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了解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之所以是一次伟大革命，说到底，是因为它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社会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

自改革开放开启后不久，就有人以各种形式记录、书写和研究改革开放史。特别是近年来，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理论界、学术界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编撰与宣传，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果。当前，我们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又时值改革开放45周年，为了进一步激励人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有必要加快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事业繁荣发展，更好地服务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学术史梳理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梳理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发展进程，总结其不同阶段的成就与特点，以此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概言之，在过去40余年里，改革开放史研究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国庆30周年叶剑英讲话和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为标志，开启了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萌芽和起步阶段。在改革开放头10年，学术界对改革开放虽然也初步进行了史学研究，但更多的还是从服务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出发的社会科学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学术界提出“改革开放史”概念并初步建立专门研究机构为标志，改革开放史研究开始成为一门学科，由此，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史料，推出了一系列史学研究成果，初步搭建起发表平台，进入稳步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改革开放史研究也迎来高速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史”写入中央文件，成为“四史”之一。特别是以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改革开放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果。当然，从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出发，这里的时期划分只能是一种大概，而不是精准的断代。

一、萌芽与起步阶段

（1978年—20世纪80年代末）

在改革开放之初，本无“改革开放”这一概念。经过“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对外实行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等一系列概念演变之后，由邓小平在1984年视察厦门特区时将其明确总结为“改革开放”，并于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上被正式写入大会报告，从而明确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概念。不过，“改革开放”的概念虽然形成得比较晚，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史的历史书写要等到“改革开放”概念形成之后。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改革开放史研究几乎与改革开放本身同时起步。1979年10月1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概述了粉碎“四人帮”以来拨乱反正的历史，提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任务。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做一个系统的总结，即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在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和修改过程中，许多人“都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例如，屈武提出：“要把最近四年写一段，并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之前继承‘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之后走上正轨。”邓小平表示：“看来，这段内容势在必写。”最终，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以“历史的伟大转折”为题，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写起，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并进一步较为系统地概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部署、健全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等方面的基本史实。由此，第二个历史决议奠定了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基本范式。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文件，它不仅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党史国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其本身也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完成拨乱反正的标志，是改革开放史上的重大事件。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史研究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

如果说第二个历史决议（及其注释本）奠定了改革开放史最基本的叙事范式，那么《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等文献集则是这一时期整理编撰并出版的最重要史料。为了使全党上下进一步学习和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最新精神，经党中央批准，1982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出版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1986年10月和1988年5月，又先后编辑出版了《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三卷本。

此外，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和1984年出版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这一时期又一批重要史料。这些文献选编“力求反映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以及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的重大改革和贡献”，在当时不仅起到了解放思想和推进改革开放的作用，也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一时期党中央方针政策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方面基本情况提供了权威史料。1980年内部发行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一九六二年）》、1982年公开出版的《陈云文稿选编（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和1984年、1986年先后出版的《陈云文选》第一、二卷，虽然选编的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献，但“国务院在讨论体制改革问题时，就认为现在要解决的问题，陈云同志一九五六年就提出来了”，在当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应该作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当代中国》丛书的编撰是改革开放史研究起步阶段最重要的学术工作之一。1982年5月，胡乔木提议“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经中央批准，《当代中国》丛书列入国家计划，1983年正式启动编撰工作，1984年起陆续出版。丛书主编邓力群曾专门强调：“重点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代中国》丛书分为部门（行业）卷、地方卷、专题卷和综合卷等，都专门写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在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各条战线也纷纷总结本部门相关历史，大多数包括“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的工作情况，其中一些材料被《当代中国》丛书吸收，还有一些虽然最终未公开出版，但也应属于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一种早期尝试。

这一时期，国外学界也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长期关注广东，曾进行了为期7个月的实地考察，“没有第二个外国人得到过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从广东的内部来考察这个省份”。此后，他完成了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于1989年先后出版中英文版。这是国外较早系统研究改革开放的重要著作之一，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199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何天静向胡乔木寄去该书，针对当时的形势指出，“我们不少人对社会主义没信心，这位外国学者却帮助了我们”，并表示“他们的观点和结论不一定与我们相同，但他对中国改革动因、过程、成就和前景的分析，应能帮助那些人增加一点信心”。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史研究还处于萌芽和起步阶段，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现实意味，这主要由于改革开放是刚刚发生的新鲜事物，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具备成为历史研究对象的条件。但也正因如此，改革开放史研究前驱们的探索更显得宝贵。

二、稳步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到2012年）

这一时期的改革开放史研究蓬勃发展，不断拓宽研究范围，提高研究水平，在研究著述、文献编纂、机构建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1988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界学术界纷纷对过去的十年进行总结与讨论，开启了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1988年12月，中共中央委托中宣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国情调查、体制改革研究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理论探讨。各地也纷纷举办相应的理论研讨会，如1988年8月，广州地区青年学者召开“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从经济、哲学、文化、史学、法律等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的新趋势、新问题进行了探讨”。一些学者则聚焦改革开放以来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得失进行讨论。同年召开的中国史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历史学家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再次提出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同时“如何开展当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也成为大会上的热门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改革开放史研究事业进一步得到了党和国家以及理论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此时，虽然有了《当代中国》丛书的初步尝试，但毕竟每卷写的只是一个部门、行业或地方等，出版的也不多，并且只写到80年代中后期。而当时党史著作往往只写到1949年，只有个别写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的党史更没有权威著作。1990年，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编写一部篇幅不大的党史通史，即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0年3月，胡乔木在“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指出，邓小平所说要用历史来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他所指的主要就是要向青年和人民进行关于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教育”。胡绳进一步指出，“要重视建国以来的党史”，特别还强调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这40年又分两段：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成就非常明显”。在写作过程中，如何写好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史成为一个难点。胡乔木、胡绳、邓力群等人对此提出了不少意见，包括如何进行历史分期、如何认识这一时期的一些问题等等。最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于1991年出版，其中第九章《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较为完整且系统地叙述了1976年到1991年间15年的党史，成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又一重要范式。

1994年是改革开放15周年，在此前后，学术界较为集中地从史学角度提出了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议题。例如高贵海撰文指出，“十四年来的改革开放”应成为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这一文章在被《北京党史》摘登时，被改题为《改革开放史应成为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从而较早地明确使用了“改革开放史”这一概念。黎铭归纳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学中改革开放史的教学要点。1996年，王学启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第四卷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论述了1976年10月至1982年9月间的历史，是较早出版的改革开放专门史。1998年，时值改革开放20周年，学术界出版了《改革开放20年重大决策述要》《中国改革开放史》等著作。这一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室“把改革开放史研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确定下来”，组织编纂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大事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九八年十月）》，2003年又出版了专著《中国改革开放史》。这是中央权威党史机构所出版的改革开放史研究著作，具有较大影响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学术界从各个角度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并在2008年迎来又一个高潮，据研究者统计已有超过800种著作，逾3万篇论文。学术界初步有了改革开放史的史学学科意识，逐步开始从历史分期、历史线索和研究方法等角度讨论学术问题。如章百家发表《关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指出从党史研究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史“仍然是一个很新的领域，是一个有待开拓、有待加强的研究领域”。

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讲，这一时期初步创建了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机构。1988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组成新的中央党史研究室。新的党史研究室按照历史时期设置了三个研究室，其中第三研究室即负责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史研究，从而开创了改革开放史研究专门机构的先河。中央党史研究室这一工作布局在1994年又一轮机构改革中得到保留（第三研究室改称第三研究部）。199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圈阅同意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作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门机构。当代所成立后，成立了第二编研室，重点研究1976年以后的国史。1994年1月，国史专业性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为改革开放史研究提供重要学术发表渠道。

就史料的编辑整理而言，从党的十二大之后，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均有文献集陆续出版。200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下两册。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性和地方性的文献集出版，如《民族工作文献选编（1990—2002年）》《金融工作文献选编（1978—2005年）》《北京市改革十年（1979—1989）》等。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方面，《邓小平同志论改革开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胡耀邦文选》《朱镕基讲话实录》（1—4卷）等陆续编辑出版，均为学界研究改革开放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这一时期也出版了一些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改革开放口述史，如《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谷牧回忆录》《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广州改革开放30年口述史》等等。

从地方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也有所发展。在改革开放20周年、30周年之际，许多地方党史部门都组织编写了相关著作，如《上海改革开放三十年》等。另外值得高度重视的是，2003年左右全国第一轮修志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启动第二轮修志工作。而此轮修志所要续修的，“刚好是改革开放由启动到深入、‘三步走’战略由提出到提前完成第二步目标的时期”。这不仅极大丰富了地方改革开放史的论述，更为后来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

纵览这一时期的改革开放史研究，特别值得专门强调的是其学科意识的出现。由于改革开放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国内外一大批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从其自身学科出发，对改革开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应该说，这属于改革开放研究，虽与改革开放史研究有着密切联系，但仍有本质区别。而这一时期，“改革开放史”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标志着改革开放史研究开始以一个学科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眼前。专门研究机构开始设立并得到发展，涌现出一批研究群体并不断壮大，开始有了一定的发表阵地，以及出现了对本学科的学科属性、历史分期、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的初步探讨，这一切使改革开放史研究得以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而走向蓬勃发展。

三、迅速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于改革开放史研究也是一个新起点。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史重要论述精神的指引下，改革开放史研究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在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以及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中，改革开放史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就研究著作而言，《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与经验》等在学界引起广泛反响。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出版界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史图书，从各方面全景式反映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伟大成就。如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与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编写的《中国改革开放全景录》丛书，共32卷，包括中央卷1卷2册，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1卷。2021年，为了配合党史学习教育，党中央部署编辑出版一批教育用书，其中就包括《改革开放简史》，在全社会学习“四史”的热潮中，大大推进了改革开放史研究发展。2022年起，学术界又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研究著作，如《新时代这十年》丛书十卷本、《新时代这十年（2012—2022）》等等。此外，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等机构编写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党的十九大以来大事记》和《改革开放史简明大事记》等大事记、工具书，也为人们认识和掌握改革开放史的发展脉络提供了便利。

这一时期，中央有关部门陆续编辑出版了《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等重要文献。《江泽民思想年编（一九八九—二〇〇八）》《胡锦涛文选》第一、二、三卷和《胡耀邦文选》等先后出版。特别要重视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大量重要著作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三、四卷、《习近平著作选读》、《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等的编辑出版，为学习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理论遵循和史料。2019年1月，党中央批准的重大文化工程《复兴文库》启动编纂出版工作，其中第四、五卷分别集中选编1978至2012年、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关的重要文献，目前正在编辑中。

就研究发表阵地建设而言，《中共党史研究》从2016年起开设“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笔谈”，“着重从理论概述和实践路径等方面加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顶层设计”。《当代中国史研究》从2017年起开设“改革开放史研究”专栏，发表了20余篇专题学术论文。此外，《上海党史与党建》《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和《泰山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先后开设过“改革史论”“改革开放研究”“改革开放史研究”“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改革发展史研究”等栏目，提供了学术发表阵地和学术交流渠道。

这一时期，学术界对口述史在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独特的重要作用予以了高度重视。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还健在，这是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特点和独特优势。中国改革开放数据库的建设，和《见证重大改革决策——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改革开放口述史》《改革开放四十年口述史》《口述上海改革开放（1978—2018）》《改革开放口述史（地方卷）》《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史》《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1978—2018）》的出版，以口述史的形式“让亲身经历和见证改革开放历史的老领导、老同志追忆细节”，大大丰富了改革开放史的史料，其本身也构成了改革开放史的独特历史书写。一些领导同志的日记、回忆录和讲话集的出版，也提供了大量丰富史料，如《李鹏回忆录<1928—1983>》《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等。

改革开放地方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突出进展。特别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各地党史部门推出了一系列地方史著作，如12卷本的《上海改革开放40年大事研究》，是以地方改革开放为研究对象的大规模系统性丛书。此外还有《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史（1978—2018）》《江西改革开放简史（1978—2018）》等。地方志方面，这一时期除了延续二轮修志的基本工作之外，还编辑出版了大量与改革开放史密切相关的志书。如《成都改革开放志（1978—2018）》《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等的编辑出版，具有较高史料价值。《浙江省扶贫志》和《浙江省高水平全面小康志》等方志编撰工作的开启，也必将丰富改革开放史的历史书写。

此外，学术界开始“眼光向下”。如《缝隙中的改革》聚焦黄宗汉与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反映出具体的企业主体与改革闯将在改革开放初期突破种种束缚的不易。《止不住的梦想：一个农民工的生存日记》则记录了一个长期在大城市打工的普通农民工及其工友的所见所思所感。在未来的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微观视角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四、45年来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特点

长期以来，史学界有“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观点，对于改革开放史而言，由于它是最近最鲜活的历史，不少历史学者对其是否能成为历史书写的对象抱有疑虑。有人认为：“有一些事物性质未定，未经历史检验，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既是历史，又是现实，许多事物尚未经过实践的检验，有些事这个时期看起来正确的，过一段时间又发现错了，立了传，出了书，就改不动了。”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如上所述，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开展在事实上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时，并且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大力推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如果以1978年为起点，改革开放至今已有45年，已经超过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时长。2014年1月，中央领导同志在视察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时，再次强调了党史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指出：“党的历史是需要有比较一段时间的沉淀，但是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工程，及时跟进历史是必要的，这就好像照相一样，看到好的景色，必须随时拍摄下来，及时记录下来。否则，后面很难完全清楚地记录历史、还原历史。”有学者亦指出，改革开放史研究也有其独特优势，一是“有鲜活的史料，许多当事人、知情人还在，散落在民间的史料极其丰富，可以做口述史和田野调查”，二是研究者置身于改革开放之中，有“现场感”。当前，改革开放可以而且应该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已经取得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及时记录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整理编纂相关史料，留下当代人的思考，不仅是当下重要的史学工作，也为后来人的研究打下相应基础，是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改革开放史研究逐渐成熟，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学科自觉不断加强，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思考越来越深，取得了突出进展。改革开放史研究从无到有，改革开放史学科从自在走向自为，本身符合学科发展规律。从史料上看，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大，改革开放史的史料不断涌现。同时，从党政有关部门、理论界、学术界到民间社会的史料意识也都不断增强，从官方文献资料到个人日记、口述和回忆录等大量史料得以整理出版，这都为改革开放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从研究队伍和研究方法看，一些近现代史学者“顺流而下”，运用其在近现代史研究实践中已经较为成熟的视角、方法、理论来处理改革开放史问题。一些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文学、新闻传播学学者等更是“破门而入”，纷纷运用其本学科研究方法参与到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队伍中来，丰富和开拓了研究视角和范畴。

第二，改革开放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时代性，其兴盛离不开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史的历史书写起到了推动拨乱反正和促进解放思想的作用，推动全党全国团结一致向前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史国史工作，突出强调改革开放史的重要性，是改革开放史研究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背景和政策原因。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史部门“明确党史工作重点的转移”，即加强改革开放史研究。2013年，中共中央印发《2013—2017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指出“加强党史国史特别是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史、创业史、改革开放史教育，将其作为必修课”，“改革开放史”被写进中央文件。2014年2月，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将全面推进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间段历史的研究”。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从而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史”的命题。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教育”，这是党的大会上第一次提出“改革开放史”。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将改革开放史与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并列，使之成为“四史”之一。纵观这段历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改革开放史，极大推动了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发展。

第三，存在较为浓厚的“纪念史学”色彩。这突出表现为每逢整5或10周年为节点，如1988年、1998年、2003年、2008年、2013年、2018等年份，集中呈现改革开放史研究成果。一方面，这是史学界尤其是党史国史学界长期以来的习惯。另一方面，也由于每逢重要时间节点，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会发表重要讲话，对一个阶段以来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进行总结。这既给了理论界、学术界如何开展研究以指导，同时也为加强改革开放史宣传提出了任务和要求。此外，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往往也选择整周年纪念的契机，对本领域的发展史进行总结。这固然有利于学界集中讨论当前研究的热点难点，交流学术发展状况，但同时也要注意到，“纪念史学”存在大而化之、笼而统之、重复低水平研究等缺点，经常出现一窝蜂式追热点，只讲成就经验、讳言失误教训等问题，不利于学术的正常发展。未来，应该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走向日常化，力戒上述缺点和问题。

第四，从研究对象的时段看，集中于“两头”，即改革开放初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就改革开放初期史研究而言，首先，作为一场大变革的开端，改革开放初期的各种博弈、变革影响了整个改革开放的走向，今天许多问题仍然需要上溯到那个时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它的过程又十分复杂曲折，这些都天然地激发起研究者的兴趣。从史料的角度讲，改革开放由于距今太近，大量档案尚未超过保密期限。而改革开放初期毕竟离今天较为久远，许多重要文献公开出版相对丰富，回忆录、口述史料也较多，也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方便。就新时代而言，党中央在起草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时强调要“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学界对此予以了热烈响应，推出了一系列文章著作。

总之，改革开放史研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学科逐渐成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学术人才。但同时也要看到，改革开放史研究还存在着三大体系建设不够健全、研究发展不够均衡、研究水平不够高、史料收集整理不够完善等一系列问题，还有一系列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亟待研究。未来，除了不断发现和整理新史料、挖掘历史细节、提出历史解释之外，改革开放史研究还应该紧紧把握理论创新和学术发展的新趋势，例如从全球史、情感史、技术史、概念史等方面予以探索，不断加强三大体系建设，搭建学术人才培养梯队，以推进学术研究。相信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下，改革开放史一定能像改革开放一样，“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