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反动的《大公报》曾经这样讲到陕西苏维埃革命运动：“徐向前朱毛之趋向，尚不尽明，今姑暂不论之，而专就陕事一言。第一，国人应注意者，现在不独陕北有匪，陕南亦然。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迄未扑灭，故论陕乱，不能专看北部。第二，过去所谓陕北，系指归榆林、绥德、延安属，近则韩城一带亦见匪踪，是由陕北而关中矣。第三，就陕北言，兵队确不为多，就全陕论，则目下集中之军队，殆不下10师以上，而匪方总数，通南北计之，有械者当不过万余。由第一、二两点，可知陕乱之轮廓，由第三点，可知迄今为止，军事效率之不良，证明此后应努力之点，不仅军事上的问题而已也。”
“关于农村赤化问题，陕北确甚于陕南。陕南匪区小，为时亦暂，陕北则有广大之区域，与较久之根据地故也。大体言之，陕北23县中，近唯井岳秀师担之归榆林府属5县及米脂县情形较安。绥德以南迄延安鄜州一带，七八百里间，路早不通，多不可问。近月陷城之县有六，即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定、靖边。高桂滋师驻绥德，目下可维持两三县，余不可及。近时最危者，为延安城之运命，驻有井、高两师部队，已月余不通音耗，延安以南，情况更不可知，要之纵横数百里间，殆尽成赤化，较之赣事紧急时，其区域之广大相若”。（7月29日社论《论陕乱》）
山西老军阀阎锡山于7月22日在绥靖公署及省府纪念周报告上也说：“陕北共匪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见7月23日《大公报》）
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则说：“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其枪有万余。匪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为匪主力部队，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则甚多，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川、延长、保安、安塞、安定等。靖边一度陷落，顷已收复。本自去岁开到陕北接防担任‘剿匪’后，与匪大小战不下百余次，其后困扰乱绥远之杨猴小匪部窜至陕境，本人抽兵前往堵剿，同时冯钦哉部又调至陕南镇慑，以防范徐海东‘匪部’，官兵之力量薄弱，匪军之防地乃愈扩大。当时所被占有十县之地，防线延长，交通不便，如是‘剿匪’更为不易，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见8月1日《大公报》）
关于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该报同日有这样的记载：
“徐海东于七月中旬率悍匪三千余众，由商县、雒南、镇安、柞水等县突围而去，是役追击‘徐匪’之警备第一旅唐嗣桐旅有两团覆灭，唐旅长被俘，终以身殉。其后匪部即过兰田，出洛南山口。窜长安县境之引驾回镇，另有一股由子午口窜出，两地距省城均四五十里之谱。”
据我们所知道的徐海东同志所领导的二十五军以前曾占领甘南之两当、徽县，逼近天水，陷泰安，渡渭水，而至陕甘之交，取得许多伟大胜利，现在想来已与陕北之二十六军取得了联系。
从反动报纸上来看，甘南之东部也有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尤其在庆阳五属。“该地毗连陕西、宁夏边区，地面辽阔，人烟稀少。山脉起伏，槐林密茂，昔在升平之际，犹复跳梁出没，近年国家多故，共匪仍据险发展其意志。于是时而猖獗，时而敛迹，行动诡秘，声东击西，去冬攻曲子，陷长武，陇东震动。击此则彼窜，击彼则此逃。遇大军则化整为零，隐匿深山，遇小军则啸聚猛扑，施其淫威。”
从各种反动报纸上看来，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这种发展使所有反动统治的领袖张惶失措，拼着性命动员他们所有的力量来同苏维埃与红军做斗争。7月27日起在西安所召集的“西北剿匪会议”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然而一切这些是徒然的，响应着陕甘红军与赤色游击队的活动，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了甘南的重要地区。这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8月20日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补充决定》）这将大大的推动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前进，发动千百万西北劳苦群众为苏维埃革命而斗争。
反动统治消灭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一切企图都是徒然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建筑在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与政治的矛盾之上的。反动统治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因而也无法消灭甚至防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
普遍的水灾，国民经济的崩溃与破灭，帝国主义者、豪绅地主与官僚军阀的残酷统治剥削，是造成陕甘以至全国的革命运动的基本原因《大公报》的统计：“陕西全省九十二县，灾区约占三分之二，灾民约达二百余万，均辗转流离无法谋生，诚为空前浩劫。”（7月7日）今年陕西省水灾的惨状是我们不能用言语形容的。
在邻近陕西省之山西省情形也不见佳，阎锡山在7月29日纪念周报告中曾叹息地说：“山西自身，为国民经济崩溃之身。山西国民经济已成破产之势，十室九空，十村九困。在此情形下，邪说乱言最易煽惑，此尚为肤皮之病，非心腹之患。所谓心腹之患者为何？即土地私有是也……土地制度给共党露下一个大空隙，故共党与国家独制枪炮军火之下而犹能突占城镇，组织政府，抵抗国军。且各处与共党作战，无不是以十倍以上的兵力，数十倍以上的民力，数百倍以上的财力，数千倍以上的械弹补充，而每为匪军所困者，岂能不究其所以然乎？今日山西共祸业已临头，确非十六年之景象可比。
“现社会对于共产党露有大空隙，已如上述。山西除露有此大空隙以外，而有十室九穷农村破产之坏现状，再加上左倾学说及失了统驭的教育，大家思想虽无外来之赤化势力，就是本省的赤化势力，是不是要一天大于一天。无论何人不敢说不是一天大于一天。既是一天大于一天，总有发生危险之一日，今更加以邻省既有赤化的武力，影响于共产党之气焰甚大，共产党之气焰愈高，而坏人之气焰亦愈高，若陕乱长久不平，山西自身之危险即不堪设想矣。”（7月31日《大公报》）
事实即是如此明显，就是反动统治中最顽固最封建的代表阎锡山也不能不有如此悲痛的自白。
反革命的头子蒋介石对于全中国革命运动也不能不有这样的估计。他在给各省军阀的电报中公开地说：“现在国步维艰，欲救危亡而‘剿匪’实为当务之急。凡为军人均应激发天良迅完任务，乃查数月以来，各方‘剿匪’成绩，不但毫无进展，致贼势益张，零匪蜂起，潜滋极大，隐患堪虞。”（这是△△△于7月28日转给他的部下的，蒋介石的“删△△参蓉电”，这次我们在缴获敌人材料中检得的）
这是反革命头子蒋介石的自白证明：不论敌人怎样拼命，然而他们无法消灭，甚至防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西北各省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更是在大踏步的前进中。
让那些没有气节的机会主义者去悲叹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低落，去歌颂反动统治的日益巩固吧。能够解决产生中国革命其根本矛盾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与它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将踢掉这些障碍物，肃清自己前进的道路，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而斗争！
【选编说明】
这是张闻天在红军长征突破腊子口后，到达甘肃哈达铺写的一篇“读报笔记”，写作日期是1935年9月22日，原载《前进报》第3期（1935年9月28日出版）。据一些老同志回忆，红军长征落脚陕甘边区的决定，最初是毛泽东在哈达铺从敌人报纸上看到陕甘地区有红军和根据地后提出的，但这件事过去没有找到文字记载。而近来发现的张闻天的这篇笔记却是一个有力地证明。笔记详细摘引了天津《大公报》关于红军在陕甘活动的消息后指出，以完成8月20日毛儿盖确定的目标下重点在陕甘的最初意向。同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央这一决策，是集中了包括张闻天在内的集体智慧而作出的。笔记还对陕甘游击战争的普遍发展原因作了深刻地分析。这篇文献发现后曾于1987年在《中共党史资料》第22辑上重新发表。本书这里是根据该刊校订过的文稿排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