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了。它标志着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长征的胜利不仅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而且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在长征中，在党和红军面临灭顶危险的重大转折关头，张闻天坚持真理，一心为公，为长征胜利和党的事业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根据所学知识对校友张闻天在长征中所作出贡献的认识谈谈心得。
一、寻求真理，探索革命道路
2015年是河海大学建校100周年。在这100年的发展历程中，河海大学经历了风风雨雨，经过一代一代人的传承，为我国的水利高等教育事业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00年前，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水利凋敝，江河泛滥。当时黄河、长江、淮河、海河、珠江等流域发生系列大洪水，灾害频发，黎庶沉沦。社会各界治水救民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当时我国严重缺乏水利建设人才，无法完成治水重任。时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总裁兼全国水利局总裁的清末状元、教育家、实业家张謇多方呼吁、四处活动，于1915年在南京创办了河海工程专科学校，河海工程专科学校成为我国第一所培养水利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培养出汪胡桢、须恺、许心武等一大批水利专家，还培育出沈泽民、张闻天、曹锐等无产阶级革命家。
1917年，17岁的张闻天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考入中国第一所培养水利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他在学校认真学习科学知识的同时，还积极接触马克思主义。张闻天在学校结识了比他高一届的学长沈泽民（茅盾的胞弟），由于他们志趣相投，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一起成为《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主要撰稿人，1919年8月19日、20日、21日，他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连载的《社会问题》一文。这是他认真学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生动记录。在这篇文章中，张闻天鲜明地宣传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并得出了中国革命不同于欧洲旧式革命，要靠工农起来彻底推翻封建统治的结论。在文章的结束部分还全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十条纲领”，他是南京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张闻天反抗旧制度、旧道德的意志更加坚决，他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9年9月离开深爱的“河海”，离开中国革命发源地之一的南京去国外学习。因此，张闻天寻求真理，探索革命道路是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迈出了第一步。
张闻天1925年入党后，被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后即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1月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继续担任中央常委、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1934年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0月随军开始长征。长征是张闻天革命一生的高峰。
二、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中央红军所在的中央苏区，在鼎盛时期的面积为8.4万平方公里，比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还大，相当于两个半海南岛；人口450 多万，是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的人数也达到13万。以中央苏区为依托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后拥有13个苏区，总面积达4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万。这么大一个中央苏区和“红色中国”，怎么几乎丧失殆尽呢？从党的领导方面而言，这主要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推行错误的政治和军事路线的结果。由博古负总责的中央领导，面对国民党反动集团调集50万重兵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不仅将毛泽东排斥出党政军领导岗位，还抛弃前四次反“围剿”战争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指挥下取得胜利所采用的战略战术，在许多方面听凭所谓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历经一年的消耗，中央红军遭受重创，中央苏区愈益缩小，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周恩来总结这段历史说：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不得不退出江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直接原因。第五次反“围剿”在中央苏区的失败，无疑要归咎于错误路线。但导致这个结果后怎么办？在当时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死守，与中央苏区共存亡；一是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继续死守是条死路，所以在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作出战略转移的决定才是挽救中央红军正确选择。
三、张闻天为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召开提供了理论和组织贡献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按理应该在党和红军领导人中进行充分的讨论和政治动员。但是，一些准备工作，自广昌失守以后，只是在最高“三人团”中秘密进行。却忽略了对全党全军的政治动员、思想教育。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从理论上对红军战略大转移重大意义作出分析和解释。公开透露了红军准备转移的信号。文章首先回答了红军必须进行战略大转移的必要性。他从总结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入手，指出“我们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决不能解释成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就可使我们得到胜利。这种见解，实际上是把革命当做只是一种向上的，直线式的，不断胜利的行动，或是一次的、短时期的、在一个战线上的英勇的决斗与突击。这种对于革命的抽象的了解，必然会想出种种‘抽象的公式’或‘教条式的药方’来限制自己的活动”。张闻天作新的解释：“我们依照当时的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进攻路线。”他明确指出：“国内战争是整个时期的长期的死战，而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完成。在这种决战中，我们可以在某些区域得到空前的伟大的胜利，在有些区域则可能遭受部分的挫折。”张闻天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实际上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的观点，提出并阐明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尤其是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要善于运用退却、缩短战线、转移地区的斗争方式，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今后争取胜利的观点。张闻天的辩证思维和远见卓识，使党和红军为之耳目一新，为主力红军突围西征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对遵义会议产生重大推动和促进作用的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四人，其中张闻天尤为关键。长征初期，“三人行”构筑了遵义会议的“物质基础”。长征出发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就是这一“三人行”，揭开了日后一出惊天动地历史话剧的序幕。这三人同行的相处中，毛泽东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张、王，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当时，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的书记处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职务是最高的，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遵义会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遵义会议从根本解决了军事路线之乱。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扩大了主要军事领导人，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统一全军的思想。
通道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行军方向。1931年至1934年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1934年12月，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受惨重损失，8.6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引起党和红军中许多人的不满。张闻天指出：湘江战役通过四道封锁线后，红军损失惨重，敌人发现了我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展开包围。此时毛泽东明确向张闻天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应改为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他们二人的这次谈话是通道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在湖南西北通道的县城举行的通道会议上，李德、博古仍让部队北行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被人们视为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二号人物张闻天带头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正是由于毛泽东的主张被会议采纳，改变了红军长征路线向贵州进军，逐渐扭转了危局。使红军避免了与兵员数倍于己的敌人正面交锋的危险，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成为可能。
通道转兵进入贵州后，张闻天把自己通过会议形式更换领导的想法首先告诉了王稼祥：“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吧！”王稼祥把张闻天的这些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转告给了毛泽东。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耿飚曾说过，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开。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要解决当时最为急迫的组织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会上，张闻天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为会议确定思想基调。会上，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后，张闻天旗帜鲜明、全面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左”倾的错误军事领导，博古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应负主要的责任”。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然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接着王稼祥发言，支持张闻天的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并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会议结束时，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从此进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张闻天在会议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被会议指定起草会议决议，在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比较一致的意见”推举为取代博古、担任党的总书记。“担任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至此，张闻天在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变为领导全党的领袖。
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为遵义会议成功举行建立了丰功伟绩。无论从酝酿到召开，还是从贯彻到落实，在遵义会议整个过程中，张闻天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闻天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并使其落实的台前幕后第一主角。
在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他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或总书记身份出面管理和负责处理当时的重要组织关系和组织问题。在接任总书记后，他便很快布置开会讨论，向全党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随后又向苏区中央局、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发去他起草的传达遵义会议的《决议大纲》；主持会议通过发布了中央决定和指示，接受并处理各地发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再电告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的几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张闻天建议并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讨论决定的。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张闻天提议成立前敌司令部，决定由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同意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到达陕北后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四、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坚决斗争，维护了党内团结，使红军胜利会师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决定的北上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战略方针。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战略方针问题又尖锐地摆在中央面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再占领川陕甘；张国焘却要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张闻天先是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通过电讯联系同张磋商，交换意见。接着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指出按张国焘的方针行事，“对于红军极不利”，他还批评了“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指出应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1935年6月，张闻天主持两河口会议并发言，再次肯定北上的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同时坚决否定“西进”的错误方针。他还特别强调在组织上“应统一”，申明了北上方针及措施。
张国焘表面赞成北上方针，同意打松潘，但行动上却拖延迟滞，贻误战机。并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加强红军总司令部等问题为由，向中央讨价还价。为顾全团结北上的大局，中央一面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批评，一面委曲求全，尽量照顾张国焘在“组织问题”上的要求。张闻天甚至主动向毛泽东表示，自愿让出自己担任的党中央总书记职位，来换取张国焘共同北上。
在芦花会议上，张国焘担任了军委总政委。他才勉强执行军委为补救延误战机而发布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张闻天带领中共中央机关随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的右路军行动。张国焘却不顾反对，停止向右路军靠拢，并电令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在对张国焘一再劝告无效后，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举行中央常委紧急会议，果断决定中央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随后，立即开始了秘密脱险行动。张闻天亲自向李维汉布置任务，并交待他绝对保密。1935年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部离开危险区。张闻天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干部讲明当时险境，又亲自与彭德怀一起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当日，张闻天发布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重申“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号召左路军广大指战员“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张闻天在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从容以对，同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团结一致，紧密配合，成功地化解了危机，使党和红军又一次摆脱生死攸关的险境，充分表明了他是个称职的总书记。在随后主持的俄界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张闻天作总结发言，深刻阐明了同张国焘斗争的性质，预言了张国焘“组织第二党”的结局，并主张“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和陕甘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两地胜利会师，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五、张闻天的精神遗产
在这个中国革命的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但胜利完成了长征，而且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毛泽东逐步成为红军实际军事统帅过程中，作为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兢兢业业，尽心尽责，起到了他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时实行比较严格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张闻天负责完成了涉及有关全局的政治形势和策略方针的报告和决议的起草工作，他一直坚持集体领导，遇事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后再由他作结论。张闻天坚持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在绝大多数场合他都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因此毛泽东曾说张闻天是“明君”，开明之君。
毛泽东与张闻天都是领导长征胜利，改变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命运的当之无愧的主角。长征途中毛泽东突出显示了军事战略家的才能，张闻天这位中共中央总书记则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出发，紧紧抓住了事关全局的党的政治战略转变这件大事，推动和主持了一系列会议的召开，履行了一个政治战略家的职责。特别是张闻天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对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刘顺系南京河海大学档案馆声响档案室主任；姚光夫系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