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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立教同志生平

2014-12-04

  胡立教,1914年12月生,江西省吉安县富田乡(现江西省吉安市青 原区富田镇)陂下村人。1928年6月,胡立教放弃比较殷实的家庭生活,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革命工作。1928年至1929年秋,在家乡任儿童团长、共青团支部书记。1930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起,胡立教先后任赣西南少先队中路指挥部副指挥、指挥,红三军特务团宣传分队长、第二连副政委。

  1931年2月,参加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训练班第一期学习,开始接触情报工作。学习4个月毕业后,先后在苏区中央局、红四军、红三军任电台报务员。1932年9月,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电台总台报务员。1932年10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报务员报务主任,参加了红军五次反“围剿”。转战南北,历经艰辛,从事监听、截获、破译敌方电讯的工作,供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敌情。不管是在中央苏区反“围剿” 中,还是在长征路上,胡立教所在的军委二局都充分发挥了“千里眼”、 “顺风耳”的巨大作用。在斗争中,他逐步成长为我军早期情报工作的出色指挥官。1936年12月,任军委第二局副局长。1937年2月,被选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抗大二期二队、一队学员、党支部组织委员。

  1937年底,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回到二局不久,胡立教被中央军委派到位于武汉的新四军军部,从事通信及无线电工作。1938年初,胡立教挺赴香港,参与完成在香港购置无线电通讯器材、医疗器材及西药等任务。与申光同志分散、分批到各电料行购买一部发报机的材料,组装秘密电台,完成组建香港秘密电台工作,与武汉、延安接通电报。1938年春,胡立教由香港回到武汉。5月,胡立教到达安徽太平麻村新四军军部,被任命为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第三科(通信科)科长兼无线电总队长。负责全军通信工作,以主要精力筹建无线电技术侦查工作。举办无线电报务训练班,为各支队配备通信干部,向各支队、团派遣电台。7月,新四军军部进驻云岭。胡立教到达云岭后,主要担负通信任务,同时进行密码破译试验和探索。同年夏,到武汉参加武昌军官训练团学习。1939年12月,军部三科在云岭附近的成立新四军技术侦查情报工作机构,称“三山办公室”,胡立教为负责人。在胡立教领导下,新四军通讯情报部门担当起战区技侦情报保障任务,为保障作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2月,胡立教与叶超、扬帆在“皖南事变”中英勇突围后到达盐城,向刘少奇汇报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国民党军队围击的情况。刘少奇、陈毅根据毛泽东、朱德等的电报,指示胡立教重建新四军技术侦察情报工作,6月成立“胡立教办公室”。1942年8月,改称“新四军军部调查研究室”(中共中央华中局调研室)。胡立教任主任。1943年,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情报工作领导小组,潘汉年任组长,赖传珠、胡立教为小组成员。1944年春,胡立教组织调研室参加山子头战役情报保障工作,为战斗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1945年10月至1948年秋,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情报处处长、统战部部长。这一时期,胡立教着力加强情报工作,带领情报部门在为华东首脑机关提供战略战术情报,策反国民党陆海空军投诚起义,配合解放接管和肃清特务反革命分子等工作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战果丰硕,屡获华东局和中共中央社会部的表扬。1948年9月,济南战役中,在策反守军军长吴化文的斗争中,胡立教派人组成三人小组,具体负责争取工作。1948年秋至1949年4月,任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1949年5月,任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6月,第三野战军司令机关与华东军区机关合并,先后任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第二局局长、组织部部长。1949年至1955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兼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部长、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书记。1955年3月至1958年6月,任财政部副部长、党组委员(1955年1月起)。1955年8月至1956年9月,兼任中央财经干部学校校长。

  1958年7月至1961年10月,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委第一书记。1961年7月30日,刘少奇来牡丹江东京林区视察,听取中共牡丹江地委书记胡立教关于林业生产和林区建设的汇报。1962年8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农垦部长王震来牡丹江垦区视察,听取了胡立教关于垦区工作的汇报。

  1961年10月至1964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1964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代理行长、党组代理书记。19 6 5 年 6月,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委员。在央行行长任上,胡立教就有过一番在当时的政治气候条件下颇为大胆的举动。那时他做了令他记忆犹新、引以自豪的三件事:一是大量购买黄金。胡立教特别主张资金要周转,周转一次,增值一次。当时国际黄金市场上每盎司黄金35美元,胡立教动用飞机大批量购进黄金,当每盎司上涨到较高的价位时,胡立教果断地要求抛出,这成全了一笔好买卖;二是用外汇在香港投资房地产市场,结果为国家大赚一笔外汇;三是积极支持买船。当时交通部组建我国远洋运输船队,胡立教积极主张和支持这一举动,买进了大量船舶。结果,仅用一年时间就收回成本。胡立教因此被称为党的高级干部队伍中的“经济脑瓜”,为促进我国财经工作、金融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1966年至1974年,胡立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但他仍坚持真理,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1975年9月至1977年10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1975年9月至1979年9月,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10月至1981年1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1977年12月至1979年9月,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1979年9月至1981年1月,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全身心地投入拨乱反正工作,积极参与深入揭批“四人帮”活动,为1967年“7.25”错案和文敏生、赵文甫、杨蔚屏、何运洪等平反;他冲破阻力,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1981年1月至198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81年10月至1984年6月,兼任市委政法小组组长;1981年4月至1988年4月,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82年3月,任上海市委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领导小组组长。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作为上海代表团团长的胡立教率10位代表,赴中南海陈云家中,讨论经济问题,引出“鸟笼经济”这一重要命题,在当时影响重大。1986年,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教支持下,将青少年保护的立法工作列入了市人大常委会1986年—1987年的立法规划。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期间,和胡立教讨论上海经济能否“翻两番”问题,胡立教为邓小平准备了一份详尽解释能够“翻两番”理由的书面材料,获邓小平肯定。

  到上海工作后,胡立教全力配合市委主要领导的工作,深入推进拨乱反正工作。他注重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明确“定路子、选苗子、配班子”的工作思路,坚持干部“四化”方针,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公道正派,坚持不拘一格,培养选拨了一大批优秀年轻干部,为上海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他具有很强的战略思维能力和改革开放意识,参与决策制定《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和《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为改革开放后上海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胡立教对于中央关于为潘汉年、扬帆平反昭雪的决定及大批因潘扬案件株连遭到错误处理者的复查纠正善后工作十分重视,在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下成立了市委潘案落实政策清理小组,较快地纠正了潘扬冤案在上海造成的严重错误。在胡立教和市委领导的关怀下,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了纪念文集《潘汉年在上海》,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组织编写出版了《潘汉年诗文选》,有关方面完成了电视剧《潘汉年》的拍摄,并在全国公映,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胡立教是中共十一大、十二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5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退出领导岗位后,他虽年事已高,仍全力支持市委领导班子工作,热情关注上海改革开放事业。1992年2月8日,吴邦国向邓小平汇报时说,上海的老同志对我们工作很支持。胡立教接着说,我们对他们是三条,一是支持,二是不干预,三是随叫随到。他先后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总会)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顾问、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务,同时热心于希望工程事业,致力于以史育人、以德育人工作,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1993年任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名誉院长。

  2006年7月3日,胡立教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2岁。胡立教同志为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奋斗了70多个春秋,他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负责,讲原则,顾大局。他坚持求真务实,敢于讲真话,勇于负责任。他光明磊落,胸襟坦荡,作风民主,注意听取不同意见,善于团结科技、教育、文艺等各界人士,充分吸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他平易近人,爱护干部,珍惜人才,关心同志。他思想开放,思维敏捷,热爱学习,志趣广泛。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生活俭朴,不计名利,体现了崇高的思想品质和革命风范。胡立教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精彩的人生华章、忘我的革命情操、宝贵的精神遗产,永远值得我们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