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事件中，日本曾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下列的通牒：（一）解散与撤销华北的党政机关，立即向河北省政府南迁；（二）将驻扎于华北的中国军队扫数南调，进剿“共匪”（日方认为可以编为“华北国”之部队者除外）；（三）中国政府绝对禁止一切反日排满之行动，违者处以严刑，此禁令须立即明令颁布全中国；（四）将进剿与取缔反日排满之不力者与杀害白胡二社长（白胡二人系汉奸报主笔①，与国民党争夺卖国权，而为法西斯蒂所暗杀）之直接间接负责者于学忠（省府主席）、张庭谔（天津市长）、曾扩情（军分会政训处长）、蒋孝先（中央宪兵团长）等逮捕惩办，并驱逐其出华北境界；（五）彻底禁止与取缔一切反日排满之言论与书籍等（这些条文系根据我们最近所得材料）。
日本的这些要求，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努力奋斗是早已完全实现的了。然而，这不但不能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贪欲，而且更加刺激了他的贪心。同时，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的战争所引起的国际风云，更为日本造成了大胆进攻的有利环境。尤其是中央红军一部的到达陕甘，陕甘红军的伟大胜利，西北革命运动大踏步的前进，使日本帝国主义不能不先发制人，以防止“赤祸的蔓延”。
新的条件现在又提出了（条件见中央宣言②）。这些条件的目的，不但在并吞整个华北，而且在并吞全中国。蒋介石国民党自然又会为了这些条件的完全实现而努力奋斗。
这些条件的提出，是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最具体的表现。这些条件的接受，是蒋介石最后成为日本一个帝国主义的工具，而宣告“以夷制夷”的外交把戏的最后放弃，也是法西斯蒂的民族主义的武断宣传的最后破产。在这样的情形下，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必然要进一步的加深，国民党军阀内部的冲突必然有新的发展，尤其最重要的，全中国民众抗日反蒋的斗争，必然要大大开展起来。这种斗争将迅速转变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现在除了用白色恐怖镇压与屠杀抗日反蒋的革命群众与领袖外，更在用尽一切方法和缓这一抗日反将的群众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处处装做同蒋介石处于对立的地位，给蒋介石甘心卖国的一切罪恶做掩盖。他在某种限度内赞助其他军阀的反蒋运动，利用一切其他军阀，使他们提出“反蒋不反日”，“联日反蒋”与“先反蒋后反日”，来和缓群众的反日斗争，并且使这些军阀也成为他自己的工具。而这些军阀也利用群众的反蒋情绪，同卖国贼蒋介石采取对立的态度，以争取民心，以维持他们自己的地位，并且同样的勾结日本。但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处处防止反蒋战争的爆发，各派军阀也惧怕这一战争的爆发。因为这一战争的爆发，对于日本，对于各派军阀，目前都是不利的。这一战争对于苏维埃与红军是有利的，并且有极大的可能转变到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正是这一原因，说明西南军阀的反蒋运动，结果只是发了一些通电了事。至于蒋介石方面也装腔作势，表示接受卖国条件是在日本高压之下，是由于不得已的苦衷，并且尽量把卖国的责任推到他的走狗汪精卫身上。这次国民党六中全会，汪精卫受刺，而蒋介石无恙者，其原因亦在此。
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以及其他反蒋军阀的这种阴谋，必须在全中国民众的前面彻底揭破。必须指出，蒋介石是日本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与汉奸。因此，抗日必须反蒋，反蒋必须抗日，这样来开展抗日反蒋的群众运动，并使这一运动直接转变到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在全中国民众中间，不但在工人、农民与士兵中间，而且在中等社会甚至一部分上层社会与某些军阀中间，存在着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蒋介石的极大不满，不论这种不满的来源与动机有着怎样的不同。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而我们目前在准备与组织民族革命战争方面的主要弱点，也就在这里。我们的同志，一般的会背诵党中央所提出的反日六大纲领，但是如何使这一纲领具体化，如何抓住每一具体事变，来发动与组织这一斗争，则往往表示无能。我们的同志都不反对在反日运动中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然而在实际上则往往惧怕使用，把运动束缚在狭窄的范围内。
党必须克服过去工作中的弱点，利用一切事变，一切方法，来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抗日的斗争，把抗日斗争同反蒋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同时，党必须善于利用反革命派别内部的一切矛盾，来达到反蒋的目的。党决不拒绝同任何反蒋的军阀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党应该采取一切办法，促使反蒋战争的首先爆发，使这一战争转变为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党应该深入到工农兵下层的基本群众中，进行艰苦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然而，党应该同样善于利用上层的统一战线，即使是一时的、动摇的、不可靠的，以扩大斗争的范围与力量，并不失时机的经过上层的统一战线，以夺取对方的下层群众。
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大拍卖，使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更为紧迫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的到达西北，更促进了这一时期的到来，而且在这一战争中将要以工农红军为主力。中国工农红军的全体指战员必须清楚的了解他们所负担的伟大的光荣的历史任务，即民族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任务，更加努力地扩大与巩固自己，加强自己军事的政治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战斗力，消灭当前的……张学良、蒋介石的部队，以肃清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道路。我们相信，中国工农红军是能够负担起这一任务的！
然而，如果以为只要红军的力量，即足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只是小孩幼稚的思想。红军在目前的与未来的战争中，必须寻找每一可能的同盟者，即使是动摇的、暂时的、不可靠的，大胆推动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到前线去。只有这样，红军才可以取得民族革命战争中领导者的地位，使民族革命战争得到最后的胜利。
满洲反日的整个历史给了我们很多的教训。由于我们党不会运用我们前面所说的策略，使当时发生的许多伟大事变，没有能够很好的利用，以开展伟大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而给日本帝国主义各个击破。现在比满洲失陷后更伟大的事变正在展开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必能以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去迎接这一伟大的事变，把将要到来的伟大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放在自己的领导之下。
【选编说明】
本文1935年11月17日写于陕北瓦窑堡，最初发表于同月21日出版的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74期，署名洛甫。
本文最为可贵之处是，红军抵达陕北尚不到一个月，作者就把运用广泛统一战线策略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问题作为“中心问题”向全党提出。此时，共产国际派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的张浩（林育英）还未到达瓦窑堡，张闻天即已将统一战线策略问题提到全党工作中心的位置。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后来能够举行瓦窑堡会议，实行策略路线的转变，除了由于有国际的帮助之外，还确有我们党自身认识的基础。
应当看到，这时党的统一战线口号还是“抗日反蒋”。另外，文章的有些具体分析也未必都十分精当。然而，这些都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
本文曾于1987年重新发表于《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本书是根据该刊校订的文本刊印的。
【注】
①白：白逾桓，是当时天津的《振报》社社长。胡：胡思溥，是《国权报》社社长。
②指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