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浦东开发１４个月

　　杨昌基，１９３２年生，上海市人。曾任河南省医药局副局长，省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省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国务院生产办副主任，国务院经贸办副主任，国家经贸委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等职。１９９０年 ５月至１９９１年 ８月，任上海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兼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主任。

　　杨昌基与沙麟（左一）在谈工作

　　１９９０年 ４月 ３０日，我出差去上海，在朱镕基同志家中畅谈了近４个小时有关浦东开发开放的事宜，后经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的上海市委老领导胡立教同志的鼎力推荐，我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秘书长调至上海市从事浦东开发工作。５ 月１５日，我到浦东开发办报到。当时，没有正式的任命文件。同年７月５ 日，市政府任命我为浦东开发办公室主任。而我想得最多的是自己当时已年近５８岁，如果干到６０岁，总共只有７００多天了。我只能是一天一天算，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算，来日不长，时不我待，我要争分夺秒地干，尽可能地多干点。

　　精兵 强将

　　刚到浦东开发办的时候，同志们对我说，办公和交通条件相对比较艰苦。办公室是由黄浦区浦东文化馆的仓库改建而来；交通也不方便，从浦东到浦西要几个小时。但我认为，初创时期，有这些条件已经不错了。而且，从总体上来说，整个开发开放浦东的大环境是非常好的。因为是在上海的浦东搞开发，有大量人才作支撑，有上海作保障，所以说再艰苦、再困难，还是比别的地方强，各种条件总比开发大西北、大西南，或者某一个内地城市要好很多。浦东开发开放最困难的工作是如何创设一个新体制，如何充分把新体制和原有的体制优势协调，发挥各自的长处，如何充分发挥上海的人才优势和科技、社会科学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优势。上海一直是产业工人素质最好的城市，把他们的潜力充分发挥起来，浦东开发一定可以成功。当时第一批来浦东开发办的有８８名干部，一开始说是１００名，后来实际是８８名，是由市委组织部牵头，从所有自愿报名来浦东工作的同志中选拔出来的。这 ８８位同志来自浦西各个单位，都是精兵强将。当然，这与这些同志的原单位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各个单位都是这样考虑，不是说这个人不行我踢出去，而是挑选本单位能力最强、素质最好的同志向浦东开发办推荐。此外，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都全力支持，有些干部是由市委领导亲自点名的，下面单位没点到，市里领导倒点到了。这样，市委领导高度重视，市委组织部门牵头总抓，全市上下结合、通力合作，为浦东开发输送来了精兵强将。

　　浦东开发办的工作正常开展后，市委组织部也继续关心，不断派人来调查。他们到我们开发办来，看起来似乎跟我们"闲扯"，但实际上既是了解已经选派来的干部的工作情况，同时也是了解我们这里还急需什么样的人，并且不断地跟我们通气。当时拟安排担任浦东开发办研究室主任的王安德同志到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任总经理，我已按市政府意见和他谈了，也告诉他拟安排的副手的情况。

　　为了工作需要先请安德同志到国外去学习一段时间。可是，有一些同志认为浦东开发正处初创时期，人手少、事务忙，劝我不要"放"人。我把王安德的副手找来，请副手顾全大局，大家努力工作，尽量顶一顶。我认为金融事业对浦东开发开放很重要，出国学习一段时间增长点新知识、交点可交的朋友，对浦东开发或全国的改革探索都是有利的。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领先一步，以后其他公司的领导或副手都会分期分批出去学习，学成回来，工作能力就会大大提高。这批人今后回来可以干的时间长着呢。我这个建议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市委组织部的领导也非常赞同我的意见。后来朱晓明、张贤训、舒榕斌等浦东开发办的"大将"都陆续送出去培训。出国培训使他们如虎添翼，如今，当年送出去培训的这些年轻同志，都成了浦东新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和顶梁柱，在浦东开发开放中大显身手。所以，我认为市委组织部在浦东开发开放中立了很大的功劳。

　　我到浦东开发办后，领导让我当一把手。但我很清楚：第一，一把手是班长，是召集人，别人一票我也是一票；第二，我刚从外地调来，虽然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对上海的情况还不熟悉，必须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第三，和朱镕基同志畅谈时，我们就已经讲清楚了浦东开发开放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我只是开了个头，争取把这个头开好，以后的事情还得靠年轻人来做。所以，在和班子成员研究分工时，先请大家各自讲一讲原来是怎样分工的，你希望在新分工中干什么。沙麟、黄奇帆、李佳能等同志个个谈了自己的想法，都对原来的分工没意见。我说，原来怎么分工仍怎么分工，一律不动。当然，分工不是分家，我们班子间要互相通气，工作分开，重大事情党组集体研究，一旦决定，各方去办。我们班子成员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互相提醒、互相帮助。会后，有的好心人提出你这样做不是大权旁落了吗？我说，浦东开发要靠大家的积极性，浦东开发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研究，要思考干什么、想干什么，无论谁想到什么都可以提出来，我们现在的分工还缺乏综合平衡，如形态规划和经济规划怎么结合，产业政策如何确定，政策法规如何取得国家的许可，金融和产业如何结合等都不是一个人能单独负责干下来的，而这些却往往比别的重要得多，都要依靠群策群力。当时我们主要领导班子内部非常团结，我们办事是这样，先讨论问题把点子想出来，表决是否同意，再确定谁来干。我们虽然有固定分工，但不完全是按照这个固定分工。有些事谁愿意干就谁干，积极性多点总归比较好。但是，不是说我们就没有不同观点。有不同观点，大家可以交换意见，最后能够达成共识。之后，市领导又让我兼任市外资委副主任。这样，我常常上午跑浦西，下午跑浦东，两头来回跑。为什么我能在浦东开发办人手那么少的情况下，腾出精力来两头兼顾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班子团结，互相帮助，互相补台，齐心协力地干，而且班子里没有疙疙瘩瘩的事。所以，大家到现在还比较怀念那一段共同奋斗的经历，怀念那时大家的精神面貌。

　　当时到浦东开发办工作的同志都是自愿报名来为浦东开发作贡献的。大家思想观点一致、目标一致，都一颗心扑在浦东开发上，个人困难、名利得失都不考虑的，素质非常高。出自公心地说，这些下属非常好领导。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官兵一致。领导班子以身作则，领导也是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没日没夜地干，大家群策群力，像兄弟姐妹一样，比较平等，比较民主。另一方面，工作中出了点差错，大家都勇于挑担子。有些差错如果出在普通干部身上，他一个人也许扛不住，但是如果是领导，那无非就是这点事，挑一挑就扛过去了。大家互相帮助，你也给我扛一点，我也给你扛一点，多总结总结经验，下次注意别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样就好了。正是这样一个团结的集体，再加上那么多上海市民群众的热情支持，我们工作的积极性完全是不一样的，发扬拼搏精神，努力追求效率。

　　规划 先行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浦东，这是浦东早期开发建设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刚到浦东开发办时，我就向胡立教、汪道涵、裴先白等老领导汇报了我的基本思路。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浦东作为上海的一个新城区，必须抓产业制高点，不能单一搞传统工业。要大力发展金融、商贸、航空、航运、信息咨询等服务功能。城市的服务功能越完善，它的辐射力、凝聚力、影响力就越大。为了浦东新区更好地发展，就要做到规划先行、基础先行、科技先行、项目先行、金融先行。而规划更应该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规划是城市开发建设的百年大计，而城市功能的确定，则是规划的关键。

　　我的这一思路得到了市领导的认可。浦东既然要建成国际一流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其形态规划就必须与经济规划相匹配。所以，浦东开发早期，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开展了陆家嘴沿江ＣＢＤ地区的城市配套规划的国际设计招标竞赛，依靠国际智力，搞出了一个国际一流的城市形态规划以及交通规划，这就为以后的大开发、大建设打下了基础。

　　我在担任浦东开发办主任的同时，还兼任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院长。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的城市规划只注重形态规划，没有将形态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相结合，形态规划得很好，但经济实体不能盈利养活规划好的这块土地，那也是没有用的。而在浦东开发初期，我们就将城市规划、形态规划与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通盘考虑。当时浦东开发特别强调容积率，容积率很重要，高楼与土地合理配置，这样城市规划出来后也好看一些，生活质量也会高一些。比如陆家嘴金融区搞一些绿化、绿地，可以通过金融区挣的钱来养活这些绿地和

　　公共设施。还有就是在规划中实施级差地租。如黄浦江边，景色好级差地租就高，有的地方交通发达就搞商业区。土地的使用规律是一门学问，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所以，浦东的整个规划是把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形态规划的两张皮问题解决了。但是为了这个问题，不知道争论了多少次，现在看来，这个规划还是比较成功的。当时，有外商要到浦东搞一些污染性项目，如建拆船厂，虽然很赚钱，但由于它的油污和细菌污染严重，出于环保考虑，我们没有批这个项目。当然，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老百姓很关心"行"的问题，一个城市不断发展，道路建设非常重要。上世纪９０年代初，随着浦东开发的起步，杨高路进行大规模扩建，为双向六快两慢道路，道路红线宽５０米。后来又进行了拓宽。以前，浦东没有快速路也没有地铁，后来都有了。这些问题可以借鉴外国成功的处理方式，更需要自己创新。

　　此外，浦东新区是上海市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发开放浦东的规划也是上海市一体化规划的组成部分。要使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事业顺利、健康发展，实行"新区、新事、新章程、新办法"，创造"浦东效率、浦东速度"，处处离不开浦西的支持。因此，浦东新区的管理机制是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协调运行。一方面，新的管理机制要有利于促进新区政策的落实和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体制的发育、成长；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调动各委办局和区县的积极性，坚持上海市一体化的原则，做到在改革开放方面，浦东带浦西，在开发建设方面，浦西促浦东。浦东开发办着重于把应该控制住的工作控制好。因此，我们注意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如加强学习，深入调查研究，完善政策法规，精心做好规划，掌握市政建设进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控制土地的合理使用，审选产业、项目和监督政策落实等方面的工作。当时，我们这些方面，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还缺乏经验，迫切需要会

　　同有关方面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新路子。

　　……

　　１９９１年７月，杨昌基（前排左三）与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工作人员在一起

　　实行土地出让

　　在浦东早期开发阶段，钱从哪里来是个重要问题。当时，我们非常穷，穷到什么程度？举一个小例子：我们编写的浦东开发开放的规划说明，别人要这个就是一张纸的规划说明，我们还要叫人家付成本费一元钱。有一次，台湾来了一大批投资者，大概有四五十人，相关部门让我去讲讲，介绍介绍浦东。我向浦东开发办的工作人员要规划说明。他们只给我了三份资料，并且说，一份你讲时做参考，还有两份谁要你可以给他们，你讲完了你的这份也可以给别人。我记得那时天气热得够呛，在上海的一个老宾馆里，空调都没有，接待方连扇子都没有发。我说，快快快，快回去给我拿个５０份资料过来。他们去拿过来了，还带个口信给我，说我们的这个资料是一元钱一份，这次你老杨开口就只好先给你了。我给这批客商介绍完后，回来跟浦东开发办的工作人员说这样不行。他们回答我：我们没有钱。你想，连这点印资料的钱也没有，真是穷得一塌糊涂。

　　当时，朱镕基市长叫我筹建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个开发公司，尽快启动十几平方公里土地的开发。按一平方公里开发成本两亿算，需开发资金２０多亿。朱镕基同志说，一个公司先给你三亿，三个公司一共九亿，滚动起来用。过了几天，又对我说，三个公司给九亿不行，因为振兴和改造上海也要花钱。这样吧，一个公司暂给一个亿，先张罗起来吧！我回到开发办立即向大家做了传达。从一家给三个亿，砍到一家给一个亿，怎么办？大家感到十分为难。我对大家说，浦东开发主要靠土地增值，中央给我们的土地政策是所有其他政策中含金量最高的政策，我们要多开动脑筋设法利用好。

　　过了不久，朱镕基同志又对我说，市里不是没有这些钱，只是一下子周转不过来。他让我再算算看，目前最少要多少钱。我跟他说，我想好办法了。改革开放是要有成本的，市里这么大一个摊子，既要向国家上缴税利，又要浦东开发开放及浦西改造，缺少资金寸步难行。

　　但是，浦东开发国家给的政策中含金量最高的是土地政策。浦东开发开放中创造的级差地租是一个特大的金饭碗。我们要多动脑筋，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吃。你能不能每个公司给３ ０００万元现金，不足部分允许我们用金融手段去操作。我以上海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的名义开一个会，把有关委办局召集在一起商量，再给每个公司２．４ 亿元的土地财资，这样每个公司就有２．７ 亿元财产，也就可以运作起来了。

　　朱镕基同志仔细听取了我的汇报，同意我以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名义去操作。于是，我就与浦东开发办党组的同志商量，黄奇帆同志自告奋勇承担全盘操作。就这样，他组织了一场市财政局、工商局、土地局和企业的综合办公，即由市财政局按土地出让价格开出支票给开发公司，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资本投入并由工商局验证；开发公司再将支票背书付给市土地局，并签订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合同并经工商局验证；市土地局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后，从开发公司所得到的背书支票再全部上缴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将土地收入的千分之四归中央，上缴给国家财政。通过这样一个综合办公，财政金融、现行法规迅速完成资金到位、土地到位、注册资金到位、企业实有资金到位、国家土地收益到位的运作，从而加快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步伐。

　　上述操作主要是利用在支票规定的有效时间内快速运转，通过背书的办法不造成实际的空头支票，是金融工作中普遍允许的惯例。现代金融提倡以第三方的代收付来解决空头支票的发生。我大胆地提出了这个意见。如果领导不敢干，那我提出的意见也没用。同时，如果操作得不好，这个问题就太大了。你把这个给我，我把那个给你，他把另外一个给我，交换完后，好了，各方面都各得其所，问题都解决了。

　　我参加浦东开发的时间只有１４个月左右，于１９９１年８月，奉调北京工作。这短暂的令人难忘的４００多个日日夜夜，至今仍令我十分怀念。

（节选自《口述上海：浦东开发开放》）