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情地说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从孙中山先生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为实现这个目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付出了巨大努力，作出了巨大牺牲。”这段话回溯了中国人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旅程，也表达了对孙中山先生的深切怀念。
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
为什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最伟大的梦想？这是由中华民族曾经面对的现实生活所决定的。中华民族曾经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在很长时间内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但在近代却大大落后了。西方列强倚仗着在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向中国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像主子那样君临中国大地，为所欲为，把中华民族看作任由他们宰割的“劣等民族”。腐朽没落的清政府依然统治着中国，广大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改变被凌辱欺压的状况，中国人民进行了前仆后继的反抗，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也开始思考。郑观应在甲午战争前夜写了一本《盛世危言》，他已经感觉到需要发出一些“危言”了，但还要在前面加上“盛世”两字，仿佛只要采取一些局部的改良措施，就可以把中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也就是当甲午战争还在进行中时，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就鲜明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在这个《章程》中，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写道：“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他用强烈的语言指出西方列强企图瓜分和灭亡中国的野心：“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这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控诉，是催人奋起的呼号！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战士。他在揭露中国面对的深重危机时，没有一丝一毫的悲叹，而是充满着一个战士所具有的那种勇气和热情。1897年，他在英国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人们都承认中国的现况和未来的情势，是很难令人满意的。但是我敢于设想，欧洲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腐败势力所造成的中国在国际间的耻辱和危险的程度，也没有认识到中国潜在的恢复力量和她的自力更生的各种可能性。”他响亮地宣告：“全体人民正准备着要迎接一个变革。”
1905年，他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们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皆羡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于今因游学志士见各国种种的文明，渐觉得自己的太旧了，故改革的风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进步日速。如此看来，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不可预料的。”面对一百多年前处在衰败不堪境地的旧中国，能够充满自豪地说出这些话来，又是何等的识见，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追寻伟大梦想的底气与自信。
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怎样才能够振兴中华？孙中山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他是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他有一句十分有名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如果同他的前辈和同辈人相比，孙中山是真能从世界潮流的眼光来看中国问题的，而其他人大抵只是以中国的眼光来看世界。这同孙中山所处的环境和他的经历相关，更同他的好学深思有关。
孙中山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张。在他看来，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不仅是中国现实生活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是世界潮流发展的必然趋向，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他用大量世界历史事实，说明这三大主张是世界潮流发展的必然趋势。革命，在他看来也是世界潮流所决定的。他曾经充满信心地说过：“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革命是没有不成功的。”“世界潮流无可遏抑，革命是顺应世界潮流的行为，所向无敌。”
当然，即便是合乎世界潮流的事情，在发展中也未必都一帆风顺，中间会有曲折，也可能遭受一段时间的严重失败，但这决不妨碍历史潮流发展的总趋势。孙中山说过一段形象的譬喻：“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流水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的。”
为什么孙中山在他一生的革命经历中，尽管遭受过无数次的巨大挫折和失败，尽管受到过一些人的嘲笑和讽刺，但是他始终充满信心，顽强不屈，从来没有消极过，没有灰心或退却过呢？原因就在于他始终从世界潮流的高度，有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产生的顽强的历史使命感，深信自己从事的一切都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因而是“断无不成”的。所以，暂时的挫败，他人的流言，本身的安危，在他看来都算不了什么。这就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所具有的品格。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也是倡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先驱。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孙中山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也是振兴中华的必要条件。孙中山认为，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共和政体后，孙中山曾以为可以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了。在这以后的一年左右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考虑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设想上。
为了开发生产力，他认为首先开展大规模的铁路建设是关键，还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对外实行开放政策，说：“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物质上文明，外国费二、三百年功夫，始有今日结果。我们采来就用，诸君看看，便宜不便宜？”几年后，他又写出一本《实业计划》。那时候，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西方国家有大量工业设备在战后闲置无用，还急于向外投资，孙中山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他写道：“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在书中，他更详细地勾画出一幅想象中的现代化中国的蓝图，虽然其中有不少空想的成分，但毕竟反映出孙中山对中国实行现代化建设的渴望，也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见解。
既然孙中山这样热切地期待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他一生中的主要活动是革命而不是建设？问题不难回答。孙中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人。如果能依靠和平的手段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那是他最希望看到的事情。只有当这条路根本走不通了，他才不能不断然下定决心走上革命的道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他们为了维护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不惜采用一切最残忍、最凶暴的手段摧残和扼杀社会进步和人民反抗。不推翻他们在中国的统治，什么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都谈不上。这使革命不能不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孙中山一生的经历便是证明。他在下决心革命前还想尝试一下向李鸿章上书，呼吁他进行改革，但李鸿章连见也不见他，他才到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投身革命。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历史进步打开了闸门。但辛亥革命后的前进道路并不平坦。民国一成立，他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并且接受了全国铁路总办的任命。而正当他赴日本考察铁路的时候，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并派北洋军南下镇压国民党人执政的各省，这迫使他义无反顾地进行“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恢复帝制和张勋复辟等，迫使他不得不投身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
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在上海作了一篇《改造中国之第一步》的演讲，他说：“我们既经要改造中国，须造成一灿烂庄严的中华民国。象工程师建筑伟大房屋一般，须用新的方法去建筑。新方法的建筑，便是上层越高，打地基须越深，所挖出的陈土须远远搬开。”这“地底的陈土”是什么？他当时指出的是旧官僚、武人和政客。几年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又明确地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历史证明：革命和现代化不是对立的。前者正是为后者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社会主义的亲密朋友
孙中山是广东一家贫苦农民的儿子。这使他自幼对贫苦农民就怀有深切的同情。他的哥哥到海外打工，后来成为夏威夷的农场主。这使他有可能在12岁就到国外，接受了系统的现代教育，为他后来的革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后，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他有一段自述：“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孙中山真诚地把他的民生主义看作就是社会主义。1903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以趋剂于平均，可断言也。”可见他热烈地同情社会主义，渴望能消除“贫富不均”的“罪业”。民国成立初期，他谈民生主义的重点转到“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上来，主要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发展实业。这以后几年，孙中山一直处在极为困难的奋斗中。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统治代替了清朝政府；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和两次“护法运动”都失败了，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给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他奋斗也苦闷。正在这个时候，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随后取得的一系列胜利，给了孙中山很大的鼓舞。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同孙中山多次会见，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孙中山十分兴奋，并亲自介绍李大钊参加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对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不幸的是，正当中国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时，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了，按实足年龄计算只有58岁。今天，当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大踏步前进时，对孙中山这位振兴中华的伟大先驱为中国作出的卓越贡献，不能不怀着衷心感激的心情，永远铭记他、怀念他。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