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间，在北戴河海滨遇到刘英同志，她说起《张闻天选集》可望1985年8月他八十五诞辰时出版，还说：你同闻天交往的历史比我还长，能给他写点什么吗？我当即表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
闻天同志是我的老师、兄长和战友。从我们相识到他含冤逝世，我们之间亲密的情谊，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
闻天同志曾到美国勤工俭学。1924年初回国，当年深秋由上海来到重庆，先后在女二师和川东师范任教。肖楚女同志那时也在重庆，他们一道鼓吹“五四”精神，唤起青年觉醒，深得青年的敬爱，当然也招致旧势力的攻击。我的四哥暗公是四川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很器重、爱护闻天同志，组织党团员支持他，使他感受到集体的力量而愈加勇敢。这时，楚女和闻天同志是我们家的常客。我听暗公说，楚女同志是发宏论崇议的主角。而闻天同志显得温文尔雅。他在主编的《南鸿》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却尖锐泼辣、热情澎湃。1925年5月中旬，他和楚女同志终于被反动军阀驱逐出境。在离川前，曾在我家里住过一段时期。他一回到上海，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我去上海的前夕，暗公曾要我到沪后去会见闻天同志，可是那时他已去莫斯科了，未能如愿。
第一次见到闻天同志是1927年初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比我早到两年，当时已经兼任英文、俄文翻译和助教。1927年9月，闻天同志同王稼祥、沈泽民同志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员。我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上都得到他兄长般的照拂。第二年夏天，闻天同志就同稼祥、泽民同志等进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去了，但他还来中大兼做一点工作。闻天同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的学习和工作，为他打下了比较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当时，我们对中国革命问题，都接受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的决议，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但也受到六大决议的局限。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和策略，是直到后来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才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在中大，我们一起参加了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闻天同志观点鲜明，态度坚决。他富有学者的气质。他以勤奋博学，加上平易近人，为大家所敬佩。
1931年1月，我和闻天同志结伴回国。列车带着我们横越西伯利亚，到双城子后换车，行抵绥芬河边界，在一个秘密交通站改装，当夜就由一位苏联同志带领我们越境。我们两人默默地跟着他走，周围是白皑皑的雪原，眉毛上都结了霜花。闻天同志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黑夜走路踉跄不已，那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我们翻过了一座大山，就到了祖国边界的五站了。神秘的旅行继续进行，抵达上海时正巧是旧历新年。我们在四马路一个小旅馆住下，按约定的办法与党中央联系。当时正值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上海组织的情况较乱，等了几天都未见来人联系，我们非常着急，又不便整天等在旅馆里，于是我们就分头上街，想碰见熟人。真是凑巧，果然在马路上遇见了一位莫斯科的同学，由他的转达，当晚就接上了关系，第一个来看我们的就是秦邦宪同志。组织上分配我到全总负责宣传工作，闻天同志则接替泽民同志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九一八”事变后，闻天同志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代表中央指导江苏工作。那时我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经常出席省委会议，我们见面的机会又多起来。记得1932年夏天，闻天同志用化名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分析中国经济的性质，论证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有力地批判了托派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可以取消民主革命的观点。在当时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闻天同志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是很有功力的。
1932年秋，我调任中央宣传部长，在闻天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们接触更多了。他很重视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多次同我谈到，在文艺与宣传方面要反对关门主义和机械论，要利用各种各样的、活泼的、群众性的宣传鼓动形式，切莫搞死板的、千篇一律的“党八股”。
1933年2月，我和闻天同志又在瑞金会面。我在宣传部，协助闻天同志工作。他强调宣传鼓动工作要来一个改变，并准备召开一次中央苏区宣传工作会议。为此，我写了《转变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经闻天同志审阅后，在苏区《斗争》上发表了。文章批评了宣传工作中的“千篇一律”和“党八股”。这些重要的思想，实际上是闻天同志的。
诚然，从上海到瑞金，临时中央是听从共产国际指挥、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闻天同志身处其中，自难逾越历史的局限。“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闻天同志开始没有认识到国内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一度宣传了所谓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左”的观点。但随后不久，他的思想就有了变化。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十九路军将士奋起抵抗日军，上海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闻天同志和我都身历其境，体会到了阶级关系的变动。(⑴⑷)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逐渐体察到“左”倾关门主义的做法，不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提高了对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闻天同志首先在他熟悉的文艺、宣传等问题上突破“左”的束缚，反对“左”的观点。这时，闻天同志已经显露了他一生中最可贵的品质，尊重实践，坚持真理，勇于独立思考，勇于否定一切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
到中央苏区后将近两年时间，闻天同志对“左”的错误及其危害的认识逐渐发展和深化。在经济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层统一战线策略、反对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等方面，都同博古、李德等人有分歧以至有斗争。在讨论广昌战役的一次军委会议上，闻天同志对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拚而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提出严肃的批评，引起博古同志的反感，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双方因此公开争论起来。我觉得，闻天同志逐步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是有其发展过程的，是合乎辩证法法则的。这样，长征前夕他就同毛泽东同志逐渐走到一起，在遵义会议上，他完全转变到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一边，思想上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遵义会议是党的伟大转折。闻天同志在这次会议上所作出的贡献，是他革命一生中的光辉篇章。
我当时是三军团政委，与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一起列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我清楚地记得，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闻天同志讲完之后，泽东同志接着发言，分析了“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症结所在。我们这些在前线担任指挥的同志，都以亲身经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赞同泽东同志的发言和闻天同志的报告。遵义会议决议是闻天同志受与会同志委托起草的。2月5日，到了“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常委决定闻天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闻天同志非常尊重毛泽东同志。他总是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表现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磊落胸怀。
闻天同志在长征中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一道，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岁月汰洗了记忆中的许多往事，但是当年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长征到达懋功，一、四方面军会合。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沙窝会议，又决定组成左、右路军，分兵两路过草地北上。张国焘耍两面派，会上同意，会后又不执行北上方针，仍坚持南下逃跑路线。北上还是南下，斗争相当激烈。那时以军委总政治部名义办了一个油印刊物，名叫《干部必读》，闻天同志、陈昌浩同志(任右路军政委)、凯丰同志都是编委，我当时任总政副主任，也是编委之一。当我们到达包座西北的潘州城的时候，闻天同志写了一篇论北上、南下的文章，照例拿到编委会上集体讨论。文章词句并不尖锐，但观点很鲜明：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是退却逃跑。文章还没有全部念完，有个编委就火冒三丈，强烈反对。闻天同志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他这篇文章没有得到发表。
我们过了草地到达班佑以后，发生了张国焘发出密电企图危害中央的事件。在这个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闻天同志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紧急决定，立即率一、三军团脱离险区。刘英同志对我说过，那天闻天同志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部队讲明当时危险处境，还亲自与彭德怀同志一起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这样，我们才脱离了险区。
9月12日，在俄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是闻天同志主持的，毛泽东同志作的报告。闻天同志在总结发言中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阐述了中央尽量争取张国焘的正确方针。
回想起这一事件，我深感闻天同志对张国焘分裂阴谋的斗争是坚决的。他同毛泽东同志紧密配合，采取正确的策略，为保存红一方面军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队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以后，闻天同志主持党中央常务工作，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所起的历史作用，也是值得称颂的。
记得初到陕北时，我们兵分两路。我随毛泽东、彭德怀同志带部队进行直罗镇战役；闻天同志带领中央机关到瓦窑堡安家。他这时明确提出“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闻天同志迅速行动起来，首先，按照毛泽东同志同他商定的意见，对陕北肃反问题负责具体处理，纠正了“左”的错误，把刘志丹等同志救了出来。紧接着，又纠正了“加紧反对富农”的过左政策，提出实行联合富农或中立富农的政策。1935年12月，主持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就是闻天同志起草的。
为了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高潮，闻天同志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增强内部团结。1936年2月，他支持毛泽东同志东征的决策，和毛泽东同志一起东渡黄河，亲临前线；5月又回师西讨。经过东征西讨，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红军的声威。闻天同志还为促成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付出了心血。另方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闻天同志协同毛泽东同志制定了联合东北军的方针；8月25日，为党中央主持起草了致中国国民党书，直接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组织国共两党共同反日的坚固的统一战线；9月1日，中央书记处又下达《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适时改变了“抗日反蒋”的口号。接着又召开九月政治局会议，通过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正确地估计了在新形势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及时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我参加了这次会议，知道这个决议也是闻天同志起草，经毛泽东同志改定的。西安事变爆发，我在三原、云阳前线。那时党中央日夜开会，毛泽东同志是这些会议的领导者，而主持会议的则是闻天同志。事变期间，中央的不少电文也是闻天同志的手笔。他是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中央领导人之一。
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闻天同志是我们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对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民族是立了大功的。但他谦虚谨慎，平等待人，从不计较名位，从不独断专行。他总是无情地解剖自己，以期引起党内同志的警戒。这种虚怀若谷的胸襟，令我非常感动。
尤其可贵的是，他还在实践中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克服自己的弱点。延安整风开始时，闻天同志就提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1942年1月，他身体力行，主动要求下乡，亲自率领农村调查团到陕北、晋西北，进行了一年又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抗战胜利以后，又主动要求到东北从事地方工作，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探讨经济建设方针，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这种脚踏实地、追求真知的精神，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全国解放以后，闻天同志从事外交工作，我在中央办公厅。1955年，他从驻苏大使调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回国之前，托访苏的各种代表团陆续带回他的书箱，都由我代收。我当时就想，闻天同志当了五年外交官，还是致力于研究学问的啊！
闻天同志书生本色的主要表现，当然是那种正道直行、刚直不阿的品格，是那种上下求索、坚持真理的精神。这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闻天同志7月21日在华东组作了长篇发言。当时会议上的气氛对彭德怀同志已经不利，但是闻天同志还是作了一个很系统、很完整的发言，从理论上分析“大跃进”的缺点和影响。他还追根穷源，批评了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片面性，认为有了政治思想工作，还要注意经济规律；强调主观能动性，还要考虑客观条件；提倡共产主义风格，还要实行物质奖励；“好大喜功”也要根据实际可能等等。闻天同志还谈到党内民主问题。毛泽东同志那时号召大家敢于提不同意见，不怕撤职、开除、离婚、坐牢、杀头。闻天同志赞成提倡这种精神，同时强调“问题的另一方面”：“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可惜这些出自肺腑的忠言没有被接受，接着，千钧霹雳就直轰下来。彭德怀同志的信与闻天同志的发言被斥责为“互相呼应，武文合璧，相得益彰”。闻天同志已经被看作是“军事俱乐部”的“副帅”，眼看着庐山这场政治风暴将他席卷而去。庐山会后，闻天同志离开了外交部领导岗位。他要求换掉高级轿车，说是既然不做工作了，沿用原来的配备就属浪费。我当即答复，闻天同志政治、生活待遇一律不动，他还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嘛！外交部办公厅专门召集闻天同志的秘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等工作人员开会，要求他们一如既往为闻天同志服务。
1960年冬，闻天同志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他并不因受打击被排斥而丝毫减轻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他精心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断将研究心得写成文稿，送给毛泽东同志。我印象特别深的是，1962年闻天同志到南方调查后写的《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提出了很好的政策建议。每当我接到他的文稿，都仿佛触摸到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油然生出一种敬意。他在这一时期还写了许多笔记，集中探讨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他强调发展生产力，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他把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他认为要重视改善人民的生活，物质利益对群众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当然，物质利益和思想教育是分不开的，他强调价值规律和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认为一切生产计划，都不应违背经济规律，应该用经济方法去领导经济，他主张按比例的渐进，反对盲目冒进，他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认为应该由厂长、工程师、专家集中管理，等等。这些都是医治“左”倾病症的良方。可惜在当时只能是“旁观者清”而已。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关起来了。从此同闻天同志不通音问，连他1976年冤死江南，我都木然不知，以至不能遥对南天，一洒悲悼之泪。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才陆续听到闻天同志在十年动乱中的遭遇。党内同志都传颂他在“六十一人案”的问题上不推诿，不含糊，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独自承担责任。闻天同志平反昭雪之后，我又读到他在肇庆被监护期间所写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文章，知道闻天同志在年老力衰、失去自由的困境中，仍然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为之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事业。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针对着“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分析产生的原因，探讨怎样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党和国家、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和党内斗争，寻求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在肇庆遗稿里，我看到闻天同志对“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曲折历史进行的认真的思考和总结。他在肇庆写下的这批文稿，充实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时也生动地体现了闻天同志的崇高品格。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而又有远见卓识；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真正是毕生奋斗，坚持真理，竭忠尽智。闻天同志无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缅怀闻天同志革命的一生，我觉得，闻天同志是共产党人的楷模，他光辉的革命业绩、卓越的理论贡献、崇高的道德品质，是我们党、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闻天同志的业绩和品德将永远鼓舞我们，给我们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我愿和全党同志、全军战友、全国人民一起，向闻天同志学习。
一九八五年六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