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步道上的两处旧居，见证毛泽东一生中的关键时期和难得的温馨岁月

　　近日，继上海市黄浦区“一大”会址周边7.1公里红色经典步道建成后，静安区“二大”会址周边8.1公里红色经典步道也与上海市民见面。红色经典步道静安段以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作为起点，以“二大”会址周边13条市政道路、3座人行天桥作为载体，串联起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平民女校、八路军驻沪办、茂名北路毛泽东旧居、1920年毛泽东寓所旧址和刘长胜故居等17处红色景点，化“零散展示”到“整体展览”，打造“无边界博物馆”，铸就交通红色品牌。

　　这其中，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沪的两处住址，留下了许多值得铭记的故事。

　　1920年毛泽东寓所旧址

　　——毛泽东第三次沪上行

　　上海市静安区安义路63号（原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是一幢坐南朝北二层砖木结构沿街的旧式店房建筑。毛泽东1920年到上海时曾寓居于此。旧址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1920年毛泽东寓所旧址今景

　　民厚南里的简朴生活

　　1919年3月14日，毛泽东第一次踏上上海这片土地。此番来沪，他只有一个目的——为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送行。4月初，离沪返湘。第二次来沪是在同年12月中旬，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进入高潮，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前往北京争取舆论支持。途经上海时恰逢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在沪候船赴法勤工俭学。他在沪稍事停留，与挚友们亲切话别后，未及蔡和森等启程，便率团匆匆北上。1920年4月，当“驱张”胜利在望时，毛泽东带着“湘事善后”的问题奔赴上海。未曾料到，他的第三次上海之旅却遭遇了“人在囧途”的经历。据他本人回忆：“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哎哟！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随时留神着我的新鞋。”这位慷慨解囊的湖南老友名叫李中（李声澥），他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同学，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工人党员。两人自相识起，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三次写信邀李中来北京，但不幸的是，李中却于1951年7月病逝于赴京途中。

寓所楼上毛泽东的卧室

　　5月5日，毛泽东抵达上海，寓居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据李思安回忆，毛泽东到上海以前，这个房子是她出面租赁的，用来作为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到上海活动时的住处。毛泽东和随同来沪的湖南一师张文亮住在前楼正房，房内有两张单人木板床，毛泽东的床铺横放在落地长窗下，床头有一张方形茶几，上面堆放着各种报刊。小阳台上放置一张藤睡椅，毛泽东常坐在上面看书。楼下店堂不住人，供吃饭和会客、开会之用。靠近楼梯的地方，有一圆形柴炭风炉，炭篓放在楼梯底下。所有家具，都是他们东租西借凑合起来的。民厚南里的生活十分简朴和艰苦。他们每人每月才3元零用钱。为了省钱，同住几人就轮流做饭，他们常常用炭烧小行灶，架上铁锅，放少量的油和盐，吃廉价的蚕豆煮米饭和青菜豆腐汤。为维持生活，毛泽东参加了工读互助团，为人洗衣服。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诉说自己工读生活的困境：“因为接送（衣服）要搭电车，洗衣服所得的钱又转耗在车费上了。”

　　半淞园雨中送友，《天问》刊文策“驱张”

　　艰难的物质生活阻挡不了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脚步。5月8日，毛泽东到沪后的第四天，与在沪新民学会会员萧子暲（萧三）、彭璜、李思安等12人在南市半淞园聚会，为赴法的会员送别。半淞园是当时上海一处有名的私家园林。此地贴近黄浦江，故将江水引入园中，以水为主景，并应唐代杜甫“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的诗句，取园名为“半淞”。毛泽东一行人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在这里，他们讨论了新民学会会务问题，确定“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为学会态度，并议决吸收新会员的若干条件。一群满怀理想的有志青年讨论得热火朝天，“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这次会议加强了新民学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是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5月9日，毛泽东等来到码头，送会友陈赞周、萧子暲、劳启荣等六人赴法勤工俭学，同他们握手挥巾，道别于黄浦江畔。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聚会。左七为毛泽东

　　送别了好友，毛泽东把精力放到国内问题的研究中：虽然张敬尧被驱出湖南只是时间问题，可他终究还没有走，还得再烧一把火。再者，张被驱后，湖南的出路又在哪里？毛泽东来上海前，曾派彭璜等人在上海出版《天问》周刊，专门揭发张敬尧的罪行。到沪后，他联络湖南在沪的一些新闻界和教育界人士，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并为《天问》周刊撰写了《湖南人民的自决》《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设计”着湖南的未来——成立湖南人民自决会，推进湖南人民自治；提出在“驱张”后改造湖南的方针策略——废督裁兵，实现民治；指明中国的出路，必须推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南北军阀的统治。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6 月底，张敬尧被逐出湖南，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取得胜利。

《天问》第23号刊登毛泽东撰写的《湖南人民的自决》和《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

　　老渔阳里的深谈

　　此番来沪，毛泽东又见到了陈独秀。此前，毛泽东在两次北京之行中就与陈独秀有过交往。他对陈独秀关于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深深叹服，并认为陈在倡导“科学”和“民主”上有“至坚至高的精神”，称其为“思想界的明星”。陈独秀也非常赏识毛泽东的才干，他从《湘江评论》、“驱张”运动和与毛泽东的交谈中，真切感受到湖南人的奋斗精神在毛泽东这样“可敬可爱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正是得益于这种思想基础，两人的沟通和交流也就非常顺畅和融洽了。

市民在1920年毛泽东寓所参观

　　在沪逗留的两个月时间里，毛泽东曾多次来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登门拜访求教于陈独秀。陈独秀的谈话，对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到重要推动作用。1936年，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这样说道：“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陈独秀还介绍了正在酝酿的建党计划。1920年7月初，毛泽东离沪返湘，积极致力于建党的准备工作。几个月后，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次年7月，毛泽东肩负重要使命再次来到上海，参与了一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上海茂名路毛泽东旧居

　　——甲秀里的难忘岁月

　　上海市静安区茂名北路 120弄7号（原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是一幢坐南朝北两层砖木结构旧式石库门里弄房屋。1924年6月至12月，毛泽东在沪期间寓居于此。旧居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茂名路毛泽东旧居今景

　　从慕尔鸣路到环龙路

　　1924年2月，刚过而立之年的毛泽东意气风发，风尘仆仆地从广州来到上海。此次来沪，他的身份和任务较以往有所不同。作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成员兼秘书，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协助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上，他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顺势而建，分管苏、浙、皖、赣四省和上海的国民党党务，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共两党的精兵强将遍布其中。作为两党中的头角峥嵘人物，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担任组织部秘书和秘书处文书科代理主任，职务身份明显突出，成为共产党在执行部发挥作用的中坚力量。毛泽东刚到上海时，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一起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局机关内。那年初夏，杨开慧同母亲向振熙携幼子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来到上海。一家人起初在三曾里居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毛泽东把家搬到了慕尔鸣路与威海卫路（今威海路）交叉地段的甲秀里。这里相较三曾里，与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办公地距离更近。此后，从慕尔鸣路到环龙路人流如织的马路上，时常留下毛泽东颀长而挺拔的身影。毛泽东一生曾五十余次来沪，甲秀里旧居是他在上海住得最久、最富家庭生活气息的一处住所。在这里，毛泽东度过了他一生中难得享受天伦之乐的温馨岁月。家人的到来，给毛泽东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他虽然每天早出晚归，但还是会抽出时间陪孩子玩耍，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杨开慧除了担负家务外，还帮助毛泽东整理材料，誊写文稿等。她还经常到沪西小沙渡工人夜校给贫苦工人们讲课，向工人传授文化知识，宣传革命道理。为了增强讲课效果，杨开慧还学会了用上海话讲课，深受工人们的欢迎。

杨开慧与毛岸英、毛岸青1924年在上海合影

　　据理力争的“代组织部长”

　　中共三大后，党的工作重心是建立、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推进国民革命。毛泽东为这一中心工作，作出了不懈努力。

　　当时，国民党组织上鱼龙混杂的涣散状况十分严重，“只要交一元钱，其他不问，就能得到一张党证”。根据国民党一大宣言精神和孙中山“除恶留良”的指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着手对下辖各级党组织进行调查，对国民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老党员也都要经过填表和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组织部长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事务繁忙，组织部的具体工作实际上就压在了秘书毛泽东的肩上，因此毛泽东又被人称为“代组织部长”。在主持党员重新登记工作中，毛泽东既坚持原则，又注重方法策略，刚柔并济，巧妙地化解了一些尖锐问题。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会议记录

　　有些国民党党员在重新登记时有意摆架子、论资历，认为年纪轻轻的毛泽东“不配问我们的履历”。有一天，一个人冲到执行部，大声说道：“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这个人叫谢持，是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实际上是反对改组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的右派人物。面对谢持咄咄逼人的态度，毛泽东毫不畏惧，他据理力争指出：改组国民党是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党员重新填表登记，是形成国民党组织力的关键环节。党员无论资历深浅，人人都要填写。谢持闻言自知理亏，但又觉得如果当场填表会折了面子，遂带着怒气拂袖而去。谢持走后，毛泽东对组织部干事说：“派人送张表去，好好解释一下，条件可以放宽点。”后来谢持还是填了表。经过这件事，那些以老党员自居的人也都按规矩老老实实地重新填表登记了。

1924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孙中山寓所举行纪念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集会。最上排左二为毛泽东

　　除组织党员重新登记外，毛泽东还负责了黄埔军校在沪招生考试，积极为军校推荐优秀考生，组织开设平民学校和工人夜校，发展平民教育等。这一时期，他顶住执行部内国民党右派的排挤和打击，为推进国民革命日夜操劳、殚精竭虑。繁重的工作让毛泽东经常伏案至深夜，以至原本身强力壮的他身体每况愈下，最终积劳成疾。1924年年底，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携家人离开上海返回湖南老家养病，开始了领导工农运动的新征程。

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职时的手迹

　　旧居勘察记

　　20世纪50年代末，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启动对毛泽东旧居的调查。由于时隔三十多年，慕尔鸣路的环境已有很大改变。为了使老同志在回忆或勘认时不致为现状所混淆而产生错觉，调查组首先到城市建设局及有关单位查阅图档资料，并访问该地区老居民，以查明当年的原貌。经过勘察，调查组制成了慕尔鸣路当年原状的模型，以供老同志们在回忆时作为参考。调查组还陆续赴上海、北京、长沙等地，访问了当年到过该处的张琼、杨之华、徐行之、刘清扬、钟复光、王一知等人。通过对多人回忆的分析比对，结合历史与现实状况，最终从1924年慕尔鸣路上仅有的三条里弄中，确认甲秀里（今茂名北路120弄）就是毛泽东当年居住的里弄。但由于无法精确到里弄内具体的门牌号，1977年，甲秀里内的5号、7号、9号三幢房屋被一并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甲秀里今貌（手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