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最大的理论创新。它既总结了我们党百年以来的奋斗历程，又对于新时代世界与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广大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种区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崭新发展范式。
深思熟虑、具有前瞻性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与“改革开放”“特区”“新区”等过往的理论创新有所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对我们党100多年走过的路、所做的事的精辟总结，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概括，是深思熟虑、具有前瞻性的概括。
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梁启超、郑观应等先贤们，虽然苦苦探索中国怎么发展起来，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毛泽东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启蒙者，在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中，以及1954年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先后提出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工业化”“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宏伟构想，工业化正式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建设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最初表述。此后在1957年、1964年、1965年，周恩来相继对“把中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进一步阐述。改革开放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在1979年3月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以及“小康社会”这个“中国式的现代化”新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实现了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渡，并奋力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对中国当代现代化成就，尤其是新时代中国创新转型与高质量发展之伟大成就的理论集大成者。
中国式现代化是分阶段递进式推进的
纵观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是分阶段递进式推进的。
经过28年的革命战争，我们党成立了新中国，这解决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即取得政权，独立自主。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进入新时代，走过了两个阶段的初始积累。第一阶段的初始积累（1949—1978）主要来自国营企业的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的统购统销。虽然该时期的初始积累为中国快速建立起大工业体系作出巨大贡献，但也导致8亿农民被固定在相对低效的农业部门，使得近30年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成果只能惠及少数的城市居民。但毋庸置疑，这30年的艰辛探索为后续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我们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艰苦奋斗，通过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建立起了铁路、公路、电网、水网、港口、机场、医院、学校等一系列社会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重大工程与基础设施，奠定了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第二阶段的初始积累（1979—2012）主要来自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建设。通过低价把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以及通过旧城改造等，完成了第二阶段初始积累，从而快速推进了城镇化进程，为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和经贸体系积累了必要条件。
如果将上述两个阶段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过程中可以发现，中国始终都在走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展开探索，开始了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随后结合中国特点探索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让国家从经济上真正实现站起来。从开启改革开放大幕至党的十八大召开，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前后40余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几代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的探索，开启和发展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实现了中国经济腾飞、社会进步、百姓小康的战略目标，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建立在中国历史和国情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改革开放为特色，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成就的新起点上，实现了守正创新和接续发展的历史性飞跃。
中国式现代化塑造了现代化的崭新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以其深厚的理论底蕴及其普遍适用性塑造了现代化的崭新范式，为广大后发国家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迥异于西方现代化的模板。不可否认，此前西方现代化对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工业革命、科技创新、理论创造和体制突破，改变了传统世界格局和发展模式。然而，西方现代化筑建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基石，相对更注重自我发展，显示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狭隘性。尤其是从近数十年的实际发展来看，西方国家在他国推行的现代化模式并未为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广大百姓福祉带来整体性的改观，反而在近年陷入发展陷阱，其现代化发展的边际效应显著递减，甚至在一些国家出现了明显的社会撕裂现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包括五大方面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既立足中国国情，又涵盖了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价值。例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表现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和平发展等表述中，将人类发展的普遍性和持续性相统一，体现了公平和效率的兼顾、对人本身的重视和全人类的发展等共同价值。其所蕴藏的这些共同价值，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后发国家发展具有借鉴性和吸引力。中国幅员广阔，人口巨多，地区之间在地理面貌、产业布局、习俗观念、发展水平等方面迥然相异，基于此种复杂国情之上，中国通过一系列努力实现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彰显着对社会多样性的强大包容力和掌控力。中国国情的丰富与多元，意味着对其他国家发展模式兼容性的增加，为更多国家独立自主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增添了信心。基于区域与人口复杂国情之上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蕴含中国长期探索的智慧结晶，对广大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转型探索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具有启发意义，向世界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必须为应对险峻复杂形势做好充分准备
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是促成中华民族在百年颠沛之后重新走向富强的关键因素，是实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途径。以伟大变革为内在特征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大势，科学把握我们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再次强调“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眼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从世界经济形势角度讲，长周期50年一个周期，前20-30年是科技革命引起的相对繁荣期，后面就是结构性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相对衰退期。衰退期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经济增长相对缓慢。据预测，今年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不到3%，越南等在7%以上，发达国家只有0-2%。在世界经济低迷时期，地缘政治矛盾就会加剧。长周期的相对衰退期的本质特征是危机和创新并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连续三次量化宽松，导致通胀上升到9.2%。然后美联储提高利率，吸收全球资金。这个过程加速了世界经济衰退，导致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滑坡，更不用说广大发展中国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综合我们身处的国内外环境，这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最险峻最复杂的10年，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关键就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创新。我们是否能够达到预定目标，关键就看在这轮创新中是否能够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现在我们在高铁、航空航天、量子通信、5G技术等领域已经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但是还要看到那些被“卡脖子”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芯片研发。这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即类脑技术革命。如果说工业革命相当于人的肌肉系统发展，信息技术革命相当于人的神经系统发展，那么，人工智能就相当于人的大脑中枢发展。以算力、算法为基础，进行感知、判断、决策，甚至创作和创造，这就是类脑技术。这大致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群落式的基础原创，这需要头部企业、研发力量的集中投入。第二个层次是网络式的基础设施，其一是为算力、算法提供支撑的数据架构，例如6G技术、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区块链；其二是与之相关的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支撑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和社会价值。第三个层次是场景产业，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元宇宙、VR、AR等。元宇宙的应用范围极广，需要有对应的商业模式和市场细分，中小企业的创新创造要和商业模式结合起来。如果在接下来这轮科技创新中，我们能抓住这三个层次，把基础研究转化成产业和生产力，就能在世界上走在前列，前途是不可估量的。这方面，上海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创体制改革，推动产学研深度合作，着力强化重大科创平台建设，支持顶尖科学家和科创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实现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自主可控。
制度创新，本质上就是改革开放，具体到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以制度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继续当好排头兵、先行者，上海必须把城市工作做出成绩、做出样板，做成高质量发展的典范。我比较重视城市发展的几大因素：一是集聚效应，企业家的集聚进而再带来产业工人的集聚；二是乘数效应，即制造业的发展和人员的集聚，带动了服务业发展，服务业的集聚进而创造了投资环境，进一步带动制造业；三是离心力函数，即收益率更高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逐渐占据城市中心区域，制造业向城市外围转移，最终形成以金融业集聚的城市中心；四是土地批租带来的增量效应，这一点上海已经探索出了很多经验。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也是上海城市核心竞争力的硬支撑。首先，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关键是强化技术主导，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转型，促进数字技术深度赋能传统产业，鼓励钢铁、化工、电力等传统高耗能企业实现绿色化技术改造。其次，大力推动新兴产业的培育。重点是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这三大先导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等六大重点产业，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和技术堵点，引领业态模式创新，加快打造一批世界级的新兴产业集群。再次，大力推动新赛道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我们已经着眼抢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元宇宙、智能终端四大新赛道产业，出台实施了一批行动方案。我们还在未来健康、未来智能、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材料这五大方向，前瞻布局了16个领域的未来产业。产业发展离不开城市发展的战略规划。我们现在特别关注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将高品质的制造业保留下来，二、三产业共同发展、融合发展，防止城市的空心化。其中，一大战略举措就是五个新城建设，以及临港新片区、虹桥商务区、东方枢纽等几个功能区的建设。这一做法完全符合城市经济工作规律。
另一个我们集中力量努力的方向是“营商环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自2018年至2022年，上海连续实施5轮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5版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实施750多项举措，形成了一批创新经验并在全国复制推广。2023年1月28日，春节后首个工作日，上海召开了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大会。同日，印发《上海市加强集成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实施195项任务举措，也就是“上海6.0版行动方案”。1月29日，《上海市提信心扩需求稳增长促发展行动方案》发布，出台32条政策措施……这一系列举措，密集释放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加快发展的强烈信号。未来，我们还要打造“宜居”的营商环境，通过交通、医疗、教育、生态等公共资源的协调发展与合理布局，为上海的经济发展、城市发展营造良好的综合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