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海上人物 > 正文

袁振英:一生钟爱教书不肯做官

2022-09-29

袁氏部分家谱.jpg

袁氏部分家谱

  20世纪40年代袁振英夫妇与5个子女拍摄的全家福。南都记者贺蓓翻拍.jpg

20世纪40年代袁振英夫妇与5个子女拍摄的全家福。南都记者 贺蓓 翻拍

  日前,袁昌淑向记者讲述其父袁振英的故事。南都记者林宏贤摄.jpg

日前,袁昌淑向记者讲述其父袁振英的故事。南都记者 林宏贤 摄

80岁的袁昌淑身体虚弱,十分瘦小,但淡紫色的烫花棉绸长衫格外别致,透着一股子知书达理。坐在有些局促的广州家中,她一遍遍地表达遗憾—没能参加今年7月在南京举行的纪念父亲袁振英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写好的发言稿也没带过去。

鲜有人知晓袁振英。他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广州早期组织成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8名创始人之一。1921年在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任校长期间,袁振英在全国首开男女中学同校之先河。1926年11月,在武汉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白粉黑板的生活本来是非常痛苦的,但我"甘之如饴"。除了教书,袁振英别无他求。他以“死生得失不成问题,生唯真理与人争”,一生不肯做官。上世纪30年代起,接连不断的战火动荡,逃难与运动,袁振英的一腔教育救国抱负被击得粉碎,贫困潦倒的他三次向周恩来写信求助。

十年“文革”浩劫中,游离于政治之外的他没能逃脱,死后半年才得以摘掉“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世代教书匠

两集《实社自由录》的出版,影响了包括在北大图书馆谋职的毛泽东等。

1894年7月14日,袁振英出生在广东东莞温塘乡。袁姓家族是当地望族,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是其先祖,族人们建有“袁督师祠”,袁氏后人读书可得到这里的津贴。袁振英曾回忆,家祠中有“家有藏书留子读,生唯真理与人争”的对联。

“祖上几辈人都是教书的。”袁昌淑说,祖父袁居敦中过县学(秀才),多次代人考取举人,自己却不屑进入官场,终身以教私塾为生。袁振英自称遗传了父亲的性格,一生不肯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奸商市侩,以教书为职志。5岁他在父亲办的私塾学习“八股”。1905年科举被废除,袁居敦到香港谋生。11岁的袁振英先后在香港英皇书院与皇仁书院(全英语高中)读书,其长子袁昌法回忆,“父亲说每次年考班上第一,只有音乐50分,乐理得满分,另一半现场唱他就放弃不考,他正直古板的个性或许是真的。”

1915年,21岁的袁振英从皇仁书院毕业,考入国立北大西洋文学系。在沉闷守旧的当时,袁振英爱穿西装,卓然不群。1917年5月,袁振英与黄凌霜等同学组织“实社”,倡导无政府主义。两集《实社自由录》的出版,影响了包括在北大图书馆谋职的毛泽东等。期间,袁振英与辜鸿铭来往密切,两人特立独行惺惺相惜。

新青年“稿王”

袁振英晚年给自己作14字总结—“五四运动急先锋,共产党的马前卒”。

“民九(1920年)参加上海和广州共产党小组”,在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保存的1958年9月5日袁振英个人简历中,他亲笔写道。

不过,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13人代表名单上,没有袁振英。这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名字,是参加共产党早期组织的53名成员之一,与陈独秀、李达、毛泽东、包惠僧等同列其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叙述建党过程中,两处提到袁振英。

时间拉回1920年夏天。7月,袁振英北大毕业后从海外游历归国,在上海与陈独秀第二次相逢。“北大文学院长陈独秀要我帮他编辑《新青年》。”袁振英后来写道。

“因为我在北大读书时,已投稿《新青年》”。当时《新青年》的撰稿人皆是教员、教授,袁振英是唯一的学生撰稿人,他撰写的《易卜生传》于1918年6月15日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4卷第6号上,是一生最得意与重要之作,他是中国全面介绍易卜生生平的第一人。

鲁迅曾撰文高度评价,“民国七年(1918年)6月,《新青年》突然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文学底革命军进攻旧剧的城的鸣镝。那阵势,是以胡将军(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为先锋……袁振英《易卜生传》为殿军,勇壮地出阵。”

上海重逢后,1920年8月袁振英经陈独秀介绍,参加中共发起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参与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讨论共产党纲领草案,并被陈派往武汉开展建党联络活动,劝恽代英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与恽代英到武汉三镇的共产、学校调查劳工和学生情况等党建工作。

9月,袁振英在上海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校担任英文教员,并主编上海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后期袁振英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道,“苏维埃、俄罗斯研究一部门的稿件差不多完全是我的稿件,只有一个留俄华工杨明斋能够翻译些俄国的工农生产的字数,因为也不懂得理论。”

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广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陈立平查阅《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刊出介绍苏俄的译文35篇,袁振英一人的译作就有24篇,占2/3,多用笔名“震瀛”。袁一生十之八九用笔名,多达几十个,他说:“我不喜欢出风头,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立?”作为《新青年》“树旗帜”的专栏,袁振英对传播马列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1920年8月22日建立了中国最早的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袁振英为最初8位发起者之一。

袁振英晚年给自己的革命历史作14字总结,大抵是对这一时期的自评—“五四运动急先锋,共产党的马前卒。”

“脱党”作检讨

为何脱党,在运动中袁振英反复被要求交待

1920年底,应孙中山委任,袁振英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现广雅中学)校长,期间,他与汪精卫辩驳力争,在省一中首次招收女生,开全国男女中学同校之先河。“当时我接到许多卫道先生们的匿名信,说"飞剑取我头!"但我一笑置诸。为真理牺牲,常常是预备的。”袁昌淑记得广州沦陷时期,一个姓司徒女留学生特意登门感谢,“一个很漂亮的青花色瓷钵装了一斤鸡蛋送给我爸。”

“因为事忙,便与他(陈独秀)完全脱离关系。”1921年8月,袁振英辞去校长职务,公费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博士院读书,研究孔德实证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等科。这批学生中有该校第一个注册的女留学生黄式坤,后成为袁振英的妻子,一生从医。

“父亲提过,说陈独秀品质不好,跟着他没前途。”袁昌淑说,近乎道德“洁癖”的袁振英,不愿与陈独秀为伍是脱党原因之一。

1918年袁振英曾加入北大校长蔡元培成立的对抗道德沦丧的“进德会”,他成为戒条最多、难度最高的丙级会员。丙级会员有八条戒律: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461会员中仅24人为丙级,内有知名人物梁漱溟、张崧年等。陈独秀当时仅为甲级会员。

“父亲最恨打麻将,嫖赌饮吹。”袁昌淑说,她记忆里,那件陈旧不堪的灰黄“干湿褛”冬大衣,是袁振英唯一收过的回报。他从20世纪30年代抗战前一直穿到1979年去世。“他给别人帮了大忙,一分钱不肯收,人家就放下一张"大新公司"礼券跑走了,没追上。”

到达里昂后不久,袁振英收到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从巴黎的来信。“叙述他们和周恩来、蔡畅等同志组织共产党,要我参加。因他们是我北大预科的同学,又是无治主义的同志,又知道我在"民九"曾为他们父亲帮忙……当然我是万二分赞成的。”但袁振英复信婉言谢绝,“因为两地阻隔,又因博士院功课劳忙,两年内要读百数十种大书,又要作论文,心有余力不足,所以无法参加,只得写信互相勉励罢了。”

“以为我是无政府主义而退出共产党之说,其实不是。”为何脱党,在运动“检讨”中袁振英反复被要求交待。1951年他写的《自传(奉命作的)》则说,“我确实是未加入过任何一党、一派、一团,只是个人为国家、民族、社会……做事。我平生对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都是友谊的帮忙。”他亦以“着起袈裟事更多”为由不要求复党。在他的多篇自述中,是否入党的态度有些摇摆。专门研究袁振英的陈立平对此解释,“可能出于政治原因,他是早期筹建共产党的成员之一,确凿无争议。”

受邀当教官

“我在中央军校讲授时,学生常常拍掌说,"教官讲得好"

“很遗憾我对父亲在黄埔军校任教的事情,知道得很少。”袁昌淑1935年生于广州,父亲光鲜闪耀的青年时代,她都未曾赶上。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不久,时任中央军校办公厅主任的包惠僧奉邓演达命发来电报,邀袁振英北上武汉,担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包与袁振英是共产党的同事,又是记者同行。彼时袁振英已于1924年回国,在中大任哲学系教授并成婚。

《袁振英自述》中说,“任中央军校第四、五期的政治教官,讲授"帝国主义"、"群众心理"、"群众运动"等科。当时因找不到参考书,所以无人肯担任,要我担。”当时政治总教官为恽代英,在武汉军校同为政治教官的李达、沈雁冰、李汉俊等,都是袁振英在上海时的党内同志。

“我在中央军校讲授时,学生常常拍掌说,"教官讲得好"。”袁振英晚年忆起黄埔军校的学生有林彪、陶铸、赵一曼等,中大的学生毕磊、陈殿邦等。“文革”初期,袁振英曾向时任副统帅林彪写过求援信。不过,林彪的个人史料中缺乏这一记载。有党史专家认为,林彪是第四期学生属实,但当时是在广州黄埔军校,并非武汉。妻子黄式坤带着年幼的长子袁昌法、次子袁昌汉前往武汉,刚刚出生数月的袁昌汉在途中染上重病,后患精神病和肺病,1951年因肺病无钱医治去世,年仅24岁。1926年至1927年黄埔军校期间,黄式坤与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结识。当时邓颖超刚流产不久,身为妇女部医务所主事兼妇女训练班校医的黄式坤对她细心照顾,二人结下深厚友谊。

任教政治教官仅9个月后,国共合作走向分裂,汪精卫在武汉开始“分共”。为躲避追捕,袁振英举家先逃往汉口法租界,后辗转从上海逃回广州。

差点被枪毙

“事后听说,因当局没有找到袁党员身份的证据”

“如果他有党证,陈济棠就把他枪毙了!”1928年下半年,“横祸”飞来,袁振英差点丢了性命。袁昌淑说,因袁振英保释省港受匡出版部一个卖共产党书籍的伙伴,陈济棠以共产党重要分子嫌疑抓捕袁振英。袁振英的妻妹黄碧坤回忆,“在广州军法处囚禁期间,舅父陪黄式坤到临刑场,其他人都进行枪决了,袁振英成为唯一逃出虎口的人,事后听说,因当局没有找到袁党员身份的证据。”黄式坤当场差点被吓晕。袁振英后被送往虎门关押半年,在时任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广东空军总司令张惠长及虎门要塞司令陈庆云等人保释下重获自由。

“他一生只爱教书,但有心力无处使。”袁昌淑说,抗战后,袁振英常常濒于失业潦倒,生活困苦,绝粮时甚至吃过鸡糠。“一直在打战,国民经济都没了,饭都吃不饱,文化机构也不搞了,知识分子都很糟糕。”1918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半年的30多年,袁振英到过近20所学校和机构教书,最短任教时间仅两个月。“频频辞职也因为他的性格,有点不通人情世故,常得罪人,最怕应酬,最厌恶走关系,所以总受排挤。”

80岁的袁昌淑仍念念不忘童年一直没有吃到的蚝油豆。1937年底,43岁的袁振英举家到当时未沦陷的香港谋生,袁昌淑两岁。“两分钱一包的蚝油豆,从来没吃上过,顶多给一分钱买个小面包。”她的记忆里,家里常年吃的是米饭和腐乳,几兄妹身体都发育不好,上学时最怕体育课,“因为我们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了”。

1937年到1942年香港期间,袁振英节衣缩食千方百计奔走,为孩子请求“国难时期半费入学”,5个孩子均陆续半费入学。袁振英曾带他们去看电影《木偶奇遇记》、《白雪公主》、《小人国》等,省出钱买外国儿童漫画故事,如《金发女郎》、《大力水手》,但从来没有买过玩具。这是他能给孩子们的精神食粮。

求助周恩来

“我始终想教书,无书教则英雄无用武之地,在文史馆做"饭桶"

“他不是不会赚钱,当时蒋介石多次写信邀他去做官,还让陈立夫请他,他不肯去,说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奉一辈子不当官的信条,这个教书匠先后拒绝了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授以“高级翻译官”的聘书。袁昌淑说他也不愿意找别人救济或帮忙,很清高要面子。“他情愿失业,写文章赚稿费,也不肯找老同学帮忙。”袁振英称自己是“臭名士”。“目空一切,中国的臭名士都是目中无人的。我的伴侣和儿女也常常笑我自高自大,这种臭名士的臭架子很难摆脱。”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两年,袁振英完全失业。1951年1月16日次子病危,他情急之下写信向周恩来求助解决就业,他想教书。2014年7月出版的《袁振英研究史料》中,首次公开披露了这三封信。12月,经周恩来介绍,57岁的袁振英任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后被聘任为广东省文史馆馆员。“我始终想教书,无书教则英雄无用武之地,在文史馆做"饭桶"。”袁振英晚年自嘲,只有“文”、“老”、“穷”。没能教书,一直让他愤愤不平。

“他的晚年没有清闲,一直在"搞运动",他一直在交代。”袁昌淑说,袁振英的传记很多都是那时写成。“回顾一生交待历史,找证明都挺麻烦。当年国民党把他当做共产党拉去准备枪毙,后来为什么没枪毙,却要交待。”

1951年起直到“文革”早期,袁振英除了天天读早报晚报、人民报、外国马列主义机关报外,还被不断要求作自传、发掘思想根源、写检讨、作坦白。他的材料不仅交代个人历史,还经常“趁机”探讨各种主义的哲思渊源。为了打破政治学习会议中的沉默,袁振英提出,“多讲多错多进步,少讲少错少进步,不讲不错不进步。所以不怕讲错,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我们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才能去革命,否则只有失败。”

袁昌淑说,父亲性格太直,不圆滑,不喜欢无谓的应酬,一有时间就是看书写作,手不释卷。袁昌法则觉得父亲青年时代之前的经历,使他的个性难以适应大变动,幸得周恩来开导帮忙,得到心理上有寄托的研究工作,总算安定下来。袁振英自己也说,“数十年来如一大梦,这委实是黄粱好梦了。”

至死未“摘帽”

去世半年多后,袁振英“现行反革命”罪行撤案平反

“黄粱好梦”终于还是被扰了。

1970年3月20日,76岁的袁振英被关进了看守所。他被人诬告,称其用红笔把毛泽东著作《反对自由主义》改成《反对共产党自由主义》。1979年8月23日的广东省文史馆(79)人字60号文《对袁振英问题的复查意见》中记载,“1970年2月26日省统战人员学习班认为袁振英有现行反革命罪行,立案报请广东省公安机关军管会给予逮捕,判处死刑。”

书生袁振英,和所有“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样,被“行刑、放飞机、紧握手镣、痛到要命!”1973年7月9日,获释后他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谈及这场浩劫,作无力呐喊。“我究竟应该何去何从?兄将何以教我?地富反坏右、封资修、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妖魔鬼怪,不知何日能肃清?这是我要为苍生哭!”

由于家中几代都教书,加上袁振英被“戴帽”,当时在中大工厂上班的袁昌淑受到牵连。“我和一人有点矛盾,对方就用假证人诬告我偷了工厂的印刷材料。”袁昌淑整天被批斗,被骂“臭老九”。袁振英给中大负责人写信,“以身家性命财产人格和名誉担保我女儿不可能做坏事!”袁昌淑仍保存着“文革”期间父亲写给她的勉励信。

长女袁昌洁在商业专门学校毕业,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银行人事科服务,每月(底薪制)二担七米。信奉基督教,“文革”期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尽折磨得了精神分裂症至今未愈。据袁昌淑回忆,早在1960年,哥哥袁昌沪在运动中自杀身亡,年仅26岁,当时他已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系年轻的学者。

66天调查没找出袁振英的“罪证”。《复查意见》记载,4月16日袁被批复“可不判刑,交群众批判后教育释放”。1970年8月15日,袁振英被释放,恢复参加正常学习和逮捕前生活待遇。

1979年1月18日,袁振英因病去世,终年85岁。是年8月28日,袁振英“现行反革命”罪行撤案,批复平反。至此,袁振英去世半年后终得“摘帽”。

长子袁昌法遗憾,从未能像现时朋友一样,和父母坐下来讨论、说笑,甚至令到他们开怀一笑。“不过反过来说我的性格和他也是相像的,较专心于自己喜爱和需要的事业上,而不会想到与别人交往及感受,这也是我失败的原因之一。”袁昌法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大电机工程学系毕业,失业到香港,后辗转到美国硅谷开办工厂,现定居美国。

“曾有人说我少时是一条龙,大来一条虫。的确是对的,不过我以为"用我则龙,不用我则虫。用我则老虎,不用我则老鼠"。晚年袁振英自嘲,他给自己“盖棺论定”:“我一生对于人民是有功无过的。”

历史一度忽略了袁振英的存在。直到1994年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把袁振英列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课题,此后长期坚持挖掘和研究袁振英史料。目前,袁振英故居已申请作为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参考资料

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袁振英传》、《袁振英研究史料》

胡雪莲《以“社会”之名:陈济棠治粤时期的社会新闻》

袁昌淑、袁昌法回忆资料

(陈立平、郭彬、李继锋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学男女同校的先行者

  袁振英与夫人黄式坤.jpg

袁振英与夫人黄式坤

如今的广州广雅中学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名校,曾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活的见证”。它的前身为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广雅书院,由两广总督张之洞于1888年创建。1912年,共和取代帝制以后,广雅书院改为广东省立中学,这是广东创办的第一座新式中学。

在这个中学担任过校长的有粱漱溟等知名的学者,在历任校长中,有位校长任职时间最短,只在校长岗位上干了短短几个月,但血气方刚的他却因为率先实行轰动性的中学男女同校而在校史上留下了绚丽的一页,同时他的这个举动被铭刻在中国教育史上。对这件事,广雅中学校史上有这样的评价:“是为该校有女生之始,亦开广东省中学男女同校之先声。”这位校长就是袁振英。

袁振英(1894-1979),字震瀛,出生于广东东莞县温塘村。他曾在父亲办的私塾里接受过中国的传统教育,11岁那年随父亲去了香港,学习英语等课程,1914年从香港皇仁书院毕业以后,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以后做过新闻记者、自由撰稿人与杂志编辑等。随着年代的久远,加上袁振英中年以后的不得志,他的名字几乎被人们遗忘。但广雅中学不会忘记他,另外在写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时也不能不提及他的名字,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最早的五十多个党员之一,他不仅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也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他出任广东省一中校长的时候,还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1920年底,陈独秀与袁振英从上海来到了广州。他们当时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回到广州的袁振英很激动,广东是他的故乡,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他长期在南洋、香港与广州工作。1920年7月以后一直逗留上海,协助他以前北京大学的老师陈独秀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虽然思乡心切,但对这次回广州,他最初的态度并不积极,当时,他正把精力专注在《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栏目的编辑和文章的译述上。对其中的原委,袁振英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民九’(1920)粤军入粤,赶走了莫荣新(桂系)。孙中山先生要我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广雅)校长。我因为上海的工作重要,不肯回来。后来陈炯明又要陈独秀来粤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职。俄国的同志也要来粤,想解决‘联孙’和‘联陈’的问题。他们都不懂广州话,要我传话,所以便一齐来到广州。孙中山先生马上要我担任省一中校长一职,陈独秀也开始组织‘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1921年1月,袁振英正式出任广东省一中校长,他上任之后所做的一项大改革就是招收女子插班生,实行男女同校。

民国成立之后,实行全国小学男女同校。自此以后,升入中等学校的女生日益增加,为数不多的女校已经无法满足女性接受中学教育的要求。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陶行知便针对这一现象指出:“现在小学女毕业生一天多一天,一部分是一定要升学的。若不许男女同桌吃饭,就须另外为女子开一桌饭。既不为女子另外开饭,又不许男女同桌吃饭,是不是要看他们饿死呢?”,他呼吁普通的中学应该允许女生进入就读。但因为社会风气未开,中学男女同校一直没有进展。在小学男女同校成为事实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开始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大学开放女禁后,要求只有具备了能够读大学的程度方可录取,这就要求女生应与男生有同等的知识。这就又对女子中等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所以,伴随着大学开放女禁的声浪,要求中等学校男女同校的呼声也应时而生。

但鉴于中学时期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对是否应该实行男女同校发生,赞同者和反对者意见不一,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赞成者阐明的理由是:“现在专门大学,差不多都是开了女禁的,因为女子中等教育太低,所以女子能直接升入大学,做正式生的很少。若是还不使女子中等教育的程度赶上男子中等学校的程度,那么女子要到大学去读书,是很困难的了”。所以,他们认为,“中学不能不男女同校”,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把小学、中学、大学这个系统衔接起来。

1920年11月,上海召开了第六次全国教育联合会议,来自全国16省区的28名代表呈请教育部要求实行中学男女同校,推广女子教育。但当时教育当局对此不置可否,但由于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及女子要求男女同校的需要,加之大学小学均己实现男女同校的比照,特别是中等学校男女分校生源不足的催化,中等学校的男女同校的讨论进而进入了试验阶段。那时,距离袁振英出任广东省一中校长只有短短两个月。

袁振英出任校长时,年仅27岁。作为一个思想激进的青年,他一直密切关注着女性的命运。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译文就是一位女无政府主义者高曼写的“结婚与恋爱”,载于1917年《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五号。后来他又在《新青年》杂志的易卜生专栏上,发表了《易卜生传》,成为中国研究易卜生的第一人。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成为五四新文化时代新女性熟知并向往的新女性。袁振英始终认为没有爱情的家庭是一种妨碍人发展的桎梏与束缚。他自己极端主张自由恋爱,而反对包办婚姻。他常说的话是,宁要没有婚姻的恋爱,绝不要没有恋爱的婚姻。他曾在报纸上公开申明,放弃父亲给他订的婚姻,他自己认识了一位叫黄式坤的新女性。这位新女性是学医的,很1早就成了职业女性。后来他们一起到法国留学,经过数年的执着追求与甜蜜的恋爱以后,在1924年终于结成夫妻。显然,袁振英是一位思想开明进步且血气方刚的青年校长,他实行中学男女同校不是偶然,更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或者赶时髦之举。

开先河的行为必然引发与主流传统的强大冲突,在当时的中国,包括被认为接受西方影响较早的广州,男女之间授受不亲的传统积习仍依旧根深蒂固,让男女中学生同校共读对绝大多数士绅来说,就意味着对少男少女出现有伤风化的行为开了绿灯,他们担忧实行男女同校的中学将成为道德沦丧的渊薮。不满袁振英办学理念的反对派对这位思想激进的新校长列举了十大罪状,袁振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袁振英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曾写道:“我在‘省一中’招收女生,许多卫道的先生们投匿名信来恐吓我,说什:‘败坏中国封建宗法以及孔老二的礼教,要飞剑取我头’,更有公言宣言,宣布我‘十大罪’。”

在十大罪状中,有两条涉及关于他和女生之间的问题,当时也是最容易激发众怒的话题。反对者列举的罪状之一是说袁振英在广雅书院“无邪堂”专门约来数十名女生举行演讲及茶会!这个指责不仅暗示袁振英对女生心怀不轨,而且还发生“无邪堂”这样本应纯净无邪的地方。但这个罪名完全是捕风捉影,是莫须有的陷害。对此,袁振英专门做了解释,他说:“一切男女同学问题,我常在大礼堂对男女全体学(生)演讲,用不着向女生特别演讲,不许男生来旁听!”。外一条罪状是指称袁振英招收女生入学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自己选未来的妻子,是见不得人的、卑劣的“择妃主义”。这个罪名没有提出任何事实上的证据,而完全是想当然的猜测,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这样的罪名提出来让袁振英只有苦笑,面对这根本是主观臆断的中伤,袁振英后来嘲讽地解释道:“虽然我当校长的时候只有约廿六岁,还没有结婚,但我绝对不会同一个初中女生来结婚。因为当时只招旧制中学一、二、三年级女插班生。同时,我的爱人在市立医院已经做了医生几年了,我也认识她几年了!”。

国民党领袖之一,时任广东教育会长的汪精卫在二十年代初还是思想比较新潮的人物,他曾对无政府主义颇有好感,行事有谦让之风,并不十分在意名位,给他党内的同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以致辛亥革命胜利之初,与孙中山有隙的革命元老章太炎曾经说孙中山不配当民国大总统,他并提出了几个心目中合适的人选,其中之一就是汪精卫,他认为汪精卫的“德”为孙中山所不及。但就是这样的“时代精英”,当时也觉得实行中学男女同校的时机尚不成熟,不愿冒此风险。

袁振英在孤军奋战,只有陈独秀是袁振英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与后盾。那段时间,陈独秀常到广东省第一中学去作讲演以示支持。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直持续向中国传统的道德与社会制度挑战,妇女的权利与命运同样是他极为关注的。1921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之际,陈独秀在广州写成并发表了《我的妇女解放》一文。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明:“‘五一’劳动纪念日和‘三八’妇女纪念日,这两个纪念日,是人类脱离黑暗走向光明大道的标识。”接着他用世界眼光来审视妇女,他说:“全世界各国,劳动与妇女无处不被人轻视,然而他们却是人类的最大多数,并且为人类负担着重大工作。”当袁振英的男女同校的设想遇阻时,他立场坚定的支持袁振英的大胆设想,为了化解阻力,他建议袁振英去找广东省教育会长汪精卫,寻求这位会长的支持。

听从陈独秀建议的袁振英到汪精卫家里拜访,请求他支持在广东省一中实行男女同校。汪精卫认为袁振英的计划操之过急,而且含有风险,不可取。他给出的理由是:“大学生性情已定,小学生不知不觉,尚且可以男女同校,而中学生性情不定,不宜男女同校。”显然,汪精卫是担心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处在一校会在男女生交往上出现难以预料的问题。他这段话的实质是认为在中学实行男女同校尚不可行。

事实上,汪精卫的担忧在当时社会各阶层是普遍存在的的。此前的1920年3月2日,《大公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男女同校之宜慎》的文章,文章作者就写有这样几句话:“中学生的血气未定,情欲冲动了厉害,若不加以防止,难免不发生危机”。这种理由与汪精卫的意见可谓异曲而同工。生性倔强的袁振英并没有收回自己的意见,他竭力在汪精卫面前阐释要在广东省第一中学实行男女同校的理由。袁振英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高小学生同初中学生相近,高三学生同大学一年级学生也相近,小学、大学可以男女同校,中学也可以。我提出一切学校都应该男女同校,不分男女都可以读小学,中学和大学。你反对中学男女同校,实际上不就是反对各县之女子进中学读书了吗?各县那有那么多女子中学呢”。由于袁振英冲动而强硬的语气,当时的气氛很是严肃甚至紧张,两人之间已经不是谈话而是如同辩论。但最后被说服的是汪精卫。

袁振英在广东省一中实行男女同校成为轰动广州的一件大事。虽然反对者给了他十大罪状,甚至想将他至于死地。不过赞成者也颇不乏人。在广东省一中开始男女同校以后,广东的妇女组织——广东女界联合会随即在2月间发起了男女同校运动。

1912年2月27日妇女界集会时,女界联合会的领袖导人伍智梅就曾经在演讲中明确表示:“今日开会的目的,就是专讨论男女同校的问题,今日女子解放的声浪,虽是日高一日,然必要先有相当的知识,才可以达到真正的解放的目的,我们女子今日所居的地位恰象劳动者被资本家压迫一样,劳动者因何而被资本家压迫,都系劳动者没有相当的知识之故。我们女子被社会排挤,亦因为没有相当的知识。更有一层,我们想真正解放,第一着要经济独立,必要有相当的技能,去操一种职业。故今日男女同校问题,就是想我们女子有相当的知识和相当的技能。”

妇女界的领袖认为广东省一中的袁振英校长已经着手添招女生,以前视为禁区的男女同校问题已经被打破了。伍智梅表示不能满足于此,在会议上她进一步表示:“今日高师虽有女生,一中虽招收女生,但今日所讨论的,是一般学校,不是一二间显赫小有几个女生,我们便觉满足。”她提醒到:“至一中招女生,不过由袁校长一人主张!”。妇女界想把广东省一中的个案普遍化,她们讨论的时候注重三个方面,即:“(一)今日讨论,是一般学校问题。(二)今日讨论,是永久的问题,即如一中招女生,不过由现任学校主张,若校长更易,可以不招女生。若请省长规定,制定一种法律,则男女同校,已成铁案,无论何人,都不敢推翻。(三)今日要求男女绝对的同校,就是因为想入任何职业学校,或任何大学,都要经过普通学校。”

与会代表决定为了中学男女同校问题向省长发动请意。请愿书上写道:“男女同学的呼声,早就惊起东方人的清梦,男女同校的运动在我们还是第一遭,我们不是务得虚名,我们不肯自暴自弃,我们不能放弃人的责任,而我们在知识上地位上总找不到我们应得的机会。人类要求机会均等,最是天公地道的事,机会均等的初基,在目前就是男女同校。”请援书中要求省长命令各校一律开放,使妇女们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女界联合会准备全体到省公署呈递请愿书,请求省长陈炯明明令规定无论那种学校,都应该实行男女同校。但后来因为人数过多,有人提出选出代表见省长较好,选举出代表黄璧魂、唐允恭、伍智梅等十人,前往省长公署呈递男女同校请愿书。陈炯明省长听取请愿代表阐释的理由。听完以后,陈炯明表示同情这种运动,认为男女同校运动是很有价值的运动,而且他还请各位请援代表出面设法开导一般的旧家庭。伍智梅等请援代表问道:假使社会上是反对的,省长将用什么方法对付?陈炯明回答说:男女同校是当然必行之事,无反对之可能。代表们又追问,政府的男女同校的命令什么时候可以宣布。陈炯明省长说:此事由教育委员会布告。代表们认为要表达郑重的态度,最好由省长亲自署名布告,陈炯明省长也答应了。

由于陈炯明的首肯,汪精卫的同意,加上陈独秀的具体操作,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于1921年3月23日决议在全省中学开放男女同校,将广东省第一中学男女同校的模式推广到全省中学。中学男女同校在广东终于合法化了。著名的广州执信女子中学也随后实行男女同校,招收男生插班生。

在任校长的那几个月里,袁振英已经把最主要的精力投入了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的校务。到广州以后,袁振英在文章创作方面明显没有在上海那段时间那么高产,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内的活动也略显沉寂。除了招收女插班生,实行男女同校的大胆改革,性格严肃而认真的袁振英还着手强化学校的校风校纪的管理,但结果却因此而激成了一次让他心灰意冷的学潮并最终被迫离职。

广东省第一中学本来是桂系军阀所把持控制的,导致学风非常腐败,学生常常不遵守校规,新上任的袁振英校长家认为非严办不可。当时正好有一学生在晚间自修时间,还在湖中泛舟,级主任周棠老师看见,叫他回去自修,但他不但不服从,反而目无尊长,张口谩骂,袁振英得知以后,叫工友把那个学生叫到教务处教育,但这个学生仍然没有悔改之意思,仍继续漫骂。袁振英和他的同事都觉得这个学生既不守校规,又不服从师长,反而谩骂,应该给以惩处。当时便呈报了陈独秀主持下的教育行政委员会,结果委员会合议之后,给予那位学生开除学籍的严厉惩罚。但这个学生年纪很大,家里很有势力,他便召集了许多年纪大的学生,压迫年少的学生,集体向教育行政委员会请愿,要求恢复自己的学籍;但教育行政委员会不许,风潮便闹大了。对这次学潮的发生,袁振英的女儿袁昌淑女士还从侧面给了一个新的解释:“在一中时,我父亲请了一个表哥当总务处长,那人很精明,眼神透着灵活,我见过。但他贪污,引起了学生风潮。”袁振英在自述中,对此也有记载:“我做“省一中”校长,我哥哥做教务主任,会计主任,事务主任,我做校长,他起洋楼,连我在小吕宋换的一千多元美金,他也抢去了”。

广东教育行政委员会顶不住学潮的压力,强悍的陈独秀也无可奈何,袁振英作为当事人更感到心力交瘁。他后来坦承自己没有负责任的臂膀,只是个书生,做不了行政职务。袁昌淑女士也表示:“父亲说:我为什么不肯当官。我当官,自己不贪污,但部下贪污,我还是要负责任。我父亲他身体文弱,精神敏感,不容易承担大的责任”。

一个思想新潮的理想主义的青年校长,遇到思想普遍保守的社会精英或明或暗的批评时,已经是压力沉重,袁振英虽然当时已经是共产党员,但他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很深,一向耻于为官。而惊动社会的学潮就更加让他想激流勇退。在难堪困窘之际,正逢广东省府派遣一百名留学生入法国里昂大学,袁振英决定辞职,前往法国里昂大学博士院深造。和他同去留学的除了他的两个兄弟,还有他心仪的黄式坤女士。

袁振英临行之际,广东省第一中学的全体女生怀着感恩的心集体写信给行将远赴法国求学的袁振英校长,向他深深致谢!她们感谢这位年轻而勇敢的校长实行男女同校,让她们得到求知深造的机会,让她们得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对任职不久的袁振英,这封信是极大的安慰。他晚年一直津津乐道的一件事也是和男女同校有关的,他这样写道:抗战前,见到河南凤凰岗四邑中学女校长司徒超(前‘省一中’女学生,骧勤大学同事苏熊瑞夫人)还致谢我,说:“如果‘省一中’不招收女生,她断不会到外国留学,最多还是在‘女师’毕业,做一个小学教员。”我说:“你也不一定会同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留学生结婚”。

据统计,1921年,率先实行男女同校的中等学校除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外,后来还有广州执信中学、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湖南岳云中学。第二年,又有上海美淞中学、保定育德中学、南京暨南学校、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补习班、江苏省立第一中学高三班等加入中学男女同校的行列中。继小学和大学后,女子在中等学校终于开始获得了与男子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作为中学男女同校的先行者,袁振英功不可没。

辜鸿铭与袁振英

201605110249225443.jpg

1915年已经是民国的第四个年头,袁世凯大总统正在有力地控制着整个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第二年,欧洲在战火中战栗、颤抖、煎熬,中国的民族企业却正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中国的新文化启蒙的狂飙正在酝酿之中。21岁的广东东莞人袁振英就在这时从香港皇仁书院考进了北京大学。一个从没有离开过广东与香港的年轻学子,从闷热的亚热带地区来到了四季分明、秋高气爽的民国首都北京。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这也是中国第一所官办的大学,它容纳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学生人数逐年递增,1913年为781人,1914年增至942人,1915年更增至1333人。初来北京的袁振英还只会说英语与广东话,他来的最初日子里的伙伴也只能是广东籍的同学,和其他省份同学交往时,只能够用英语对话或者把想表达的意思用汉字写在纸上交流。

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系称为“门”。各系没有设系主任,系务由学长直接主持。文科有四个门,即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英文四个学门。袁振英本来想学西洋哲学,但当时北京大学只有中国哲学专业,袁振英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当时的“英文门”。他的同班同学中有李季、许德珩等知名人士。

北大第一怪人

1915年9月,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举行,由当时的代理校长、工科学长胡仁原主持。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后,作为英文门教授的辜鸿铭便首先站起来发言了。这是袁振英第一次见到辜鸿铭,发现这位教授“背后拖着小辫子,身上穿了‘乾嘉道’(指清代的乾隆、嘉庆、道光三个时代)间长袍马褂.头上又截着陈旧的破帽,脚上又穿着布靴.统统是肮脏的、龙钟的状态.委实令人讨厌和可笑!”与袁振英同时入学的哲学门学生冯友兰也看见辜鸿铭宽袍大袖地端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作为新生一起聆听了他别开生面的即席演说。据冯友兰回忆说,当时辜鸿铭的演说并不带稿子,也没有什么章法,基本上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完全是即兴式的。那次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是骂当时的政府和社会上的新鲜事。辜鸿铭语带嘲讽地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饭碗。但是,一定要知道,他们那些人的饭碗,可跟咱们普通人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实在是大得很哩!那里不仅可能装洋楼,装汽车,还可以装姨太太。”说着,突然又变了一个话题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简直变得越来越不像样子了,真可谓怪事多多。但看啦,现在的人写文章,不但句子不通,就连所用的名词都不通。譬如,就说今天很流行的‘改良’这个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而没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

这位辜鸿铭被他的北大同事周作人认为是北京大学第一怪人,他是“英文门”最知名的教授,也正是袁振英的英文教师,现在很多人都有个误会,以为是1917年蔡元培主长北京大学之后才聘任他的。其实,这只是一种误会。据现有资料来看,至少在1915年,辜鸿铭便已经是英文门教授。至于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后对辜鸿铭所做的,是继续续聘而已。共和之后,还留着发辫,这是前请遗老的标志,象征着政治上忠于已经退居紫禁城一隅的大清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欧美人知道辜鸿铭,是因为读了他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经典著作。在他们看来,辜鸿铭的独特发辫不止带有政治效忠的色彩,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化身。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百般维护与他英文水准的出类拔萃,这两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便成了令人倍感兴趣而又深为困惑的谜。就象辜鸿铭的北大一位同事所说的,“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美国学者艾恺,在他直接用汉语写作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曾这样评价辜鸿铭:一战之后,“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但国共两党相继执政以后,长期按意识形态与政治标准评判认为,辜鸿铭遂长期被定位成最顽固冬烘的历史人物,而其真实的一面已不为人所知,作为学生,袁振英对辜鸿铭的片段回忆让我们窥见这位“辫子教授”更鲜活的真面目。

课堂内外:“辫子教授”印象

袁振英可以轻松的接近这个看似冬烘的怪物老师。他回忆说:“我在北大,由民国四年至民七到了毕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同他见面”。

辜鸿铭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和一般人并不亲近,但与袁振英等几个学生倒来往密切。他曾把自己的许多著作印给学生们。其中代表作便是《春秋大义》,也就是名为《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书封面的四个字是当过大清王朝外务部大臣的梁敦彦题写的,梁敦彦常在辜鸿铭生活困难的时候资助他。袁振英说这书,“那时定价五元.常存[在]北京外国饭店出售”。袁振英将这本有辜鸿铭签名的书珍藏了许多年,最后却在战乱中遗失了。除了校园里、课堂上的接触,袁振英等还登堂入室,到辜鸿铭在东椿胡同的寓所做客。袁振英回忆说:“他常常请我们到他家里谈天,他的女儿也常常同我们的同学跳舞和打台球。因为他说跳舞是西洋一种很要紧的礼仪,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进退左右的礼仪一般”。也许看到袁振英是广东人,辜鸿铭在交谈中,对近代领风气之先的广东人赞誉有加,“说只有广东人才遗留了中国民族的真性情——节气,刚烈……其他各省都是不及的!”当时这一席话听得从小就崇拜袁崇焕,英雄主义情结浓厚的袁振英眉飞色舞。两人聊到兴头上,辜鸿铭甚至常用起粤语骂人的粗话---“丢那妈”。

课堂上的辜鸿铭让袁振英着迷。这位老师常常教学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念着: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等句子。音调很足,口念足踏,全班摇头晃脑的合唱。毕业近20年的时候,袁振英还回忆道:“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这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1917年,新派的胡适也到英文门任教,风头盖过了辜鸿铭,但在袁振英所在的班上,辜鸿铭称“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这个印象也得到袁振英同班同学李季的验证。李季翻译出版过《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传》等影响重大的著作。1918年毕业后,胡适曾安排他在北大代英语课,但他对胡适却没有好感,后来更是不断写书批判胡适的思想与学术,却大赞辜鸿铭乃“全中国英文学巨擘”,“为人极严正、刚直、廉洁,不独擅长外国文学,并精研西洋的历史,素为世界有名的学者所推重”。李季对此特别记述说:“自C去而辫子先生来,我们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李季认为北大几年间,自己与辜鸿铭“关系最深,得益也最大”。

频繁的接触中,袁振英发现辜鸿铭的记忆力特强,在少年时代所学得的诗歌.终身还不忘。袁振英便问其缘由,辜鸿铭就告诉他说:“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这玄而又玄的解释让当时的袁振英听得一头雾水。

辫子教授精通国内多种方言与多国语言,特有的语言天才也是最让学生佩服的。袁振英满怀景仰的赞叹道:“他说得很好的广东话、福建话、上海话、北京话,。。。他又精通英德法各国文言;希腊、拉丁等死语.也可同他人谈话。(当时有一教拉丁文的德国教授.也常常同他说拉丁语)听说他总共懂得九国文字,不过他的著作还有许多译本寄给他.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哪一国文字;又听说他讨了—个日本姨太太,他的日本话也很好!”辜鸿铭的记忆力及语言天分和他的成长环境有极大的关系。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他的父亲辜紫云是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生为混血儿,辜鸿铭自幼就表现出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辜鸿铭虽然热爱并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但他汉语基础并不过硬,这点倒是和在香港求学较久的袁振英有同命相怜之处。袁振英和他们的同学都发现辜鸿铭的一个弱点,就是汉字写得并不纯熟,“辜先生本来不大懂汉文与严几道一样,大家都是后来学的。不过他在黑板写的中文,常常漏去一撇或一划很不好。”辜鸿铭的另外一个北大学生罗家伦在回忆中也同样提及这一点。所以,辜鸿铭的英译汉的成就远不如他的汉译英的作品有影响。袁振英举例说:“他平生很喜欢由汉译英,刚刚同他的同乡(闽人)严复和林纾相反。他只《有痴汉骑马歌》一本诗是由英译汉的。”“《痴汉骑马歌》英译汉,译为五言诗,很不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早已绝版了。”

外表看似古板的辜鸿铭在不苟言笑的袁振英的眼里是个非常机智慧、风趣、诙谐、幽默的老头。袁振英称辜鸿铭“常常很喜欢说笑活,大概老人家的性情有些类似小孩子吧。”20世纪30年代,袁振英在提倡幽默文字的林语堂所办的杂志《人间世》曾经用撰专文纪念辜鸿铭,在署名“震瀛”的这篇文章中,袁振英给了辜鸿铭有趣的评价:“辜先生不但是幽默的老前辈,并且是中国留学生的老前辈”。

辜鸿铭是公开赞成一夫多妻的,他一个最出名的比喻流传甚广:“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袁振英还列举了辜鸿铭所持的理由:“辜先生主张纳妾的理由,他以为男子到死还可以传种,女子到了四五十岁便失其效用了。并且各种冒险的事情多是男子担任,所以男子死得多,弄到女多男少。并且从生理学来讲,世界的统计,生一百个个男孩子,就有—百零五个女孩子,所以女子一定多于男子。如果实行一夫一妻,—定世界上有许多怨女!”有趣的是,辜鸿铭身体力行,娶了不止一个老婆,可这位教授平生也最怕老婆,袁振英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证,“辜先生怎样怕老婆,现在举出一个例他说:北京多叫化子,有一次叫化子又来到门前,他照常例又给了钱,给他的太太便拿饭碗向他的头颅掷去,因为老太婆反对这种无度的慈善事业,如尼采一般”。辜鸿铭也并不隐瞒这些,和袁振英这帮学生谈到这些事的时候,便带着自嘲的口吻“告诉我们:‘老婆不怕,还有王法么’。这是他的幽默”。对辜鸿铭的机智,袁振英举出了许多例子:“—个人问他:‘为什么中国的方言那么多?’他反问:‘为什么欧洲的方言那么多?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实等于全欧洲!’”

辜鸿铭的幽默并不只表露在日常生活中,也用来显示自己的政治态度。他用特立独行的行为、戏剧化的效果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脑后留着的那根细长的辫子。共和时代依旧拖着辫子,是辜鸿铭留给北京大学校园的古怪印象,他因此被看作顽固的冬烘先生。袁振英对辜鸿铭留辫子、穿长袍马褂有段有趣的记载:“在亡清时代,辜氏是一个维新派,不过在宣统逊位的时候.他还是西装剪发,他便马上戴上了假辫子,穿回长衣马褂,叫黄包车夫拉着巡游北京城.结果给警察拉到警区去!这可以见得他的幽默,同时也见得他的反抗社会!”

帝制与文化

辜鸿铭热爱中国传统,并始终如一向欧美人介绍中国文化。袁振英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恩师的思想倾向与行为特征:“一句话说.辜先生以为中国事事都是好的.外国事事都是坏的!”比如三字经是过去幼童的启蒙读物,辜鸿铭就把它夸得完美无缺,还用到英语教学的课堂上。袁振英后来写道:“‘人之初’也有英文本。他说‘人之初’一书,里面有许多科学,开宗明义便说‘性本善’,有关于人生哲学问题,与法儒卢梭的论调相同:什么‘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是数学,‘日水火,木金土’…是物理化学,什么‘三纲五常’又是伦理学;什么‘天地人,日月星’,又是宇宙论,天文学等。有讲到君臣父子……全书都是很有教导小学生价值的”。他也证实,“辜先生不但赞成小辫子,小足,并且赞成纳妾.主张一夫多妻制度,很像康长素主张拜跪—般,因为人类膝头有何用处?”辜鸿铭对中国传统的爱到了没有选择的极致地步,也包括后来最为人诟病的忠于帝制。但辜鸿铭只效忠爱新觉罗皇族,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并无兴趣。袁振英与辜鸿铭师生两人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反对与消极态度倒是共同的。

1915年,新生的共和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但它没有成熟长大,专制旧传统根深蒂固,而新事物已日趋凋零,共和政体时刻有夭折的危险。复辟的风声开始流传。这年元旦,《总统选举法》公布,规定大总统不仅可以终身连任,而且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此前的1914年9月28日,轻易不出宫门的大总统袁世凯到北京孔庙主持祭孔。他看上去不知疲倦,跪拜从容。短短三个月后,袁世凯出现在北京天坛,他神情的庄重与专注,甚至超过了清朝皇帝祭天时的虔诚。紫禁城里前清遗老们开始惶恐不安,他们开始意识到,复辟的不是大清皇室,是袁大总统自己想变身皇帝。他们做好了主动让出紫禁城、迁往颐和园的心理准备。

袁世凯与袁振英同是袁氏家族的后人,而东莞正是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的故乡,这让许多攀龙附凤的人都出来拥戴袁世凯黄袍加身,以图分一杯羹。袁振英自己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写道:“袁世凯认是袁崇焕之弟崇煜后人,所以与叶恭绰世伯合编“北京岭南文物志”的张次溪的父亲篁溪便代表东莞人‘劝进’了!”但袁振英对袁世凯背叛誓言,颠覆共和国政体的行为极为痛恨,图谋阻止。他便与几个同学他们便向《顺天时报》投稿,反对袁世凯称帝。《顺天时报》是北京日本侨民机关报,袁振英深知不希望中国长久统一的日本政府也不赞同袁世凯做皇帝,因为1894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爆发便和当时在朝鲜主事的袁世凯有莫大的关系。只是因为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已经内调回国,他在朝鲜与日本人交恶的事情才不为人所知。当时,袁振英的同学曾对袁振英说:“你们姓袁的也反对袁氏,袁氏一党不成功了”。

袁世凯很喜欢看顺天时报,以了解日本人的态度。袁振英等人的文章刊载以后,袁世凯政府颇为惊讶,专门派人调查,但袁振英他们有惊无险,他后来回忆说,政府方面派人“由邮政查到北大来,但找不到我们”。可笑的是,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想做皇太子心切,便投其所好,伪造《顺天时报》,让袁世凯误认为日本人也支持他当皇帝。结果,袁世凯决定废止共和,过一回皇帝瘾。但由于蔡锷将军在云南发动护国运动,日本等国也表示不支持帝制。众叛亲离之下,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觉得大势已去,只好宣布取消帝制,恢复民国。

吊诡的是,袁振英1912年就已经相信了无政府主义的年轻学生,思想激进。他反感袁世凯复辟,恢复王朝专制是可以理解的。可他的老师辜鸿铭是个拖着辫子的著名保皇派,一向尊崇帝王制度,却也对袁世凯称帝极为鄙夷,乃至不屑一顾。当初,他在大清帝国两湖总督张之洞幕府服务时,就疑及袁世凯的人品。他效忠的爱新觉罗家族,而不是袁世凯这个“洪宪”皇帝。罗家伦后来的一段回忆可以作为佐证:“辜先生有一次谈到在袁世凯时代他不得已担任了袁世凯为准备帝制而设立的参政院的议员。辜先生虽是帝制派,但他主张的帝制是满清的帝制,不是袁世凯的帝制。有一天他从会场上出来,收到300银元的出席费,他立刻拿了这大包现款到八大胡同去逛窑子。北平当时妓院的规矩,是唱名使妓女鱼贯而过,任狎妓者挑选其所看上的。辜先生到每个妓院点—次名,每个妓女给一块大洋,到300块大洋花完了,乃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1917年7月,辜鸿铭却卷进了张勋复辟一事。蔡元培知道他的政治立场,但仍然继续聘他,蔡元培的解释是:“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对爱新觉罗家族的统治与帝制的旧情难忘,是辜鸿铭的一大特征。袁振英曾经回忆过辜鸿铭的一件事,证实这位辫子教授对帝制的癖好:“他常常叫我为Msrchist.他也以Monarchist自居,因为他是—个复辟党。他在宣统的复辟傀儡怪剧开幕的时候,他曾经做过外部侍郎。他在蔡子民先生辞“北大’校长的时候.他也跟着别人主张挽留.欢迎复位;人问他的缘故.他说;‘因为我赞成蔡先生复辟!’”

辜鸿铭为自己终生对中国传统的爱感到自豪,他解释自己貌似前清的忠臣,实际上更是中国文化的仰慕与捍卫者。他把自己对爱新觉罗家族的政治忠诚与中国文明连接起来,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为自己作辩护。辜鸿铭写到:“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一一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对留辫子一事,曾在北京大学就读的湘西学子沈从文曾经听到辜鸿铭对学生们所说的话:““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可不容易。”辜鸿铭这段话,让沈从文意识到灵魂的束缚才是最难以摆脱的。沈从文成了教授之后,经常对学生引述这段话,晚年去美国各大学演讲,也将其作为一个富有哲理的掌故一再引用。

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如一与真诚的爱,辜鸿铭一生的成就也集中在这里。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当年是曾经留学美国的幼童,熟悉西方政情民风,深知辜鸿铭作为中国学者而著书立说,赢得了欧美学者普遍景仰。他认为辜鸿铭在1928年去世未得当时的“国葬”礼遇是很大的憾事,会让西方人觉得中国政府不知礼遇文化名人。王宠惠早年留洋,当过内阁总理与外交部长等职务,且是在北京大学任教过的辜鸿铭同事,他认定辜鸿铭学贯中西,荣获各国赠送的博士学位达十三次,“其为国争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而作为弟子,袁振英用赞许的口吻写道:“他是中国唯一的文人最给外国人祟拜的,因为他能够把中国固有的文明,宣传到外国去.不像别人只说外国的东西好!”他反对辜氏的顽固态度,但却同情其热爱中国文化,并不懈地向外进行传播的精神。

惺惺相惜

辜鸿铭对主流社会与文化的叛逆,有众多的解释,当然这些解释也涉及到解释者自己的政治信仰、知识结构与性格特质的偏向。

同在北京大学执教、后来成为外交官的温源宁着重从性格心理上来解释辜鸿铭现象。他认为:“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了。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

温源宁进一步解释说,辜鸿铭留辫子只是出于一种个人的心理需要,他以叛逆为乐,而心理上的叛逆左右了他的政治态度,是为叛逆而叛逆,在叛逆中肯定自我,并找到乐趣。温源宁评论道:“他的最明显的特征是,他决不是哲学家,——这就是说,他决不是思想在先生活在后的人。辜鸿铭喜好的是佳看美味,他所以致力于思想,只是因为思想给生活添些光彩,添些体面。他自始至终是个俗人,不过有这么—个差别——一个有思想的俗人。他的孔子学说,他的君主主义,和他的辫子,无非是用来装饰一下消耗在纯粹娱乐上的生活。他的身形瘦削、枯稿,并不是思想的牵累所致,那牵累,乃是来自追求、才智、美感和凌驾他人之上的奢望。他留着辫子,有意卖弄,这就把他整个的为人标志出来了。他脾气拗,以跟别人对立过日子。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他所以得意扬扬,就是因为与众不同。因为时兴剪辫子.他才留辫于。要是谁都有辫子,我敢保辜鸿铭会首先剪掉。他的君主主义也是这样。对于他,这不是原则问题,而是一心想特殊。共和主义大流行,所以,他恨它.他夸耀君主主义,跟一个花花公子夸耀自己的领带一样。真的,称他为才智方面和精神方而的花花公子,决不是不合适的:正如一个花花公子日日夜夜注意自己的服装一样,辜鸿铭也是煞费苦心以求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别人判若鸿沟”。

罗家伦是辜鸿铭在英文门的弟子,在读时就是北京大学校园里的风云人物,后来更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日后担任过中央大学校长等。据最近披露的史料,他曾经进言校方,历数辜鸿铭不应该站在讲台上的理由,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学生,罗家伦的这一行为最后导致辜鸿铭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的讲台。在对辜鸿铭的攻击中,他特别提及辜鸿铭的保守的政治态度。作为学生,罗家伦更喜欢年轻的英文教授胡适,胡适1917年从美国归来任教北京大学,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与理性的态度赢得了许多学生的崇拜,也包括罗家伦。不过中年之后,罗家伦对辜鸿铭的判断明显有变,对当初对辜鸿铭的冒犯伤害存有内疚之心,不仅未在炫耀驱赶辜鸿铭之事,而且讳莫如深。在所撰写《回忆辜鸿铭先生》一文中,他提到了辜鸿铭的文学天赋,并对辜鸿铭与众不同的性格作了推断与解析,他这样写道:“无疑义的。辜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

另外一个学者吴宓写了一篇题为《悼辜鸿铭先生》中评价说:“约而言之,辜氏非精密之学者,乃有主义有感情之宣传家。其误处在所持之见解太狭,而知识甚多欠缺”。

袁振英对自己这个谜一样的老师有自己的解释。长在香港,对南洋风土人情有一定了解的袁振英,对辜鸿铭挚爱祖国文化的心境有深切的了解。他很欣赏辜鸿铭特立独行的与主流社会相叛逆的态度,甚至引为精神上的知己与同道。直到1949年以后,他回顾自己的生涯时还特地提到了已经被彻底丑化了的辜鸿铭。他写道:“我对于腐败社会,常常持着反抗态度。我在香港读书时,喜欢穿蓝布长衫,同学们都笑我是一个‘侍仔’!因为香港只有餐室的仆人才穿长衫。我因为在‘北大’时,不懂国语只讲英文,所以改穿西装,听差们反以为我是教授。因为很少学生穿洋装。我们的辫子教授辜鸿铭在张之洞两湖总督署时是西装的,但在亡清塌台时,中华民国成立后,他便改穿长衫马褂!他也是反对社会的!”

袁振英信奉无政府主义,是那个时代最激进派;辜鸿铭赞同帝制,是那个时代的最守旧派。辜鸿铭曾称无政府主义者为“无王党”,并认为无政府主义应译为“无王主义”。在袁振英的眼里,辜鸿铭保皇之类的思想冬烘顽固,但他忠于自己的良心,信仰与行为始终如一的执着,敢于反抗时代,不在乎利害,不在乎社会主流的压力,一个人面对全社会的白眼、愤怒、误会、迫害而全然不顾,按照自己良心的指引,凭个人的自由意志行事,敢于与整个社会为敌,孤独而自信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样的勇气和执着让袁振英发自内心的敬重、佩服与向往。他甚至拿自己北大英文门的同班同学李季善变的悲剧来反衬辜鸿铭执着的可贵。他这样写道:“当时我们的同班还有李季、许德珩等。许氏因事转了学系,李氏的顽固头脑,一如辜先生。他在《我的生平》一书中已经讲到了。后来李氏因为卖文为活,译了《社会主义史》一书.由‘新青年社’出版,容易得到稿费,便同共产党发生关系,只是转变太速.也得不到良好的结果。我宁可赞成辜先生的抱残守缺,决不愿别人的善变,因为投机主义是不会成功的.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罢了!”事实上,辜鸿铭也以自己的执着为傲。据罗家伦回忆,辜鸿铭曾在北大课堂上声称:“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即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袁振英在气质上也是这样的人,和辜鸿铭有神似的地方。他自己虽然新潮,绝不欣赏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这点与另外一个老师胡适很相似。但从感情上,在人格上,在个性上,他更趋向辜鸿铭,反而对胡适的善于周旋,对胡适说的中国简直没有文明可言的说法颇有微词。说到底,袁振英辜鸿铭师生之间的差异只是他们两人坚持的内容大不相同,但固执的态度与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却异曲同工,他们师生之间来往密切,多半也是因为气质上的惺惺相惜,有相互吸引与共鸣的地方。在辜鸿铭的身上,袁振英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袁振英评价辜鸿铭的时候写道:“辜先生是一个时代的反抗者,并且是一个良心的反抗者,不论好坏,他一定要批评,宁可做社会的公敌,良心觉得不对的,就是骂,痛骂;他骂得也痛快!他不肯降服社会,人云亦云。他宁可做一个真小人,不肯做一个伪君子;要同社会对抗!”这一段既是袁振英对他老师高度的同情与认可,也可以看做他自己的夫子自道。

背了个复辟守旧者的骂名,在革命巨浪汹涌的氛围里,辜鸿铭暮年异常的落寞。1928年4月30日,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辜鸿铭的床上还放着儒家典籍的讲稿。当时的国闻社和《大公报》发了这样一条简短的报道:“辜氏所患原肺炎症,历时已月余,遍经中西医诊治,以年老未易奏功,竟以不起。……他为学好推崇儒家,于西方哲学多所非难。又主忠君之说。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

辜鸿铭死后六年,上海的《人间世》杂志于1934年出过纪念他的特辑。袁振英当时写了几篇文章追思故去的老师。为一个人这样再三写文章追念,对厌恶奉承逢迎的他是罕见的行为。他由衷感叹道:“辜先生已矣!我们的同学当中,还没有一个能升堂入室,就是在中国再想找第二个辜先生,恐怕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呢!待河之清,人寿几何!我不只为辜先生一生潦倒哭,且为中国的文学界悲!瞻望前途,余欲无言!”当时的袁振英从老师的黯淡命运中,似乎也预感到了自己不为人理解的悲凉命运。在趋炎附势、人云亦云的社会氛围中,这就是他们这样叛逆者无可逃避的宿命,只是这对师生尽管生前已经感觉到了,但孤傲固执的他们却无意回头,因为这样的特立独行正是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生命冲动的最好展示。

“陈独秀的高足”袁振英

袁振英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的上海“中国共产党”、“广州共产党”等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中作出过重要贡献。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位于新渔阳里六号的外国语学社。.jpg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位于新渔阳里六号的外国语学社。

我们于“五四”青年节之际,向大家介绍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袁振英。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中,在记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有两处提到过袁振英的名字。

“陈独秀的高足”

1920年7月到1921年8月,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广东,袁振英都与陈独秀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他们既有师生之渊源,又是社会主义的同志,也是工作上的伙伴,甚至共居一室,朝夕相处。那时袁振英被陈独秀倚为左右手,在广州时,社会上的一些人也视袁振英为“陈独秀的高足”。

出生于1894年的袁振英,1915年毕业于香港黄仁书院,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20年初任香港《晨报》兼广州《新民国报》编辑。其间为声援广东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斗争,参加了“广东游东记者团”。

1920年7月,袁振英来到上海,陈独秀见到他,要求他“帮忙一切”,于是他留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并为《劳动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撰稿,担任《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的编辑。此外,他还曾远赴武汉争取恽代英加入党的早期组织。

1920年8月,袁振英参加早期上海共产党组织。9月1日应陈独秀邀请参与编辑《新青年》,担任“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

共产主义的见证地

上海的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为两层楼砖木结构石库门建筑,于1915年(民国4年)8月下旬申请建造,约次年至1919年前建成。

1920年春,杨明斋陪同共产国际代表到上海,同陈独秀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时,租赁渔阳里6号为活动地点,并开设“中俄通讯社”,后改称“华俄通讯社”,自任社长。

1920年8月22日,经上海早期党的组织领导人陈独秀倡导,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俞秀松、袁振英、叶天底、金家凤共8人(另说是陈独秀、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8人)在这里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21岁的俞秀松担任书记。同年9月,在这栋建筑里创办了外国语学社作为掩护。

次年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同样在这里设立团中央机关。4月29日,遭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没收了纪念劳动节筹备委员会的宣传品。后因俞秀松赴俄参加少年共产国际二大,社会主义青年团于5月间暂停活动。华俄通讯社至1925年(民国14年)8月1日后才关闭。

1921年,渔阳里改名铭德里。1957年,旧址按原貌修复,弄名恢复旧称。1959年5月26日,渔阳里6号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3月4日,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渔阳里6号进行进一步的修缮。楼上东西两亭子间分别为俞秀松、杨明斋卧室。杨明斋的卧室又为华俄通讯社办公室,客堂楼为团中央办公室。

外国语学社

渔阳里6号的客堂在当时是外国语学社的教室。

外国语学社旨在输送有志青年赴俄学习,造就革命人才,可以称得上是中共最早的干部学校。

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任校长兼授俄语,俞秀松任秘书管理行政事务,魏金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教授俄语,李达教授日语,李汉俊教授法语,后又聘王元龄任俄语教师。时年27岁的袁振英则在此教授英语。

上海团组织在外国语学社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团员,计有:李中、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桢、傅大庆、周兆秋、柯庆施、梁百达、卜士奇、袁达时、彭树之、廖化平等。建团不到一个月,团员已达30多名。

初创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早期党的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革命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外国语学社名义上公开招生,实则由各地早期党的组织或早期共产主义者推荐,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许之桢、汪寿华、柯庆施等50余人。

从民国10年(1921年)春起,陆续派遣青年学员赴苏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至同年5月结束,先后选送数十人。

传播马列主义

《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袁振英担任这一专栏的主编。

同年底,袁振英随陈独秀到广州。当时去广州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他和陈独秀都不懂粤语。袁振英和陈独秀既是师生,又一起共过事,而且能讲粤语和英语,所以他就成了陈独秀和魏金斯基身边的传话人,充当他们的翻译。

1921年1月,袁振英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今广州广雅中学)校长,力排众议倡导并实行中学男女同校。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袁振英为该组织成员之一。

《新青年》迁至广州后,袁振英继续负责该刊“俄罗斯研究”的编辑和撰稿。以“震瀛”为笔名,撰写、翻译了大量文章、译作,介绍和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袁振英在这个专栏发表译文24篇,占到这个专栏文章总数的2/3。

事实上,《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中共早期组织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通过创办刊物宣传马列主义。

然而,由于信仰无政府主义以及对陈独秀的不满,就在中共一大召开的前两个月,袁振英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