纪念瞿秋白的文章了。但她还有一个心愿:要写一本回忆瞿秋白的书。1959-1963年,在杨之华具体指导下,由中央组织部委派的洪久成陆续完成了《回忆秋白》的初稿。杨之华曾有希望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就因为她在对待瞿秋白的问题上不能‘端正态度’,终于未能当选。”

周扬的回忆

1963年,戚本禹批罗尔纲研究李秀成自述,认为李秀成是叛徒。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上。毛泽东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16个字否定李秀成:“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人民日报》1964年7月24日第5版“学术研究”栏目摘要转载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

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的批语,牵涉瞿秋白的历史评价。据周扬1979年8月28日在万寿路住所对中纪委第八组谈话时说:

“我问陈伯达,对李秀成怎么看。他说李秀成还不是为了保他部下那些人。陈是为李辩护的。陈伯达又说,瞿秋白不是也写过一个自述吗?陈说是黄敬告他的,因为黄敬被捕后也写过这种东西。”

“我见到了(毛)主席时,把对李秀成有不同看法向主席汇报了,主席一言不发。”

“以后江青见到我,说:主席认为李秀成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晚节不忠?),不足为训’!主席关照不要告你,但我还是告你了。”

“我又见主席时,主席第一次对我那么生气地批评了我(他从来都是表扬我,没有批评过)。他说:范文澜、郭老,还有你,你们都为李秀成辩护。你这个人没办法,你是大地主阶级出身,本性难改……我当时听了很难受。总理在一旁承担责任说他有错误(因为是总理要我过问的)。我说还是我的责任。这时主席也提到了瞿秋白。我问主席看《多余的话》没有,主席说: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196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以第六版、第七版两个整版及第八版左下角版面登载了戚本禹的《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揪叛徒”酝酿开来。1964年夏,中共常州市委也接到“再不要宣传瞿秋白”的指示精神,瞿秋白故居随后关门,文物遭封存。“文革”前陈独秀、瞿秋白等人被提为“党内路线斗争”的重点对象。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自首叛变的铁证”,“出卖我党我军重要机密”“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出卖我党我军重要机密”的一个罪证是,瞿秋白在一次回答问话时,说出项英、陈毅率领红军兵分三路活动的情况。陈铁健解释说:“当时根据中共中央2月来电指示,苏区留守红军兵分九路进行游击。项英、陈毅不久到达赣粤交界的油山,根本不在‘兵分三路’中的任何方向。”陈铁健《导读:书生革命者的悲剧情怀》,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在瞿秋白遇难32年后的1967年,《多余的话》惹来横祸。这份遗作被认为是“叛徒的自白”。在面对死亡的时刻,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悲悯……以真实的面目袒露出来,但这被认为是对革命的背叛。其实,在瞿秋白的作品中,“叛徒”这个词汇会被惯常使用,瞿秋白也未曾料到身后会与“叛徒”为伍。不过,瞿秋白的笔下“叛徒”不是无耻的背叛者,而是可爱的叛逆者。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瞿秋白称鲁迅为“青年叛徒的领袖”,称萧伯纳为“资产阶级的叛徒”。

“叛徒”瞿秋白遭到了新时代“青年叛徒的领袖”的讨伐。

1967年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冲进八宝山,砸坏了瞿秋白墓。

“文革”结束以后,中共中央经过深入调查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真迹”,但是,瞿秋白并不是“叛徒”。瞿秋白“烈士”的身份不能因为这篇文章而改变。但实际上主流舆论再也不提“烈士”两字。

在陆定一、邓小平、瞿独伊等人的努力下,瞿秋白不仅洗脱身后被污浊的名声,而且让人们清晰地看到,瞿秋白在生命的尽头用革命家的尖锐和文人的清高,把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加掩饰并且毫不惧怕地摆在了历史的评判台上。

1979年5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8个专案组,对瞿秋白、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等人的冤案同时立案复查。1980年10月,瞿秋白专案组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正式为瞿秋白平反昭雪。《报告》指出,瞿秋白被捕后“拒绝劝降”,“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的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198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举行瞿秋白同志就义50周年纪念大会,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对瞿秋白作出全面评价——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里,秋白同志在身后又一次蒙受了严重的诬陷和冤屈。

1980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反复调查,推翻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流传甚广的诬蔑他为叛徒的种种颠倒不实之词。中央书记处于同年7月讨论通过了中纪委的有关报告,10月发出党内文件,在全党恢复了他的名誉……(杨尚昆《在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5年6月18日第4版)

国民党并不把瞿秋白视为“叛徒”

《多余的话》部分内容最早以“共魁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为题发表于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第12卷第6、7、8期(1935年8月、9月出版,选载《历史的误会》《文人》《告别》三节)。《社会新闻》首次选载《多余的话》时,按语说:“瞿之狡猾恶毒至死不变,进既无悔过之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故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义。”

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上海《逸经》半月刊第25、26、27期全文刊载《多余的话》。国民党之所以主动披露此文,是因为他们把这篇文章看成共产党领袖的“反省书”。但是,国民党方面并不把瞿秋白看成“叛徒”。从《多余的话》问世到1960年代,中共方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伪作,是政治阴谋。人们往往拿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与瞿秋白《多余的话》进行比较,认为《多余的话》缺乏战斗精神,包括杨之华在内都极力否认这是瞿秋白的亲笔作品。

革命的激情总是会忽视细腻的情感,在宏大的叙事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总是需要昂然的头颅去面对敌人,连阿Q都要喊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战斗号角。而瞿秋白的这篇遗言大相径庭,他非常明白同时代的人不会理解和接受这样的真实——

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多余的话?告别》)

1938年在武汉时,柳亚子向周恩来报告说,他得到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

可能有假,现保存在女儿柳无垢处,请示如何处理。周恩来当时回答:“既然是假的,何必重视呢?既然是真的,又何必处理呢?”

1958年毛泽东经周恩来的确认,相信了瞿秋白《多余的话》不是国民党的伪造。在当年怀仁堂的一次气氛轻松的会议上,毛泽东突然提到党的历史上的几次路线斗争,又把瞿秋白与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并列在一起,当时听会的杨之华一时惊恐万状,忧心忡忡。而三年前即1955年,瞿秋白的遗骸刚刚从福建长汀移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安葬。(胡明《也谈瞿秋白与鲁迅、冯雪峰》,《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文人“革命”

为什么瞿秋白会写出《多余的话》?

瞿秋白说:“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1927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

这与瞿秋白的“绅士阶级”出身有关。瞿秋白在《多余的话?脆弱的二元人物》里是这样解释的: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账。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瞿家的确是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父亲瞿世玮还擅长绘画、剑术、医道,六伯父瞿世璜精于篆刻。母亲金璇是官宦之女,精于诗词,能书娟秀小楷。瞿秋白视野广阔,诗词、篆刻、绘画、音乐、昆曲……多才多艺与“士的阶级”家族浸染不无关系。此外,江苏常州是乾嘉时期的文化胜地,文风之盛堪称人文渊薮,晚年寓居昆山的杭州人龚自珍评价说:“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瞿秋白在名士辈出的常州自然多了几分士人的气质。

到了瞿秋白一代,瞿家不仅家道中落,“士的家庭”也开始瓦解,瞿秋白的思想从传统走向现代,接受并布道新思潮成为他人生新的路径。不过,瞿秋白的文人气质、士人态度如影随形,这与成长有关,受环境影响,难以改变。

具有诗人气质的瞿秋白有着文人式的多愁善感,他常以诗词作为表达自己情感的最佳方式,在即将赴刑场的6月18日早晨还集句得《偶成》一首,署以“秋白绝笔”: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的确,无论是《多余的话》还是最后的绝笔诗《偶成》,不同于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方志敏《狱中纪实》,也不同于《革命烈士诗抄》。甚至,瞿秋白从容赴死的态度和悠然的刑前留影,都与《多余的话》《偶成》绝笔诗格格不入。

在狱中,瞿秋白对灵魂的发问和思考从未中断,他自认为自己是个文人,却又成为革命者,“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陈独秀不再担任党的领导人),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这是因为“历史的误会”和人生的错位一步步地推着他走在了领袖的道路上:

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多余的话?“历史的误会”》)

五四运动一开始,瞿秋白便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历史误会”便一个跟一个地发生了。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然而,真实的瞿秋白“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也没有陈独秀、张国焘和王明那样傲人的学历,他只想在俄文专修馆免费学好俄文后,“谋一碗饭吃”。

1922年底,瞿秋白在莫斯科给陈独秀当翻译,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7月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他主编过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曾将为陈独秀等人压制和拒绝发表的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并为之写了序言。1928年6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以“领导干部成分工人化”为由,让向忠发取代瞿秋白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六大闭幕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尽管他对共产国际几乎言听计从,但东方部部长米夫信任爱徒王明,瞿秋白被弃用。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开除出中央政治局。

政治漩涡的搅拌让瞿秋白尬尴离场。

“我得做”“我得组织”“为着应付”“不得不研究”“勉强着自己”……这些“不得不”洒满《多余的话》,让瞿秋白如同“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一样用非所长。

瞿秋白在走上“政治领袖”的路上,一直对自我身份认同有着剧烈的挣扎:革命主义与文学兴趣的分道扬镳,知识分子与革命家的身份叠加,文人气质与暴力革命的剧烈碰撞,文化启蒙与反思革命的难愈裂痕……然而,历史与时代的误会绑架他步步前行,以至于瞿秋白不断向灵魂与躯体寻求答案,最后在稿子上一吐为快:

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多余的话?“历史的误会”》)

对瞿秋白有深刻理解的丁玲在1980年《文汇增刊》第二期发表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有这样的评价:“他这样把自己的弱点、缺点、教训,放在显微镜下,坦然的、尽心的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后代,这不也是个大勇者吗?……革命者本来不是神,不可能没有缺点,不可能不犯错误,倘若能正视自己,挖掘自己,不是比那些装腔作势,欺骗人民,给自己擦脂抹粉的人的品格更高尚得多么!”

在乡绅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间挣扎的瞿秋白,在求索生命的意义旅途中孤独徘徊的瞿秋白,他的伟大之处在于敢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没有粉饰。作为文人,他的文字有点絮絮叨叨,喜欢浅吟低唱。作为政治家,他手中没有枪,心中更没有。瞿秋白临终的话,看起来戏谑轻松,却悲哀苍凉。

革命者何必千篇一律?!

革命的复杂性与文人的丰富性,成就了独特的瞿秋白,他既没有背离革命道义,也没有放弃知识分子的内省。无疑,他是对中国道路的伟大提问者之一。

“丢掉最后一层假面具”

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仿佛万事皆空,正如他在狱中词作《浣溪沙》:

廿载沉浮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

他也有做游戏的兴致,说:“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多余的话?“文人”》)

还有回归日常的瞿秋白:“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多余的话?告别》)

摘下面具,瞿秋白终于解脱了。

来源:原刊于《同舟共进》2015年10月,原标题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瞿秋白的爱与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