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举世闻名的伟大创举，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基础是毛泽东，而其它成员为保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方针在全党全军的顺利贯彻都作出重大的贡献，特别是在党的重大转折关头的遵义会议上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作用的张闻天更是功不可没。长征途中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毛泽东曾说过：“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一、“英雄所见略同”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张闻天良好的合作思想基础，是建立在共同强烈地反对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当然，张闻天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是有一个过程的。张闻天在苏联学习时，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无疑这对张闻天以后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十分有益的。但是他在当时毕竟远离祖国，不了解国内的实际情况，而共产国际此时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切合中国实际的错误决定，也直接影响了张闻天。回国后，在实际工作中张闻天逐渐觉察到自己错误思想，特别是毛泽东主张的成功和博古主张的失败，使他认真吸取了教训，逐步认识“左”倾的危害，开始自觉地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桎梏。在经济建设上，他批评在“左”倾错误影响下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劳动法》，指出：这是把大工业搬到苏区来，结果是“把资本吃完”。他和陈云一起提议，把“劳动法”进行了修改，改变了某些脱离实际的“左”的条文。同时，张闻天还提出在苏区发展生产，鼓励流动的方针和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在当时苏区的经济条件下是允许的政策等等。在政权建设上，张闻天提出发展苏维埃政权民主的任务。这些正确的主张自然为坚持“左”倾错误的博古等人所不容。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步引致了党内著名的“博洛矛盾”。对待苏区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张闻天发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等文章，提出允许资本主义发展，采取利用、限制、竞争、斗争的政策。博古对张闻天这些文章极度不满，写《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一文，对张闻天进行不点名批判，主张把资本主义作为反对对象，重复王明《两条路线》一文中的观点，把关于反对资本主义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并列，对资本主义实行限制政策。并不点名地对张闻天的策略思想进行了极为错误的谴责，使“博洛矛盾”更加突出。在军事路线策略上，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从一二八事变后调到福建，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和广大官兵的推动下，认识到和红军作战没有出路，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派出代表与中国共产党谈判。张闻天、毛泽东等都极为重视，热情接待十九路军代表，派出潘汉年为中共代表和十九路军谈判。张闻天认为，这次谈判如果谈得好，可以同十九路军停战，进而合作抗日，对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对整个反蒋抗日的斗争，都有积极影响。谈判进行了一个月，李济深、蔡廷锴等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我们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签订抗日反蒋协定。博古虽然没有拒绝谈判，但是认为这是十九路军的缓兵之计，求一时的缓和，以待援兵的到来。他看不到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的进步，只是想通过谈判来揭露十九路军的欺骗，提高红军的威望。因此，博古对十九路军的谈判代表到达瑞金时，避而不见。张闻天对博古提出批评。他在《斗争》第36期，发表《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文，指出：在我为民族危机的形势下，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主张合作抗日的可能。我们要利用这种可能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和他们签订协定，进一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他讽刺把这种谈判当成儿戏是“左”倾幼稚病者。这种“左”倾关门主义者，是对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窍不通。可是博古对张闻天的批评采取充耳不闻的态度，对“福建事变”采取极“左”的诋毁和打击。博古的这种倒行逆施，使红军失去了粉碎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一个绝好机会。
随着，张闻天与“左”倾机会主义者分歧的加大，与毛泽东相互间的联系却开始紧密了。1934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会后，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从表面上看，张闻天得到重用，只是把他的工作由党中央转到了政府工作方面。但是当时合作的人们都能明显地察觉到这是一种巧妙的排挤。一方面，可以把张闻天从中央实际领导中心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张闻天分工管理政府工作，他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也从原来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与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宅也紧连在一起。如此，张毛的交往自然就多起来了。张闻天很明白博古安排他的意图，但是张闻天为人正派，不搞宗派，更不使毒计。他与毛泽东合作共事，采取相互尊重的态度，在人民委员会开会时，他总是主动请毛泽东参加并作指导。中央苏维埃的经济工作原来由毛泽东分管取得了不少成绩，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财政、金融、贸易、手工业、交通、邮电等等都有一定的发展。张闻天上任以后，指示当时任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亮平经常向毛泽东汇报和请示，毛泽东也有机会参与中央苏维埃经济工作方面重大问题决策。在生活上，张闻天十分关心毛泽东。1934年9月，毛泽东得了恶性疟疾、发高烧。张闻天知道后，立即派傅连璋前往诊治，一直到把毛泽东的病治好。在张闻天所主编的《斗争》刊物上，连载了毛泽东的两个农村调查报告《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1934年4月，张闻天和毛泽东合著《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出版。这本书由毛泽东写《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和张闻天著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组成。当时被人们称为“苏维埃工作经验的结晶，宝贵的指针。”由于张闻天和毛泽东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诚恳交心，相互间的友谊也与日俱增，他们的思想沟通与行动上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真诚合作反对“左倾”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的主力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雩都（今于都）等地出发长征。张闻天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博古的错误产生不满情绪。1934的4月初，广昌战役失败，张闻天再也忍不住了，对李德、博古提出尖锐的批评。广昌战役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次关键性战役。李德、博古亲临前线进行指挥。人们希望很大，以为可以打一个胜仗、凯旋而归，而结果却打了败仗。可是李德和博古并不吸取教训，还是坚持错误指挥，继续调兵遣将，将红军兵分六路，进行“全线防御”。张闻天严厉驳斥李德、博古所提出“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应该打正规战”的错误军事口号。他对博古说：“你们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这种打法是根本不可能胜利的。”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我们自己要有点主意。”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后来这个消息传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遇到张闻天时，一见面就说：“洛甫，‘广昌之争’好啊！”开始时，张闻天就察觉到打“正规战”进行“全线防御”是不行的。当时中央苏区能够动员的正规军总共有12万，全部火力不到10万支步枪，炮弹和手榴弹来源极为有限，都是在瑞金的红军军火厂所制造。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是显著的。打什么“正规战”、“全线防御”只能是失败。反之，如果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再将苏区大约20万游击队和赤卫队动员起来，一齐参战，整个苏区不至于像现在这样陷入困境。这些意见也正是毛泽东所主张的，两人一直谈到天亮。最后两人得出共同的意见：目前的形势，蒋介石在德国顾问冯·西克特将军的计划下，成千上万个碉堡置在中央苏区周围，并不断地向中心推进，包围圈层层缩小，看来中央苏区必须实行“举国大迁移”，以保证有生力量。而且，“一切必须抓紧准备，设法告诉全体红军”。
9月29日，也就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的一天，张闻天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一文。关于战略思想，文章提出要“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文章指出：“由于各个战线上的环境与敌我力量分配的不相同，而免不了要采取各种斗争方式来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目前形势下，我们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决不能解释成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就可使我们得到胜利。”文章批评王明“左”倾路线说：“把革命当作是一种向上的、直线式的、不断胜利的行动，或是一次的、短时期的、在一个战线上英勇的决斗突击，这样也就必须会想出种种‘抽象的公式’或教条式的药方来限制自己的活动。”显然，张闻天主张也是毛泽东在根据地领导反“围剿”的一贯基本思想。
对于革命战争转移前途的认识，张闻天在文章中指出：“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的，而是十几年以上。”文章说：“在这次决战中，我们可以在某些区域得到空前的伟大胜利，在有些区域可以遭受部分挫折。但这种部分的挫折不能使我们内部崩溃解体，不能动摇我们的整个战线，而且也不能阻止整个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革命这一基本问题的不了解，会在我们队伍内产生各种各样机会主义动摇。”张闻天的这些论述也是和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是一致的。这一科学思想是和毛泽东创立红色政权的理论也是一致的。
关于保存革命战争中的有生力量，张闻天在本文中指出：“保护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之下，继续粉碎五次‘围剿’，成为当时的必要思想。”这一思想和毛泽东在几次“围剿”的战争中历来主张不以固守一城、一地为目的，重视和发展有生力量，努力造成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的有利条件的主张也是相通的。因而文章在1934年9月29日《红色中华》上发表后，红军广大指战员迅即传开，大家竞相争读，影响极广。张闻天和毛泽东主张一致，与“左”倾错误产生了明显的不同意见。伍修权认为这是张闻天“思想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时刻，进一步说，也是遵义会议能够召开的一个基础。”
长征途中，张闻天与毛泽东、王稼祥在一起难免会议论关于五次反“围剿”的事情，特别是联想到李德、博古的错误，更使他们忧心忡忡。在夜深人静，部队宿营时，张闻天向毛泽东、王稼祥谈起福建事变、广昌战役自己同博古争论的情况，对他们在指挥上拼命主义，不顾保存有生力量，分兵把口，表示极为不满。毛泽东也向张闻天、王稼祥谈论第五次反“围剿”和前几次反“围剿”战争的比较。通过这些交谈，他们越来越一致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主要是主观方面，在军事领导上犯了错误所致。后来，张闻天回忆这段历史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军队在湘江战役中，使红军损失惨重，红军由8万多人，减到3万多人。又一次证实了李德、博古军事指挥的错误。红军指战员气愤之极。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批评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应该运用以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各个击破敌人；而李德这些人不是这样做，他们采取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打阵地战，开始实行“全线出击”，在敌人进攻下又改为“全线抵御”，致使敌人得逞。还指出：在突围出苏区时又惊慌失措，表现了逃路主义，一路避战不顾敌人已有准备，一心只想到达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
李德、博古不顾蒋介石已了解他们和二、六军团会合后的打算及设下的包围圈，还是坚持原来的战略步骤，向敌人陷井里钻，把红军送入虎口。会上，毛泽东首先提出和张闻天、王稼祥商量好的意见，反对李德瞎指挥，指出向贵州进军，免得红军遭难。张闻天表示坚决支持，强调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自己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的建议为周恩来等多数同志同意，中央军委发布进入贵州的命令。可李德、博古还是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否定了多数人的主张，重新命令红军北上和二、六军团会合。
12月14日，红军攻占贵州省东南部的黎平。红军究竟怎样行动，在内部又引起激烈的争论，张闻天先向李德、博古建议，红军在这儿整休，在整休期间，进一步讨论红军下一步行动方针。但李德、博古不作回答。张闻天气愤地指责他们二人错误态度，王稼祥也对博古、李德说：“洛甫所提的建议不仅是他个人的想法，而是他和我以及毛泽东三人的一致意见，包括周恩来也是这样认为的。”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即著名的黎平会议。会议开得十分紧张，毛泽东、张闻天阐述他们的意见，正式建议红军应放弃向湘西进军的计划，而向西进入贵州，向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挺进，建立根据地。张闻天和毛泽东还说：目前红军不再受到湘军的袭击了，黔军又烟瘾成疾，可向贵州进军。李德、博古反对，他们说有情报说，国民党六、七个半机械化师正在向贵阳集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认为，如果现在情况不明，到遵义后，可再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同志接受张闻天等三人的意见，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是已经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后，李德和博古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方针，尤其是李德，非常恼怒。张闻天对此非常焦急，深深感到这样下去，错误指挥还将继续，革命后果不堪设想。12月20日，张闻天随军到达黄平。王稼祥也对此忧心忡忡，张闻天和王稼祥就谈起此事，张闻天说：“这仗这样打下去看起来不行，我总觉得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赞同张闻天的主张，当晚就将把这个意见告诉彭德怀，彭德怀当即将此意见告诉了毛泽东以及刘伯承等好几位将领。这样，在红军将士中迅速传开“张闻天提议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军中士气旋即非常高涨。
红军在1934年底占领了乌江南岸的猴场。次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重申红军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张闻天与会者多数同意这个意见。李德、博古所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又一次遭到了否定。会上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文件的精神实际上就是张闻天、毛泽东和王稼祥的主张。《决定》还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做报告。”这实际了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同时，把遭李德、博古排挤的刘伯承，从红五军团调回，任红军总参谋长。后来，张闻天总结这段历史时说：“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三、力挽狂澜挽救红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8日，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到达遵义，住在黔军旅长易怀之的一幢二层楼的官邸里。张闻天住在楼下西厢房，楼上右前室住着毛泽东和王稼祥，这样就为他们三人讨论研究问题，提供了机会。
1935年1月15日，决定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命运的关键性会议终于在遵义召开了。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政治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李德。时任中央队秘书长的邓小平和担任李德的翻译的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会场设在曾担任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豪华公馆内，可是会场布置的较为简朴。
会议由博古主持。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报告。他对反“围剿”斗争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些检讨，但是过分强调客观的困难。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反动力量过于强大，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有50万，帝国主义给予国民党政府大量经济援助，并有军事顾问。而中央根据地物质条件不好，白区领导工农群众运动没有进步，游击战和瓦解白军工作都显得薄弱等等。实际上是以客观原因来掩饰他们主观上的错误。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副报告。他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不能以正规战、阵地战进行全线防御。他主动承担了责任，作自我批评，态度坦率、诚恳。接着，张闻天根据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提纲作否定博古报告的报告，报告长达一个多小时，通常将张闻天的报告称为反报告，反报告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行军中错误军事领导。当时，因为张闻天的地位仅在博古之后，因此这份报告相当有分量，报告不仅说出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心里话，也由于张闻天所处的地位大大增强了报告的影响力。
1935年二三月，陈云同志书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传达提纲》，其中写道：“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Ａ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张闻天的报告是毛、张、王的集体意见，除李德、博古、凯丰以外，周恩来和其他同志都同意张的反报告。张闻天反报告结束后，毛泽东接着发言，也达一个多小时。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这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的表现。毛泽东还以过去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博古以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来掩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他比较系统地讲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的战略战述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毛泽东这种具有强有说服力的发言，受到与会者极大多数同志的衷心拥护，李德、博古则垂头丧气。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对博古批判了两天，一个接着一个发言，措词非常激烈。会议的第三天，讨论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进行组织调整。张闻天果断地提出，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建议遭到凯丰的反对，凯丰说：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只读《孙子兵法》，不能当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望着因在战争中负伤的王稼祥、聂荣臻说：“同志们，大家可听听躺在担架上的两位同志的意见。毛泽东究竟懂不懂马列主义？究竟能不能当政治局常委？”王稼祥非常恼火，大声地说：“同志们，到时候了，把博古李德轰下台。”聂荣臻也说：“博古、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朱德一向以稳重著称，这时也忍不住起来说：要追究临时中央领导错误地排斥毛泽东、依靠李德丢掉根据地、多少红军战士遭到牺牲的责任。周恩来当场建议，原先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军事三人团，立即停止工作。会议在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作出了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4、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的决定，使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改变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张闻天根据在遵义会议上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所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这样，通过党的决议进一步实事求是树立起毛泽东军事指挥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的强大舆论，而推行错误军事指挥的李德和博古被撤消了领导职务。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以此为起点，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张闻天后来在回顾遵义会议时说：“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重新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任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张闻天受命于危难之际，是他本人所处地位和历史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
遵义会议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样毛泽东也就直接参加了军事指挥工作，长征胜利从而也有了保证。
红军撤离遵义以后，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根据形势变化，采取了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三天内攻克桐梓，占领娄山关，再取遵义，击溃黔军王家烈部队8个团，消灭吴奇伟2个师，俘虏约3000人，缴大批枪枝弹药。张闻天在这一系列胜利中，更为信任和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就在遵义成立了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到前方担任前敌总指挥。3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新的建制和任命，实际上是张闻天把前线机动灵活的指挥战役的权力交给朱德和毛泽东。
关于是否攻打“打鼓新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引起争论。散会后，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促膝长谈。张闻天和周恩来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攻打“打鼓新场”，并以中共中央军委的名义给红军一、三、五军团发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事实证明，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红军避免了可能造成的重大损失。3月12日，张闻天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张闻天明确地说：“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争论已经说明，对于红军与敌作战的军事指挥必须临机决断，如经常召开中央会议来讨论决定，这对于军事指挥十分不利”，须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的提议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同意。这样，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领导地位终于得到进一步确立，而这与张闻天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四、英明果断反对分裂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和红四方面军前锋部队在夹金山、达维之间胜利会师。两军会师是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这一带红军达到10余万，为以后发展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两军会合后，应向哪里发展，却产生了不同意见。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张国焘则主张西进西康、青海、新疆，这些地区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在长江，打到武汉去”。围绕这个问题，双方开展了激烈斗争。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双方进行了尖锐、复杂的较量。张闻天和毛泽东又密切配合，和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团结在一起，终于战胜了野心家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统一思想，解决双方分歧，决定在两河口开会，商议、决定一、四方面军今后的战略方针。为了把这次会议开好，24日，张闻天写了一篇《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在《前进报》第一期上发表。文章说明一、四方面军会合的胜利意义，指出敌人正在封锁一、四方面军所在地松潘、理番、樊功一带，并逼迫我军到西康、青海高原地区，因此，在这里长久停留或西进西康、青海，对红军是极不利的。关键的战役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这样就否定了张国焘错误的主张，并且还不指名地批评张国焘“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号召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作斗争。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提出：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这是向前发展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进来的，我们应当过山城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选好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根据会议的一致意见，张闻天撰写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显然，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一个在会前，一个在会议期间，都各自作出了贡献。这些主张也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和支持。张国焘在会上也不得不表示同意。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但是张国焘回去后，认为自己军队人数多，又千方百计向中央伸手要权。毛泽东、张闻天两人商议多次。张闻天从团结北上的全局出发，主动表示让出自己担任的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可是，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据在当时担任中央队的秘书长刘英回忆说：毛泽东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由此可见，张闻天是顾全大局的，考虑问题以革命利益为先，不计个人荣辱进退。张闻天与毛泽东对张国焘的野心看得十分透彻，为了党的利益，根据当时的形势，尽量考虑张国焘的要求，但军权不能让他全部抓去。党的总书记职务让张国焘当了，那对党、对革命必然会增添麻烦，蒙受危害。因此主张张闻天继续当党的总书记的职务，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张闻天的信赖。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张闻天主持会议，经过讨论，会议宣布决定“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政委，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当天，军委即将上述决定通知各兵团首长。但是张国焘表面上暂时作罢，实际上却提出各种错误主张。对此，张闻天和毛泽东共同商议，团结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一起与张国焘开展说理、劝说等一系列斗争。
9月9日，张国焘不听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精辟分析，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反对北进，坚持自己错误的“乘势南下”的主张，同时，背着中央，电令给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叶剑英看到电报后，即到中共中央驻地将它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感到情况紧急，立即与张闻天、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等待张国焘率部队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他们三人当即到红三军驻地，和周恩来、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定中共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迅速离开甘南。会后，又作了种种部署，并电斥张国焘主张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绝路。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分裂错误及今后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讲述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在战略方针上的争论。他说：我们现在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没有出路、后面没有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当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决议是不对的。”张闻天在总结发言时，对毛泽东的报告作了补充。他明确指出：“和张国焘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在红军建设上，不要党的领导，红军变成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是要拥护他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张闻天和毛泽东还是主张争取张国焘，张闻天说：“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会议在张闻天主持下，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方针是错误的。中央同张国焘分歧实际上是政治形势分析存在着原则上分歧，并号召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开展坚决斗争。长征途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等同志同张国焘展开坚决的斗争，使党和红军又一次脱离了生死攸关的险境。
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莫斯科经过新疆到达延安。1937年12月增补王明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王明离开莫斯科回国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曾叮嘱王明：“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可是，王明回国后，把这些嘱咐抛到九霄云外。他提出了与中共中央相背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观点。他以“钦差大臣”自居，在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时，多次违背党的组织纪律，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和宣言，甚至企图在武汉建立第二个中央，凌驾于张闻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之上，以自己为中心，兜售自己的右倾观点。为了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遣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8月，在苏联治伤养病的王稼祥回国，把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带回延安。9月，王稼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还特别关照王稼祥转告王明“不要竞争了”。共产国际指示明确肯定了毛泽东担任党的总书记。可毛泽东没有同意，仍要求张闻天继续当下去。张闻天考虑到当时王明回国后的实际情况，遂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暂时没有将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讨论。
193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主持大会，并在会上作了组织报告，全会进一步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后来，张闻天在延安整风中明确指出：“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六中全会结束以后，张闻天主要抓宣传教育工作，主动把党的领导工作转给毛泽东，把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迁到毛泽东住处。张闻天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后，我当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刘英回忆，毛主席是大事抓得紧而不爱管具体事的人。所以一般的日常工作还是由闻天处理，中央秘书局也跟着闻天。后来，张闻天曾多次提出把总书记的名义辞掉，但都没有成功。直到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改组书记处，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张闻天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主席委员，才不再任党的总书记职务。
张闻天和毛泽东紧密合作，为确立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党的正确路线，彻底摒弃和排除几次“左”倾错误，为推动我国民主革命进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五、共同确定统一战线
长征胜利，红军落脚在陕北以后，也是中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到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因此，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自1935年2月17日始，中共中央在驻地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通常所称的瓦窑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和毛泽东又一次通力合作，和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张浩等同志一起，批评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瓦窑堡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张浩从苏联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决议精神。会议主要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在会上，张闻天就政治形势与策略问题作了报告，并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最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明确指出：“在目前来说，‘左’的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显然，这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对国内外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分析了当时形势的特点，提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1936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开展白军工作。”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扩大红军”的方针，确定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决议还提出了当时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
张闻天在发言中完全同意毛泽东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大踏步进退、集中兵力于主要方面、战略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等作战原则，并诚挚地联系自己思想认识过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吸取历史教训，“教育我们同志，使同志们能灵活运用。”
会议在开展讨论政治问题时，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产生了争论。毛泽东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的危亡关键时刻，不仅工人和农民、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会有要求抗日的可能，应当联合抗日。并且从中国国情出发，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变的失策，就在于套用“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这一理论。双方争论非常激烈。张闻天和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会议最后，张闻天作总结，明确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会议决定了三件事：一是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二是东征（同时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三是派刘少奇去北方局。
毛泽东对张闻天主持的瓦窑堡会议十分满意。12月19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与任务）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可惜你没有来参加。”同日24时，毛泽东又在致林彪、彭德怀、叶剑英、程子华电报中说：“政治局已开了三天会，很好的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力量与任务。”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后来，毛泽东还根据会议决议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著名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瓦窑堡会议和报告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左”倾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环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头脑，在蒋介石的无穷欺骗和很多次的武装袭击中，不受骗、不上当，使革命力量不遭受损失。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建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改变了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但是，当时正处在红军长征途中，所以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及急待解决的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出决议。长征胜利结束，红军落脚陕北，中共中央才获得可能去有系统地阐明党的政治策略上的问题。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就是这样性质会议和报告。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而这次会议能够开得成功，主要是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精神，而张闻天以党总书记的身份主持了这次会议，积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张闻天与毛泽东密切配合，由于果断地采取一是转变白区工作方针和联合地方实力派（首先是东北军）等一系列具体步骤，二是组织各条战线实行政策策略的转变，加强了统一战线的工作，三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地把“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的方针，四是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并开始了同国民党再次合作的接触和谈判。瓦窑堡会议决议为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
六、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上午，张闻天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从对西安事变矛盾性质与发展趋向的正确分析出发，提出我党处理事变的根本战略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对蒋的处置，张闻天明确主张“对妥协派（指蒋介石）应尽量争取”，“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在19日的会议上，张闻天赞成处理西安事变“分两手”的策略，并把这两手概括为“和平调解”和“防御战”，确定为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途径，还明确表示，不能采取苏联的立场。会后形成的两个重要文件（分别由张闻天和毛泽东起草），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纲领和具体方案。21日，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进而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一着：“放蒋”，即在六项条件下“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在“放蒋”、“扣张”后西北上空战云密布的复杂惊险局面中，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采取正确对策。一方面，用各种办法策动各方调停，维护国内和平；另一方面，令红军出陕南，与张、杨方面团结一致“真正地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而且，张闻天还亲临十分险恶的西安，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杨尚昆等共商对策；同时，与在后方的毛泽东、朱德等电报往来商量，最终决定改变打起来也不参加的方针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争取最后的和平的方针。
中共中央的决策使友军深为感动。三方最高军事会议终于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国策，表示在此前提下中共愿作出四项保证。此后，国共两党正式重开合作谈判。张闻天同毛泽东一起领导了持续半年、跌宕起伏的谈判。张闻天不仅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讨论谈判的原则、条件和具体方案，而且在谈判开始前和进行中，还根据形势的变化和谈判的情况，就谈判的立场、方针、内容、策略、条件（例如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组织领导、指挥系统、人事安排、经费、防地、作战方针等）给前方的周恩来等及时去电作出明确具体的指示。其间，许多电报绝大部分系“洛毛”签发。谈判结果，不仅达成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设总指挥部的协议，还达成将长江南北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在南京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政治犯等协议。
谈判取得的成果，在红军、苏区方面，保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共产党既取得了公开合法地位又保持了独立性。这就为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张闻天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他一生对党和人民、对中华民族作出的又一次重大历史贡献。
在党中央总书记的任上，张闻天非常尊重毛泽东。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张闻天和毛泽东，一个作为总书记，一个作为领导核心的成员之一，密切合作，相互配合，他们的关系也是合乎原则的。特别是张闻天在中央很多文件或电报上都与毛泽东联名签署。据档案记载，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开始，至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有洛甫或张闻天署名的电报为451件，其“洛、毛”或“毛、洛”联名的多达286件，占总数的64％。
张闻天不居功不争权，不独断专行，不摆领导架子。但他坚持独立思考，按原则办事，认为毛泽东错的东西也照样批评。在西安事变时，张闻天曾在会上当面批评“审蒋”的口号不妥。1936年1月31日在延安召开军事会议时，他曾在书面发言中批评毛泽东瓦窑堡会议上关于军事战略问题报告中的一个提法，说“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任务的第二项是不适当的”，把“打通苏联作为战略方针之首要任务也是不对的。”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毛泽东的意见也不止一次。可毛泽东当时还是尊重张闻天总书记的地位，而且对张闻天的民主作风也是满意的，并一再向人谈及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因而刘英就被称为“娘娘”。他因管军事，又自封为“毛大帅”。于是“明君”、“娘娘”、“大帅”，就在少数领导同志和熟人的圈子里称呼了一阵。足以说明当时毛泽东与张闻天之间亲密无间和生动愉快的关系。
（作者系原张闻天故居管理所所长、川沙县文化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