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在中央讨论关于广昌战斗的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李德不顾红军的实际情况，而同强敌死拚，使红军遭到不应有的重大伤亡，这是军委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所致。博古不但不接受张闻天的批评意见，反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据理驳斥了博古的污蔑，坚持自己的意见。与会同志对两位领导人的争执，没有表示意见。结果会议不欢而散。
这次公开争论，身为“左”倾路线重要领导岗位的张闻天，反对“左”倾的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5月1日张闻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署名文章：《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对分兵把口、堡垒主义等错误的战略、战术，进行了公开批评。
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第239期以社论形式发表了署名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文章微露红军要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的信息，对红军广大指战员在思想上作了动员，并从战略高度阐述了即将进行的转移行动。
10月中旬张闻天随中央纵队离开瑞金，开始长征。行军途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经常分析讨论反五次“围剿”战争中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共同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谈的许多意见，张闻天都很赞同，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11月下旬中央红军浴血奋战，进行了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渡湘江前尚有8万多人，这时已不足4万人，损失超过二分之一。这一沉痛教训，进一步唤醒了红军广大指战员对错误领导的认识。
12月12日中央军委纵队进驻湖南省通道县地域。张闻天去毛泽东住处同他商谈红军过湘江后的严重损失；蒋介石已发觉红军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并在新宁、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会同、黔阳、芷江一线，构筑了又一道封锁线等情况，现应该如何摆脱红军目前已经极其危险的处境。毛泽东力主改变原定计划，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当即中央紧急召开临时会议，在会上博古、李德仍要按原计划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果这样，势必再次进入蒋介石预设的口袋，与五、六倍于红军的十几万敌军决战，现在只有改变原定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他的这一主张得到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的积极支持和赞同。这次会议是党内战胜错误路线的起点，也是酝酿遵义会议的前奏。
12月17日张闻天随中央军委纵队进入贵州黎平县城。
12月18日张闻天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召开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仍坚持要中央红军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苏区的方针；决定改变进军方向，向川黔边的遵义地域前进。会议认为：为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新的根据地应是在川黔边地区，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在向遵义前进时，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而对蒋、湘、桂诸敌，则应避免大的战斗。
12月下旬在随军行至贵州黄平县一片茂密的桔林时，与王稼祥躺在各自的担架上交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接着便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
1935年1月1日出席在贵州猴场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反对李德等坚持在乌江南岸转战待机仍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会合的错误意见，赞同毛泽东关于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1月8日张闻天随中央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和毛泽东、王稼祥同住在新城古寺巷原国民党旅长易怀芝的官邸。
1月15日-17日张闻天出席中共中央在红军总部驻地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博古首先在会上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也称正报告），他在报告中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敌人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苏区兵力有五十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顾问帮助蒋介石；博古还认为，苏区物质条件不好和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薄弱，各苏区互相配合不够紧密等，也是未能打破敌人“围剿”的原因。
周恩来代表军委在会上作了副报告。
张闻天接着周恩来报告之后，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因张闻天的这个报告完全针对博古正报告的内容，所以也称“反报告”）。报告列举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后的损失事实，说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违反了过去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
会上，与会同志也对博古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
经过三天的讨论，周恩来及其他与会绝大多数同志完全同意张闻天的报告及毛泽东、王稼祥的发言。
会议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和其他与会同志的积极努力下，对促进会议取得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会议最后作出决定，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议还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会议还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任党中央的总书记，但由于张闻天本人再三推辞，会议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决定。
1月19日张闻天随中央军委纵队撤离遵义，向赤水方向前进。
1月28日由于敌情变化，为减少红军伤亡，军委决定“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张闻天随中央军委纵队在土城下游渡口从浮桥上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
2月5日随中央军委纵队进驻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博古感到再领导下去没有人服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驻地召开会议，根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的决定，进行了讨论研究，推举张闻天代替博古当总书记，在党内负总责。会议还讨论了中央苏区的问题，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
2月6日主持在大河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土城战役，讨论今后新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改变原定渡江计划，部队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后改为扎西）集中，“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2月7日中央军委电告各军团：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2月8日完成《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的起草工作。决议共分十四小节，全面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战略方针的错误，并总结分析了战役失败的教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毛泽东代表的反“围剿”的军事战略思想。其要点有以下六点：一、指出这次战争应该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二、批评“分兵主义”错误，肯定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一路而消灭之，用这种办法去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三、红军作战应该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而华夫的“短促突击”理论却“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去“轻易的强攻堡垒”；四、批评单纯同敌人拼消耗的错误观点，阐述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速决战的原则，指出：“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但同时必须了解另一个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个‘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的速决”；五、批评“不放弃苏区寸土”口号在军事战略上的错误，提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作战原则，指出：只有“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粉碎‘围剿’”，“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够扩大苏维埃领土”；六、肯定“诱敌深入”和转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的方式，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无胜利可能时，“我们应毫不迟疑的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便“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
决议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的是正确的”。决议并根据遵义会议后新的情况。提出“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目标，为了战胜敌人，决议强调“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
决议还提出：建立和加强白区工作，“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同时，“同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关系并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
同日，为了统一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大纲简要地概括了决议的基本精神，作为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用。
2月9日在扎西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整编问题。次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命令》具体规定了缩编的计划，精减了军团各级的指挥机构。
2月10日张闻天在扎西会馆门前操场上，代表党中央向军委纵队营、科以上干部正式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并结合中央战略布署的转变进行了动员。使红军在敌人正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十分危急中，看到了红军得救而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光明前景。
张闻天在扎西期间，还专门给总政地方工作部的同志一边宣讲遵义会议决议的精神，一边结合地方工作的特点，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地方工作的政策也要改变，在打土豪时，不要扫地出门，只没收部队需要的东西，如粮食、钱财等，部队不需要的东西一律不动，也不要破坏，再不要打烂米缸、菜缸、水缸三缸了。要把过去地方工作方面“左”的错误做法纠正过来。
为适应红军战斗的需要，充实和加强各连队的战斗力，张闻天主持了各军团的缩编工作。
2月16日中央军委纵队各分队在白沙驻地传达张闻天2月10日报告。
同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创立根据地。“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中央军区，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通告停止执行北渡长江计划的决定。并指出：“现我野战军已折向赤水河东、乌江以北活动，并以黔西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
2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机关报《红星》第二版上，以“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决议案”的醒目标题，报导了张闻天10日正式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情况：“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
2月28日凌晨，红军第二次攻占了遵义城。
3月1日中央军委发表捷报：红军在“三日内连下桐梓、遵义，击溃王家烈8个团，消灭吴奇伟部2个师，缴获枪在2000以上，俘虏约3000人，开创了黔北新的局面，造成了创造云贵川新苏区的更有利的条件，使围攻我军之敌不敢轻进。”
3月初遵义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充分体现了遵义会议改变军事领导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强大威力。中央为了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在遵义老城天主堂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张闻天受中央委托，在会上对一个多月来的军事工作进行总结，对下一步红军的行动作了动员。
3月4日遵义战役的胜利，张闻天看到毛泽东领导战争比较有把握，为加强领导，提议毛泽东到前方任前敌总指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研究后，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并以军委名义通知了各军团。
3月5日中央从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中获悉上海中央局1934年10月遭到破坏的消息，决定派人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并打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找当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的潘汉年谈话，对他说：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和陈云离开部队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并设法打通上海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计划让你先行一步，同时打听上海与国际有无联系，你们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得设法到莫斯科去。
3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指出：遵义战役的胜利“给了我们在贵州首先在黔北站住脚跟，开始赤化群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这一胜利是在党反对了军事的单纯防御路线之后，证明了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粉碎了一切动摇悲观、过分估计敌人力量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等机会主义观点，发扬了红色指战员的高度积极性。遵义战役的胜利就是党的路线的胜利。”“用一切努力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来建立苏区根据地，是目前每个共产党员最中心最神圣的任务。”
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中央队驻地主持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会议。与会大多数同志主张打，只毛泽东根据敌我态势不同意打，会上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力争，但总说服不了其他同志，有同志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张闻天鉴于过去博古领导缺乏民主，就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做了取消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晚上，毛泽东以大局为重，到周恩来住处，重述不能打的理由，建议把作战命令暂时晚一点发，大家还是再考虑一下。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又开会研究，把大家说服了，向一、三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
通过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张闻天感到由于不熟悉日常军事指挥，在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需要完全的集权，自己用民主表决的办法解决军事争论问题也有失当的地方。这时毛泽东建议，为吸取这次教训，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张闻天也感到经常开会，对军事指挥也不利，因此，很赞成毛泽东的提议，经研究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三人军事小组是当时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也标志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原主持工作的副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