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恺帆——心里装着农民的官

“集邮是一件有意义的活动张恺帆”

“开展集邮活动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张恺帆”

张恺帆（1908－1991），安徽无为人。著名书法家、著名诗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委书记、代理县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皖南第三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1930年组织领导无为县六州农民暴动。1933年调至江苏省委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吴淞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抗战时期于1937年10月回皖，历任中共皖中工委委员、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五支队秘书长、来安县委书记、淮南行政公署秘书长、淮南区党委秘书长、皖江行政公署副主任、皖南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苏皖边区政府秘书长、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前委秘书长、合肥市委书记等。解放后先后担任皖北区党委秘书长、淮南矿委书记、安徽省委统战部长、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政协三届副主席。文革后，历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省委顾问、四届、五届省政协主席、党的八大、十二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五届委员会委员。全国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安徽省诗词学会名誉会长等。

张恺帆幼入私塾，随塾师吴风楼临帖习字，得力於柳公权、颜真卿、何绍基、怀素诸家，兼涉魏碑。善行草书。1985年离休後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中国书协安徽分会主席、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长篇小说《心里装着农民的官》章节：

“张青天”张恺帆

1959年7月，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期间，得悉其家乡无为县大量饿死人的消息后，到无为实地考察，斥责了虐民的县委书记，下令解散了无为县几千个“大食堂”，并开仓赈粮，救济百姓，史称其“大闹无为二十天”，被百姓呼之为“张青天”。

但因此举与当时的中央政策相悖，招来祸端。1959年9月9日，根据中央的指示，安徽省委作出了“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被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关押200多天，经批判斗争后送淮北某矿进行“劳动改造”。1962年得到纠正，任安徽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历任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安徽省第四、五届政协主席，安徽省地方志编委会主任等职。

1985年离职休养后，应聘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安徽省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安徽省楹联学会名誉会长和安徽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他是八大、十二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1年10月29日因病在合肥逝世。

著有《张恺帆诗选》。逝世后，有《铁骨丹心》专集出版，七月风杂志和党史纵览杂志连载发表了专稿《一代青天张恺帆》和电视文学剧本《张恺帆》。

关心农民吃饭

1958年7月31日，安徽舒城县千人桥农业社放出早稻亩产11471斤的“卫星”。当晚，张恺帆陪同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赶去祝贺。张恺帆作诗赞颂：“千人桥上万人瞧，谁放红星出九霄。槐树中心旗杆队，社员风格比天高！”他的赞颂是真诚的。他想：中国之大，奇迹总会有。但到了奇迹不奇，“卫星”满天时，他开始清醒了。

8月22日，安徽在全国第一个宣布已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的省（实际亩产只有318斤）。9月中旬，主席视察安徽时说，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12月27日至29日，中央委员彭德怀到安徽视察。张恺帆负责接待和陪同。这两位同年入党的老党员，谈得非常投机。彭谈了党内风气不正、浮夸、不讲真话、报喜不报忧。张谈了党风不纯、浮夸成风、许多地方弄虚作假，高产高得没了边。老战友忠告“要防右”。

1959年1月24日，安徽省一届三次会议在合肥召开，通过决议：继续反对保守思想，继续鼓足干劲，为实现比1958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而奋斗。2月7日，省委批转《关于〈桐城县闹粮问题的真相〉的报告》，严厉指出：叫喊粮食紧张，实质上是否定人民公社和总路线。省委号召进行“反瞒产斗争”，同时，提出了更高的农业生产指标。会后，他带省水利厅副厅长周俊，到含山、和县农村调查。看到农村已经饿死了人，他忧心如焚，赶回合肥，要求向省委常委会议汇报。老战友、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对他说：“你不要汇报了。你为什么总看阴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老张，我看你是有点右，要注意。”2月下旬，省里到巢县调粮。张恺帆说存粮很少，巢县几十万人民还要吃饭，不能再调。来人说，农民是“白天一片青，晚上一片红”（意为白天吃青菜，晚上整好吃的）。张恺帆怒不可遏，“这完全是听信了造谣！群众无粮可藏！我建议省委派人来查！”

无为县的人祸

无为县是安徽的一个大县，位于长江北岸，与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隔江相望，是有名的鱼米之乡。

1958年，上级派来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名字叫姚奎甲。这个姚书记是个“响当当的吹牛皮、人民公社化运动搞“共产”，都是一马当先。当时，县委拟了一个《关于试办共产主义人民公社问题》的草案，仅用十天时间，全县就普遍实现了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这个县的响山公社率先实行了供给制，《人民日报》曾发出了《安徽响山社最早实行供给制》的报道，还发了一篇介绍响山供给制的通讯《一棵共产主义的幼芽》。经过“大炼钢铁”、“共产风”这么一折腾，把富庶的无为县弄得民穷粮尽。吹牛皮带来了高征购，千千万万的农民饿得奄奄一息，县委姚书记却说农民“抗粮”、“瞒产私分”。他亲自指挥“反瞒产斗争”，对基层干部和农民打、骂、捆、吊，组织“搜粮队”对农民进行翻箱倒柜、搜查抄家。凡是对县委提意见或者向上级反映县委的情况的人，都遭到了姚书记的残酷镇压。轻者降级、撤职、开除党籍，重者被判刑劳改。基层干部和农民畏姚如虎，远远望见姚的专用小黑色轿车开来，就都躲的躲，藏的藏。

放粮救人

1959年7月2日，庐山会议召开。1959年春以来，身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张恺帆，不断得悉无为“田园荒芜”、“灾情严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心情极为不安，便来到无为作实地察看。

7月3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开始发言。同日，张恺帆一行前往安徽无为，行前严令不准提前通知，以防做假。一路揭公共食堂的锅盖查看，哪里有粮食！全是白水清汤里漂浮着几片菜叶！夜宿巢县，遇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陆学斌和杨杰。陆、杨告诉张恺帆：“无为情况比巢县还要严重！”当日夜，曾在无为蹲点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打电话给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姚某，说：“张副省长明天要到你们那里去，你要注意，不要把自己放在被动的地位，要争取主动。”

４日，张恺帆一行进入无为。无为是安徽沿江富庶县份之一，但眼前情景却令张恺帆怵目惊心！农村公共食堂基本断粮停炊，农民在挨饿；路上行人大都面有菜色，走路不稳，拄着拐棍；孩子们更饿得不成人形；因为劳力锐减，许多田块尚未插秧。

很多群众认识张恺帆，纷纷诉说：“我们现在还不如以前的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发二两原粮，发到我们手里才好。如果发到公共食堂，层层克扣，我们连一点也见不到了。”“把自留地还给我们吧，我们种点瓜菜，也好度命。”有的甚至下跪哭诉：“张省长，救命！”抵达县城，找第一书记姚某来汇报。姚早有准备，说：“去年收粮13亿斤，准备征购齐7亿斤。”张恺帆问：“收了这么多粮食，为什么还有人饿得浮肿？”姚答：“浮肿的人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姚还说全县浮肿1万余人（实际是20多万人）。当夜，县粮食局局长向张恺帆反映，姚书记叫弄了两本账，一本真账收7亿斤，另一本假账收13亿斤。当晚，在合肥的一位省委书记处书记给张恺帆打电话，说无为粮食多，要求调走几千万斤。张恺帆说了真实情况，请求不要调粮。对方说：“要顾全大局嘛！”张只好同意调200万斤，并命令装船。这时，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从庐江来，他看了一路，见面便说：“老张，想不到无为情况这样严重！”桂林栖听说调粮的事，坚决反对，说：“装船了也得卸下来！”张恺帆已深知反映情况不易，对桂林栖说：“我们一同把无为情况向曾政委反映吧。”呼“曾政委”是因为曾书记任新四军第七师政委，张和桂都在曾希圣领导下工作。

当晚，张恺帆严厉批评了县委第一书记姚某：“你说只有万把人浮肿，完全是一派谎言！芜湖地委通知每个浮肿病人发1斤红糖，你报了20万人。”姚无言以对。张恺帆命令：“从明天起，每人每天不得少于1斤原粮，全部直接发到群众手中！公共食堂暂时停办。自留地也归还群众。告诉你，你不发粮，我就不走了！”

惩治恶官酷吏

张恺帆来到红旗公社王福大队，见农民们个个面黄肌瘦，召集他们座谈，却都不说话。最终了解到，大队书记张定根天，人称张霸天，打骂群众、奸淫妇女、逼死人命、无恶不作。县委姚书记还在公社群众大会上表扬张霸天。张凯帆大怒，立即给县委打电话，让检察院来人侦察。同时，建议公社党委责令张定根停职反省，交代问题。农民看到这阵势，也都纷纷揭发张霸天的罪行。检察院最后查清：张定根涉嫌人命3条，奸污妇女10多人，直接或指使人毒打群众数十人。将张逮捕法办。新民大队一生产队长黄大本、陡沟港河大队一生产队长倪进长因多次打骂群众并掼碎群众的锅，张恺帆对此十分愤慨，随即通过地方组织，将其宣布撤职。

全县人民对他在无为察访，嘁嘁相告，冰冷的心灵一时由绝望变为有望。“张青天”来察访的消息立即传播开来。张恺帆不顾疲劳，跋山涉水、走村串户，深入察访官情、民情、灾情。发现无为县的“五风”刮得特别厉害，1958年大搞浮夸，获得中央的“超纲要奖状”。缺粮非常严重，浮肿病人很多，已经饿死不少人。

虽然有了夏粮接济，灾情稍有缓解，但是夏粮歉收，不容乐观。群众普遍反映公共食堂存在严重问题：干部多吃多占和浪费严重，社员吃不足定量；干部动不动就卡饭；雨雪天打饭困难，生活无法调剂等等。都强烈要求解散食堂。

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民愤很大，他在高征购时搞“反瞒产”斗争，肆无忌惮地捆绑吊打基层干部和群众，追逼粮食。多次受到地委表扬。

他一手遮天、横行霸道，竟然拒不执行中央文件，不分给社员自留地，不准养鱼、鸡、鸭、鹅，不准搞家庭副业，不准开放集市。拒不退赔平调的钱物，不少社员的房屋被拆、被占，至今没有修复、退还。姚在“反瞒产”运动中，追逼打骂现象严重，在他的支持纵容下，各级干部打骂群众成风。姚用专政手段对待反映问题的干部和群众。一位小学校长陈英给他写信，反映干部作风和农民生活问题，他不但不支持，反而将陈英撤职降级，监督劳动。一位公社书记给党中央写信，反映无为县问题，被姚发现后，将这位书记留党察看、撤职降级，送农场劳动改造。……张恺帆将调查情况向省委报告，向地委通报，并按组织程序，责令姚奎甲停职反省，检查交代问题。

救民的“三还原”“两开放”

张恺帆在无为的整整20天里，不顾个人的疲劳，跋山涉水、披星戴月，走村串户，深入察访官情、民情、灾情。每到一处，找干部、访农民，和他们促膝谈心，并细心察看当时的干群关系、农民生活和庄稼生长的真实状况。

通过耳闻目睹，证实无为情况果真十分严重。人们脸如黄蜡，骨瘦如柴，有的拉着拐棍，有的卧床不起，特别是饿死人的现象已有所闻所见。而且有的干部，面对农民受难，不加怜悯，反而动辄打骂。再看到处禾苗生长得犹如枯香直立。满目凄凉情景，使张恺帆心急如焚，他一面与主宰无为人生死存亡的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交流情况、沟通思想，以期求得为民解救的目的；一面多次电告省委、地委反映情况，请求给予支援，一面沿途呼喊，要求干部和群众同舟共济，启发农民多种蔬菜，振作精神。能表现张恺帆胆识的是他在无为提出的“三还原”、“两开放”。他经过调查研究，根据群众的意愿，和另一位书记桂林栖商量以后，召开县常委会议，果断地作出“三还原”“两开放”的决定。“三还原”是：房屋还原，修盖或退还社员被拆被占的房屋；自留地还原，按中央政策发还农民自留地；伙食还原，根据群众意见解散食堂。“两开放”是：市场开放，允许农民买卖副业和自留地产品，互通有无；鱼塘开放，允许农民养殖打捞鱼虾。农民们欢心雀跃，感谢救命的“张青天”！但是，他这些救农民于水火的做法却招来了弥天大祸。

清官遭祸

7月23日，张恺帆接到省委电话，让他回省。原来是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出了问题，彭德怀向主席上书，受到了主席的严厉批评。姚奎甲绝处逢生，立即撕掉自己写的检查，改为写揭发张恺帆的材料。说张恺帆在无为县解散了4000多个公共食堂。

姚奎甲于1959年8月1日以无为县委名义给芜湖地委写报告，并将此报告上报省委。报告说：“张恺帆于7月4日到无为县检查工作，9日下午在大队检查时，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的三还原，并要县委向下贯彻。到7月15日，全县六千多个食堂被一风吹散，只有120个食堂坚决不散。”

8月2日，芜湖地委立即向省委报告：“我们认为张恺帆提出的三还原，特别是命令解散食堂，是违背中央和省委关于办食堂的方针和政策的。”报告还揭露“张恺帆指示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的三个变化（劳动力、农具、房屋）和干部作风、各种发病情况等五项内容，而且均以公社化前后为界限，不知用意何在，请省委研究。”

8月4日，安徽省委就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食堂一事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说：“我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同志于七月初到无为县检查工作时，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怀疑的心情责令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几个情况的变化，结果引起无为县工作的混乱。“无为县委和芜湖地委对张的这种作法很有意见，认为是违反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现将无为县委和芜湖地委的报告转上一阅。”在庐山的曾希圣打电话要省委书记处通知张恺帆赶快回合肥，不要再调查了。书记处没有通知。

７月２４日，张恺帆返回合肥。在此前一日，主席在庐山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列席庐山会议的一位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赶回合肥，组织发动了对张恺帆的批判。８月４日，安徽省委给中央写了《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派专人急送庐山。

8月10日，主席在省委的报告上作了极为严厉的批语：“印发各同志。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

“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

“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

“这些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

“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的目的。

“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

“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

“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显然，主席这里不仅仅是批评张恺帆，主要是借机批评彭德怀。但张凯帆也难逃过一劫。

1959年8月27日至9月21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书记主持召开了县处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对张恺帆进行了批判。接着，又批判了省委候补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陆学斌。因为陆对浮夸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还同意张恺帆在无为县的作法。批判张恺帆的规模越来越大，从几千人到上万人。

９月１９日，安徽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比中央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处理要重得多：第一，不再称“同志”，第二，不保留任何职务，而且决定：“将张恺帆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等职务，并责令其交代问题”。对陆学斌“决定给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撤销候补书记、宣传部长、副省长等职务，并交组织部门继续审查，同时责令其彻底交代”。

１２月１２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人民检察院提请“依法批准逮捕张恺帆”。检察院同日复文同意。张恺帆被囚禁２０７天，经批判斗争后送淮北某矿劳动。其妻史迈也受到了株连，全家被赶出省府住宅大院。

张恺帆在被错误处理之际，曾就他的冤清，作律诗一首。诗云：

神差鬼使到无城，为报真情获罪名。

五十一天伤乱箭，万千张口书曾参。

无心偏惹“三还”恨，有口难吹“八字”尘。

北望都城泥首拜，不难化骨见忠贞。

张恺帆的亲朋好友都受到株连。张的二弟昌选、堂兄视三、堂弟昌树，还有在抗日时期曾任皖江参议员、都受到株连，被迫害致死。酷吏姚奎甲成了“英雄”，气焰更加嚣张。他把与张恺帆有过接触的人，全部打成“机会主义分子”，进行了残酷斗争，有的被罚跪，有的被扒衣服毒打，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姚奎甲在王福大队办了个收纳90多人的小劳改农场。除派出所送来的“五类分子”21人外，其余大部分是干部。说是下放劳动，其实是按罪犯对待。强迫干重活，做不动就打，有时还不给饭吃。凡与张有过接触的人都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有的被罚跪，有的被扒衣服。对这些人进行抄家搜查、强迫劳动，划为“机会主义分子”,送到大蜀山畜牧场劳动。据不完全统计，遭受株连被处分的无为籍各级干部就有28741人。

于是，张恺帆试图纠正的“共产风”在无为县又刮了起来，导致形势迅速恶化。地方干部的专权和高压越来越严重。由于被判的人太多，以致于无为县监狱爆满，连仓库里都关满了人。后来政府不得不将那些无处关押的人押往临近的白湖农场（庐江县境内）和普济圩农场关押。在押送路上，老百姓说劳改犯多得象行军队伍一样。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主席在会上首先做了自我批评。自１月３０日起，与会的安徽省地、市、县委负责人，揭发了安徽省委、首先是曾希圣的错误，并在大会结束后延长两天揭发问题。

７月２０日，经中央监委批准，安徽省委宣布：撤销《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恢复他们的党籍、名誉、职务、级别，补发了工资。

晚年的回忆

张恺帆晚年曾向朋友几次谈到所谓“大闹无为”的事情。恺老说，1959年他到无为检查工作，有的农民拦住他的车子，有的人向他叩头，农村饿死人，情况很惨，十分伤心。每每说到这里，他老眼圈都发红。于是他在无为召开大会，把库存几百万斤粮食供应给病人和儿童；农村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他便命令停办。

我曾听说针对无为，有人说农村食堂是雷打不散，恺老说我就是“雷公”，就是要打散这雷打不散的食堂。我问恺老可有这事。恺老笑了，说，那是编造的话，我怎么会那样说呢？我在无为发现食堂办不下去，便写信给省委，建议省委考虑农村食堂是否暂时停办。

还有一次，恺老十分感慨地说，曾书记同志不在了，如果他健在，我的问题会早日澄清获得解决。他见我很诧异，便说，我相信曾书记同志。1961年7月，我和曾书记同志在江淮旅社见面，当谈到1959年我被整时，我说：“处理我个人我没有意见，不该株连许多人，其中我的表兄王试之，抗日战争时你常住在他家，也被整死了。”曾书记同志十分吃惊，说：“我不知道啊，太对不起人了！”他说得很诚恳，掉了眼泪。那时我还没有平反，我相信曾书记同志是真诚的，我相信他的党性，会说真话，会实事求是的。

张恺帆也多次谈到造反派整人，他说，造反派中是有坏人，一次在合肥工大,有人在他背后狠狠地打了一棍，幸亏别人挡了一下，就那样他时至今日，一到阴天，背部还疼痛。“那是要我命的！”恺老说。一次我问他当时巡回，折磨痛苦他怎么受得了？他坦然地笑着说，在池州，台下黑压压一片，口号声不断，而他却在作诗，诗云：“经年未许下高楼，难得巡回游。正是阳春三月里，山花如火过池州。”以致造反派嚷着要他交待问题，他不知是什么事。每当我们谈到全国乱得很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是呀”、“是呀”……重复着，唉声叹气，忧心忡忡。

人民怀念“张青天”

张恺帆晚年曾在六安住院治病。他在六安的消息不股而走，很多人自发地关心、爱护他，不少人去看望他，有的询问他的健康状况。一位工人出身的老同志，在厂里锻工车间搞了一个小浴池，每个星期天，利用厂休，亲自烧一池水，又搞车子将恺老等几个老同志拉到厂里洗澡，然后再用车子送他们回医院，有几次还请他们在厂里食堂吃了饭。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专区农机厂革委会副主任奚日先出于对恺老的敬仰，去医院看望张老。归来后，奚田先作诗云：“丹心一片为人民，敢逆潮流做事情。此事后来虽曲折，凛然正气在人心。”指的也是所谓“大闹无为”，端的是心里话。

张恺帆去世后，安葬在无为城美丽的绣溪公园内,世世代代接受无为百姓的祭奠。2008年是张恺帆诞辰100周年，县委党史研究室和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

7月和12月，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在会刊《濡须风云》开设“纪念张恺帆诞辰100周年”专刊，登载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蒋克祚和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丁以龙撰写的《张恺帆同志在皖江抗日根据地》，以及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范青山撰写的《恺老的家乡情》，缅怀和纪念先辈。《濡须风云》发至新四军老战士和部分学校；12月18日，蒋克祚应邀参加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举行的“纪念张恺帆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作了《张恺帆同志在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发言，并在《云岭》杂志第四期上全文登载。

为了宣传张恺帆同志光荣的一生，县民政局在位于烈士陵园东侧的“无为县革命史迹展览馆”中单设一个展厅纪念恺老，厅内收集了恺老生前的诗词、书法等资料，塑建了恺老的铜制头像，该展厅不久将建成对外展出，届时欢迎社会各界来此缅怀学习张恺帆同志。

无为名人张恺帆一生的故事

张恺帆(1908～1991)无为人。原名张昌万，曾用名张觉非、汤问樵、唐砚农、王文乔，1908年12月18日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陡沟镇张家大墩的一个小地主家庭里。父亲张锡光，是个思想开明的旧知识分子，科举未中，在家半耕半读，藏书颇丰。母亲周氏，解放后取名周其淑。父母共生3男3女，昌万居长。张恺帆出生后不久，父辈分家，并移居南距长江仅十几华里的胡家碾村。

张恺帆7岁开蒙读家塾，9岁时，周新书先生年迈辞馆，父亲请来吴凤楼先生。吴有强烈的正义感，多才多艺，能书善画。吴先生赞赏张恺帆才气，鼓励他学诗练字。先临柳公权，后临颜真卿，再临何绍基、孙过庭，打下了扎实的书法基础。他学诗、作诗也愈加勤奋，成了当地闻名的“小诗人”。父亲受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影响，购买了很多进步书刊，向少年张恺帆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父亲还常带他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让他体味生活的甘苦。

1920年，张恺帆进无为县城，从崔海崖先生读书。次年，张恺帆进入由英国教会办的励志小学读书。英语教员王仙俦是个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他向学生们宣传：“天地间根本没有上帝。外国人到中国来办学，目的是奴役中国人。宗教是鸦片，是麻醉人的。”1922年，与励志小学唱对台戏的竞存小学创办，教员多为思想进步的青年，王仙俦任校长，张恺帆转入竞存小学读书。学校请无为早期参加革命的卢光楼先生到校讲演，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给张恺帆留下深刻印象。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爆发，张恺帆和师生们一起走上街头游行声援。

1925年夏，张恺帆小学毕业，经国文教员侯芸圻介绍，去江苏省无锡中学读书。开学不久，江浙战争爆发，威胁无锡，张恺帆回到故乡，并于次年初考入芜湖民生中学，插班上三年级。

民生中学是芜湖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堡垒，校长宫乔岩（后改名王少春）是中共早期党员。中共党员李克农、钱杏邨（阿英）等都是该校教员。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张恺帆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斗争，他在李克农的率领下，奔走呼号于江城街头，宣传革命，并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芜湖学生联合会，在文书股负责写传单、写标语。

1927年3月6日，北伐军进驻芜湖，并东进南京，大革命胜利的曙光已在望，但反革命的暗流也在涌动。3月23日，蒋介石纵容国民党右派组织暴徒捣毁安徽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筹委会等革命党派、团体机关。4月6日，芜湖20万民众集会，强烈要求罢免以暴力勒索民财的省主席陈调元。19岁的张恺帆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表现英勇，经受了最初的锻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安徽国民党右派以“清党”为名，残酷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宫乔岩、李克农、阿英受到通缉，白色恐怖甚嚣尘上，中共组织转入秘密活动。血气方刚的张恺帆原计划投奔当时还在联共反蒋的武汉政府，但听说武汉方面局势也不稳定，便回到无为，到新板桥小学任教员。不久，无为成立了中共无为特别支部，在特支指导下，张恺帆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书籍，确立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

1928年8月，经宋士英、邓逸渔介绍，张恺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工农运动在白色恐怖下走向低谷。在此严峻时刻，张恺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区委书记，不久又参加了县委，仍担任小学教员，以此为掩护，从事共产党的革命活动。1929年，他参与领导了反对粮食奸商屯积居奇和偷运出境的斗争，把十几万斤粮食分给饥饿的农民。他在县委的领导下，致力于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协会、扩大党的影响。全县党员迅速发展到五六十人，各级共产党的组织纷纷建立。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学生会、济难会、少年先锋队先后成立，农民协会更是蓬勃发展，仅张恺帆所在的无为东乡就有二三万会员。县委创办了4开4版的报纸《红旗》，张恺帆兼任主编，三五天或七八天出刊1期，刊发了许多为劳苦大众所欢迎的内容，其中，《农民解放歌》、《打倒土豪劣绅歌》、《妇女解放歌》在民间广泛流传。国民党当局终日惶惶不安，哀叹：“无为县是共产党的状元县！”

在反对粮食奸商偷运粮食出境牟取暴利的斗争中，张恺帆雇了几个铁匠，昼夜赶制梭标，日夜巡逻。士绅们威胁责问张锡光：“你那个儿子很不安份！造了许多武器，想造反啦！”斗争中，农协牺牲了1人。地主奸商的打手也死了1人，地主奸商们抬着打手尸体告状。国民党当局没抓到张恺帆，将张父抓去百般折磨，关押了两个月。张父被勒索了2000元“赔偿费”，方才获释。

1930年四五月间，中共芜湖中心县委（同年9月改为皖南特委）多次指示无为县委组织武装暴动。这时，“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部署全国性的暴动。9月，特委派员到无为白茆洲召开会议，确定适当时机举行暴动，进攻六洲，再攻取汤沟和三官殿，掌握一二百支枪后攻打县城，再西进大别山与红军会师。讨论中，张恺帆认为暴动条件不成熟，被批评为“右倾”。后来，他服从了组织决定。

12月21日下午，暴动队伍200余人在白茆洲新华寺集中。皖南特委给的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皖南第三游击纵队”，以刘静波、邓逸渔任正副司令员，张恺帆、任昌举负责政治工作。夜11时出发，抵达六洲镇，发起强攻。敌倚仗坚固的工事顽抗。战至天明，为免遭增援敌军和六洲守敌的腹背夹击，暴动队伍撤出战斗，转移到东乡，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六洲暴动失败后，张恺帆等人被国民党当局通缉，家产被抄没，家中房屋被夷为平地。形势愈来愈严酷，县委书记夏子旭被捕就义，张恺帆数次遭敌兜捕，均机警逃脱。有一次，他和县委委员宋沛生泅水突出敌人重围，民间纷纷传说张恺帆会“水遁”。

随着外部形势的恶化，内部隐患也日益加剧，1931年7月，游击大队移驻真武殿。8月，大队参谋刘大同悍然发动叛乱，杀害了张昌忠（张恺帆的堂弟）和巢县县委书记倪合台等。张恺帆转移到西乡坚持斗争，代理中共无为县委书记，但身边只剩下5支枪了。他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集合了六七十个党员，镇压了恶霸丁德甫，但在国民党军进剿下，局面仍无法打开。12月，张恺帆奉调去中共芜湖中心县委工作，临行感赋：

离家哪得不依依，公义当前不我私。

寄语双亲休倚望，红旗报到是归期。

1932年初，张恺帆到达芜湖，中心县委机关已经被敌人破坏，联系不上。适宋沛生举家迁到宣城孙家埠以打鱼为生，张恺帆便寄居宋家船上，同时托宣城第四师范职员方后鲁（曾任无为团委书记）帮助找党组织。后组织上委派他任宣城、南陵两县巡视员，他努力工作，恢复了两个党支部，发展了党员。不久，省委被敌人破坏，他失去了与党组织的一切联系。1933年2月，张恺帆抵达上海。其时，身陷困境的张恺帆衣食无着，得到了无为同乡吴吉考和胡竺冰的慷慨资助，间或打零工挣钱维持生计。

是年3月，1930年领导广德暴动的梁预人出狱，帮助他与中共江苏省委接上了关系。

4月，张恺帆被任命为中共吴淞区区委书记。该区原有的近30个党支部已全被敌人破坏，张恺帆到任后，努力恢复党的组织，仅半年就重建了淞沪铁路支部、炮台湾支部、水警支部、北狮子林支部、永安纱厂支部、同济大学支部、水产学校支部、蕴藻浜支部等10多个党支部，在白色恐怖下坚持秘密斗争。

10月，张恺帆调任中共沪西区区委书记。他在环龙路租好一间亭子间，11月初回吴淞到区委组织部部长王厚芳家取行李，由于叛徒孙雨樵（前任吴淞区委书记）和龙登云（原同济大学支部书记）的出卖，他被捕了。

张恺帆被捕后，被关进吴淞镇公安局。他编好了一套欺骗敌人的口供：“叫王文乔，安徽省含山县运漕镇人，家里开杂货店，店号王祥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到上海，在北狮子林开了一间老虎灶（开水炉），淞沪抗战爆发后回安徽老家，昨晚刚刚到上海，到王厚芳家是为了雇黄包车（王是黄包车夫）。”好在两个叛徒并不认识张恺帆，吴淞镇公安局问不出所以然，就把他押送上海市公安局继续审讯。

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处成员几乎全是中共的叛徒。处长赵和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叛变后穷凶极恶，他亲自出马审讯。面对刑讯恐吓，张恺帆从容应对。因为口供编得严密，4次审问，毫无结果。

11月底，张恺帆被解送到上海南郊的龙华镇，关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这里是一所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的血腥屠场，有“上海的雨花台”之称。张恺帆所景仰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5烈士李求实、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和著名共产党人林育南、何孟雄等23人，就是1931年2月7日在这里英勇就义的。张恺帆入狱后，几乎每夜都听到枪声和不屈的口号声。他那首流传极广的《龙华诗》，就是此期间写在囚室墙上的：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在狱中，他和同志们紧密团结，互相砥砺，与国民党军警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经6次审讯，张恺帆冷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坚决不改口供，使敌人无可奈何。狱方给他下的评语是“冥顽不化，不可救药”。

酷刑、屠杀吓不倒共产党人，高墙、铁窗锁不住志士情怀。张恺帆和10多个难友在狱中组织了“扪虱诗社”，创作诗词，相与唱和，激励斗志，砥砺节操。同时以诗歌为武器，抒发革命情怀，揭露敌人的残暴，斥骂可耻的叛徒。张恺帆的狱中诗，无论其技巧是否圆熟精当，全都是血性文章血写成，全都是光照后世的共产党人博大襟怀与冰雪操守的壮丽颂歌。六洲暴动中任司令员的刘静波与他在上海重逢不久便也被捕入狱，他殷殷怀念生死未卜的老战友：

只身南北一飘萍，湖海沉浮不计春。

濡水楼头曾惜别，春申江上喜逢君。

烽烟漫地知音少，浊酒盈樽共味深。

酬唱方酣风雨骤，铁栏深锁断肠人。

再如，大学生、中共秘密党员谢武潮新入狱，带来了红军胜利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消息，他欣然赋诗：

狂潮推得武潮来，赤日埋云雪满阶。

人去春回风更烈，会看急雨撼楼台！

又如，对于叛徒，张恺帆极为鄙视，曾作诗分别斥骂叛徒梅耐冬、顾云路（诗中嵌入“顾云路狗”4字），并写在墙上：

岭南老梅，胡不耐冬。

未寒先萎，羞煞竹松！

不顾情操甘做狗，人心变幻若浮云。

算来出路能多少？狡兔烹时狗亦烹！

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人格光辉，也感动了部分天良未泯的宪兵，张恺帆作诗赠给看守：

风露凄凉画角哀，肩枪荷月立台阶。

长官美酒兵民血，利害谁归好自裁！

后来，难友们在牢房里演戏、唱歌，值班宪兵都不干涉，倘有上司来巡查，他们就敲敲牢门方窗上的铁皮以为报告。

张恺帆将自己的狱中诗作编成《牢骚集》，托出狱的难友苏华交给当时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无为同乡胡斯星代为保存。胡冒着危险把诗集保存到解放后，归还给了张恺帆，1959年散失。

龙华看守所军法处处长陶百川是个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在他的威胁利诱下，王厚芳经不起考验，供出了张恺帆的中共党员身份。

1934年3月底，张恺帆被押送上海漕河泾监狱，并得知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刑5年。他被砸上了脚镣，编号662。该狱由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直接管辖，规模很大，可关2000人。甲监和庚监专门关押政治犯。张恺帆先被关在曾关过恽代英等著名共产党人的庚监，后来又与方毅、桂蓬等被关在甲监。狱中设印刷厂、草袋厂、牙刷厂、竹编厂等，强迫犯人劳动。张恺帆被分在牙刷厂穿牙刷。因为他有文化，又让他兼记账，难友们都叫他“王司账”。刚入狱时，一个极凶恶的看守，把“王司账”听成了“王师长”，以为张恺帆是红军的师长，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折磨。

在狱中，政治犯们互相串联，坚持斗争。他们怠工、破坏机器、用藏匿的铁钉钻透墙壁与邻室互通消息。为抗议非人的虐待，甲、庚两监近200名政治犯于1935年8月举行了绝食斗争，提出4条要求：1、开镣；2、准许使用纸笔；3、改善伙食，不吃掺砂子的米；4、只要不下雨，每天都要放风。如不答应条件，集体绝食至死。消息传到外界，社会舆论大哗。狱方气急败坏，诬称政治犯要“暴动”、“越狱”，指认张恺帆是为首分子，派几个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汉把他拖出，施以踩杠子等酷刑，从清晨8点折磨到夜间11点。张恺帆以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咬紧牙关，决不屈服，决不复食。敌人恼羞成怒，给每人加上一副铁镣。政治犯们仍然不为所惧，坚持绝食斗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沈钧儒先生闻讯后，当面向典狱长提出责问。绝食斗争进行到第4天，狱方怕事情闹大，不得不答应了条件。

绝食斗争的胜利，使漕河泾狱方极为惊恐。按照国民政府1931年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7条规定，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者“由该区域最高军事机关审判之”，并关在军人监狱。狱方便以漕河泾监狱是普通监狱为借口，于1936年10月将张恺帆等50人解送苏州军人监狱。

苏州军人监狱知道这50人发动过狱中斗争，从一开始就对他们特别残暴，动辄以军棍殴打。在敌人残酷折磨下，1936年底，张恺帆得了伤寒病，并发高烧，只剩下一丝微弱的呼吸了。看守正要把张恺帆抬到停尸房去，这时，狱方医官王文吉走过来，用手在他眼睛上方扇了扇，发现张恺帆眼睛还能眨动，就要看守为他开了铁镣，并给了一点药。主医官曾在徐庭瑶部供职，对张恺帆较友好。可是张恺帆还是病危了。但他坚信民谚“饿不死的伤寒”，决不甘心就这样死去。按惯例，在犯人病危时，狱方都要请修女来病床前祷告，修女临走时留下了两听炼乳。靠着顽强的意志力，也得力于这两听炼乳，张恺帆暂时从死神手中挣脱了出来，但身体仍极度虚弱，不能饮食。

这时，难友张光天也得了伤寒，与张恺帆住在一起。张光天是共产党员，陕西人，其父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及杨虎城交情很深。但他父亲赞同儿子重气节严操守。张光天向张恺帆倾泻了满腔炽热的深情，同时把家里不断寄来的食品、药品和其他用品，也都分一份给张恺帆。张恺帆终于活了下来。

在张恺帆8个月重病期间，狱外世事发生了巨变，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相继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成功，中共强烈要求释放政治犯。8月18日，张恺帆获释出狱，返回故乡。10月，与中共组织恢复联系，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后奉派回无为开展工作。

1937年11月，中共皖中工委成立，受中共驻南京办事处领导（后改隶中共中央长江局），李世农任书记，张恺帆、桂蓬任委员。张负责巢县工作。

巢县是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故乡，冯派侄儿冯宏谦，化名马忍言，在巢县开办抗日干部训练班。1938年2月，张恺帆到该班担任民运教官，同时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工作。4月30日，巢县县城沦陷。张恺帆和冯文华号召学员武装抗日，响应者仅10余人。经小芙岭、夏阁镇战斗，发展到200多人。在此基础上，组建了皖中第一个抗日地方武装——巢县黄山游击大队，冯文华任大队长，张恺帆任政委。他们共同指挥了东山口、西山驿、河梢刘、龟山诸战斗，虽规模不大，却成功遏制了日军对巢县柘皋、黄山一带的骚扰。

6月底，游击大队内部发生叛乱，张恺帆和冯文华向新四军第四支队的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求援，消灭了叛军，将游击大队余部编为挺进队第二支队，冯、张分任支队长和教导员。7月，挺进队渡过滁河，进军全椒，部队扩大到近2000人，于是改称挺进纵队，下辖2个团和1个直属队，冯、张分任第1团团长、政委。8月初，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第五行政区专员赵凤藻集合和县、含山两县武装，进袭挺进纵队，第二团团长刘子清叛变，部队减少到不足700人。9月与新四军四支队八团会师后，改名东北流亡抗日挺进团。下辖两个营，张恺帆任二营教导员。11月，挺进团被八团改编，余部组成巢县抗日自卫大队，吴华夺任大队长，张恺帆任教导员，在巢县柘皋一带开展抗日斗争。1939年2月，自卫大队改名新四军抗日东进大队，进军和县、含山。6月底，发生了金城庙事件。

金城庙是和县的一个傍滁河的小村庄，有渡口。国民党第五专区专员李本一与商人合伙买了一批粮食在此装了十几船欲运到敌占区贩卖，牟取暴利。新四军反对“资敌”（资助敌人的简称），派吴华夺率1个连去渡口不准开船，形成僵持。当时，国共合作在皖东尚未破裂。中共皖东工委委员兼和县县委书记祁式潜写了一封信，信中指示：既不能让粮船开走，也不准发生武装冲突，要通过谈判，据理力争。特别不准发生武装冲突影响统一战线。张恺帆连夜赶到金城庙交了信。吴华夺表示很为难：“不准动武，对方强行开船怎么办？”张恺帆说：“你一定要遵照指示办，尽可能避免武装冲突。”天亮后，李本一的副官来到渡口，要求派个代表去谈判，张恺帆随往，刚走出半华里，埋伏着的李本一部1个团蜂拥而上，3面包围（另一面是滁河）了吴华夺率领的这个连。副官冷不防下了张恺帆的手枪。因为有不准武装冲突和进行谈判的指示，这个连被缴了枪。事件发生后，上级认为此事有损新四军声誉，给张恺帆以撤职处分，调到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任总务科长。当时许多负责同志认为，张恺帆是传达命令遇上突然变故，有一定责任，无多大错误。尽管此事在其后数十年间给张恺帆带来了许多麻烦乃至灾难，但他始终坚持由自己一人承担全部责任。

张恺帆到五支队不久，即升任司令部秘书长，负责文秘、统战和对外联络工作。8月，五支队越过津浦铁路向东挺进，转战在扬州、仪征、天长、高邮、盱眙、嘉山、来安、六合广大地区，张恺帆随司令部征战转徙。12月，他作为罗炳辉司令员的代表，化装穿越敌占区，经叶飞部挺进纵队驻地，到泰州做国民党军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的统战工作，李明扬在北伐战争中曾与罗炳辉同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并肩战斗过，此行获得了预期的效果。

1940年3月15日，淮南津浦路东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来安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民主人士郑伯川任县长，张恺帆任中共来安县委书记兼县政府秘书，实际主持各项工作。4月上旬，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移驻来安县半塔地区。当有人反映张恺帆对反革命活动的镇压过于严厉时，刘少奇说：“我赞成张恺帆同志的做法，乱世用重典！”

10月，张恺帆调任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秘书长，办事处主任邓子恢，副主任方毅。下辖来安、天长、嘉山、盱眙、六合、高邮、仪征等县政府和4个直属区。张恺帆主管文书、总务、秘书3科，致力于筹粮筹款、征兵支前、货检等工作和接待安置从上海、南京等地去延安、苏北的过往同志的工作。12月，张恺帆与新四军女战士史迈结婚。

1941年1月，张恺帆兼任津浦路东参议会秘书长，参与根据地各项法令、法规的起草和制订。5月，又兼中共津浦路东区委员会秘书长，参与指导路东8县共产党的工作。张恺帆以他坚定的革命立场、充沛的精力、渊博的学识和处理纷繁事务的能力，深得组织的信赖和同志们的敬重。

张恺帆的故乡无为属皖中抗日根据地，他在皖中群众和上层人士中有相当广泛的联系和影响，无为进步人士吕惠生称他是无为早期革命者中的“硕果仅存”者。1942年7月，皖中参议会决定成立皖中行政公署，吕惠生任行署主任。不久，新四军第七师和皖中区党委负责人李步新、孙仲德、黄先到二师和皖东区党委，请求调些干部，并要张恺帆去担任皖中行政公署副主任。

12月，七师政委曾希圣派袁大鹏率1个排武装来迎接，张恺帆带领皖东60多名军政干部，踏上了新的征程。他们强越津浦铁路，夜渡滁河，在风雪弥漫的滁河边与七师马长炎部会合，到师部不几天就是1943年元旦了。

新四军第七师是以皖南事变中英勇突围的健儿为骨干，于1941年5月1日在无为县东乡成立的。皖中抗日根据地控长江航道、扼淮南铁路南端，人口稠密，物产丰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日本侵略军屡集重兵，疯狂扫荡其中心区。仅1943年，七师主力就对日伪军作战189次，1944年度，七师和地方武装对日伪军作战达760多次。国民党顽固派也助纣为虐，频繁进犯，发动反共摩擦。

张恺帆就任皖中行署副主任后，在共产党内担任党组书记。行署下设民政、财粮、文教、公安、司法等部门，行使政权职能。张恺帆和吕惠生团结合作，努力奋斗，在区党委领导下勤奋工作。1943年，他们指导组建了湖东、江（浦）全（椒）、临江3个行政办事处和含（山）巢（县）、无（为）南、铜陵、繁昌4个行政督导处及船舶管理处。1944年，又成立了铜（陵）青（阳）南（陵）、南（陵）繁（昌）芜（湖）、宣城3个行政办事处和江流船政办事处。年底，和含专员公署成立，下辖和县抗日民主政府和江全、含巢两个行政办事处。沿江地区成立了沿江联合行政办事处，下辖彭（泽）东（流）至（德）行政办事处。行署在发展地方武装、建立“三三制”政权、发展经济支援主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诸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以统一战线和财经工作尤为突出。继以著名民主人士金稚石为议长，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的皖中参议会成立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臻巩固。无为、临江、湖东、和含等县级参议会亦先后成立。行署财政经济委员会为保障军政供给做出了贡献。

1943年4月，行署成立了贸易管理总局（对外为“集成号商行”），用土特产品从南京、上海、芜湖等敌占区换回了根据地内紧缺的机械、钢材、炸药、雷管、电讯器材、医药用品等物资。6月，行署建立了大江银行，发行大江币，控制并占领了金融市场。行署还组织民众筑堤建闸、修塘垒坝、大兴水利，造福人民。

在皖中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富七师”闻名华中，支援了新四军军部和二师等兄弟部队。

1944年12月，遵照新四军军部关于七师“今后主要发展方向为向江南”的指示，中共皖南地委和皖南支队领导机关离开原驻地无为县白茆洲，南渡长江进入铜陵。张恺帆以皖中行署副主任和党组书记身份，去皖南担任中共皖南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临行前，七师政委曾希圣和张恺帆商量，根据地已经横跨大江南北，再叫“皖中”就不妥当了，应改为“皖江”。次年春，皖中区党委改称皖江区党委，皖中行政公署亦改名为皖江行政公署。

1944年12月31日夜，张恺帆带领一批干部和精干武装，乘船横渡长江。抵达南岸后，首战告捷，打下了赤沙滩镇敌人据点。他愈加昂奋，在风雪行军中漫声吟哦：

南渡铜繁万仞山，轻骑直下赤沙滩。

但凭真理撑天地，誓扫妖氛靖宇寰。

云岭横空吞落日，茂林遗恨化狂澜。

漫言雪地行军苦，雪地红旗更好看！

日、伪、顽对新四军开进皖南十分恐惧，于1945年2月，联合进犯铜繁地区，被新四军粉碎。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后，采用反革命策略，突击胁迫诱骗不少群众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给新四军开展皖南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地委书记兼皖南支队政委黄耀南和张恺帆等地委一班人，致力于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各级政权和开展统战工作。皖南地委下辖铜（陵）青（阳）南（陵）县委、繁昌县委（5月改为南繁芜工委）、南（陵）芜（湖）宣（城）县委（后改为南芜工委、南芜县委）、宣城县委、皖南山地中心县委（原泾旌太中心县委）、泾（县）南工委，在敌占区建立了芜湖市工委。3月19日成立的皖南专员公署，下辖繁昌县政府、铜陵县政府和宣城、南（陵）芜（湖）两个行政办事处。到8月，党政军机关和皖南支队发展到3000多人。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皖南支队扫清了芜湖周围的日伪军据点，使当涂、宣城与苏浙解放区连成一片。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为争取国内和平、制止内战，决定让出包括皖江在内的8个解放区。9月15日，张恺帆随七师北撤。北撤的县以上干部和民主人士100余人组成干部大队，由江靖宇任大队长，张恺帆任政委。他们在散兵镇上船渡巢湖。在船上，张恺帆慨然赋诗：

帆影湖光夕照寒，三军挥泪别巢南。

寄声父老须珍重，共把离愁化火山。

10月初，张恺帆和干部大队抵达苏北重镇淮阴。

1945年10月29日，苏皖边区政府在淮阴成立，李一氓任主席，刘瑞龙、季方、韦悫、方毅任副主席，张恺帆任秘书长。苏皖边区由原苏北、苏中、淮南、淮北4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合并而成，辖江苏32个县、安徽18个县和河南3个县。边区政府设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和公安局、货检局、交通局、水利局、卫生局、银行、盐管总局、新华分社及交际处。淮阴城里聚集了许多著名文化人，仅边区政府内就有范长江、孙冶方等。北上或南下的过路干部则更多。张恺帆除处理日常工作外，还忙于接待。

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定签订后，张恺帆以很大精力协助由国、共和美国3方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淮阴小组的各项工作。7月4日，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在与国民党代表会谈时，坚决拒绝了陈诚提出的“中共军政机关和部队全部撤出苏北”的无理要求，谈判破裂。12日，国民党军以15万兵力分3路进犯苏皖边区。9月15日，国民党军李延年部4个师，在飞机掩护下，猛扑淮阴城。张恺帆在淮阴保卫战中参与组织支前。19日，我方主动撤出淮阴，开赴山东。

进入山东后，边区政府单独行动，1947年3月抵烟台，9月渡渤海至大连。1948年3月，他们又返回山东。

4月27日，华东人民解放军攻克潍县城，歼敌2万5千人。已任命担任潍坊特别市市长的张恺帆奉命调到东线兵团（谭震林、许世友率领）任前敌委员会秘书长，同时带一大批干部随时派出接收城市。山东战局发展很快，至10月底，省会济南和全省绝大部分地区均获解放。此期间，张恺帆起草了大量的文件、布告，写信劝降吴化文，办理谭震林和其他负责同志交办的事务。11月6日，淮海战役发起。22日碾庄战斗结束后，他随谭震林去战场处理善后。12月2日徐州解放，他随部队进驻徐州，不久移驻贾汪。1949年

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张恺帆得到华东局批准，转到地方工作。

1949年2月，张恺帆抵达蚌埠。下旬，中共安徽省委组成，他是14名委员之一。4月3日，华东局决定暂不成立安徽省委和安徽省政府，以长江为界成立皖南、皖北行政区。4月6日，皖北区党委组成，曾希圣任书记，黄岩、李世农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张恺帆是区党委5名委员之一，并兼宣传部长。他以很大精力负责接待从晋、察、冀、鲁、豫等省南下的大批干部。渡江战役胜利后的5月，张恺帆任中共合肥市委书记。

新中国诞生后，华东局指示搞好淮南煤矿。11月，张恺帆调任淮南矿区党委书记。

1952年1月2日，中共安徽省委正式成立，张恺帆为12名委员之一。3月，他被调到省委工作，兼任统战部部长。12月，张恺帆当选为安徽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1953年，黄山建设委员会成立，张恺帆兼任主任。1954年8月18日，政务院任命张恺帆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次年3月，他在省第一届人代会上当选为副省长。

1956年7月，他在省第一次党代会上当选为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共八大代表。1958年11月，他继续当选副省长。1961年1月，任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副经理。

1978年1月，当选省政协副主席。1979年1月，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1980年1月，任安徽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1985年离休。

1991年10月29日，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张恺帆，在合肥病逝，终年83岁。根据中共中央有关规定，遵照张恺帆留下的“丧事概免”的遗嘱，未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未开追悼会。但自发前往合肥殡仪馆为他送行的，有千数百人。

安徽省的“彭德怀”

战争年代的张恺帆（中）和他的战友们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曾被毛泽东赞为“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却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头子。曾在1933年国民党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里的墙上写出“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样鲜艳一样红”诗句的张恺帆，也在1959年打成安徽省“右倾机会主义”首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第一个“请为人民鼓咙胡！”在全国省级干部中，他是庐山彭德怀之外挺身而出的第一人。

张恺帆1927参加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并领导了无为“六洲暴动”，1933年9月，他在上海任中共沪西区委书记时被叛徒出卖后逮捕，关进了龙华监狱。

解放后，张恺帆出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但是革命并没有给家乡父老带来丰衣足食，安居乐业。1959年春以来，身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张恺帆，不断得悉家乡无为“田园荒芜”、“灾情严重”和“民不聊生”的消息，心情极为不安，便来到无为作实地察看。

1958年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上的瞎指挥风等“五风”泛滥。7月，安徽办起9万多个“公共食堂”。8月22日，安徽在全国第一个宣布早稻平均亩产已达千斤（实际318斤）。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时说，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从8月到12月，省委贯彻“钢铁元帅升帐”，全省241万人（最多时500万人）“大办钢铁”，10万人进山伐木，严重破坏了森林资源。教育、科技、文化等部门也竞相提出了荒诞的高指标。很多干部看到了问题，但由于以言治罪的“反右派斗争”刚刚过去，大家都不敢说。

12月27日至29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视察安徽，张恺帆负责陪同。彭10天前在故乡湖南见到乡亲们挨饿，6天前收到一位伤残老红军的诗：“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这两位同年（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谈得非常投机。彭谈了党内风气不正、浮夸、不讲真话、报喜不报忧。张谈了党风不纯、吹牛浮夸成风、弄虚作假、高产高得没了边。8个月后，这两位“敢为人民鼓咙胡”的忠诚正直的共产党员，同遭毁灭性的政治打击。

安徽1958年产粮167.9亿斤，浮夸成450亿斤。高产量导致高征购，农民在挨饿，省委却认为“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了”、农村在“大搞瞒产私分”。1958年冬，安徽农村开始饿死人。12月29日，张恺帆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提议“分头到农村去，与民同乐。”他是讲究方法的：老百姓没饭吃，没人敢说，说了没人肯听，大家都下去看看吧。曾希圣支持这个提议。当时，书记处书记都兼任一个县或一个大型厂矿的党委第一书记，书记们分赴各地。

张恺帆时兼巢县县委第一书记。他12月31日到巢县，与县委第二书记张建下乡调查。他们看到农民十室九空，公共食堂大锅里清水煮青菜，只有一星半点粮食，情况严重。张恺帆赶回合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作汇报，被批评为“受了农民的骗”。有人说农村“白天一片青，晚上一片红”，意为：白天吃青菜是假象，晚上点灯弄好的吃，各村灯光一片通红。张恺帆赶回巢县，与县委农工部部长陈建章坐吉普车到四乡察看，农村一片漆黑，所谓“一片红”纯属捏造。

1959年1月24日，省委通过决议：继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2月7日，省委号召开展“反瞒产斗争”，提出了更高的农业生产指标。张恺帆带着省水利厅厅长周峻，到含山、和县农村做调查，看到饿死人现象更严重，连夜赶回合肥，要求向常委会议作汇报。

2月下旬，省里派人到巢县调粮。张恺帆说：“存粮很少，巢县几十万人民要吃饭，不能再调。”来人说：“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了，搞‘白天一片青、晚上一片红’。”张恺帆不顾后果、拍案而起，说：“这全是造谣！我建议省委派人来查！”几天后，省委调查组进驻巢县查粮，一无所获。3月9日至20日，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万人大会，宣传纠正“共产风”等问题，宣布开放粮食市场调剂余缺，同时指出“农村不缺粮，全省普遍发生了”瞒产私分“。

在上下不讲真话的可怕氛围中，安徽1959年粮食生产任务与3月30日向全省广播了：“超额完成720亿斤。”这是上年产量的倍，是当年实际产量（140.2亿斤）的倍。“五风”肆虐，安徽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农村饿死人越来越严重。家乡无为县来人不断，有的进门就哭。张恺帆从省粮食厅了解到，无为1958年上报产量13亿斤、征购7亿斤，已完成征购3亿斤。他非常震惊：无为年产粮六七亿斤，征购7亿斤农民怎么活？他提出要去无为调查，得到了曾希圣的同意。许多同志看到张恺帆直言遭嫉，处境已经不好，纷纷登门劝阻。他说：“怕什么呢？共产党不能不管群众疾苦！”

7月2日，庐山会议召开。3日，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上发言，直陈时弊。同日，张恺帆一行进入巢县，沿路揭开公共食堂锅盖查看，全是白水清汤漂几片菜叶。

7月4日，彭德怀在庐山发言，批评公共食堂。同日，张恺帆一行进入无为。无为是鱼米之乡，旧谚“三年不遇水旱愁，锅巴打墙头。”眼前情景令他们触目惊心：公共食堂基本断炊；行人面有彩色，多数走路不稳，要住拐棍；孩子们饿得不成人形；因为劳动力锐减，大量田块没有插秧，放眼望去一片白水。群众认识张恺帆，纷纷围上来诉说：“我们还不如以前的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每人每天发二两原粮，发到我们手里才好。发到公共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也见不到了。”“把自留地还给我们吧，种点瓜菜，也好度命。”有老人下跪，为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哭求：“请张省长救命！”张恺帆泪流满面，愧疚难当。

张恺帆知道，这几年无为大灾。1958年5月12日起，百日未下透雨，致境内西河、永安河、花渡河上游断流，闸北、沈斌、牌楼、汪田、昆山等乡丘陵山地旱灾严重，平原和圩区未受大的影响。造成如此悲惨局面的原因是：造假、浮夸和建筑在浮夸基础上的高征购。

他们来到石涧公社沿河梢村。全村几十户人家有9个孩子父母饿死，成了孤儿。有的农户全家饿死。公社党委书记汇报说上半年死亡564人。张恺帆把各大队上报的数字相加，1369人，作假已成习惯。就是这个公社，1958年冬组织过“卖粮现场会”：从粮站仓库里把粮食挑出来，敲锣打鼓喊口号，转一大圈，回到粮站“卖粮”，再挑回仓库去。对这种欺世瞒天的恶性，人民群众既痛恨又无奈。

抵达县城，县委第一书记姚某汇报说：“产粮13亿斤，准备征购齐7亿斤。”张恺帆问：“这么多粮食，为什么有人饿得浮肿？”姚答：浮肿的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姚报告：“全县浮肿1万余人。”当日夜，县粮食局局长向张恺帆反映：姚书记叫弄了两本账，另一本帐是真实的产粮7亿斤。姚作风粗暴，动辄整人，下级畏其如虎。

5日，彭德怀和周小舟在庐山交谈湖南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同日，张恺帆让白、夏去开城区调查，自己带其余人去陡沟区。陡沟景况比石涧更悲惨：路旁堆着树叶、蒿蓼和塘草，是牲口都不吃的，乡亲们就用此充饥，十人九病；强迫移民并村，只是村舍残破。乡亲们哭诉：“能不能不办食堂，粮食少点就少点，发到我们手里。”

6日，彭德怀在庐山发言批泉塘、蜀山等公社察看，当晚返回县城。白、夏二人从西乡回来，说饿死人严重，有的干部动辄打人、捆人、吊人，已激起民愤。

当夜，张恺帆那严厉批评县委第一书记姚某：“你说只有万把人浮肿，一派胡言。我问你，芜湖地委通知每个浮肿病人发1斤红糖，你是不是报了20万人？”姚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张恺帆讲了调查的到的悲惨情况，竭力语气平和，问：“老姚，你准备在无为饿死多少人？”姚脸色煞白，不敢再吹牛了。张恺帆命令：“从明天起，每人每天不得少于1斤粮食，全部直接发到群众手中。公共食堂暂时停办。自留地归还群众。告诉你，你不发粮，我就不走了！你通知下去，明天开大会，基层干部都来，我要讲话。”人民在大批饿死，为了救人，张恺帆顾不得了。他甘冒政治风险，挺身而出为民请命。

在庐山，彭德怀也对公共食堂提出了尖锐批评。

7月7日，无为县县、区、公社、大队、小队五级干部大会在县城观政潮广场召开，张恺帆做报告。他首先将批评的锋芒，直指“大跃进”和浮夸风，说：“浪漫主义太‘浪漫’很了，本来是个很漂亮的大跃进，可是粉堆厚了一点。比如明明亩产400斤，硬说是800斤、1000斤。”“过去有人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是要我们更科学一些,如果破除科学，那也就是迷信！”“去年我到肥西，有个生产队长告诉我：‘一亩试验田下了200斤种，打算收200万斤。’。我说：‘这是做梦！’破除迷信，也不要科学了。”他批评“全民大办钢铁”的蛮干，批评强迫移民并村，说：“去年搞钢铁，把人家锅搞掉，有的连小锅也拿掉，一口不留。这种做法，过去叫‘搬锅台’也是不得人心的，”“有的把人家公孙三代并在一间屋里睡觉，成什么话！”“可以马上搬出去的，马上搬回去。没有条件的，秋后一定要解决。”对自留地问题、是否允许农民饲养家禽家畜问题，他说：“留自留地，发展家禽家畜，好处很多，总的来讲可以增加物质财富，鼓励群众生产积极性。社员生活搞好了，集体生产才能搞好。同志们不要怕这个、怕那个，说什么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劳动而获、剥削别人。请问，社员搞点小块土地，养几个鸡生几个蛋卖卖，这是剥削了那个？我们是领导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走共同贫穷的道路！”“现在有许多事情蛮干一通，不讲道理，把大家搞得死死的，搞得穷穷的，这不叫干劲，叫蛮干。这样干下去，只会错误更大，恶果更大！”

对公共食堂问题，他说：“食堂一般不要搞了。据我了解，群众现在只要把食堂、烧草、菜园地等给他，没有锅，给他解决，他们是双手欢迎，愿意单吃的。”他指出：有些干部坚持搞食堂，是为了方便自己多吃点多占。他说：”现在有的人，只要当上干部，一家人全沾光。到一个村上去看，穿的好的，长的胖的，总是干部，或者是干部家属。”“有一部分人，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动辄打骂、不给饭吃。”“有的白天吃三餐，晚上还要吃夜餐！”

张恺帆代表省委和县委宣布发粮救济饥民：“每人平均每天不能少于1斤（按：指原粮）。具体安排是：1至5岁半斤，6至12岁12两（按：此为1斤16两旧制），13至17岁1斤，18-64岁1斤4两，65岁以上1斤。从今天起就安排下去，一直到接上早稻。”另外，“重病号除应有的标准外，每天加二两黄豆。”对产妇、老弱，应根据现有力量，尽可能加以照顾。“他还宣布纪律：”不准层层克扣。会议一结束，马上组织检查。我打算蹲几个月不走，如果查到哪里克扣粮食，一定要按法纪严处！“发粮方法：发到每一户，直接交到农民手中。群众欢声雷动！在全国省委书记中，他是庐山之外奋不顾身抗“左”第一人。

7月9日，他给省委和曾希圣写报告，报告无为情况和即将实行的“三还原”措施：1.吃饭还原，停办公共食堂；2.自留地还原；3.房屋还原，让农民回自己家居住。并于当晚严令县委立即付诸实施，他说：“救人要紧！”

10日至12日，库存的150万斤大米和300万斤稻谷，迅速发往农村；30万斤黄豆加工成豆腐、豆浆，供应浮肿病人和没有奶喝的婴儿；设法弄来的一批肉食品，供应给病人。此举拯救了数十万频临死亡的人名的生命。

无为人民承受了巨大的苦难。该县1957年人口近百万（982979）。大饥荒迫使农民外逃（时称“外流”），到1960年年底共有15万多人（153276人）逃离无为。同期，增加的人口多于外逃人口（出生72712人、迁入99322人，合计172034人。）在悲惨的1960年，无为人口降至662557人，比1957年减少32万人，大多数是饿死。如果没有张恺帆放粮救人，后果更不堪设想。无为县生产力收到了巨大破坏，耕牛减少9674头，大型农具减少176244件（占60%）。村庄残破，土地荒芜，万户萧疏。

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即所谓“万言书”）。15日，张恺帆给省委和曾希圣写报告，汇报情况，提出“现在几乎所有水面（包括行水沟）都被水产部门和社、队养鱼，禁止捕捞，社员毫无活动余地，市场上也把行水沟全部开放，允许群众利用早晚闲散时间，张捕点鱼虾，已调集生活，改善营养，活跃经济。”这个意见后来被概括成“两开放”：开放水面，开放自由市场。

解散公共食堂，杜绝了干部层层克扣粮食，收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也遭到了既得利益者顽强抵抗。7月12日晚，县委第一书记姚某对张恺帆说：“汤沟公社七洲大队公共食堂办得好，“是雷打不散的”。次日清晨，张恺帆由县委书记处书记谢永康陪同，前往七洲调查。那里食堂确实没有断炊，有一群人正在里面吃面条。群众得知张恺帆的到来，纷纷围上来说：“就他们干部和干部亲属有吃的！哪里有我们社员的份啊！”张恺帆强压怒火，当场宣布：“这些所谓办的好的食堂，是对少数人办好了！立即停办！”当天该大队41个食堂垮掉了36个。六洲公社481个食堂当即解散了447个。无为全县的人民群众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短短3天，全县6069个公共食堂“一风吹散”。只120个没散，被干部隐瞒了。后来，在批斗张恺帆时，有人编造了“张恺帆反党言论”：“什么雷达不散？我就是雷公！看看打散打不散！”

为了全面反映情况，张恺帆打电话要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陆学斌派两人来无为，协助写成《无为县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张恺帆写了批语：“是否作为内部参考，请陆学斌同志提请省委决定。”这个正常的工作配合，后来被打成“张、陆反党联盟”。

7月15日，一个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要芜湖地委第一书记作陪到无为，由县委第一书记姚某陪同，把张恺帆调查过的地方，重新“调查”了一遍，写出了内容完全相反的报告，上报省委。同日，张恺帆在省委工作组会议上讲话。他说：“领导作风，听好的不听坏的。反映真实情况、讲真话的受辩论，‘扛白旗子’。说假话的‘有干劲’。上下不讲真话，正气下降，邪气上升。群众饿得这样子，死人无所谓，干部熟视无睹，不讲党性，首先要检查人性！”这段话不久被作为“反党言论”揭发出来。

庐山会议风云突变，曾希圣在庐山打电话给省委书记处，只是通知张恺帆赶快回合肥，不要在无为调查了。那人没有通知。7月22日，他在全县公社书记会议上讲话，动员双抢（抢收抢种），说：“总的讲，我们的工作是八个字：成绩不小，问题很多。对造成恶果的干部要处理，但要放在以后。当前要全力抓生产。”他没有想到：造成恶果的干部没被处理，即将被处理的，是他自己。

24日，张恺帆返回合肥。此前一日，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评。列席庐山会议的一个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赶回合肥，组织对张恺帆的批评。

8月1日晚，省委常委会议召开。张恺帆被指控为“大闹无为二十六天”、“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人民公社”、“煽动群众闹事”、“地主倒算”、“捏造事实向党进攻”、“揭无为的盖子就是揭省委的盖子，要把我们搞垮！”4日，中共安徽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了《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报告，派专人送上庐山。

庐山上正是风狂雨暴，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强加“反党”罪名，蒙受劫难。安徽省委的报告，适时提供了庐山之外唯一的一个省委书记的“反面典型”。

8月10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的报告写了批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度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步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

9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宣布“将张恺帆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并责令其交代包庇反革命分子及其他重要问题。”陆学斌“给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撤销候补书记、宣传部长、副省长等职务，并交组织部门继续审查，同事责令其彻底交代。”张恺帆的妻子、新四军老战士史迈与此事无关，也遭受批判、行政降级。为此，张恺帆全家跌入苦难，六个亲人惨死。仅无为一县，因张恺帆事件受株连被批斗、被处理的县、社、队党员、干部和群众，共达28741人。

当日夜，张恺帆枯坐斗室，直至天明。他将满腔忠烈和孤愤，倾注进诗中：“神差鬼使到无城，（张恺帆自注：饥神饿鬼）为报真情获罪人。五十一天伤乱箭，万千张口说曾参。无心偏若三还恨，有口南吹七字尘。（七字：反党反社会主义）。北望都门泥首拜，不难化骨见忠贞！”

几天后，他和家人被押送淮北濉溪县甘家口林牧场劳动改造。无篷卡车载着一家老小，驶出合肥，颠踬北行，四野一片萧瑟凄清，张恺帆一路多有吟咏，入党31年后被开除出党，他不屈服，坚信自己没有错：“三十一年还旧我，一肩行李出庐阳。凫长鹤短谁挣得，自由春秋玉尺量！”原来相处很好的人，都弃他而去。面对人情冷暖、事态炎凉，他颇为伤感：“昨日门如市，今朝犬不惊。扪心无愧怍，何必论人情。”有的人“变脸术”使他大吃一惊：“嘴上呼兄弟，心中直骂娘。一朝落陷阱，投石若飞蝗。”面对凶险莫测的前途，他亦有垂老之叹：“三十一年空怠慢，千锤百炼未成钢。更番投入烘炉里，炉火青时鬓亦苍。”虽然被判为反党，他的信仰依然坚定：“能受折磨真战士，不遭人忌是庸人。磁性莫漫伤零落，霜叶如丹犹似春！”到淮北不几天，是1959年国庆节。淮北城乡饿死人严重，他无力解救，唯有仰天浩叹：“建国十年长，黎元尚菜糠。‘五风’吹不禁，惭愧吃公粮！”

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在全国展开。安徽省揪出了一批“小张恺帆”、“代理人”、“追随者”。在人民群众中，“张青天”之名不胫而走。

1959年11月，张恺帆被秘密逮捕，押回合肥。张恺帆被囚禁207天，送回淮北继续劳动改造。此时安徽经济极度困难，途中他看到路有饿殍，省委却在岳西县石关大兴士木，建造别墅群。张恺帆愤然写下《书愤》：“画栋深山里，哀鸿大路边。石关关不住，民怨已冲天！”

幸运的是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召开。曾希圣调离安徽。李葆华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7月20日，省委宣布撤销《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为他们彻底平反。任安徽省第三届政协副主席。历任安徽省革委会副主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安徽省第四、五届政协主席，安徽省地方志编委会主任等职。1991年10月29日因病在合肥逝世。而我们敬爱彭老总，却没逃过十年浩劫，含冤去世了。历史和人民将永远记住为命请命的彭德怀、张恺帆！

敢说真话的张恺帆

忆昔少时，经常翻阅的一本课外读物是萧三编辑的《革命烈士诗抄》，里面有一首在国民党上海龙华监狱的题壁诗意境高远，让人琅琅上口，至今记忆犹新：“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及到老也，读到一本《张恺帆诗词研究》后，方知道这首有名的烈士诗抄，却不是“烈士”绝笔，而是革命志士张恺帆(1908-1991)所写的。1933年，由于中共芜湖中心县委遭破坏，张恺帆奔赴上海求见党中央，受任上海宝山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数月后被捕入狱，他在狱中改名换姓，组成“扪虱诗社”，团结难友写诗填词，揭露敌人的罪行，并为此受尽酷刑，直到抗战爆发后才被营救出狱。由于张恺帆在狱中睡的是双人上铺，这首诗写的位置比较高，而且是用铅笔写的，所以没有被敌人发现。上海解放后，我军在清理监狱时才发现这首诗，因为没有署名，萧三在编辑《革命烈士诗抄》，就当作是佚名烈士的遗作，被收入书中。后经一位同监的知情人说明原委后，才知道“烈士”尚在人间，他就是曾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恺帆，为此，萧三曾致函向他道歉。张恺帆为人谦虚，对这一段诗坛佳话，从不多谈，他在复信中说：“我是幸存者，能获烈士称号，当不胜荣幸，何歉之有？”

袁枚《随园诗话》说：“诗者，人之性情也。”这首七言绝句，所表达出的，正是坚定的信仰、凛然的正气、必胜的信心和视死如归的真性情，读来使人心灵震撼、热血沸腾，可以说是“诗言志”的一个绝好范本。作为诗家，诗人有《张恺帆诗选》存世，内有一百多首咏志纪事诗草，除去振奋精神、激励人心的诗句外，更多的是以诗纪史、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站在历史高地进行回望与思索的吟咏，也可视为是共和国坎坷发展的历史实录。如在50年代后期“大跃进”期间，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张恺帆并没像大多数高级干部那样去盲目“跟风”，而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成为一个清醒敢言的诗家。1959年7月4日，他来到自己的家乡安徽无为县的公社大食堂，揭开锅看一看，里面煮的是菜叶、树叶、米糠，不觉心如刀绞，十分不安，愧对家乡父老，于是奋笔写道：“建国十年久，黎元尚菜糠。‘五风’吹不禁，惭愧吃公粮。”针对当时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刮得正猛，他感到公共食堂不能再这样办下去了，于是就当着无为县干群的面当场宣布“三还原”：即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园地还原，而且要求当晚就要县委向下贯彻。到7月15日，全县6000多个公共食堂就一风吹散了，并对少数“雷打不动”的食堂也下令统统解散。

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张恺帆此举，该需要多大的胆识，而且，此时的庐山会议上正在猛烈地批判着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结果，张恺帆被开除党籍、被连续无情批斗了51天，并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次囹圄生涯。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七个字的大帽子以及他所主张的“三还原”，张恺帆内心激愤，但百口莫辩，如他在诗中所记述的：“神差鬼使到无城，为报真情获罪人。五十一天伤乱箭，万千张口说曾参。无心偏惹‘三还’恨，有口难吹‘七字尘’。北望都门泥首拜，不难化骨见忠贞。”

尽管历尽艰难，但回望自1928年加入党组织以来的31年历程，不胜感慨之余，他依旧没有偏离自己信念，昂然唱出了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壮志豪情：“三十一年还旧我，一肩行李出庐阳。凫长鹤短谁争得。自有春秋玉尺量。”历史，最终证明了张恺帆诗品的前瞻性与思想的正确性。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我国虽然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前进的路上，又遭遇到党风腐败问题，有人觉得这是“支流”，不必大惊小怪，可张恺帆是清醒的，并对此发出了直抒胸臆、实堪忧虑的警示：“改革势头诚大好，党风腐败究堪哀。劝君少把支流比，质变多从量变来。”可谓振聋发聩，寓意深长。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源远流长，不绝如缕。有统计显示，目前全国有约100多万人在从事旧体诗创作，散落在民间旧体诗社团组织数量达2500多个，相关期刊多达上千种。旧体诗的重新走红，标志着国学的兴起与经典的回归，诚属可喜可贺的一件事。仔细想想，有很多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如张恺帆那样的诗词大家，学养丰富，旧学深厚，大都能合辙押韵地写出脍炙人口的旧体诗，而且唱酬往复，相互切磋，从旧诗词中吟诵出时代的新意境，可以说，现在我们所倡导的人格魅力与道德力量，正是从他们那些声口相传的不朽诗句中所迸发出来的。以此来看，这也恰恰是当下官场所忽视所缺少的一面，难免会给世人留下一种“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