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张闻天曾犯过“左”倾错误，但他经过各种实际斗争的磨练，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并从“左”倾教条主义中分化出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和毛泽东等一起，确保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期间的一次讲话中说道：“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洛甫就是张闻天，他曾犯过“左”倾错误，但他经过各种实际斗争的磨练，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终于在长征途中同“左”倾教条主义决裂，促成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转折。
一、在斗争实践中逐渐省悟
张闻天同博古（秦邦宪）都曾在苏联留学，思想比较接近。1931年秋，实际负责党中央工作的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博古被推举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在此期间，张闻天作为中央政治局三名常委之一，与博古合作共事，在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面，并没有什么原则分歧。但随着“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实践中不断碰壁，张闻天和博古的思想认识逐步有了许多不同。特别是1933年1月，张闻天随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后，在红军反“围剿”斗争和其他实际工作中，张闻天越来越多地看到“左”倾的危害，同博古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他们在政治上的分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统一战线策略的认识不同。1933年1月17日，在日本占领山海关，向华北入侵的形势下，中共发表了关于共同抗日三条件的宣言，表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愿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作战协定。这一宣言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博古认为，宣言是对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群众和下层军官说的，至于上层军官，宣言只是个宣传口号，是用来揭露国民党的造谣诬蔑的。张闻天的理解却是：我们的宣言是宣传，也是行动的号召，既是对下层官兵，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围绕“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博洛进行了争论，但博古没有采纳张闻天的意见。
第二，对联合十九路军的认识和态度不同。1933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坐镇庐山，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彭德怀统率的红军在对国民党十九路军作战中节节胜利，十九路军陷入窘境。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原就和蒋介石不和，此时听从身边进步人士的劝说，决定“联共反蒋抗日”，并主动派代表秘密前往红军驻地商谈。博古对此疑虑重重，认为他们此举是缓兵之计，因此，十九路军代表到瑞金谈判时，他避而不见。张闻天却十分重视这次谈判，认为同十九路军停战而合作抗日，对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对整个反蒋反日斗争，都有重大意义。张闻天当时是具体指导谈判、签约的领导人之一，他热情接待了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谈判进行了近一个月，双方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等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了联共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简称“福建人民政府”）。此时的博古还对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采取关门主义方针。张闻天在11月21日的《斗争》上发表文章，鲜明地批评了博古的“左”倾幼稚，明确提出了“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博古他们却采取“完全不配合”来应对“福建事变”。“福建事变”之际，正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受挫之时，这一事变使国民党的包围圈出现了一个大缺口，如果那时红军和十九路军联合，不仅蒋介石的“围剿”将破产，而且可以对南京政府形成威胁。可惜十九路军在遭到蒋介石重兵“讨伐”，派参谋长尹时中于1934年1月9日到瑞金求援时，博古等迟迟不肯答复，致使维持了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终于1月13日解体，红军失去了一次与十九路军联合作战、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绝好机会。
第三，广昌战役使“博洛矛盾”激化。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1934年3月，敌人集中11个师向广昌作堡垒式推进。一直倚重军事顾问李德的博古，这次仍然听从李德的意见，决定坚守广昌，与敌决战。毛泽东、张闻天等坚决反对，博古等根本不听，调集红军9个师的主力部队，与兵力和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拼阵地战、消耗战，使红军兵力损失巨大，不得不在4月28日放弃广昌。广昌战役失败后，在中革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向博古等提出了批评。博古不但不接受，反给张闻天乱扣右倾帽子，博洛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在博洛矛盾加深之际，毛洛逐渐走到了一起。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合作开始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六届五中全会后，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从1934年２月起，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起办公，住地也紧靠在一起。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没有按照博古等人的意图排挤毛泽东，相反，同毛泽东进行了好几次长谈，对他十分尊重，毛洛关系逐渐密切起来。从三件事能看出“毛洛关系”发展的脉络。一是张闻天与毛泽东合著《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1934年１月起，张闻天在他主编的《斗争》上发表了毛泽东的《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1934年4月，张闻天和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二是张闻天与毛泽东对广昌战役的态度完全一致。在一次军委会上，毛泽东支持张闻天，反对博古等的错误指挥。三是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和张闻天对中央错误领导的认识基本形成一致。在共同的居住地云山古寺，他俩通过坦诚地交谈，相互倾吐对党内错误领导的不满和即将失去中央苏区的忧愤。到此时，可以说毛洛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了。
1934年9月29日，在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张闻天发表了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早在广昌战役失败后的５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已作出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决策，向共产国际报告后不久即得到同意。但对于这一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央在干部与指战员中没有进行解释，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讨论，何时撤何处去，始终秘而不宣。直到９月下旬，中央才要张闻天写一篇社论，从理论上对红军战略大转移作出解释，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这篇社论较早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若干重要战略思想，批评了“只要进攻”的直线式战略，提出“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战略思想；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高度强调了革命战争的长期性；阐明了战略转移的目的是为了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这些战略思想已为红军长征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在我党的军史和党史上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二、在关键节点勇于坚持真理
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采取了“大搬家”的方式，大量辎重物资依靠大批民工肩扛手抬，红军主力在周围掩护，行动迟缓，处处被动挨打。尤其是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人员从出发时的８万多锐减至3万多。此时，蒋介石已识破了红军想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遂调集重兵在前面布下口袋阵，只等红军前往，以便围而歼之。而李德、博古却不顾战局的变化，仍然坚持原来的进军方向和路线，这无异于自投罗网。形势万分危急，革命前景堪忧。
长征出发后，张闻天就一直和毛泽东、王稼祥在一起，一路开怀畅谈，深入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失当之处，在毛泽东观点的基础上，三人的思想更趋一致，并开始在政治局内公开批评中央的错误军事指挥。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省通道县举行的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上，张闻天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否决了李德继续向湘西进军的方针。12月15日，在黎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激烈争论，在毛泽东、张闻天的坚持下，正式确定了红军向川黔边地区发展的战略方针。1935年1月1日，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批评了李德、博古要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发布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并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
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张闻天深深意识到，如不从根本上变换红军的军事领导权，错误指挥仍难避免。因此，在一次行军途中，他直截了当地对王稼祥说：这仗这样打，看来不行，还是要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他的这一主张，经过王稼祥的联络，得到了红军许多高级将领的一致赞同。
张闻天和其他同志的这一系列努力，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1935年1月15日，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了客观的困难，用客观原因掩盖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他没有把失败原因推给客观，而是对军事战略和战术进行回顾和总结，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这时，张闻天首先站了出来，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和深刻教训，有力地批驳了博古在报告中把失败归因于客观方面的论调。由于这个报告的调子与博古的主报告截然不同，所以被后人称为“反报告”。这个“反报告”的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的看法，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由张闻天执笔。此时由张闻天发言，分量很重，因为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会员主席。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而与周恩来相当。张闻天的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定下了基调，同时也成为他与“左”倾错误决裂的标志。
随后，毛泽东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王稼祥、朱德等也先后发言，除个别同志外，大家一致赞同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意见。会议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博古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是在军事领导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遵义会议在1月17日结束时作出了以下决定：
（一）毛泽东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至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以博古、李德为主要成员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泽东从此重新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指定洛甫起草决议，意味着将解除博古党中央负总责的职务而由洛甫接替。由于张闻天再三推辞，时间也很急促，对党中央总负责人的变换，遵义会议未能作出明确决定。1935年２月5日，红军中央纵队到达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处一个叫作“鸡鸣三省”地方，这天晚间中央常委开会讨论分工，作出决定，由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为此，党中央发表了一个撤销博古职务的声明，正式宣布博、洛交接的完成。从此，开始了“毛洛合作”（即党中央总书记洛甫和红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毛泽东的合作）领导全党全军进行长征的历史新篇章。
三、在肩负重任中决然前行
张闻天接任党的总负责人职位，可说是奉命于危难之际。那时，红军遭受了一连串的重大挫折，仍然处于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遵义会议虽然批判和取消了原来的错误军事指导方针，但以后的路究竟怎么走？怎样才能带领全党全军走出困境，打开一片新天地？严峻的考验摆在张闻天等领导人面前。他接过这副重担后，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华，同毛泽东密切配合，团结中央政治局和军委负责同志，按照遵义会议的精神，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部署。
一是起草并传达贯彻《遵义会议决议》。在遵义会议召开后的20多天时间里，他利用行军作战间隙，以他在会上所作的反报告为基础，同时吸收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等其他同志的发言内容，并根据形势发展的新变化和作出的新决策，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这份重要的历史性文献。《决议》记述了遵义会议的过程和内容，汇总了会议的主要成果，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战略转移中重大挫折的沉重教训，指出“左倾”错误军事领导是造成这一后果的根本原因，同时以很大篇幅总结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红军集体创造，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这份《决议》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文献，为指导红军实现战略思想的重大转折、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决议》在２月８日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后，张闻天立即于10日在扎西召开军委纵队营、科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传达。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他又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大纲》，印发红军各单位，并通过电报发给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以及留守的中央军区。这样，在２个月时间内，遵义会议的精神就传达到了全党全军。
二是支持毛泽东行使军事指挥权。1935年2月28日，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以后，张闻天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3月12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成立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至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基本形成。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跳出包围圈，甩掉了围追堵截的敌人，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毛泽东这种高度机动灵活、不断迂回穿插的战略战术，一开始并不为所有人理解，部分干部战士对于不断行军走路带来的劳累产生了埋怨情绪，林彪等个别人甚至由此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产生了怀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35年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闻天严厉地批评林彪等人对毛泽东的错误态度，毛泽东也在会上驳斥了林彪所谓“不走弓弦，走弓背路”的谬论。会理会议开了两三天，最后由张闻天作结论，他肯定了从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指挥，批评了林彪反对机动作战、在部队中叫苦甚至企图更换军事领导人的错误。通过会理会议，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三是依靠集体领导制定正确的长征方针。长征开始时确定的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因敌情的变化而无法实施，红军何去何从，是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遵义会议确定了北渡长江“赤化四川”的方针，但在实施过程中，因战局的千变万化，仍需根据主客观的条件作出相应的决策。张闻天就任后，把这件事作为最紧迫的一项工作来推动落实。遵义会议结束后，1月19日，红军撤离遵义，向赤水方向前进，以便渡江入川，不料遭到川军顽强抵抗而失利。２月6日、7日，张闻天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避开敌人已加强的长江防线，转向敌兵力比较空虚的黔北，“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并在2月1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进一步明确：“决计停止向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创立根据地。”５月初，经过四渡赤水和佯攻贵阳、昆明的机动作战，敌人兵力被调动分散，红军乘势渡过金沙江，实际上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目标。在这样的战场态势下，张闻天于5月12日在会理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作出了继续北进，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战略方针问题又尖锐地摆到了面前。张闻天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在此之前，他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文章，发表在《前进报》上，他在文中赞扬了两个主力部队会师的伟大意义，同时客观分析了下一步是原地“长久停留”还是“西进”或“北进”的利弊，最后明确提出了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篇文章是红军长征史上最早系统阐述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战略方针的重要文献，它为随后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的会议上，一致通过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从此，红军确定了长征的最终落脚地，行动有了更明确的方向。
四是领导开展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张国焘素有野心，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就对抗中央北进的方针，提出西进西康、青海或南下川南的主张，这显然是畏敌避战的逃跑主义。张闻天写的《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就是针对他这一主张的。在两河口会议上，经过其他同志的充分说理，他虽然勉强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但当他得知一方面军经过长途征战仅有3万人不到时，其个人野心就急剧膨胀。他自恃资格老，四方面军又有8万多人，就不断违抗中央指示，并伸手向中央要权。张闻天和中央其他同志一起，以极大的耐心和忍让对其进行有理有节的争取和斗争。两河口会议后，中央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但他仍不满足，没过几天，就违背两河口会议决定，制造事端，要挟中央。张闻天从团结北上的大局出发，主动表示愿意让出自己担任的党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毛泽东不同意，经商量，周恩来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了张国焘。张国焘随即又提出了一个要求安排四方面军十几个人进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名单。为此，张闻天于8月4日在沙窝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一方面，再次肯定并坚持了中央的北上方针，抵制了张国焘的“西进”“南下”主张；另一方面，也在可能范围内尽量采纳了他的干部任命要求。沙窝会议后，为有利于两个方面军配合北上，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军、三军和四方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但张国焘又一次玩弄两面手法，会上赞成《沙窝会议决议》，会后继续对抗中央的北上计划，在中央一再电令催促其北上的情况下，张国焘竟于9月9日密电陈昌浩，背着中央令陈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此电被叶剑英看到，他觉察出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和危害中央的阴谋，立即告诉毛泽东。毛泽东感到情况危急，随即和张闻天等商量对策，张闻天临危不乱，于9月10日凌晨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率领右路军中的一、三军离开了危险地区。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确定由张闻天起草《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上，还决定将北上的红军缩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迅速北上。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和行军，终于在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跋涉，纵横转战11省，至此胜利完成了长征。此后张闻天与毛泽东团结全党、全军同志，包括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借助共产国际的影响，继续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开展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最终粉碎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图谋，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四方面军也在和二方面军会合后一起北上，于1936年10月9日到达会宁，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完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全军的长征。
综观遵义会议前后的张闻天，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张闻天曾经犯过“左倾”错误，但他能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关头，和毛泽东等一起，促成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其间，他体现出来的那种敢于修正错误，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坚强党性、高贵品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个党员学习。
参考资料：
１、《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49、167、169、170、173、175、179、183、184页
２、《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第497页
3、《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程中原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4页、５页、8页、４４页、52页、53页、6９页
4、《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2月修订，第358、360、377页
5、《毛泽东张闻天与长征胜利》，程中原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年6月第１版，第36页、43页
（作者系张闻天旧居主任，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