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科学进军：周恩来对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三大贡献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5周年。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领导新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其革命生涯中极其重要的方面。作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者、决策者和指挥者，周恩来领导新中国的科技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在思想理论、指导原则和具体实践三个层面上对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贡献，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今天，依然闪烁着时代的光芒。

一、思想理论上阐明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把科学技术看作生产力，看作历史发展有力的杠杆，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基于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科学技术的深刻认识，周恩来是我们党内最早意识到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的领导人之一。“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有决定性的因素。”在思想理论上确立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地位。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并提出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走的战略设想。这是他在主席台上

(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决定需要科学技术。周恩来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科学技术，这是由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所决定的。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周恩来就提出：“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1954年，周恩来进一步明确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地位”，“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要在我们这样一个底子薄、工业技术落后的国家发展生产力，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将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到突出的地位加以重视。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科学技术的保障，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决定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周恩来提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

(二)科学技术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周恩来充分认识到当代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尤其是新技术在当今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推动作用。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世界科学技术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周恩来密切关注着这场技术革命的意义，他认为这是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的，为根本改变我国落后的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他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就“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认识，基于对科学技术的巨大推动作用的认识，周恩来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特别重视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1949年，在他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中写入了“爱科学”，“努力发展自然科学”的内容。1956年他又代表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并且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即十二年规划。1962年，又亲自主持制定了第二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即十年规划。1963年，周恩来在出席上海市科技工作会议时，完整地表达了“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他说：“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并且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科学技术提高到了突出的地位。

二、指导原则上明确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方针

周恩来不仅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在实际领导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重要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在当时起了巨大的作用，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56年6月12日，周恩来和聂荣臻陪同毛泽东、朱德、陈云、邓小平、林伯渠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

(一)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搞革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样，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也需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周恩来科学技术发展思想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老路，而必须走自己的新路，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什么是中国的国情，最大的国情就是经济落后，科学技术不发达，我们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种现实。周恩来认为，在看到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一面时，我们还必须看到我们国情中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另一面，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失去信心，放弃努力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努力。那么，什么是国情中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另一面呢?

周恩来认为，这就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可以少走弯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一致。“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证”，“社会制度有了根本变化，生产力解放了，人们思想解放了”，“科学家有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广大的自由天地”。分析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条件，周恩来指出：“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把这些条件运用好，群策群力，自力更生，就一定能够后来居上，做出超过前人的贡献。”

(二)必须注重基础理论和技术的研究。把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到长远的目标上，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是周恩来科技思想的又一特点。“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进步和革新”。周恩来认为：“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周恩来批评一些同志思想中存在的近视倾向，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较长时间和较大投入而予以轻视，提出：“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

1956年，周恩来在主持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就特地指出，不能因为一些科学基础研究工作不能立即见效而放弃，一些基础研究项目虽然因为目前国家能力所限而不能成为重点项目加以发展，但同样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而取消。因此，在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特意加入了一章：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列入了相当一批基础科学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的开展，对我国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产生了积极长远的影响。

1972年7月，周恩来又针对“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冲击，再次把基础研究工作提到议事日程，提出，要把综合大学的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并强调障碍要扫除，钉子要拨掉。9月，又作出批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批示在全国引起了积极的反响。“文化大革命”后期，周恩来对中国科学院的同志说：“为了发展核武器，当时从科学院抽调了一批做理论工作的同志，现在可以还给你们了，以加强基础理论工作。”足见周恩来对基础理论的重视和远见卓识。

1966年，周恩来视察国防科工委某基地时，同基地负责人座谈

(三)积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向外国学习，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这是周恩来科技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必须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学来，这样，我们的制度就会更优越”，中国必须利用一切可能条件和机会，认真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这是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周恩来提出向外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思想，是全方位的，不仅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学，而且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不仅要向先进国家学，而且要向非发达国家中有用的东西学。他反复强调：“外国一切好的东西，好的技术，都要吸引过来，为我所用。”要求“把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有计划、有系统地介绍到实际应用中去，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装备起来”。

1956年，当时日本、美国和英国还处在同新中国敌对状态时，周恩来就提出，要“向一切国家学习”。“我们不仅要向苏联学习，向兄弟国家学习，而且要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学习，包括向和平中立的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家学习。就是日本、英国和美国，它们也有长处，我们也可以学。除了它们的国家制度我们不学以外，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的”。以后周恩来又多次反复强调了这一观点，1960年，当苏联中断对华的科学技术援助时，周恩来在有关报告上批示：关于科学技术，能学到的要认真学，能买到的，应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买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形势下，周恩来仍然提出：“要学习外国的长处”，“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并发出了不要使图书资料进口中断的指示。周恩来不仅在理论认识上阐述了这些观点，而且，在实际主持工作中，也实行了向一切国家学习。在他任总理期间，曾经有过三次大规模科学技术的引进，第一次是在“一五”期间，第二次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上半期，第三次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三次引进运用的资金，都在几十亿美元，引进的国家，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大规模的引进，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四)瞄准尖端，突出重点，统筹安排。瞄准尖端，突出重点，统筹安排，抓重点带一般，抓尖端带常规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这是周恩来领导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思想方法。周恩来认为，为了有效地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尽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科研工作不仅要有“适当分工”，而且要根据国家的现实和长远的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突出重点，组织“大力协作，联合攻关”。重点项目的开展和完成，不仅能够完成国家的需要，而且能够带动一大批项目的发展，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是社会主义的优势，也是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经验。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事例。为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周恩来会同国家计委和有关方面人员，起草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周恩来强调，要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瞄准当时的新兴科学、新兴技术，不失时机地“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同时又要根据我国经济刚恢复，财力、国力有限的客观实际，突出重点，以免力量分散，拖延时间。经过各方面调查、论证，当时确定了57个分科规划，包括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大部分内容。周恩来参加了讨论分析，认为在这57个分规划中，必须突出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最后制定了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不仅有57个分科规划，而且列出了航天技术(当时叫喷气技术)、核技术、半导体、计算机、电子学和自动化6个项目为重点。这样，就把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蓝图勾画出来了，同时，又确保了重点。1963年，又及时把当时初露端倪的尖端技术——激光技术列为重点项目，使我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大大缩短了和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部分领域还保持和跟上了世界先进水平，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周恩来这种瞄准尖端，突出重点，统筹安排，发展科学技术的整体思路，对今天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958年7月，周恩来参观国防科技部门“八一”献礼展览会，观看反坦克导弹

(五)科技发展必须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周恩来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中最了解知识分子，最善于做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人之一。这不仅表现在他充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而且表现在他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革命需要吸引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不能想象的”。“要向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会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都是为了社会主义”。要求摒弃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倾向，充分信任、尊重、支持和关心知识分子，努力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用而不疑，疑而不用”。周恩来1951年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56年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1962年的《论知识分子问题》三篇讲话，是我们党在新中国建立后对知识分子的正确理论和政策的代表作。他在这些讲话中，明确地把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看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指出：“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在招待出席全国科学规划会议代表的酒会上同科学家们交谈

由于知识分子工作的特殊性，周恩来在一系列论述中，特别提出了要根据知识分子的特点开展工作，发挥知识分子的特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的这种认识，是极具敏锐性的。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提出了“最能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个方面的“必要条件”：第一，妥善使用和安排，使知识分子用其所长，第二，充分的了解，给知识分子应有的信任和支持，第三，给知识分子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包括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使他们有职有权，真正当家作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保护了大批科技专家。

(六)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生产，积极转化为生产力。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科研体制是向苏联学习的，这种体制对于集中有限的力量，迅速恢复医治战争创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展开，这种体制的弊端也逐步暴露出来，那就是科研与生产的脱节，一些尖端科研成果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周恩来是我们党内比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领导人。1956年9月，在我国科学技术工作大规模展开的前夕，周恩来就指出：“科学研究工作应该同国家的各项建设工作，特别是同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结合起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真空冶炼技术、催化炼油技术、电子技术等研究领域内均有重大突破，周恩来立即指出：要抓住这些科学技术，推动工业技术革命，提高生产力。1964年12月，他又指出：“所有科学研究机关和教学单位，都要根据不同情况确定同生产的结合形式和服务对象”，“各级计划经济机关要把推广科学技术成果作为经常性的工作。”在他的主持下，我国的科研院所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实行“部院合并”、“厂所挂钩”体制的探索。实践证明，周恩来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远见卓识的，符合当今世界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发展趋势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我国相继成功爆炸了原子弹、氢弹之后，他又指出：要发展核电技术，和平利用原子能，要通过这一项目带动一批工业项目。1972年8月6日，他在一次会议上又强调要做好科学技术生产力的转化工作，指出：尖端科技要抓住基础工业来推动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互相促进，不断转化，我们要做好这个转化工作，否则，虽然能搞几项试验(指导弹、原子弹和氢弹)，但工业没提高，两头不踏实。

三、具体实践上初步奠定了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基础

周恩来不仅在理论思想上指明了科学技术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指导原则，而且在实践中，领导我国科学技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初步奠定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基础。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可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大到飞机、汽车、坦克，小到许多日常生活用品，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制造，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才40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600多人，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周恩来领导了我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1956年1月，就在大规模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之际，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专门用了一章来谈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问题，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

1958年8月，周恩来和陈毅、贺龙陪同外宾参观刚建成的我国第一个综合性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

(一)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尖端科技极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上世纪四十年代，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以原子弹、导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成为一个大国国际生存的重要条件。周恩来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提出当代科学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就作出决定，拨出专款，利用可能的条件，到西方国家采购发展核技术必需的书籍、仪器和设备。1956年，他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把和平利用原子能列在第一位，组织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提出了我国发展尖端武器的初步设想，并力争我国滞留在西方国家的科学家参加祖国建设，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当时，我国的科学基础十分薄弱，而“两弹”又是当时科学技术的尖端项目，是大规模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研究，它的复杂性几乎涉及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要有几千人、上万人和多个部门的协作，组织十分庞大。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负责组织工作和各方面的协调工作，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联合攻关。他曾组织过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联合攻关。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基建项目都停了下来，而当时曾允诺帮助我国发展核技术的苏联又撕毁合同。面对困难，周恩来明确指出：不要理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自力更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导弹。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领导我国的原子弹、导弹事业的发展。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在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下，中国的尖端科技克服了各种困难，从零起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964年10月，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后，仅用了两年多时间，于1967年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与此同时，我国的导弹研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从1964年到1966年，我国相继完成了“霹雳1号”“霹雳2号”“红旗1号”“红旗2号”等型号的导弹的研制工作。1967年9月，我国防空部队成功地用我国自己研制的导弹，把侵入我国领空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下来。1970年4月，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尖端武器的研制成功，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经说过：“大家想一想，假使中国没有原子弹、导弹，那中国是什么国际地位。”同时，“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也带动了我国尖端科学技术的研制，为新时期试制洲际导弹，发射地球同步静止轨道试验卫星、潜艇水下发射潜地导弹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完成为当代中国科技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周恩来在主持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不仅重视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重视我国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在他主持领导下，从1956年起到1966年的10年中，我国初步奠定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基础，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6年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不仅有国防工业的一些尖端项目，而且包括了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和国家建设急需的科学技术，研究任务共57个，研究课题600多个，规划勾画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蓝图，展示了前景，同时，确定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并具体化为课题，统一了思想和步伐，使科学技术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由于方向明确，组织健全，措施得力，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提前5年，到1962年就基本完成。在此基础上，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又分别制定了1963至1972年的十年科学规划。可惜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这一规划到1966年就不得不中止。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成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大发展的10年，取得了一系列令世界瞩目的科技成就，除了国防科技的“两弹一星”外，其他领域也成果累累：1958年，在陆相地层中找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打破了“中国贫油论”；我国第一台电子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第一枚探空火箭上天；我国第一个每秒运算一万次的通用电子计算机于1959年试制成功；创造了高钛型磁铁矿冶炼技术，排除了攀枝花钢铁公司建设中的一道难题，也为这种共生资源的综合利用提供了可能。在农业方面，系统研究了东亚蝗虫生活史，基本消灭了严重危害农作物的蝗灾；最早培育了矮秆水稻，为后来水稻大幅度增产做出了贡献。在医学方面，成功地解决了烧伤总面积达百分之九十八、其中三度烧伤为百分之九十的伤员的治疗问题。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在数论、计算数学、基本粒子、核物理、化学、射电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等领域都做出了一些受到国际科技界重视，水平比较先进的成果：如1961年，人工单性生殖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产生了第一批“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蟾蜍)”；1964年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蛋白质一一具有生物活力的结晶胰岛素，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这一大批科技成果的取得，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为今天我国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同志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形成的丰富思想，是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我们党对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作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提出了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的重要论断。在当今大科学时代，科技创新正推动中国这艘巨轮朝着高质量发展方向破浪前行。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原文略作修改，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