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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松:建党前夕进步刊物与早期共产主义者关系述评

2023-05-19  来源:创建史研究 作者:王青松

摘要:建党前夕,进步刊物与早期共产主义者如同一体两翼,具有极为密切的伴生互动关系。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刊物的科学认知和试验性质的办刊经历,为创办致力于传播马克思学说的进步刊物积累了重要经验。建党前夕进步刊物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同发展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关键词:建党前夕;进步刊物;早期共产主义者

20世纪初,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一批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逐步接触、信仰马克思主义,并积极传播、践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成为了坚定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建党前夕进步刊物的积极创办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学界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刊物如《新青年》等及其创办历程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从整体上考察此二者之间联系的成果尚不多见。早期共产主义者创办和运用进步刊物与建党后中共的宣传工作具有显著的延续性,从进步刊物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关系视角展现其思想变迁、政党诉求等,有益于进一步理解中共宣传史前史。

一、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刊物意识与试办

20世纪初,有两大标志性事件极为深远地影响着中国。一是终结了统治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其在中国大地上一举擎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从此民主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成为了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二是被誉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的五四运动。

彼时,窃取辛亥革命成果而孽生的北洋军阀政府却置民族厄运而不顾,与西方列强狼狈为奸。这些使得本已危如累卵的中国局势更加危急。林语堂曾指出,1895年到1911年是中国新闻事业的黄金时期,各种报刊杂志数量剧增,中国的社会舆论开始显示出其力量。此时早期共产主义者已经深刻认识到期刊书报至关重要的价值,亟需积极办好期刊书报以启迪民智,唤醒普天之下广大民众的政治意识和思想觉悟。周恩来深谙文字的功用价值,认为“文字之功用固多,而纪往昭来,誉扬褒贬,灵通消息,又为文字功用中之功用也”。他还深入地分析了期刊书报的“上、中、下”优劣标准:“守正不阿,严于褒贬,秉董狐之笔,执《春秋》之义,上报也;惟善是彰,惟恶是隐,持一见,虽败勿悔,刃锯加身而不惧,中报也;至传闻失实,随声附和,则自哙以下矣。”幸在南开中学堂开启了中学生自主办报的先河,“中学校学生自由出报,域内殆未之或先”。这为周恩来施展雄心抱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试验平台。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求学期间,一边勤勤恳恳地用功学习;一边又兢兢业业地投身于学校的刊物创办工作。南开中学首份校报是民国三年始创的《星期报》,第二份报刊则是校内二年级以下同学创办的《敬业》。1915年夏季,《星期报》突然停刊,但不久又创刊了《校风》。《敬业》《校风》应该是周恩来在接触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之前正式参与或试办的两份最主要的刊物。《敬业》学报更早于《校风》的创办,首期刊发于1914年10月,主要是由南开中学当时“敬业乐群会”(1914年3月成立)主办,周恩来当时担任“敬业乐群会”会长,发表于《敬业》第1期的《敬业乐群会简章》主要就是由周恩来起草,由此可以推论《敬业》学报主要也是由周恩来负责创办的。而成立“敬业乐群会”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培育学生的爱国之心、树立爱国之志。正如周恩来在《爱国必先合群论》中指出:“聚多数团体而成者曰社会,合若干社会而立者曰国家。国无社会不名,社会无团体不生。国与社会,两相表里,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是故爱国者,必先及其社会,首必爱其群,斯为爱国之士焉。”周恩来不仅主编《敬业》学报,而且还亲自撰文,以“飞飞”的笔名在《敬业》第4、5、6期上开辟“飞飞漫墨”专栏,撰写体裁不同的多种作品,主要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

《校风》于1915年8月30日创刊,譬如设置“鼓励体育”“辩论先声”“劲敌当前”“考试体格”等,宣传报道学生日常学习生活情况以及时政信息,“仅为传达校事而设”。1916年《校风》刊物改选职员,周恩来当选为《校风》报社经理部总经理兼任编辑部记事类主任。由此来看,《敬业》《校风》作为五四运动前夕南开中学最重要的两份刊物,周恩来都是其主要创办人员,终朝执笔,殊无暇晷。这些工作对于一名在校中学生而言,可能有的人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难免会影响学业。但周恩来却坚定地认为,“欲救神州,请自改良社会始。而改良社会,又端赖思想界为之作中流砥柱”,通过创办刊物启迪民智、唤醒觉悟,尤其重要。所以周恩来不认为这是负担,更是一种为国尽心效力的责任与担当,1915年他在《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启》中也说,“课外事务,则如蝟集,东西南北,殆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人视之以为愚,弟当之尚觉倍有乐趣存于中。”即使东渡日本留学期间,仍然念念不忘创办《校风》刊物之酸甜。“每阅《校风》,未尝不念念,弗忘旧日之快乐生涯,此身此事恐不再得。”

事实上,在此前后相当的一段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毛泽东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也都有过创办或主持刊物编辑工作的重要经历。相比他们之后创办或主持以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的进步刊物的工作,之前的这段经历可以视为极具试验性质的可贵历程。为了“把各处的事体,说给安徽人听听;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1904年陈独秀就创办了《安徽俗话报》;1914年,又协助章士钊创办了政论杂志《甲寅》,尽管该期刊很快就被停刊,但也深受毛泽东等人的深切期许;1917年冬,毛泽东(后来创办或主编进步刊物《湘江评论》《新湖南》《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第二集]等)在主持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附设夜学工作时就创办了早期刊物《夜学日志》;恽代英(后来创办或主编进步刊物《武汉星期评论》《中国青年》《新建设》《红旗》等)1917年尚在武昌中华大学学习时,就已担任该校学报《光华学报》的主编,并且在当时中国没有专门研究学术的杂志的情况下,竭力希望《光华学报》能够填此空白;1920年,邓恩铭(后来创办进步刊物《励新》)作为中学生就代表其母校出版部赴天津参观南开中学;等等。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接触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之前已经具有初步鲜明的办刊意识和科学认知,形成了创办更早期刊物的宝贵经验,这些对于早期共产主义者在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上创办和运用进步刊物学习、研究、传播、笃行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早期共产主义者创办进步刊物及其思想变化

早期共产主义者试办各类刊物到创办进步刊物,他们的思想发展也经历了复杂的过程。陈独秀过去年少时发奋读书,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到了二十多岁的年纪,“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才敢下一断语:“当今世界各国,人人都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强。人人都不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亡。”由此感悟,正可谓“少年强则国强”,而反观当时之中国,“盈千累万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红体壮,若欧美青年之威武凌人者,竟若凤毛麟角。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为此,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了《青年杂志》(翌年改名为《新青年》)刊物,且在第一卷第一号即开篇就是《敬告青年》,陈独秀坦言“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即《新青年》创刊起初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广大青年能够真正振作起来,自觉为国家为民族而努力奋斗!即便如此,陈独秀依然深感言犹未尽,特别是历经国内各类主义的辩争和国际社会公理与强权的对战,1918年12月他又与李大钊一起面向政权面向国际社会创办进步刊物《每周评论》,宗旨在于“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就是希望合乎平等自由的公理能够充盈人类社会。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为主要代表的更早的进步刊物如同天女散花一样,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更多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培育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在以周恩来和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发展及其进一步创办进步刊物上也有充分的体现。

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期间,“较之南开生活,大相径庭”,曾经每逢念及家国,难免心中惆怅与无奈,时常哀叹“痴长十九岁,却一事无成”;“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乃争权者犹红其眼,磨其拳,不顾生死,哀哉!苦吾民矣,为之奈何!”而在留学日本的学子中,要么“埋头用功,不闻理乱”;要么“好出风头,到处声张”;要么“糊涂到底,莫名其妙”。爱国人士中出现的“服从革命激进派”和“赞成君主立宪稳健派”也是天天打着旗帜互相排斥。救国路在何方?谁挽狂澜?无奈之下,也曾想专心做好自己的学问,“任什么事,我也不管了”。正如周恩来自己所言,他在南开学习期间,对于刚刚创刊的《新青年》并没有太多关注。从天津到日本的路上,开始读起《新青年》,感觉很得意;到了东京,又看了《新青年》三卷全份。几卷之后,“把那之前的谬见打退了好多”(周恩来自己认为,“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还是要回归到南开那个意气风发、“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壮志有为青年,“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也就是初具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思想。

从现有文献来看,周恩来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应该是在日本,但接受这一主义的主要载体却是进步刊物《新青年》。《新青年》刊发的文章,给仍然似在黑暗中探寻救国新路的毛泽东、周恩来、何叔衡等人勇气和力量。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一段时间,毛泽东除了上课阅报之外,每天就是看《新青年》,谈话只谈《新青年》,思考也只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周恩来对于从《新青年》获取的政治感悟与觉醒,自己认为“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遂决心将一改从前,而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实在如同“重生”一般,逐步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强烈兴趣。由此他也开始更加关注各类主义和党派主张,特别是关注发生在俄国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正统派、国家派、激进派各个派别的辩证,并且指出“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同时,本着知行合一的原则,周恩来在日本学习期间就已正式开始救国行动了。1918年5月5日,他在日本就与同学代表一起积极组织留日学子成立“大中华民国救国团”,1918年8月26日从日本返回天津后就更加积极地组织进步青年学生开展救国动员工作。当时的状况是,面对国难当头,社会各种团体左右各门利益就出现了意志表达的朦胧状况,质言之,不敢言之要害;而青年学生却势单力薄,也缺乏经济基础。但是周恩来认为“学生惟有不顾利害先动起来,求大家的同情”,以此带动社会各个团体进而动员全体社会成员,这应该也是迫于现实的无奈路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不能不有两个利器:一个是演讲,一个是报纸”。演讲已经进行,而且可以随时随地组织不同规模的活动,但“求社会同情的利器(即进步刊物——报纸)”却无着落。进步刊物《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就是在“进一步唤醒民众,把‘五四爱国运动’引向深入”的背景下创办的,周恩来亲自担任会报主编。这份进步刊物以鲜明的战斗姿态,很快就成为天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面旗帜。不仅如此,在周恩来的倡议推动下,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为核心,还把当时其他刊物如《醒世周刊》《南开日刊》《北洋日刊》《师范日刊》等联合起来,于1919年8月9日成立了“天津报社联合会”,以进步刊物渲染带动其他刊物,以形成进步刊物集群的最大效应,为国难发声、求社会同情,进而动员和唤醒社会大众。为把进步青年更好地组织动员起来,形成更加强大的战斗力,1919年9月16日,周恩来、邓颖超等又组织发起成立了“觉悟社”,这也是我国最早的学生革命团体之一。1920年1月20日,又为专门服务觉悟社的革命行动而创刊了进步刊物《觉悟》,周恩来担任觉悟社的实际领导人,亲自负责《觉悟》第1期的编辑工作,亲自执笔写成《“觉悟”的宣言》,成为这份进步刊物的纲领性文章。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如果说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求学期间主持创办《敬业》《校风》刊物,是“为校事而设”;那么东渡日本留学,特别是深受《新青年》进步刊物的影响,回到天津主持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并且成立天津报社联合会,战斗的旗帜已经十分鲜明。《敬业》《校风》的试办,为进步刊物《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的创办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与此同时,在全国其他地方,如1920年11月21日王尽美在山东济南主持成立了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宗旨的励新学会;同年12月15日就创办了该会会刊《励新》,目的就是进一步组织动员广大已初步具有一定觉悟的青年,“对于种种的问题,都想着一个一个的,给他讨论一个解决的办法,好去和黑暗环境奋斗”。为了进一步提高一般劳动者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1921年5月,王尽美在济南又主持创办了《济南劳动周刊》,帮助广大劳动者提高政治觉悟,“好向光明的路上去寻人的生活”。在湖北,董必武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董必武回国后,经常在教堂中借阅英文报纸,以浓厚兴趣阅读报上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新闻,对俄国人民革命成功深感敬佩,由此探求挽救中国的新思想开始萌动。回首他亲自参加的辛亥革命,董必武认为其惨痛的失败教训就在于“缺乏懂得革命而又有能力的人才”。为此,1919年5月,董必武与李汉俊等人商量,倘若要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应从宣传新思想、培育革命人才入手,当时能做的就是“办报纸、办学校”两件事。具体就是“创办一种不为军阀掌握,而为人民说话的新的进步刊物”,《江汉日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董必武从孙中山发给他的100元工资中筹集创办的。1920年在李大钊、陈独秀相约建党之际,董必武又积极创办了旨在培育革命人才的武汉中学,并且指导学生创办了进步刊物《武汉中学周刊》,积极宣传新思想,着力发表反帝反封建的系列文章。随着董必武在武汉先后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之后,为进一步组织动员广大工人阶级,配合筹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0年,董必武又积极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并亲自撰写评论文章。在进步刊物汇聚的思想基础日渐成熟、进步团体凝聚的组织基础日渐成形时,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政党诉求和进一步创办进步刊物的迫切需求日益凸显出来。

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政党诉求与进步刊物的发展

在乱世待治、万念不定的当时中国,影响乃至引领社会走向的政治思想界各类主义与非主义问题、主义间辩论问题甚嚣尘上、层出不穷。主张避而不谈主义者,一方面可能受制于当时黑暗的政治环境。北洋军阀政府为维护其独裁统治而残酷封杀进步舆论。1914年3月军阀政府发布《治安警察条例》,同年底开始实施《出版法》,1915年4月又变本加厉地公布《报纸条例》。在此恶法乱治之下,北洋军阀政府大肆逮捕进步人士,滥杀无辜群众百姓,北京报刊数量由民国建立初期的100多种锐减至20多种;当时即使像广州这样大的省会城市,竟然都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权利在军阀反动统治下被严重剥夺,“言论统治的结果,是精神生活窒息”。中国在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之下,人民“沉郁惨淡”,被压榨的“不能出痛苦之声”。在此情况下,就不敢轻易地谈论主义问题。少年中国学会在《少年中国》第一期“会员通讯”中就明确主张,“以后月刊中发表文章亦取绝端慎重态度,现政界及社会普通人物,学识甚浅,不知審别,往往误认研究学术之叙述文字以为会中之主张文字,又从不顾言论自由,竭其力之所至,横加摧残,甚或危及生命。夫果为主义而见辱,实学者之勇气,固当不屈,但为叙述他人之主义而见残,殊不值也。……固同人等主张月刊文字,暂时多研究‘学术’,少叙述‘主义’”。另一方面,可能与当时社会民众的素质氛围有关。“世俗众生,昏蒙愚暗”,所以即使“梦想大同世界的人”也觉得,“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不能生存。要想中国人有适应各种主义的能力,非现有一番预备功夫不可”;认为“要想改造中国这个地方,必先变换这种污浊的空气,铲除这种‘自甘暴弃’的劣根性,然后才可以说到实施什么主义”。随着社会局势的发展,社会思潮中出现更加激烈辨争的则是各类主义之间的问题。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的影响一时非常广泛,即使社会主义的阵营里也出现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等。《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就同时刊发了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和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由此来看,当时对马克思学说也是各执一词且针锋相对,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而此时中国一批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探求解救中国的革命道路上也更加积极主动,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各种途径跟进世界政治局势的发展,逐步由政治主张不够明了的爱国主义者向笃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爱国者转变。总体上有两种情况特别凸显:其一,兵分东西两路,出国留学考察政治趋向。东向,主要是东渡日本留学,周恩来、李达等(如前述,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参与组织成立“大中华民国救国团”;李达曾是1918年留日学生“回国请愿救国团”带头人)最先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地方正是在日本,即使他们回国后,还经常与尚在日本的同学保持联系,请其帮助邮寄关于国际政治特别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动向资料。西向,主要是远赴法国勤工俭学。蔡和森、李维汉、邓小平以及二次出国留学的周恩来等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基本上也都是在法国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向。其二,丰富多彩的各类政治学习研究团体纷纷成立,开始出现以组织化的方式合纵连横探求中国之路。这其中,特别突出的应该当属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创办的新民学会(毛泽东为学会实际负责人),人才济济,为众多进步青年所仰望,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蔡和森是新民学会的骨干会员,当时《湖南大公报》编者按语:“去岁偕其母及其妹赴法留学,来函尚欲其父及兄姊全家赴法。可见其志趣之远大。读此懦夫亦有立志矣。”蔡和森十分注重国际政治的观察与思考,在法国留学期间,收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百种,深刻梳理国际社会运动的观点、方法、模式等规律,以世界大势律中国。然后再把这些重要内容通过信件的方式传递给毛泽东等新民学会骨干力量。特别是通过深入观察1920年前后法国的劳动运动,深刻地剖析了工团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但同时又指出了工团主义的弊端。通过比较法国、俄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社会运动,与毛泽东等人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共产党的热烈讨论,1920年8月13日在给毛泽东的信件中就明确提出“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四种利器首当其冲就是党组织,“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而组织的步骤就是“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对此,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日及时给蔡和森回信,明确表示:“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弟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但同时,毛泽东也提出了关于暂时“没有出版物可作公共讨论的机关”的深思顾虑。由此不难想象,这应该就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上述不断的艰辛救国探求中的政党诉求以及需要进一步创办属于全党的进步刊物的迫切要求。

由中共发起组于1920年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创办的月刊《共产党》,正是在上述这种早期共产主义者强烈的政党诉求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是中共发起组实施建党的正式有力步骤,目的就是“为在思想上组织上建立一个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式政党”,理论上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家名副其实的机关刊物,它“从思想上统一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认识,进而到组织上的统一,为正式创建中国共产党奠定思想基础作出重大贡献”。《共产党》月刊与早期共产主义者及其创办的进步刊物具有密切的逻辑关系。其一,《共产党》第一号《短言》就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的改造必须实施社会主义的方法,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主义夺取政权;同时,警告无政府主义不要把宝贵的自由滥给资本阶级。这些观点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周恩来旅欧通信》等早期文献中已有相近意见。这说明,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国际政治的观察和对挽救改造中国的考量已经为《共产党》的创办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其二,《共产党》主编由李达担任,早在《新青年》自第八卷改为党的公开机关刊物后,李达就已经担任《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而且李达之前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等很多进步文章都是直接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劳动界》等进步刊物上,所以稍早的进步刊物为李达进而为《共产党》提供了编辑经验和思想舆论试验场。其三,《共产党》创刊之际,1921年5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第9卷第1号开始,连续多次刊发《共产党月刊社启》,积极助力《共产党》的发行工作。

由此来看,《共产党》是应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政党诉求而创办的党的第一份机关刊物,也可以视为早期共产主义者及其试办或创办的稍早进步刊物的进一步发展。这不仅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试办刊物的延续,更是建党前的宣传组织准备,最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作者简介:王青松,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福建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