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战军同四方面军的会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这一会合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大大地加强了我们同敌人作战的力量，便利于我们更大规模的消灭敌人。因为这一会合：大大的提高了全体红色指战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战斗情绪与胜利的信心：
（一）使两大主力在过去长期革命中所取得的丰富的经验得到了相互的交换与总结；
（二）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行动的两大主力，现在完全放到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
这一会合，虽是在松理懋等县地形上不利于作战物质给养上非常困难的地区，但正是这一地区使我们能够利用地形箝制追击与进攻我们的敌人，使蒋介石刘湘一切阻止我们会合的企图归于失败，使野战军得到了整理休息的机会，尤其是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大大地缩短了我们野战军从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转到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间。
但红军主力长久地停留在这一地区，就在这一地区内建立苏区根据地，显然是不利的。因为这种不良的地形，使我们不能以大踏步的进退去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的消灭敌人。这种地形虽便利于我们箝制追击与进攻我们的敌人，而同时也便利于敌人封锁我们。给养的困难，在这一地区内是不容易解决的，并且在我们的西北与西南则是广漠无际的青海草原与西康，很难成为我们后退的依托。
敌人现在正在使用全力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内的。杨森、邓锡侯的部队正在从南面建筑工事，逐步推进。在东面则刘湘、孙震、李佳钰等部队正在完全封锁岷江以及威洲到北川以南的地区。胡宗南以及他所指挥的27个团，则正在平武松潘一线筑工前进。蒋介石的主力也正在川军的后面集结待机。甚至在我们西面西康与丹巴一线，刘文辉、李抱冰也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防止我们向西康的发展。蒋介石封锁我们在这一地区内的企图，是十分明显的。
我们不能长久地停留在这一地区。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来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由于我们进入这一地区，造成了我们在陕甘建立苏区根据地的可能，现在我们必须利用这一可能，使这一可能变成实际，而不使蒋介石的封锁政策压去了我们这种可能，把我们逐渐压迫到对于红军极不利的西康与青海草原的地区。
为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的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的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们工农红军目前的紧急任务。
用最大的努力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克服一切粮食、道路、山地、河流的困难，坚决消灭当前的敌人，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是我们全体红色指战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唯一的意志与唯一的决心！这是我们野战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第一次共同的作战。我们相信，我们无论如何能取得这一战役的完全胜利！
在这一胜利之后，我们就能够转入川陕甘广大的地区内同敌人进行运动战，在连续的胜利中求得临时依托之所，一直走到苏区根据地的建立。在我们没有建立苏区根据地以前，战争不能不带有大规模游击战争的性质，但这种游击战争的性质，由于我们到达了原定地区，由于我们同四方面军的会合，所以同过去我们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不能不有质量上的不同。以整个时期看来，我们过去的战略方针放在到达一定的地区上，而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原定的地区，同四方面军已经取得了会合，因此，寻求决战的胜利，成了目前我们最中心的任务。这种胜利的可能，由于我们与四方面军会合，而更其增加了。我们现在还处在从完全无后方的游击战，转变到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期。转变的决定关键，完全依靠于决战的胜利。只有决战的胜利，我们才能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
川陕甘三省是一块很广大的地区。在取得松潘之后，我们或将首先取得甘肃东南或川北一部分地区。到底在川陕甘那一地区开始创立根据地，就决定于当时的敌情，与我们同敌人作战的胜利与胜利的大小。为了寻求运动战消灭敌人，红军主力常常不能停留在已经开始赤化的地区内，而需要转移地区，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作战，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而转移的范围，也就在川陕甘地区内。关于深入赤化的任务，却落在一部分红军、游击队与地方党的肩膀上。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一定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
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做坚决的斗争。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而产生的。克服在创立苏区根据地中的一切困难，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做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但同时必须同左的空谈作斗争。这种空谈表现在对于敌人力量过低的估计，与过分的夸大自己的力量。这些空谈实际上也不是在紧张的动员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克服我们前面的一切困难，拼着性命去战胜当前的敌人，而是在拿一些好听的词句催眠我们，使我们在美丽的幻梦中间寻求自己的满足。
胜利必然是我们的。但只有我们的艰苦奋斗与同敌人残酷的血战，才能取得胜利！
【选编说明】
本文写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同中央在战略方针问题上最初暴露分歧的时刻。写作日期为1935年6月24日，地点在四川懋功（今小金）的两河口。文章全面论述了中央提出的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提出红军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夺取松潘”。文章对于张国焘要求向西南退却的错误主张，指名地进行了批评。指出，这是“要避免战争”和“无止境地逃跑”。并指明：“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作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据查考，这篇文章的写作比确定北上方针的两河口会议早两天，比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早4天，是长征中明确批评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系统阐述中央北上方针的最早文献之一。虽然中央这次预定的目标由于张国焘的延误而未能实现，然而这篇文献所阐述的红军北上的战略方向则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此文目前见到的稿本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于1935年6月25日印行的单篇署名文章，本书即按此稿排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