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红色通信起源之路

　　上海，红色通信起源之地。

　　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经过四个月的策划、筹备，《IT时报》在今年上半年推出《石库门里的红色通信》系列，记者们穿梭于镌刻着岁月痕迹的石库门中，行走于被枪林弹雨洗礼过的碉堡前，寻找那些湮灭在城市生长进程中的“红色烙印”。

　　带着读懂历史的使命，岁末年初我们再次重走这条“红色通信之旅”。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对这些红色通信印记的史学探寻之旅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主编、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苏智良的那句话：“对城市历史文化现象的解读，需要以时间和空间为坐标，探究上海为何是红色起源地，就必须研究建筑物在实践中的空间感。”

　　这种对时空的寻觅，有一种令人着迷的吸引力。在这场红色电波的寻访之旅中，记者们对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有了更深的了解，而你越了解它，便越懂得，为何这座城市会成为新中国的“初心之城”，会在今日以“上海的速度”“卓越的身姿”屹立于世界都市之林。

　　源起石库门，第一道红色电波从这里发出

红色纪念地：延安西路420弄（福康里）9号，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遗址

　　红色人物：李强

　　导游：钱立富

　　延安西路420弄门口，这块纪念碑仍静静地伫立着，面前是高架桥和地面上的车辆风驰电掣，大都市的澎湃活力扑面而来。

　　上一次来到这里，是半年多前。这一次再来，我欣喜看到这块纪念碑不再“孤单”，它的身后，典型石库门风格的照墙已经修建好，青砖红砖交错排列，门楣上部有拱形的雕花装饰。

　　这是“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遗址”纪念碑，上面刻着一行字：“1929年底，中共中央在这里建立第一座无线电台。由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收发报。年底，李强等到香港开设了分台。经香港分台的转递，在上海的党中央和江西中央苏区开通了无线电联系。”

　　石库门风格的墙壁上，简短文字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上海建立无线电通信”的背景，还有无线电台创始人李强和张沈川的照片。

李强（左）、张沈川（右）

　　原来的建筑因城市建设被拆除，这块纪念碑一直在无声地告诉经过的人们：这里是第一道红色电波发出的地方，上海是红色通信起源之地。

　　为了更全面、更深入了解近百年前在惊心动魄、刀光剑影中诞生的第一道红色电波，我们从这里向西出发，驱车百余公里，来到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研制者、第一部无线电台创始人之一李强的故乡，寻找第一部电台诞生的幕后故事。

　　李强的故乡位于江苏常熟古城，古城的“母亲河”琴川河就从中共常熟党史馆暨李强革命历程展示馆门前流淌而过，河两旁是白墙黑瓦，散发出江南水乡的魅力。

　　展示馆内，图片、实物、视频以及雕塑等表现方式，展现了李强革命的一生。听工作人员讲解完之后，我和同事深深为之折服，李强堪称是奇才、难得的复合型人才：他是中央特科主要成员，上海滩街头曾留下他和陈赓等人锄奸的身影；他是中共军工第一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期间就自研了炸药和手榴弹；他是中共无线电第一人，自研了我党历史上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创建了首部电台；他是无线电领域顶级专家，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之一；他是新中国广播电讯事业和外经贸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革命展示馆内，有一处雕塑，再现了李强研制炸药和手榴弹的场景。作为理工科高才生，尽管他此前并没有接触过炸药，但是凭借自身强大的学习和动手能力，他不负众望研制成功。所以当党决定要研制无线电台、加强上海党中央和各根据地之间通信联络的时候，周恩来想到的不二人选，就是李强。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李强在回忆录中对这段历史有着清晰记载，“周恩来同志亲自布置了要我自学、自装无线电台的任务”。于是，李强通过阅读无线电方面的英文杂志和书籍，快速积累理论知识，并且不断动手研制。上海市延安中路369号，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有一栋三层楼建筑，李强加工电台零件的车间就隐藏其中。1929年春末，李强终于研制成功我党历史上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

　　一幅泛黄的老地图上标记着我党第一座秘密电台的诞生地，位于当时上海英租界的大西路福康里。1929年秋冬之际，我党第一座秘密电台就设在福康里9号，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报务。张沈川操作着李强研制的收发报机，开始了我党无线通信的传奇里程。1930年1月初，沪、港两地成功通报，这是我党通信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革命。

　　在石库门研制出我党历史上第一座无线电台的20年后，李强来到天安门。在那个让全国人民无比激动和自豪的日子里，他站在城楼上，负责现场扩音及实况转播任务，将伟人庄严的宣告声传遍全世界。

　　从石库门里发出的第一道红色电波，见证了中国革命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最终响彻寰宇。

　　静谧的梧桐，藏着红色的课堂

　　红色纪念地：巨鹿路391弄12号

　　红色人物：中共中央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第一批无线电培训班学员

　　导游：王昕

　　“阿婆、阿婆……”无论我怎样扯起嗓门，她总是自顾忙着自己的事情。直到我手舞足蹈地和她打了照面，阿婆才凑近身子，并指指自己的耳朵。邻居告诉我，阿婆的耳朵不好使，必须凑着耳朵与她说话，毕竟阿婆已经91岁高龄了。在岁月痕迹的洗刷之下，这个巨鹿路普通弄堂里曾经发生过的激情澎湃的故事已经渐渐远去，弄堂里最年长的阿婆也已忆不起当年的峥嵘岁月。听说阿婆在这里待了一辈子，我一算，阿婆没准跟中共中央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同岁”。

　　1930年10月，当党中央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在这里开办时，阿婆的家人不知是否和那批朝气蓬勃的红色通信人有过一面之缘。

　　巨鹿路391弄12号，正是中共中央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的所在地。

　　“地下无线电培训班”对党的无线通信事业发展意味着什么？由李强、张沈川以及从苏联归来的无线电技术专业人才在这里授课传道，将红色通信的火种播下，并为瑞金、武汉、天津以及全国各地培养输出党的第一批无线电人才。

　　当年，巨鹿路叫作“巨籁达路”，修建于1907年，1966年才改为巨鹿路。中央特科“地下无线电培训班”的地址被选在巨籁达路四成里的这座三层石库门里，大门口悬挂着掩人耳目的“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牌子，二楼、三楼是教室和寝室。

　　阿婆如今住在12号的1楼，也就是“地下无线电培训班”的门堂间，据说二楼和三楼如今都有人住。我试图上楼看看培训班教室和寝室今天的样子，可惜无论怎么敲门都无人应答，邻居说，楼上住的是上班族，平时很难遇上。

　　近100年来，这里的样貌并没有太大改变，交错纵横的弄堂连接起一大群石库门建筑，天生就是秘密电台的最佳庇佑。尽管如此，由于叛徒出卖，“地下无线电学校”被租界的侦探突击搜查，并猝不及防地逮捕了20人，这几乎是当时党的无线通信人才中的半壁江山，刚刚有所起色的红色通信事业遭受了第一次重大打击。

　　从1930年10月到12月，巨鹿路和四成里被抹上一层红色，这里的红色记忆因此将永不消退。就在四成里，党有了第一位报务员、第一批报务员、第一批电教员，红色电波的星星之火开始在神州大地散播，而且永远无法被扑灭。

　　从老照片里不难发现，1912年前后建成的四成里跟今天人们看到的样貌相差无几，只是弄堂门口的几株梧桐树已经从当年的树苗，变成了今天的林荫大树。而梧桐加上两旁的海派建筑也成了巨鹿路吸引人们的魅力所在。

　　当年，中央特科用“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来隐蔽培训班。颇有缘分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仪电厂也被建在了离四成里不远的巨鹿路758号。不过，几番兴衰，上海仪电厂的所在地早已打造成了新兴的时尚地标。许多小众美食和潮流首店“悄悄”齐聚于此，成为巨鹿路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与上海其他所有网红地不太一样的是，无论白天、黑夜，工作日还是假期，巨鹿路总能保持自己的幽静。道路两旁的建筑里，藏着不少建筑大师的杰作，遮天蔽日的梧桐把街道两旁的小楼衬托得愈加静谧。

　　一个发现让我越发喜欢上这条路。不知是否为了保护难得的幽静，巨鹿路上连公交车都很少见到，这让生活和艺术得以在这里更纯粹地结合。买手店、咖啡服装概念店、甜品店，西班牙菜、意大利菜、日料、中餐都很容易在路边找到。

　　巨鹿路的从容淡定，适合一个人慢慢品味，如果你来到这里，别忘了来四成里串个门，遥望一眼12号的三楼天台，那是90多年前，红色电波的方向。

　　悬铃木的秘密，隐藏了90年的“拉姆扎电波”

　　红色纪念地：武康大楼、武康路、愚园路宏业花园、静安嘉里中心

　　红色人物：佐尔格和他的拉姆扎小组、牛兰夫妇

　　导游：郝俊慧

　　初冬的晴日，悬铃木树叶落尽，树枝将瓦蓝的天空切割得疏朗有致。寥寥无几的枯叶挂在枝头，被寒风一吹，便晃晃悠悠地飘落下来，落在行道上，落到行人头上，却已铺不满整条柏油马路。阳光斜斜照过来，为粗粝的墙面染上一层晕黄，墙前是正在嗅花凹造型的小姐姐，对面是端着单反的男友。来武康路打卡，是上海情侣间颇具仪式感的约会。

　　马路尽头，是如巨轮般耸立的武康大楼（旧称诺曼底公寓），寻觅90年前神秘的“拉姆扎电波”，可以先从这里开始。

　　1930年1月10日，11年后将成功预告日本南下的“红色谍王”、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来到上海，此时，他刚刚踏足谍海，却已展现出极具特工天赋的一面。

　　之后的两年里，单枪匹马的佐尔格组建起一支超百人的特工小组——“拉姆扎”，国民政府的军事实力和对内对外的各种政策，美英日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中国境内外国驻军的实力等情报，源源不断地从上海飞到莫斯科，597封急电中，335份急电直接通报给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政府。

　　那时，曾写过《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的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和著名社会学家陈翰笙一家住在武康大楼，佐尔格是他们的座上客，住在不远处的德国人鲁特·维尔纳一家也会常常在晚上散步到这里相聚。在旁人看来，这不过是侨居上海的外国人在一起高谈阔论，但真相是，每次会面都是“拉姆扎小组”的秘密聚会。

　　从武康大楼向东，沿着武康路行200米左右，是武康路333号的霞飞别墅，一个建于1919年的联排别墅区。

　　90年前，毛泽东的亲家、共产党员张文秋曾在此居住，她的公开身份是华裔德国人、资本家吴照高的妻子，真实身份却是“拉姆扎小组”的情报分析员。3年间，张文秋几乎足不出户，经她手整理的情报，通过夜空中的“拉姆扎电波”离开了上海。

　　无论武康大楼还是霞飞别墅，如今都是私人住宅，非请莫入，我们很难进入其中，寻觅当年“拉姆扎小组”留下的蛛丝马迹。或许，只有武康路两边的悬铃木，在默默守护着当年的秘密。

　　当然，找不到“拉姆扎电波”的踪迹，也无需沮丧。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租界，是国际谍战风云的中心，隐秘战线的伟大，早已隐藏在一栋栋有着异国风情的建筑中。故事很多，脉络很长，只要你耐心地在城市中寻觅，那些充满历史的建筑会自己述说过往。

　　1932年12月，佐尔格离开上海，这是一次迫不得已的撤退，为了营救当时被捕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牛兰，佐尔格被迫铤而走险，身份暴露。牛兰夫妇安全后，他只身返回莫斯科，直至2年后启程前往日本，开启谍报生涯中最辉煌的8年。

　　牛兰夫妇也是“狡兔三窟”，最重要的资料放在两个地方——愚园路1088弄宏业花园74号和赫德路（今常德路）66号。

　　宏业花园今日犹在，是一片有着百年历史的花园住宅，小区里的建筑大多保存完好，有独立式花园别墅、联列式花园别墅，还有连排石库门老式里弄住宅。由于门牌几度更迭，尽管记者几次探访，却依然很难确定哪一座住宅是当年的74号。想当年，这里地处比租界管理更加模糊的越界筑路地段，四通八达，是情报交换的特殊窗口。

　　赫德路66号则在静安寺嘉里中心附近，原址已是满眼现代繁华。两地相隔不远，或许当年，牛兰夫妇便坐着黄包车穿梭在旧上海的十里洋场间。

　　21世纪已进入第三个十年，上海依然是全球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之一，它开放、宽容、向世界张开双臂，带着足够的自信。因为，站在它身后的，是日益强大的中国。

　　六次迁徙，穿梭于旧上海的十里洋场

　　红色纪念地：南京西路南汇路、巨鹿路383号采寿里1号、襄阳南路……

　　红色人物：刘鹤孔

　　导游：郝俊慧

　　从南京西路(静安寺路)向南过延安路高架，一路进入茂名南路（迈尔西爱路），右拐便是巨鹿路（巨籁达路）；从巨鹿路向南约百米左拐入长乐路（蒲石路），直行不到一公里，是重庆中路（白尔培路）；从重庆中路向南到建国西路（福履理路），一路向西三公里，是襄阳南路（拉都路）；掉头回到建国西路，一路向东，到黄陂南路（贝勒路）左转，继续向北，再到复兴中路（辣斐德路）向右，东行不到一公里，便是东台路（安纳金路）……这是一条“秘密电台的迁徙之路”，在《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一书中，它占了四个词条，“1939年8月到1944年2月，刘鹤孔秘密电台曾六次转移”。

　　上海的地名变迁，是个有趣的话题。

　　翻开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主编的《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1000个革命纪念地中，不少原路名是一长串不知所以的文字，拗口难读，一旦看到这样的路名出现，你便明白，这里是当年被列强抢占的租界，路名大多是外文名的直译。

　　自1929年末党的第一部秘密电台在延安西路420弄（福康里）9号建立，党的秘密电台大多在这片区域活动。

　　当时的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段，无论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还是后来的“孤岛上海”，都是隐蔽战线最活跃的地方。

　　1939年5月，受过专业特工训练的刘鹤孔，经乌鲁木齐（迪化）、兰州、重庆、昆明、香港，几经辗转，来到上海。根据组织要求，他要在这里建一座秘密电台。

　　彼时的租界，电台林立，既有公开的商用电台，也有美、日、英等各国情报人员设置的秘密电台，加上军用电台，林林总总，便于党的秘密电台在其中“隐蔽身形”。

　　第一部电台在刘鹤孔于白尔培路（今重庆中路）开的万兴五金店里组装而成，后又转移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040弄的大成商场(今南京西路南汇路一带）里。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上海“孤岛”沦陷，刘鹤孔和同伴范纪曼一起从位于台拉斯脱路（太原路）的范家，转移至拉都路（今襄阳南路）安乐村22号。

　　如今这些建筑大多已不可寻，安乐村的旧址是一片新建小区，属于刘鹤孔电台的痕迹，逐渐消失在城市变迁的长河中，仍存的一处秘密电台旧址，大约只剩位于巨鹿路383弄的采寿里1号。

　　冬至日后的一天，我第三次来到采寿里。夏日正在装修的一楼似乎已基本完工，大门紧闭，无人应答。从弄堂出来，正是下午四点，对面的幼儿园放学了，焦急等待的家长一把抱起朝自己飞奔而来的孩子。

　　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曾经有一个一岁孩子，懵懂时便和她的父亲刘鹤孔、母亲齐克君一起，为了创造历史而斗争。和世间万千父母一样，他们也希望孩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却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坚持发报，哪怕被捕只是时间问题。

　　1944年3月15日深夜，剧烈的撞门声将刘鹤孔一家惊醒，敌人终于找到了他的电台。

　　被捕后，刘鹤孔被审讯了20多次，每次都是老虎凳、辣椒水、夹竹板抽打等极其残酷的刑罚，他的右耳甚至被殴打至失聪。齐克君也在狱中遭遇了严酷的刑罚，身体遭受巨大摧残，她肺病发作，奄奄一息，敌人不得不将她和襁褓中的女儿释放。

抗战时期的刘鹤孔与妻子齐克君、女儿海伦 图源：《刘鹤孔画传》

　　释放前，敌人安排刘鹤孔和妻子见了一面，这时，他已不能行走，被两个日本人架到齐克君面前。妻子问他：“你会不会被枪毙？”刘鹤孔说，随他们去，你好好带孩子回家去。

　　“回家”，就是找党组织，此时的刘鹤孔，已经抱着必死之心，“这可能是最后的诀别。”

　　所幸，刘鹤孔在狱中坚持了下来，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与妻女团聚。

　　我相信，是信仰的力量让他成为一名“幸存者”，正如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在《信仰的力量》所说：“在最危险的情形下，最虔诚的信仰支撑着我们；在最严重的困难面前，也是虔诚的信仰帮助我们获得胜利。”

　　技术决定胜利，隐蔽战线中的无名英雄

　　红色纪念地：威海路380号上海素凯泰酒店、常德路、新闸路

　　红色人物：涂作潮

　　导游：潘少颖

　　沿着威海路一路向东，法国梧桐掩映下的老建筑、摩登时尚的地标性建筑、游人如织的购物中心……交织出现在眼前。走到威海路靠近青海路时，我停下了脚步。这里是上海的“宇宙中心”级地段，兴业太古汇、南京西路、上海电视台等围绕在其附近，一家素凯泰酒店门口，迎宾小哥指挥着过往的宾客。

　　霓虹闪烁中，仿佛回到82年前。威海路380号变成威海卫路338号，素凯泰酒店变成一幢三层小楼房，酒店招牌则改成了“福声无线电公司”。

　　这家无线电公司的真正职责是制作、维修、隐蔽中共在上海的多处秘密电台，老板的名字并不为大家所熟知，老板的徒弟则大名鼎鼎，正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人公的原型李白。虽然老板“隐姓埋名”，却是党内最早的秘密电台制造和修理专家、中央特科通讯科第一代技师。1924年，21岁的涂作潮从长沙“流浪”到上海，这一选择改变了他的一生，身处隐蔽战线的他有着诸多不为人知、惊心动魄的故事。

　　素凯泰酒店所在的原址是当年涂作潮把李白培训成全能无线电人员的福声无线电公司。《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日本兵闯进李白的工作间，李白机智地将两根线圈拔掉并随手一扔，收报机就成了一台普通的收音机。这一特殊的设计，便出自涂作潮，两根铅笔粗的线圈，一头钩在真空管的屏级上，另一头套在震荡管的铝帽上，一旦取走线圈，收报机便和收音机无异。

涂作潮儿子仿制父亲在西安事变中制作的100瓦发报机

　　涂作潮的小儿子、年过七旬的涂胜华告诉我，无形收报机是父亲一辈子最骄傲的事，也是他研究秘密电台最重要的成果，一共才读过9年书的父亲在谍战领域打败了对手。

　　1942年9月，日寇锁定李白电台的位置，逮捕了李白。经过8个月的鉴定，结果是：只有发报机，没有收报机，无法形成现行电台的证据，于是李白被释放。

　　涂作潮的好手艺是1925年去莫斯科学来的，学成归国后，1930年，他成了我党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的机务老师。

　　无线电训练班的地址在如今的巨鹿路四成里，距离素凯泰酒店约一公里左右。有一次，准备去上课的涂作潮在这里遭遇了外国巡捕，机智的他将计就计，假装是来要工钱的工人，和外国巡捕“纠缠不清”，终于找到了脱身机会。那一次，我党的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被破坏了。

　　素凯泰并不是涂作潮在上海留下的唯一“印记”，福声无线电公司也不是涂作潮在上海开的唯一一家公司。如今的新闸路常德路附近，也留下过涂作潮的身影。

　　无线电训练班被破坏后，涂作潮离开了上海，西安事变期间，他专门为此制作了三部电台。1937年，涂作潮回到上海，一边进行地下工作，一边租了个门面，开了一家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这家公司在当时的赫德路（今常德路）572号，不过遗憾的是，具体是今天的哪栋建筑已经找不着了。

　　后来，为了培训李白，涂作潮关闭了恒利，开了福声。不过，由于福声的另一位学徒逃跑，给涂作潮、李白的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两人“分家”了。李白把福声迁到建国西路，涂作潮开了他在上海的最后一家无线电公司——闻远无线电公司，当时的地址是新闸路1720号，但这个地址也已不复存在。就是在闻远，涂作潮得知李白被日本人逮捕的消息，他意识到自己的危险，白天蹲在店里，晚上居无定所，有时睡在朋友家，有时露宿在常德路上的某个花园里。不久之后，涂作潮就奉命紧急转移，到新四军中去。

照片中间的一栋楼是涂作潮当年开办福声公司的地方：一楼是店铺，二楼住着涂家四口，三楼住着李白夫妇（涂胜华摄于20世纪90年代）

　　恒利和闻远的地址虽然现在都难觅踪迹，但离得并不远，大致就是现在的常德路新闸路附近。新闸路和常德路如今中西合璧，既有典雅幽静的居民小区，也有海派弄堂、顶级洋房，融合了海派特色。

　　如今，威海路、常德路、新闸路这些隐匿于市中心的马路见证了当年地下党员的隐秘而伟大。每次当我走过常德路新闸路，经过素凯泰酒店时，思绪总会穿越时空，感悟历史留下的纪念。

　　隐蔽战线是“高风险”工作，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地下党员们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很多都是无名英雄，却有着奋不顾身的家国情怀。

　　向这些无名英雄致敬！

　　叩开那扇木门，传承“永不消逝的电波”

　　红色纪念地：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烈士故居

　　红色人物：李白

　　导游：钱立富

　　上海入冬前的最后一天，我又一次来到黄渡路，来到“永不消逝的电波”发出的地方，来到这里瞻仰一个人，和属于他的不朽！旁边的四川北路，犹如一条奔腾的大江大河，车来车往、人来人往。和它相比，狭窄的黄渡路只是一条溪流，安静地流淌着。但路口处一幅幅刻有李白烈士生平的石壁浮雕，告诉匆匆而过的行人，黄渡路这条小路并不平凡。沿着石壁浮雕继续往前走，来到黄渡路107弄，门口挂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题写的“李白烈士故居”牌匾。李白烈士故居静静地隐匿在里弄的深处，不喧鸣、不张扬。

　　英雄，可以是迎着枪林弹雨一跃而起，也可以是默默无闻为信念而坚守。这两种英雄，李白都是。

　　李白革命生涯的前12年，在枪林弹雨中度过，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参加秋收起义，走过万里长征，从拿刀拿枪到拿起电键，学习并掌握无线电知识，成为红军部队的电台政委、台长。李白革命生涯的后12年，在隐蔽战线中度过，一直处于危险的包围中，他用坚贞、智慧和生命，用“永不消逝的电波”在上海和延安之间架起了空中桥梁，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隐蔽战线战斗的12年，李白先后被日本宪兵、汪伪特工、国民党军队逮捕，经受了各种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

　　刚走进黄渡路107弄，在弄堂口就看见了“良友糖果店”。李白曾是这家“糖果店”的店员，这是他第一次被捕之后发生的事情。1942年李白被日本宪兵逮捕，但敌人始终没有找到他作为情报人员的证据，后经党组织营救，李白获释。由于出狱后仍遭特务监视，李白没有去找党组织，生活逐渐困顿，几位友人便出资开了一家“良友糖果店”，李白应聘后来到店内当店员。

　　如今，弄堂口的“良友糖果店”是李白烈士故居观众咨询服务中心，店面中部分空间展示了近百年前的小商品、海报，带领参观者重回到李白战斗的年代，另一部分则是红色文创产品展示空间。

　　往弄堂深处走去，虽已经秋冬严寒，但这里仍是绿树成荫，有着一如往日的静谧。弄堂内的15号楼，是李白烈士在上海最后居住、工作和被捕的地方。

　　叩开这扇有着斑驳历史印记的木门，如同叩开一个时代的记忆。

　　李白烈士家谱、老电台、李白在良友糖果店使用过的保温桶、李白烈士纪念证书，还有老虎凳、烙铁等刑具，一件件历史实物、一张张历史照片，还有生动的声光电演示，让我对李白烈士有了更深的了解。

　　他是坚韧的战士，他的信念在数十年里不断积淀，变得更加厚实。如果不是这样，很难想象一位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农村孩子，为了学习无线电知识能在半年内掌握2000个英文单词。如果不是这样，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人，知道光明很快会来临，自己却能够从容赴死。

　　李白烈士牺牲的那一天，1949年5月7日，第三野战军向中央军委汇报了解放上海的作战方案，而李白对着前来探监的妻儿说完“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指上海即将解放）”，当天晚上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20天后，1949年5月27日，上海迎来解放。

1946年1月，李白全家合影于上海

　　故居3楼，房间内陈列的物品都是李白烈士生前使用过的，这里的空间相当狭窄。看着这不到两平方米的小厨房，我的眼前浮现出深夜时分李白蹲在小板凳上收发电报的场景，红色的电波向远方不断延伸。

　　我深深认同一位教授说的话：“李白烈士对革命忠诚、意志坚定，他所展现的不是一跃而起、猛然迸发的英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在岁月磨砺下的英勇行为。”

　　致敬李白烈士！

　　两道电波，相隔84年的“心有灵犀”

　　红色纪念地：瑞金二路148号

　　红色人物：秦鸿钧

　　导游：郝俊慧

　　“苏联的大轮船彩旗招展在黄浦江口，好莱坞影片与莫斯科影片同时开映，这边桃乐赛摩娜巧笑，那边夏伯阳怒目，国际间谍高手云集，谁也不放过远东最急剧的情报漩涡。”木心在《上海赋》中如是写道，从1937年秋末开始的“孤岛时期”到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度过整整4年畸形繁华的巅峰期。

　　秦鸿钧此时来到上海。

　　百年前，从旧日的公共租界南行，如果看到一排排被称为法国梧桐的悬铃木，便可知是到了法租界。那时，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是上海法租界中部一条南北向重要马路，沿路多新式里弄和公寓，沪上巨商华商电气公司和合众轮船公司老板朱季琳在金神父路和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交叉路口，盖了九栋花园洋房。秦鸿钧租住的，便是其中一栋——金神父路（今天的瑞金二路）148号。

金神父路电台旧址（今黄浦区牙防所）

　　这是一着险棋。隔壁的爱麦虞限路5号是法国驻沪陆军司令部，驻扎着1600名士兵。秦鸿钧在距此不到两公里处的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菜市路（今顺昌路）口开了一家糖果店，白天，兼做老板和跑外（推销员）；深夜，秦鸿钧发报，妻子韩慧如望风，“孤岛”的信息通过红色电波飞往革命战区。

　　84年后的冬天，上海的湿冷一如既往，悬铃木树叶早已枯黄，零零散散地落在地面，不复秋日时满地金黄的绚烂，却有着另一番坚韧的气质。

　　站在瑞金医院门口向对面望去，便是黄浦区牙防所，当年的金神父路148号。三楼北侧靠边的一个窗户，是当年韩慧如在每个深夜坐望的位置，如今是牙防所信息中心。84年后，两道电波在这里相会，是一次心有灵犀的“握手”。

　　疫情期间，游人不能随意上楼缅怀烈士，却可以到楼体右侧的“秦鸿钧金神父路电台”纪念碑前，献上一朵小花。

　　1939年一个夏夜，秦鸿钧在这里工作了整夜后，站起身来对韩慧如说：“现在领导上有新的指示，要我们立刻动身去哈尔滨接受新的任务，你去吗？”“你去我当然也去！”已有三个月身孕的韩慧如毫不犹豫。

秦鸿钧与家人合影 图源：采访对象提供

　　两人带着大女儿咪咪动身赶往哈尔滨，并在1940年9月再次回到上海。这一次，一家人住到离金神父路不远的新新街新新南里（后瑞金二路409弄）315号。在这个旧式二层楼里，秦鸿钧全家一住便是9年。

　　为了发报，秦鸿钧总是一个人“躲”在阁楼里。夏天，小阁楼里酷暑难熬，冬天，透过屋顶瓦缝袭来刺骨寒风，长期下来，秦鸿钧口中长了一片口疮，吃东西都困难，两条腿因长期不动引发了关节痛，可他总是笑着对韩慧如说，只要耳朵不出毛病就行。

　　在兴业路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收藏有一台黑色的收发报机。这件珍贵的文物是当年秦鸿钧被捕后藏在老乡家里的备用机，躲过敌人搜寻后，转移至他处并保留了下来。如今，这部电台与陈赓妻子王根英在狱中给儿子绣着图案和文字的白布书包、革命伉俪陈尔晋、王曼霞的结婚请帖等珍贵的文物，一起向观众讲述英烈们对于初心和使命的忠诚，对家人的爱与牵挂。

　　1949年3月17日，秦鸿钧和韩慧如被捕，5月7日，秦鸿钧牺牲在黎明之前。临走前，他交代妻子，“让孩子们长大后一定要参加共产党，跟党干一辈子。”牢房里，他睡过的木板床旁，一首歌词（《跟着共产党走》）还未写完——“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英雄的不朽，在于用生命诠释的忠诚和信仰。

　　今日的新新南里已湮灭在城市更新中，取代它的，是一座繁华的商场——徐汇日月光。每到周末，这里是沪上潮人们打卡的热闹场所。隔壁的田子坊，熙熙攘攘，闲散的人们在这里慵懒地晒着冬日不多的阳光，咖啡香气四溢，岁月静好。

　　守望新生，网红打卡点的另一抹红色

　　红色纪念地：乍浦路、天潼路路口（原乍浦路123号），张困斋秘密联络点

　　红色人物：张困斋

　　导游：王昕

　　欣赏陆家嘴最美的角度在哪里？我沿着外滩一路寻找，穿过外白渡桥，很快就来到了上海最热门的网红打卡地之一——乍浦路桥。

　　始建于1873年的乍浦路桥，曾经比外白渡桥更有名，也更漂亮。100多年前，乍浦路桥是苏州河上唯一拥有铁艺栏杆的桥梁。无论过去，还是今天，人们都能在此清晰地听见黄浦江中轮船汽笛声，遥望外滩的喧嚣和繁华。但我的目光却丝毫无法被“三件套”所吸引，而是深深凝望着100多米外的天潼路、乍浦路路口。

　　这里是一座新拔地而起的商务楼，我却一点也不难想象，70多年前曾有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伫立在这里，守望着上海的解放和国家的新生。

　　他的名字叫张困斋，1945-1949年间就住在乍浦路、天潼路路口临街的一幢石库门小楼，这里表面上是一间店名为“联合西服号”的商铺，实际则是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秘密联络点。

　　张困斋是上海解放前牺牲的“电台三烈士”之一，但知晓他事迹的人却并不算多，即便在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主编的《乍浦路》里似乎也没有提及这个乍浦路的红色印迹。

　　1949年5月26日，人民解放军由南向北，沿外白渡桥、乍浦路桥、四川北路桥一线向苏州河以北地区挺进，打响了上海解放的最后一战。一拨又一拨的解放军战士从这栋小楼前穿梭而过，然而张困斋却看不到了……

　　5月7日凌晨4时，在上海浦东戚家庙，张困斋与李白、秦鸿钧等另外11位烈士一起被国民党警察残酷杀害，35岁年轻的生命永远地被定格在那个黎明前的黑暗里。

　　作为一个曾经报道过张困斋革命事迹的记者，不禁感叹：这是一位如此有人格魅力的革命青年，他激情四射，永远对党的事业充满热情，一生执着追求心中的真理；他爱打抱不平，对恶势力恨之入骨；他热切地爱着党，爱着他的家人、同志和朋友；他性情豪爽，总是让身边的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他保护家人、鼓励朋友、无畏工作；他酷爱读书，一生以书为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任何年代，我们都很难不喜欢这样一位对事业、对生活都充满大爱的青年！

　　72年后，张困斋家门口的乍浦路桥已经变成了网红打卡点，无数的人们选择在这里用最美的角度记录上海。傍晚时分，苏州河边的天空染上了一抹红色晚霞，眼前的岁月静好也许是对张困斋等烈士们最美好的告慰。

　　读完这个故事，相信如果你下次再去乍浦路桥时，你的心底一定会多一份对历史和先烈的感动。

　　一场护局战，红色电信魂

　　红色纪念地：四川北路1761号原上海电信总局

　　红色人物：护局护台的上海电信职工

　　导游：孙妍

　　一座横浜桥，百年上海滩。

　　茅盾、巴金等一批文学巨匠，无数次走过横浜桥，在烽火中呐喊。头戴鸭舌帽、脚穿白帆布鞋的男学生，身着蓝色中式上衣、黑色短裙的女学生，意气风发地穿梭在横浜桥畔。他们的身后，是一批爱国人士、进步青年跨过横浜桥，战斗在黎明前的黑暗里。

　　就在这座桥的北堍，矗立着新旧两幢电信大楼，新中国成立前夕，这幢老大楼是上海电信总局所在地。走进四层小楼相围的四方院落里，老式窗户、复古地砖、雨水侵蚀已久的栏杆诉说着72年前的护局斗争。

　　在临近上海解放的10天时间里，数百名电信系统职工日夜守护这座局房，防止国民党军队破坏通信设备。曾有一天，三股国民党残兵闯进院落，以炸机房、枪杀人质相威胁，要车、要司机、要银圆。

　　站在不宽的横浜桥上，眼前闪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波澜壮阔、时事多变的光景，而脚下的河水看尽百年上海滩之沧桑，却如镜子一般平静。

　　从横浜桥往北，沿着四川北路步行10分钟，就来到了当年鲁迅、茅盾、巴金等文学巨匠聚集区永安里，如今的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再往北便是鲁迅公园，一旁是见证了无数文人骚客情爱缠绵的甜爱路。

　　文学的浪漫抵不住时代的动荡洪流，“茅盾们”不知，10年后，一位来自上海郊区的青年，坐在鲁迅公园里，沉浸在《大众哲学》《群众》等进步书籍带来的革命启蒙中。他叫刘长前，当时在上海电信总局有线报房工作，以地下党员的身份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护局护台斗争。

　　1945年抗战胜利后，短短几年，国民党以接收日伪资产为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国统区物价疯涨，民不聊生。

　　1949年4月，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前夕，国民党疯狂镇压工人运动。电信职工的工资已无法维持半个月的生活，于是，围困局长三天两夜、争取26块银圆应变费的斗争爆发。就是这场经济斗争开启了电信局内部的启蒙之路，同刘长前一样的进步青年加入了电信地下党以及应变组织“经济委员会”，为护局护台斗争打下了组织基础，“保护局台，保护机器，保护饭碗”的口号响彻上海电信总局的上空。

　　横浜桥老楼走廊一侧现在是上海电信机房，玻璃窗涂上了白漆，透过剥落处的缝隙，似乎可以看到当年电信职工为了保护通信设备，在机房重地的玻璃上涂漆，将配电器上的指示灯涂黑，垒起沙袋封锁重要的局门、楼道。

　　再看横浜桥的地理位置，才明白为何在一天之内，就有三股国民党残兵闯进位于横浜桥的电信总局。因为横浜桥是上海市区通往吴淞、江湾的主要桥梁之一。

上海解放前：横浜桥原上海电信总局（昔）

　　参与过护局斗争的职工回忆，第一股国民党残兵闯进院落便要汽车和司机，准备赶往吴淞口乘船溃逃，电信职工机智地拔掉了汽车火花塞上的高压线。第二股国民党残兵开了一枪威胁道：“不交出汽车和司机，就枪毙在场所有的人，机房扔手榴弹炸掉。”一位电信职工顶着枪弹开车送他们到江湾十八寺时，遇到前路堵塞无法前进，国民党官兵下车步行，这位职工才得以全身而退。

　　第三股近百人的国民党残兵更是狮子大开口，扬言要400块银圆才撤离，职工们掏空自己的家当也只能凑齐100多块银圆。为了保护局台的设备和人员安全，多名电信地下党员两次冒险翻出院墙，准备找解放军求助，第二次便幸运地在横浜桥附近遇到一队解放军。

　　5月27日凌晨，一辆满载解放军的汽车来到局门口，三位解放军下车后与国民党宪兵队谈判。天亮时，宪兵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地走出驻房，缴械投降。

　　走出那四方大院，不禁回头，耳畔仿佛响起电信职工们发自肺腑的高亢歌声：“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这不仅是上海通信史不可或缺的部分，更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海解放了”从这里传向世界

　　红色纪念地：真大路6号真如国际电台旧址

　　红色人物：保卫真如电台的电信职工

　　导游：林斐

　　时隔半年，在今年上海入冬后最冷的一天，我又来到真大路6号，真如国际电台旧址所在地，现在是一座安静的大院。前一次来还是初夏，园区的树木绿意盎然，现在已然深冬，香樟树迎着寒风挂着绿叶，法国梧桐却只留下树干和枝丫对抗着低温。

　　“真如国际电台旧址”是上海市今年首批公布的43处红色革命旧址之一。1930年，真如国际台竣工，这是中国人自行建立的第一个国际电台。伴随中美、中法、中德、中英、中日等国际无线电报电路陆续开通，真如台成为远东最大国际电台。它经历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会战、上海解放战争的洗礼，也受到上海邮电系统地下党组织的精心保护。在上海解放的战火中，上海地下共产党员们开展了“护局护台”斗争，提出了“人在电台在”的口号，党员们日夜坚守在机房周围，扑灭了敌人企图烧毁电台的大火。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真如国际电台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上海解放了”的喜讯从这里传向世界。

　　第四次来到这里，我依旧对真如电台的历史满怀兴趣。先去看了我的“老朋友”，一座从解放战争留存至今的碉堡。今年5月的红色革命旧址揭牌仪式上，这座碉堡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之一。现在，这里又恢复宁静，这座碉堡安安静静地伫立在那里。

　　见证了战火纷飞年代、护局护台斗争的，远不只这座碉堡。在它附近十几米开外，就有一座二十多米高的短波天线塔。这座塔是“远东第一电台”的标志之一，是1930年真如电台落成时，马可尼束式天线的一部分，上下两层天线，每层各有平面90度分割的四向天线。虽然天线塔已经不再发挥作用，但经过了几十年的历史洗礼，仍然稳固如初。

二十世纪30年代真如电台发报机房

　　第四次来到这里，我依旧对真如电台的历史满怀兴趣。先去看了我的“老朋友”，一座从解放战争留存至今的碉堡。今年5月的红色革命旧址揭牌仪式上，这座碉堡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之一。现在，这里又恢复宁静，这座碉堡安安静静地伫立在那里。

　　见证了战火纷飞年代、护局护台斗争的，远不只这座碉堡。在它附近十几米开外，就有一座二十多米高的短波天线塔。这座塔是“远东第一电台”的标志之一，是1930年真如电台落成时，马可尼束式天线的一部分，上下两层天线，每层各有平面90度分割的四向天线。虽然天线塔已经不再发挥作用，但经过了几十年的历史洗礼，仍然稳固如初。

　　碉堡和天线塔旁边还有三栋外观不一的两层小楼，组成“品”字形。新中国成立前，它们是真如国际电台的办公地。这些年经过修缮、改建后，现在是上海电信的员工在里面办公。

真如国际电台现存老楼 图源：IT时报

　　我走入了其中的两栋小楼，挂着“真如红色教育基地”的牌子是1号楼，门厅布置成了一个微型展览馆。墙上的展板和历史照片讲述着，从1930年国际电台建成开启我国国际无线通信事业，到抗日战争沦陷时的战火无情摧残，再到解放战争时共产党人护台的斗争故事，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真如电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蜕变，现在又成为了上海电信的重要数据中心之一。再次仔仔细细拜读展板上的文字，我又从图片中找到短波天线塔的历史模样，外观和现在基本没有变化。

　　从1号楼出来，十步开外的2号楼，一楼一间下沉式会议室被赋予了红色展厅的功能。“真如电台来机房的挂钟”“884型便携式超短波电台”“20千瓦进口大功率电子管”以及复刻的“上海国际电台现有直达电路图”的展板，都是真如电台曾经的历史印记。

　　时光荏苒，岁月无声。在“真如国际电台旧址”一侧，是IDC中心大楼，每天都有无数来自全世界的海量数据交汇分流。从电波到数据中心，从2层小楼到高大的现代化机房大楼，几代通信人为中国的通信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护局护台”的故事也会继续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