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发开放的软成果

　　赵启正，１９４０年生，河北遵化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航天局上海广播器材厂副厂长，中共上海市委工业党委副书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外事委员会主任等职。１９９２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８年１月，任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

　　上海浦东的开发，是中央的决策，这使当时经济发展困难重重的上海有了一面旗帜、一个奔头，从此以浦东开发开放振兴上海，使上海尽快成为能全面进行国际经济对话的中国最重要、最发达的城市的进程开始了。开发浦东，最早孙中山在《建国方略》（１９１９年）中提出过一些初步设想，但并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划。如果没有新中国的成立，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那浦东开发只能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

　　浦东开发不只是经济开发，更是社会开发，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

　　这里说的社会全面进步，包括了浦东城乡社会的进步，乃至全上海直至对长江三角洲的带动作用。张学兵同志曾对联合国开发署的一个考察组讲述了这个观点，他们非常欣赏，说我们联合国项目合作的对象就选择你们，因为你们对开发是为了社会全面发展的理解是非常正确的。这种开发，不是单独地发展经济，不只是把农田变为钢筋水泥森林的城市，而是在总体规划、招商引资、各功能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促使各项社会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全面发展。浦东的社会开发是一个快速的城市化过程。

　　但是本地农民并不都适应这样快的城市化过程。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我们征了农民的土地后，给他们房子，给他们生活补贴，还提供就业的机会。当时有个规定，给每个人介绍工作，被两次录取了而不去的话，就没有第三次被推荐的机会了。有些浦东的农民对工作有所挑剔，比如有的去做出租车司机，只开几天觉得太累就不想干了，说不认路，说不会看地图。还有浦东索尼电视机厂招收流水线装配工，有的人考试的时候会故意考不好。为什么有人不愿意被录取，而愿意领补贴？原来是想做些不用定时上班的较轻松的工作。土地是农民的，征用了他们的土地意味着从根上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农民为浦东开发做出了他们所能做的最大贡献。浦东开发当中当然应该充分顾及他们的利益。

　　１９９５年费孝通副委员长来浦东考察，我向他汇报我的想法：上海市的城市化过程至少用了１００多年，需要几代社会学家以接力棒的方式才能完成对此过程的研究；而浦东的城市化过程可能仅需半代人的时间就能完成，也即一代社会学家就能有幸观察到全过程。我进一步请求他以社会学视角的学术力量支持我们。我说"浦东呼唤社会学"。费老后来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我的这句话感动了他。费老的感动是以行动来表达的，他及时派出了他的学生李友梅博士（现任上海大学副校长）等人，来浦东研究开发中的农民问题，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打好地基的时候，我站在地基上接受浦东电视台的采访时说，浦东要乘着高速列车向前进，许多外来人员都上了车，而我们有的浦东人却不上车，放弃了机会！浦东管委会要帮助大家上车，首先我们要帮助他们逐步转变观念。

　　那时，我们明显看出了浦东城乡发展速度的差别，有些地方只能听见打桩声，却看不见本地的兴旺。像离外高桥保税区不远的几个乡镇都是如此。所以当时我们提出了以各功能开发区主动带动周围乡镇的"列车工程"。各开发区占了谁的地，就要对谁有一定的扶持。一个乡可能被占了一部分，剩余的区域不能不管，要带动，要联动。怎么带动联动？一是人员的工作的安排，只要是他们适应的、能做的，就优先培训和使用他们乡镇的人。二是对当地的乡镇企业给予扶持，给乡镇企业注入力量，为其带来投资或在技术上进行辅导；或者是将部分引进来的外资介绍给他们。由各大开发公司发挥"火车头"作用，以带动周边乡镇一起发展。列车是一列一起前进，不能扔下几节不管不顾。

　　浦东的开发除了浦东内部联动外，还要与浦西联动，与长江三角洲联动。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新区管委会还是筹委会，我是筹委会主任。我常说一句话，"浦东跟其他区县一样，属同一个中枢神经系统、同一个血液循环系统，也就是同在市委领导下，是整个上海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中央和上海市领导同志来浦东听汇报，我总用幻灯片把这句话打在墙上（那时还没有出现ＰＰＴ的投影）。浦东开发，内部是城乡联动，本市是与浦西联动，然后是与长江三角洲联动。一些境外投资者若嫌浦东地价或劳动成本较高时，我们也会告诉他们可以考虑到附近的昆山、苏州等地去投资。也就是说，在开发中坚持打"上海牌""长江牌""中华牌"，乃至"世界牌"。

　　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不仅吸纳世界资金和技术，更要吸纳世界智慧

　　"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当时任浦东新区宣传部部长的邵煜栋同志将这句话写成美术字贴在机关食堂进门的地方，以致浦东管委会人人都知道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在浦东开发中谋求经济全球化格局中上海的重要位置，浦东承担的任务就是参与上海市的任务。国家对话可以分为政治对话和经济对话。政治对话是通过首都进行的，而经济对话主要是通过几个最大的经济城市进行的，而不是整个领土在对话。在中国，能够进行国际经济对话的城市有两个：一个是一国两制的香港，它已经是能成熟地进行国际经济对话的城市；另一个是上海，但它还只是国际经济对话的首选后备城市，因为它资格还不够，所以要通过浦东开发来振兴上海，使上海先成为亚洲的区域经济中心之一，再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之一，与伦敦、巴黎、法兰克福、东京、纽约、洛杉矶齐名。亚洲有一个经济走廊，走廊上有若干路灯，相映生辉，东京、首尔、上海、台北、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它们各相距数百公里到１０００公里左右，它们的ＧＤＰ约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

　　有人，特别是有些英国人认为，开发浦东振兴上海的目的就是与香港竞争，这一定会压制香港的作用。我在英国议会回答说，其实不然，香港、上海同是亚洲经济走廊上的明灯，上海开发了发展了对香港一定有利，可以增加香港的集装箱运输量、飞机起降量、通信量、金融流量、物流量。香港回归前，英国ＢＢＣ专门派一个小组来上海，就"路灯说"采访我。我说过两盏灯总比一盏灯亮，这是英语中的一句谚语，他们请我把"香港、上海同是亚洲经济走廊上的明灯，它们相映生辉"的话再说一遍，还要解释一下亚洲经济走廊，整个采访一共只有十几分钟，然后他们就回英国了。曾经领导伦敦码头开发区的英国副首相迈克尔·雷·迪布丁·赫塞尔廷访问上海时，说他知道浦东开发，也知道我访问过伦敦码头开发区，我们很自然地交流起两个开发区的异同。他问我香港是金融中心，上海也将是金融中心，它们是什么关系？我说香港是"批发型金融中心"，上海是"零售型金融中心"。他让我再解释一下。我说上海和中国各城市有千丝万缕的微血管相连，香港做不到，它只有中血管、大血管与中国的几个大城市联系，这犹如伦敦和爱丁堡的关系。他表示认可这一说法。

　　"在地球仪边思考浦东开发"，是指我们要经常思考预定的开发目标中，浦东在上海应处于什么位置，上海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应处于怎样的位置。由此，我们的规划，包括功能规划和形态规划都要达到足够高的国际水平。我们不能只吸收世界的资金和技术，还要吸收世界的经济智慧。我对基辛格说，上海不仅要面向长江流域、面向全国，更要转过身去面向太平洋，我们要吃太平洋的"鲨鱼"，才有足够的营养。浦东的建筑群都是世界大师们竞相献艺的杰作，留下了我们与世界联系的记忆。如率先建成的直插云霄的世界第三高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是上海设计师的作品；宝塔外形的金茂大厦，是美国ＳＯＭ公司的设计大师参考了中国２６座宝塔创作的；气势恢宏、状似鲲鹏展翅的浦东国际机场和花瓣舒展、白玉兰形的东方艺术中心则是由法国着名设计师安德鲁设计的；曾获２００８年世界最佳高层建筑荣誉的环球金融中心是日本投资、美国人设计、上海建筑集团承建的；而气势宏伟、别致新颖呈螺旋波浪形状的上海科技馆则是由华裔美国人设计的；国际会展中心是德国人按中方提出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理念完成的杰作……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莅临浦东时由衷感叹："你们正在进行一场世界奥林匹克建筑大赛。"

　　法规和规划先行，金融贸易、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

　　１９９０年宣布浦东开发以后，上海市人大和市政府为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先后颁布了约２０项有关吸引投资的法律法规。在最为国际所关注的维护知识产权方面，浦东新区亦走在前列。１９９６年，新区率先发布了保护知识产权白皮书，并率先成立了知识产权保护法庭，第一任庭长是徐亚丽法官。经上海市高院授权，浦东新区法院正式建立了"知产案件立体审判模式"，即由知识产权庭按照我国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统一审理辖区范围内的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这一能够对知识产权提供如此全方位立体式的保护的模式一经推出，立即传播到国内外。着名知识产权学者郑成思赞誉其为"浦东模式"。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法律政策环境，愈来愈吸引前来投资的人们。可见，硬件软件的配套完善是确保开发区充分发挥示范、带动、辐射的功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

　　强调法规和规划先行顾及到了不要换一届领导班子就随意改动已经确认的规划。所以我们坚持非要去上海人大汇报了浦东陆家嘴的规划图。本来陆家嘴的规划图不是必须汇报的，但经过上海人大的认可，就要严肃对待不能轻易改动了。

　　浦东开发的"三个先行"策略，即基础设施先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化先行，是１９９０年浦东开发起步之时就提出的，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切实做到。当时台湾的最大投资者汤君年、徐枫夫妇说："我们高尔夫球场的投资是别人的２—３倍，我们吃亏了。但是你们地图上有规划，这边是浦东机场，道路从我们旁边经过，你们说到做到了，这样我们就不亏了。"日本森大楼集团总裁森稔先生在浦东开建的第一个大厦叫森茂大厦（现在将冠名权卖给花旗银行了），他当时说你们这里规划了绿地，我就在这投资，因为有绿地为邻的房子价值就高，你们说到做到了。基辛格博士对我说过，你们最宝贵的不是那些高楼大厦和高科技工厂，而是可信任的国际公共关系，如果你们说了而没有做到，最初的投资者就会破产。他们一开始就相信你们，很有胆量！

（节选自《口述上海：浦东开发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