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同志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姐。近十年来，她应约在《人民日报》、《望》周刊等报刊上，相继发表了不少文章，回忆自己的革命经历，回忆她和张闻天同志几十年风雨同舟、命运与共的历程，得到各方面的好评。现在中共党史出版社结集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大姐回忆文章提及的许多事情是我和他们共同经历的，自然地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和对闻天同志的怀念。
我认识刘英同志，是在她结束留苏生活回到中央苏区以后。同张闻天同志认识，则早在1927年底我到莫斯科学习时。他曾在重庆从事新文化运动，得到我四哥杨公的支持和帮助，还在我家里住过；李伯钊又是他的学生，所以我同闻天同志的关系比较亲近。1931年初，我们两人一起被派回国。从上海；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直到长征出发前不久我被派到三军团当政委，不少时间我在闻天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
闻天同志喜欢研究问题，坚持独立思考。他善于从错误和挫折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纠正错误。他在上海就提出反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到中央苏区后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同博古等同志发生分歧，他被排挤到人民委员会。在同毛主席合作共事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长征出发前我们在《红色中华》上读到张闻天写的署名社论。这篇社论中的许多新思想，如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关于保存有生力量以争取胜利，关于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特别是退却和必要时转移地区的方式，是闻天同志在接受毛主席军事战略思想的基础上，坚持独立思考，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血的教训的结果。
闻天同志不居功，不争权，谦虚谨慎，严于律己。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闻天同志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央苏区时期，闻天同志就多次公开批评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同博古等人进行争论；在长征途中，他又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左”倾错误领导进行反复斗争，并首先把要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提了出来；在遵义会议上，闻天同志第一个站出来，系统地批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所以，遵义会议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由闻天（洛甫）同志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但闻天同志再三推辞。。本文是杨尚昆同志为刘英同志著《我和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一书所写的序言，标题为编者所拟。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直到二十来天以后，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才担任了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当时口头上都称“总书记”）。
闻天同志受命于危难之时，很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重托。他立即主持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并迅速传达贯彻到红军各部队和各地苏区，实现了战略方针的转变。同时，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由于作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同红军实际上的统帅毛泽东密切合作，领导党和红军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张国衰的右倾分裂，跨过了千山万水，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到达陕北以后，闻天同志主持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作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过黄河东征的决策，扩大和巩固根据地；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采取了“逼蒋抗日”的策略。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闻天同志也作出巨大的努力。此后，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指导了我党同国民党进行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抗日战争爆发后，及时召集洛川会议，规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红军在敌后进行山地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闻天同志在党中央“总书记”的岗位上克尽职守，作出了贡献。
闻天同志能上能下，善于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重大政治问题，他都与毛泽东同志预先商量，然后作出处理。1938年王稼祥同志回国后，他就主动提出总负责人的职务应让毛泽东同志担任。特别使我敬佩的是，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所犯错误是路线错误后，闻天同志在当天会上就诚恳表示应该彻底清算这一时期的路线错误，提出为了克服主观主义，要“补课”，去搞调查研究和做实际工作。1942年春节前，他就带领调查团向晋西北出发。我和富春同志去送他，在晨涛中握别，他情绪饱满，完全是一种去迎接新的生活的姿态。他深入晋西北和陕北农村，调查研究，搞了一年多，写出不少有实际材料、有理论分析的调研报告。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他当省委书记，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解决东北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他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五种经济成分和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为党中央、毛主席采纳，成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至今还有参考价值。新中国诞生以后，他到了外交战线，又悉心研究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战略策略，较早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主要趋势是和平而不是战争，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民族主义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等论点。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闻天同志的意见是重视的。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还在闻天同志《关于若干国际问题的意，见》上写了“很可以一看”的批语。闻天同志真是干一行爱一行，干什么钻研什么，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做出了杰出的成绩。
闻天同志政治上的坚定性是同他对真理的不倦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不顾个人的得失，作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从理论上和政治上追根探源，深刻分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闻天同志因此受到错误打击，但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每写出一篇文章就送到我那里，由我印出来分送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1962年七干人大会后，闻天同志在刘英同志陪同下，到江苏、上海、浙江、湖南就流通和市场问题作了调查，回到北京后不久，就给毛泽东同志送了关于进一步开放市场、发展集市贸易的调查报告。闻天同志的这些富有创见的报告、文稿在当时不可能得到重视，大多没有下文，有些还惹来新的麻烦，但他不管这一切，仍然换而不舍地做下去。“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严重迫害，后来又被遣送到广东肇庆，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条件下，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结合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写下了批判“左”倾错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少理论文章，为党和人民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上下求索，竭忠尽智，为党为人民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刘英大姐在莫斯科留学时就认识了闻天同志。她是经过大革命洗礼的女革命家，到中央苏区后是少共中央局的主要干部，遵义会议后不久担任中央队秘书长。她同闻天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相互了解，情投意合，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终于结为夫妻。在闻天同志离开中央以后，特别是在闻天同志遭受错误打击、含冤受屈的17年漫长岁月里，她始终陪伴着闻天同志，坚贞不渝，相儒以沫。我从刘英大姐在这本书中记述的她与闻天同志命运与共的历程中，不仅看到了闻天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功绩，而且也看到了刘英同志这样的一代中国革命女性的崇高品格。
由于刘英大姐的特殊经历，书中还记录了许多党史上鲜为人知的重要史料；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博古、邓小平、彭德怀、王稼祥、胡耀邦以至张国意等人的音容笑貌、个性特征，也有真实生动的描写，这是从别的书里难以读到的。
我乐于向读者推荐刘英大姐的这本好书，希望读者从中得到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